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毓麟（1872—1911年），又名杨笃生、杨守仁，湖南长沙高桥人，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他“对帝国主义这个怪物的认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先进的中国人所能达到的最深刻的理解”；他最早提出了“革命文学”和“国民联合运动”的见解与主张。他还是一位素孚众望的革命宣传家，先后著有《新湖南》、《史学原理》、《政治学大纲》、《哲学大观》、《满洲问题》、《汉族光复史》等书，是《湘学新报》、《游学译编》、《神州日报》、《民立报》等报刊的主编或者主要撰稿人；他又是一位笃实坚定的革命活动家，倾其终生参与组建革命团体，发动武装起义，策划领导了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轰动当世的革命暗杀活动。近来，杨毓麟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对于其暗杀活动暂时还没有专文论述。本文拟结合笔者在协助整理《杨毓麟集》（饶怀民教授主持，2001年9月由岳麓书社出版）过程中的见闻和理解，就此试做一番初步考察。
一、杨毓麟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与暗杀主张的确立
杨毓麟的暗杀主张大致形成于1902年他到日本留学之后。众所周知，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暗杀活动是最激进的革命方式之一，因此主张暗杀者本身必须是一个具有彻底牺牲精神的真革命党。杨毓麟正是这样一位革命者，“他一生追随孙中山、黄兴奔走革命，以务实、勤勉、激进而著称于世”。所以，在此先简单地分析一下杨毓麟革命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特点。
在赴日之前，杨毓麟曾经毅然放弃了清政府任命他去广西当知县的“浩荡皇恩”，而是跑到了时务学堂当教习，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一起倡言维新变法，并与唐才常主办《湘学新报》，他担任“掌故”栏目（后改为“时务”栏目）的主笔，以此为阵地，猛烈抨击腐朽颟顸、弊窦百出的清政府，并且钩沉稽隐，批判自汉朝以来被封建统治者及知识分子奉为正统的儒家学说都是“史者谋之，君者由之；史者议之，君者司之；史者画之，君者诺之”的削足适履之作，这就比较客观地揭示了以往“正史”的真正面孔，冲击并动摇了长久以来卫道历史的顽固根基，丰富和深化了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较之康有为的“伪经”论断，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与梁启超“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的说法，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可是，维新运动旋起旋落，犹如昙花一现。杨毓麟刚刚展露锋芒，还没有来得及大显身手，就成了被清廷重金悬赏缉拿的维新要犯，他被迫避走逃亡，隐形遁迹将近一年，才得以幸免。不久，由杨毓麟好友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事爆发，但很快又归于失败，包括唐才常在内的200多人罹难。
清政府对谭嗣同、唐才常“诛除酷烈”，残酷现实给杨毓麟以最深的刺激，他开始认识到走社会改良的道路万难达到救国的目的，要救国，别无选择，只有采取激烈的不妥协的革命手段。此时，黄兴等人的劝说也促进了他思想的转变，据周震鳞回忆：“杨笃生和秦力山出亡日本的前夕，克强先生和我在书院斋舍秘密为他们饯行，力劝他们丢掉保皇的幻想，只有革命，才能够救亡图存，为南学会死难烈士报仇。杨、秦痛定思痛，认识了我们主张的正确，表示完全接受。”
