杨毓麟（1872—1911）字笃生，号叔壬，后易名守仁，湖南长沙人，1897年中举人，次年以知县分发广西，未赴任。旋充湖南时务学堂教习，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一起倡言变法。1902年东渡扶桑，入弘文书院、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思想逐渐转向革命，尤倾心俄国民粹派理论。1902年与黄兴、杨度等创办《游学译编》，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宣传民主革命。是年冬，撰《新湖南》，批判康、梁保皇言论，是风行一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早期力作。1903年参与发起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并组成暗杀团，试制炸弹。1904年潜入北京谋炸慈禧太后，未果。其间参与了华兴会的创建。1905年清廷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他充随员以图策应吴樾行刺，未遂，随行至日本，经与黄兴、宋教仁等商议，辞职返沪，设正利厚肆为江海交通机关。1906年6月正式加入同盟会。1907年与于右任等创办《神州日报》，任总撰述。1908年被留欧学生监督蒯光典聘为秘书，随行至英国。翌年入苏格兰爱伯汀大学，兼充《民立报》欧洲特约通讯员。1911年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愤于民族危机加深和同志死难，在利物浦投海自杀。吴稚晖盛赞其为“革命党之健者，炸裂弹之先导”。对于杨毓麟这样一位集宣传家和实行家于一身的革命党人，以往人们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研究，因此关于其生平事迹讹误之处甚多，本文拟对其中几点加以考订。
一、杨毓麟生年考
关于杨毓麟的生年有1871年、1872年和1873年三说。1871年说以南京大学历史系编《中国历代名人辞典》（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李松林主编《中国国民党史大辞典》（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等为代表；1872年说以陈旭麓、方诗铭、魏建猷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为代表；更多的著述则采用1871和1872年两说并存取一说的表述方式，其中倾向于1871年的，有如姜亮夫纂定、陶秋英校《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中华书局1959年版），倾向于1872年的，有如章开沅主编《辛亥革命辞典》（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陈玉堂编著《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1873年说以吴海林、李延沛编《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为代表。此外，有的表述含混不清，如冯自由著《革命逸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既说生于同治壬申，又注是1871年，新旧历不符。而据曹亚伯所著《武昌革命真史》（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版）中引杨毓麟之弟杨殿麟的叙述，杨毓麟生于“清同治壬申十月”，此为阴历，换成阳历即是1872年11月。曹亚伯是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曾任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又与杨毓麟同期在英国留学，是伦敦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馆长，实际上是同盟会在英伦地区的负责人。杨毓麟的后事就是由他和吴稚晖、石瑛等共同料理的，二人素有往来，私交很好，而且由于地域上的关系（曹亚伯是湖北兴国人），他对两湖地区的人和事较熟，故曹亚伯所引杨殿麟之叙述当为准确可信的说法。
二、杨毓麟科举功名考
《中国近代史词典》称，杨毓麟为“光绪戊戌进士”，《中国国民党名人录》（刘继增、张葆华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民国人物大辞典》、《辛亥以来人物年里录》（邵延淼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等沿袭之，并说中进士后，分发广西担任知县，未赴任。查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1898）”题名，无杨毓麟，其他科亦无杨毓麟。故杨毓麟中进士的说法不可信，实际上杨毓麟中的是举人，时间为1897年。杨昌济在《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中说“元和江建霞督学湖南，以开通风气为己任，网络通达时变博学能文之士为丁酉岁拔贡生，君其一人也，旋以是年中式湖南举人”。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说：杨毓麟“丁酉（1897）科拔贡孝廉，戊戌（1898）一试春官，分发广西知县，不至任，遂绝意仕途。”谭延闿在《近代湘贤手札书后》中云“杨毓麟，字笃生，后更名守仁，湖南长沙人，举人，愤国事不可为，蹈海死。”按：谭本人系1904年甲辰科会元、进士二甲第35名，当无误。综上杨、冯、谭三人的说法，杨毓麟的科举经历就很清楚了：1897年被遴选为湖南省拔贡生员，稍后中举人，1898年朝考合格，中二等，分发广西知县，未赴任。
三、杨毓麟与庚子自立军起事关系考
杨毓麟是否参加过庚子自立军起事，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陈珠培认为：杨毓麟曾参加自立军起义，并是其中的骨干分子。饶怀民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根据已经掌握的现有材料分析……杨并未参加自立军起事。”其理由：（一）资料考订方面：1、遍查自立军各路统领及下属骨干名单，并无杨之名号，有关考订文章，亦未见杨之名号。2、遍查杨毓麟本人论著、时评、家书、诗词和相关人员的著述，“均未谈及自立军起义的事”。3、遍查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奏陈以及事败后清廷的通缉名单，均未列杨的名字。对此，笔者尚有一些不同看法。其一、有关原始名单无杨的名字，原因很复杂，并不足以说明杨就肯定没有参加。其二、有关考订文章，既是“考订”，焉能作为判定杨参加与否的第一手依据？其三、饶文虽言“遍查”，然仍有遗漏。如周震鳞（1875—1964，湖南宁乡人，1903年发起组织华兴会，1905年加入同盟会，曾任明德学堂教习、同盟会湖南分会负责人。）在《近代湘贤手札跋》中就说“笃生者，与于戊庚两役，其与壮飞袚尘交谊，无异于萸溪昆仲。两次失败连朋结类，咸趋排满革命一途，促成辛亥之局。故庚子一役，实甲午辛亥段落中间转移之一大关键，笃生则关键中声应气求，异常努力之人也。”据此完全可以得出与饶文相反的结论。（二）思想推衍方面：饶文认为：自立军起事是一个既“勤王”又革命的复杂政治运动，杨当时的思想，“从改良这一点看，他是赞成的，而从革命这一点看，他又是不赞成的，这种矛盾的心情决定了他对自立军起事的矛盾态度”，虽然同情和支持起事，但终究未能躬亲其事。对此，笔者更难苟同。正因为当时处于新旧思想的交替时期，革命和改良的分野并不十分明显。所以，对自立军起事，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派也非常关注，并且多少对“改良”还抱有一些幻想。与杨毓麟思想极为接近的秦力山就参加了起事，并是重要领导人之一，起事失败后，与保皇党决裂，转向革命。因此，笔者认为：思想处在由改良向革命过渡时期的杨毓麟，其本人主观上参加起事的可能性比不参加起事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所以，笔者倾向于认为：杨毓麟即便没有参加自立军起事的具体军事行动，也会参加起事的策划。惟其如此，才更能反映他当时的矛盾心态。当然，说他是骨干也许言过其实。
四、杨毓麟首次赴日时间考
关于杨毓麟第一次赴日的时间，张磊主编的《孙中山辞典》及吴建华著《中国蹈海烈士杨守仁》认为是1900年，实误，应是1902年春。冯自由《革命逸史》记述杨毓麟在1900—1901年埋首于湘绅龙湛霖教馆，博览群书，以图拥有“世界之知识”，以改造时局，直至壬寅（1902年）春方东渡日本。杨昌济在《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杨殿麟在叙述其兄一生事略中均称杨毓麟游学日本时间为壬寅（1902）年。杨毓麟1909年7月9日《致夫人俪鸿》称“畴昔辛丑之冬，余以七编三章，留别俪鸿，初春判袂，奄及于兹，相见仅二次，聚首不及匝月”又说“壬寅，余始东游，自此以来，羁旅东京，周流津、沪，志事护落，鬓华忽焉。