1902年4月，杨毓麟到达日本东京，“先入本国人设立的清华学校学习日语、数学，甚苦。尝失足倾跌，伤足指，痛甚，然扶痛上讲堂，一堂感动”。后入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法。留日期间，他阅读了大量西方的社会科学名著，对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和政治学说钦佩不已。同时他开始了著述翻译的宣传工作：1902年冬天，《新湖南》刊行。书中鼓吹以“民族建国主义”来对抗满洲统治者的民族压迫；以“个人权利主义”去对抗封建专制主义统治。该书一经出版，立即“风行于海内外，纸贵一时”，成为当时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革命读物之一；后又与黄兴主编《游学译编》，“专以输入文明，增益民智为本”。在《游学译编》上，杨毓麟除了发表有关西方各国近代革命历史方面的文章之外，还针对中国东北的危机，发表了洋洋洒洒十余万字的《满洲问题》（后印成单行本），“声政府之罪，慷慨淋漓，声泪俱下”。
在此期间，杨毓麟还比照西学知识，对戊戌维新以来的历史进行了深刻反思。他对谭嗣同等维新志士深表敬佩，他说“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独往不知宇宙之圻埒，如论世法。其爱同胞而惎仇虐，时时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己，是何也？曰独立之根性使然也。……然至于今日，几几乎迸裂爆散，有冲决罗网之势”。他赞美唐才常、贺金声等人“以如许之头颅，易无端之斩。前僵后仆，无所于悔”的豪迈气节，高度评价此前湖南人民的抗暴斗争是“排满与排外二者交迸于脑蒂”，“乘时飚起”的壮举，虽然“举事不成，奋为鬼雄，而种界二字劖入湖南人脑中者，如压字机器之刻入纸背焉”。他坚信“列国文明皆从流血购来”，“自由，犹树也，溉之以虐政府之血，而后生长焉”，因此要救亡图存，只有流血暴动一条路，极力主张对满清政府进行全面破坏，“剖巨室之锁，可以为养军十岁之资；破蠹吏之囊，可以为购炮千尊之费”，号召人们抛弃那种认为暴动是“凶德”、“败群”和“叛夫”的传统鄙陋之见，而要以当前暴动为“立义”、“爱国”和“贞士”的正义事业，“扬旗拔剑，问罪于政府，齑粉其身而不惜”，齐心合力把中国制造为”独立性民族之头等国”，把中国人制造成“独立性头等之国民”。
至于革命的具体方式和手段，杨毓麟格外推崇俄国无政府党的暗杀活动。通过对世界范围内近千年暗杀活动的统计研究，他得出结论：“暗杀事件出俄国为最多。除共和国若法、若美得数事以外，其他乃皆人民与专制政体君相之战争。”中国也是专制政体，因此他认为“俄国之虚无主义，自革命文学时期升而为游说煽动时期，自游说煽动时期升而为暗杀恐怖时期”的斗争轨迹，是最适合我国现今革命的他山之石。革命者只有仿照俄国无政府党的卓有成效的现成先例，针对清廷“魔鬼政府”开展遍地开花的暗杀活动，才能够“使霸者变色却步而不敢以身命为孤注”。
杨毓麟认识到：要搞暗杀，首先要准备器具。器具越是精良，则暗杀的威力就越大，风险也越小。因此，先前对于自然科学可以说是一窍不通的杨毓麟，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化学，他“广买日本历年所出版之化学什志、药学什志……终无所获”。又自费聘请教师，最初聘请的一名教习，据说是曾经在江南制造厂主管火药制造的，但其所教授的无非是《化学大成》之类的陈辞老调，旋即被杨毓麟辞退。后经冯自由介绍，1903年春天，他专程赶到横滨跟着梁慕光学习制造炸药，租赁了一间海边山上的房子做实验厂，总共“研究爆炸物十余种”。不幸的是，赶上当时横滨鼠疫流行，警察按户清查防疫事项，实验厂也不例外。杨毓麟等人紧急藏匿器具，因为失慎，当即引起爆炸，他的一只眼睛被炸伤，住进神田区眼科医院治疗一个多月，幸未失明。但是，杨毓麟并没有因此而气馁畏惧，相反，他对于化学的学习更加执着，把有关化学方面的书籍随时带在身边，刻苦自学。他学习化学的目的也由单造炸药变为兼制合金，因为革命需要钱，暗杀更需要大量经费。原来杨毓麟为革命筹款，经常“穷神焦思”，在党费竭匮之时，他曾经亲自到江苏泰兴找同乡龙砚仙筹款，龙砚仙时任县令，“素喜接济党人”，此次却“猝无以应”，就只好把新近破获的两千块假洋毫交给杨毓麟。杨毓麟因此萌发了制造假银圆以增加革命经费的想法。他按照日本出版的《合金学》一书里“人造黄金”的配方，备齐了紫铜、纯锑、镍和媒介质等原料，还有鼓风炉等工具，开始进行实验，“冀为本党生产”。1904年，受万福华刺杀王之春案的牵连，上海余庆里革命机关悉遭破坏，巡捕从杨毓麟的床底下搜出“名册及制炸药的译本、又有手弹、手枪、倭剑、照相器等”暗杀所用器材，那座鼓风炉和假洋毫也没能幸免。1911年，杨毓麟在英国利物浦蹈海自尽，吴稚晖等人在整理烈士遗物时，发现杨毓麟还有《炸弹》和《中国字母》两本遗著。可见，杨毓麟倾其一生都没有放弃他的革命暗杀主张。从研制炸弹时间的早晚上看，杨毓麟无疑是革命党中研制炸弹的第一人，曹亚伯所说“党人能自制炸弹，自守仁始”，值得信赖。