及此岁末，八更寒燠。”刘志盛编《湖南历代名家书法精粹》，收录杨毓麟写给好友龙萸溪的信，提及刚到日本，欲入清华学校（前身为横滨华商之东亚商业学校）。日期暑“三月十二日，东历四月十九日”。经查，1902年的农历3月12日正是公历4月19日，故此为1902年无疑。杨昌济在《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中也说，杨毓麟“壬寅往日本东京入本国人所立之清华学校……旋改入日人所立之宏文书院，复改入早稻田大学”。又，吴稚晖在《杨守仁传略》中说，杨毓麟“为王闿运之高第弟子，少与杨度齐名，壬寅与杨度赴日本。”此处亦误。据湖南留日学生同乡会编《湖南同乡留学日本题名》记：杨毓麟“到东年月”为“壬寅四月”，杨度为“壬寅三月”（注：皆指公历）。显然，杨毓麟首次赴日，并非与杨度同行。二杨同赴日是在1904年12月，这是杨毓麟第二次赴日，据宋教仁《我之历史》记：4日“已约定今日登轮”，6日，舟中“晤杨笃生、杨晳子，一即启华译书局之人，一则万福华案被嫌疑，皆赴东者也”，13日，“舟近东京湾”，抵横滨。
五、《新湖南》成书及首版时间考
《新湖南》是杨毓麟的代表性著作。该书以湖南为标本，系统阐述了民主革命的理论、纲领和实施办法。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疯狂掠夺和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号召人民起来以铁血手段反帝反清，推翻清朝统治，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和新生。该书较早从理论上明确回答了为什么要革命以及反帝反清谁先谁后等重大问题，为1903年留日学生革命高潮作了舆论准备。杨毓麟在《新湖南》绪言中曰“太平洋客著新广东，三户之愤民，读而韪之。有顷，见康氏所为辨革命书，反覆而读之，忧沈沈而袭心”。于是乃作《新湖南》（按：署“三户愤民”，而不是一般所说“湖南之湖南人”，取“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意）。此对确定《新湖南》的写作和出版时间至关重要。我们知道，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写于1902年春，该文以《南海先生辨革命书》为题（按：原注为壬寅六月作）摘录发表在《新民丛报》壬寅年第16号，时间为旧历八月十五日即公历9月16日。通过比较《新湖南》和《新广东》，我们发现：二书在署名、篇章结构、内容安排、语言表述甚至所提口号、篇幅等方面都极为相近。据此可以推测：杨毓麟可能一读到《新广东》后就已产生共鸣、已有酝酿，而到日后更有机会在较快的时间内看到《新民丛报》所节登的作为对《新广东》之批判的康氏《辨革命书》，遂一气呵成写成《新湖南》。换言之，尽管《新湖南》最初的版本已很难寻觅，以致其首版的具体时间无从考定，但完全有理由认为《新湖南》是在1902年完成的，而不会延至1903年。至于其刊行时间，笔者认为，由于该书是革命宣传所必需，故当会立即刊印。杨殿麟在叙述中称，《新湖南》刊于壬寅年冬。绝大多数著述都采用“1903年在日本出版发行”之说。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则比较折衷，说《新湖南》“当在1902年底在日本出版，至迟在1903年初”。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笔者个人认为：正是《新湖南》拉开了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的序幕，比之后来出版的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孙中山的《敬告同乡书》，《新湖南》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第一篇有影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的战斗檄文。
六、杨毓麟加入同盟会时间考
杨毓麟加入同盟会的时间有1905年、1906年6月、1907年7月等多种说法。如《中国历代名人辞典》认为是1905年，《民国人物大辞典》认为是1907年7月。考诸杨毓麟在1905年前后的活动：1904年初华兴会成立后，杨毓麟曾赴长沙明德学堂秘密制造炸弹，随后被华兴会派往上海进行革命联络工作。是年秋，他与章士钊等发起成立爱国协会，二人分任正副会长。万福华案发后，杨毓麟逃往北京，以译学馆教习为掩护，实施谋炸西太后计划，后又在保定组织“两江公学”。1905年打入载泽府中，担任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随员，与吴樾共同策划了9月24日谋炸五大臣的事件。1906年1月随载泽抵达日本，旋辞去随员工作，并与宋教仁、戢翼翚等组织留日学生翻译各国政治制度书籍。1906年10月，又与陈家鼎、宁调元等湖南留日学生创办《洞庭波》，该刊于次年1月改名为《汉帜》，2月停刊。4月于右任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延聘杨毓麟任主笔，直到1908年随蒯光典赴英。由上可知，杨毓麟在1906年前在国内各处奔波，而且主要在清朝统治中心北京一带活动，而1906年全年几乎都在日本，无论从时间、所处的环境，抑或同盟会组织的拓展实际（除同盟会香港分会是1905年11月成立外，国内其他分会的成立都在1906年以后，如湖南分会成立于1906年4月）看，杨毓麟都最有可能是1906年1月到日本后加入同盟会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记杨毓麟入同盟会的时间为丙午五月初四日（换成公历为1906年6月25日），但无史料出处，且诸如主盟人等具体情况均付阙如。据宋教仁《我之历史》记载：杨毓麟1906年1月21日抵东京。此后二人频繁碰面，然所谈多为译书事，在记有关同盟会事时，宋教仁仅在1906年6月14日，记与杨毓麟、董修武、孙少甫等5人讨论维持同盟会之方法及条件，历时良久，并有所决议。此或可证明，杨毓麟此时已入会，至少很快会入会。故称杨毓麟1906年6月入会，应是比较妥贴的。
七、杨毓麟与杨昌济辈分关系考
《中国蹈海烈士杨守仁》一文中说，杨昌济（毛泽东的岳父、杨开慧的父亲）是杨毓麟的族兄，实为显而易见的错误。杨毓麟与杨昌济同为湖南长沙人，属同一个大族，杨昌济生于1871年，长杨毓麟1岁，但长杨毓麟两辈。两人在长沙城南书院同过学，后来又在英国爱伯汀大学同学，情谊深厚。章士钊、李肖聃在《杨怀中别传》、《本校故教授杨怀中先生事迹》中均称杨毓麟为杨昌济的“族从孙”或“族孙”。杨毓麟在赠杨昌济的诗中均以“再侄”自称，对杨昌济则均以“叔祖”相称。故杨毓麟与杨昌济是“族从孙”和“叔祖”的关系。
八、杨毓麟、杨昌济与章士钊留英学校考
杨昌济、章士钊与杨毓麟均为湖南长沙人，三人关系源远而密切。杨昌济与杨毓麟是一生的挚友，但二人兴趣不同，杨昌济志在学术，杨毓麟则志在政治。章士钊与杨毓麟曾是志同道合的战友，章士钊译编的《孙逸仙》与杨毓麟著的《新湖南》都是宣传革命的经典之作，在英伦期间，因章士钊与保皇党人来往，导致两人关系恶化。杨毓麟殉国后，作为同学兼同乡的杨昌济、章士钊主动承担了杨毓麟的善后事宜。《民国人物大辞典》等称杨昌济和章士钊均留学于苏格兰爱丁堡堡大学，有的书更明确地说杨毓麟与杨昌济、章士钊三人在爱丁堡大学学习。按：爱丁堡为苏格兰首府，在苏格兰东南部，爱伯汀则在苏格兰东北部。爱丁堡大学创立于1853年，爱伯汀大学创立于1494年，同为英国创办最早的大学之一。虽然大部分著述对杨毓麟就读的学校记载无误，但由杨昌济或章士钊反推之，则易致误，何况还涉及到三人之间的重要关系，故亦有辨明的必要。实际上，杨毓麟、杨昌济、章士钊三人均留学于爱伯汀大学，杨毓麟习英文，杨昌济治哲学、伦理学及教育学，章士钊学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而且，杨昌济是在杨毓麟和章士钊的帮助和介绍下进入爱伯汀大学的。杨毓麟等三人选读爱伯汀大学，是因为该地生活水平较低，经济上比较划算，同时该校文科也颇有成就，产生过一些著名学者。章士钊在后来也回忆说：“吾三人同处一地，交相淬厉者三、四年。”
九、杨毓麟蹈海日期考
1911年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杨毓麟在英国利物浦蹈海殉国。关于杨毓麟蹈海的确切日期，却有6月13日说（如《民国人物大辞典》、《辛亥以来人物年里录》等）、7月8日说（如《孙中山全集》第一卷，《辛亥革命辞典》等）、8月6日说（如《民国人物传》第二卷，《中国国民党史大辞典》等）、8月10日说（如《孙中山辞典》、《辛亥革命在湖南》等）不同说法。笔者通过对冯自由《革命逸史》（称杨毓麟于1911年“辛亥六月十三日死于伦敦海滨”）、蔡元培《复黄仲玉函》（称杨毓麟死于“西历八月初六日”，）、杨昌济《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称杨毓麟“以闰六月十一日投身利物浦海中”）、吴稚晖《杨守仁殉道概略》（称“先生殉道之日，为中国闰月十二日，西历一千九百十一年八月五日”）等主要当事人记述的仔细考证，确认杨毓麟蹈海的日期是农历辛亥闰六月十一日，即公历1911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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