二、杨毓麟组织领导的近代暗杀活动
从主张暗杀的坚定程度和坚持暗杀时间的长短上看，杨毓麟还是第一人，难怪蔡元培说：“（杨毓麟）先生一生以暗杀为职事。”从1902年起，杨毓麟就开始不遗余力地鼓吹暗杀，组织暗杀团，积极筹备并展开了一系列旨在“抵抗强权”的暗杀行动。近代史上的革命暗杀活动开始于1903年的拒俄运动。当年5月11日，“军国民教育会”成立，提出鼓吹、起义、暗杀三种革命方式，决定广泛开展宣传发动，练习射击，派遣“运动员”回国策动武装起义和组织暗杀。杨毓麟主动担任“运动员”，负责在江南一带策动起义。回国之前，他早已与黄兴、苏鹏、周来苏、何海樵、张继等人秘密组织了第一个革命暗杀团，杨毓麟为主持人。回国后，华兴会附设外围组织爱国协会于上海余庆里，杨毓麟任会长。“所有革命计划，当然以暴动为主，而暗杀亦在讨论之列。特后者（指暗杀）克强不甚赞成，而笃生认为必要。”他着手发展壮大队伍，蔡元培、陈独秀、钟宪鬯、俞子夷、蔡锷、章士钊、刘光汉等人先后在杨毓麟的监誓下加入了爱国协会。新成员入会时，“设黄帝位，写誓言若干纸，如人数，各签名于纸上，宰一鸡，洒血于纸，跪而宣誓，并和鸡血于酒而饮之。其誓言，则每人各藏一纸”，“立互相监督之例甚严”。爱国协会日常除了联络、筹款之外，核心任务就是壮大暗杀队伍，筹备暗杀活动，蔡元培更介绍其同乡徐锡麟、陶成章等多人参加协会，据统计，现在有姓名可考的著名暗杀团成员就有近30人，爱国协会无疑成为近代史上规模最大、阵容最整齐的革命暗杀团。团员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均能造药，苦无弹壳”，杨毓麟“于此事尤极热心，乃又别赁屋作机关，日与王、钟诸人研究弹壳之改良”。陈独秀回忆说：“那时杨笃生、何海樵、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这时孑民（蔡元培）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另外，根据冯自由回忆，在组织爱国协会的同时，杨毓麟还与吴樾、赵声等人一起在保定组织了一个“北方暗杀团”，对外宣称军国民教育会保定支部。一切准备就绪后，一系列的暗杀活动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先是1903年春杨毓麟等人回国之初，“以谋刺那拉氏为第一对象”，因此直奔北京，“颇有荆卿入秦之慨”。他们一行5人先到天津，租民房为根据地，分头购买备齐行动所需的物品之后，“相偕进京，于草头胡同租一屋，探听那拉氏行动。那拉氏居颐和园，乃于西直门与颐和园之间，在途中埋窖地雷。因其出入警跸，人不能近前，别于地雷上装置电线，人隐芦苇中，以司发火”。不料那拉氏深居简出，5人苦苦等候5个多月，也没得到机会下手。加上东挪西借凑集来的经费业已告罄，只好悻悻南返。再有，1904年2月华兴会成立之后，黄兴、杨毓麟、刘揆一等也曾计划在当年“十月十日清西太后七十生辰全省官吏在皇殿行礼时，预埋炸弹其下以炸毙之，而乘机起义”。但是由于奸人告密，起义归于流产，黄兴等人纷纷出逃，到上海落脚于爱国协会，聚议新的行动。
爱国协会进行的第一次暗杀活动，是刺杀清廷陆军大臣铁良。当时，革命党人获知铁良要出京检阅三江两湖（苏皖赣鄂湘）新军的消息，因为铁良是清廷要员，而且此次行程遥远，暗杀的机会比较成熟。所以，爱国协会决定刺杀铁良。以章士钊、吴樾、万福华、易本羲为一路，于南京守株待兔；以苏鹏、张榕川、胡瑛、孙国华、成邦杰、王汉为一路，径赴武昌。南京方面，1904年底，由章士钊负责“射手之履帽服装、潜伏地及出入路线之防卫、导引”等所有准备事宜，射手易本羲“头顶红缨帽，腋夹皮护书，逡巡仪凤门外，佯为俊仆侍候上官状”，一切就绪，只待铁良出现。不想，此事又被同情革命的时任两江总督李兴锐的孙子李茂桢发觉，他苦劝章士钊等人“谓不宜于乃祖任地发此大难。此不仅于乃祖前程有碍，且凡我辈（指章士钊等革命者）利用南京所期待之诸般便宜，如筹款，如交通等均将付之流水，颓于一旦”。章士钊与万福华讨论终夜，反复莫决，直到天快亮时，才“忍痛中止”。苏鹏等人于11月抵达汉口，由苏鹏配制好炸药，然后在尚未通车的铁道路基上“装试炸药，通电引火，结果尚佳”，便用小船装载所有器械乘夜幕由汉口运往武昌，不料途中遭到警察盘查，幸亏机智应对，方才化险为夷。最后因为武昌城内戒备森严，无机可乘，只好作罢，乘船回返，到镇江时已经是旧历的腊月二十九了。但同行的王汉仍锲而不舍，一路尾追，1905年6月追至正定，他以手枪攒射铁良，数发不中，随即遭到清兵追捕，最后投井自尽。
几乎与此同时，又有1904年底万福华刺杀王之春一案。王之春，曾任广西巡抚和清朝出使俄国大臣，到1904年时已经卸任赋闲。但是传说他在巡抚任上时，曾大量出卖路权、矿权，可谓声名狼藉；日俄战争前夕，他因为与俄国皇室关系密切，到处散布“联俄拒日论”，革命党人“以日、俄为一丘之貉，有何可联？且逆料战事，日必胜俄，倘联俄之说果成，将来战争结果，日本以战胜之势，对我有大不利者。欲打破联俄之说，非去王之春不可”。因此，由刘师培、林少泉定计：章士钊以其未婚妻吴弱男的父亲吴保初的名义发出请柬邀王之春到金谷香番菜馆赴宴，引蛇出洞；万福华、陈自新担任射手，伺机下手。王之春果然如约而至，上楼后见虚无一人，知事不妙，折身回返，万福华“急出之春前，拨枪拟之。顾机屡拨而弹不出，（万、陈）两造俱木然不知所为。旁观者麇集，亦俱无所措手足。正僵持间，卒于人声鼎沸中，捕者骤至，出械执福华以去”。因为此案的牵连，余庆里机关悉遭破坏，黄兴、张继、苏鹏等13人被捕系狱。杨毓麟由于苏鹏的暗示，得以逃脱，但他的名片、文件和所有器械全部被巡捕搜去。“最要者一人，为长沙杨守仁，彼顾刻意以暗杀为事……因而幸免”。杨毓麟在国内无法藏身，只好化名杨守仁，于12月上旬与宋教仁一起逃亡日本。
杨毓麟还是辛亥革命时期主张“中央革命”的第一人，这与他的暗杀主张一脉相承。经过甲辰长沙起义和鄂宁起义两次失败，教训惨痛，他认为“发难江海，不如袭取首都收效之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果炸毙满清的中央权贵，如“那拉淫妇”、“铁良逆贼”等满酋巨魁，社会形势就可以因之一变。所以暗杀的首要对象应该瞄准政治高层。于是，从1905年起，他开始“变计混迹政界，以从事中央革命”。后在同乡、时任管学大臣的张百熙帮助下，由黄树兰推介，杨毓麟进入译学馆，以教员身份为掩护，秘密策划针对清廷中枢的暗杀活动。当时杨毓麟住在他的文字旧交朱启钤家，等待机会。事又凑巧，1905年7月16日，清廷决定派遣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杨毓麟得知这个消息以后，立即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暗杀准备工作。
首先，他结合最新的工艺着手制造爆炸物。朱启钤从杨毓麟一住进来，就发现他“孳孳于化学器材”，但他不知道杨毓麟“阳以馆地自蔽，而阴制造炸药”，只以为是杨毓麟的爱好，“不疑别有意外”。杨毓麟声称他能用牛油制造肥皂，在朱家的客厅旁边煞有介事地支起炉灶，朱家的家人、佣工都信以为真，纷纷投资入股，但到最后杨毓麟却无法使油凝固，怎么也造不出肥皂来，这令“股民”们大失所望，从此包括朱启钤家的小孩子都知道“杨先生化学骗人”。其实，杨毓麟这是使用了障眼法，以掩饰他制造炸弹的中心工作。
炸弹制成以后，杨毓麟星夜赶赴保定，向吴樾等人通报了五大臣出洋的消息后，立即开始秘密计议暗杀五大臣的具体行动计划。在由谁去执行这一计划的问题上，一度产生激烈争议。原来，杨毓麟制造的炸弹虽然经过实验，威力无比，但是没有电动开关，接受任务就意味着要与敌人同归于尽。杨毓麟身为首领，不忍心让同志去牺牲，毅然力争自己亲自担任射手，但吴樾当仁不让，慷慨请命：“樾平生既自为中华革命男子，决不甘为拜服异种非驴非马之立宪国民也，故宁牺牲一己肉体，以剪除此考求宪政之五大臣”，“请为诸君子着先鞭，更愿死后化一我而为千百我，前仆后继，不杀不休，不尽不止”。后议决先由杨毓麟动用京城的所有关系，预先谋得五大臣的随员身份，以为内应；再由吴樾乔装打扮成仆人模样，乘机上车。吴樾赴京之前，还曾“与赵声（伯先）、陈乾生（陈独秀）密计于芜湖科学图书社小楼上”，赵声与吴樾“互争北上任务，吴问：‘舍一生拚与艰难缔造，孰为易？’伯先曰：‘自然是前者易，而后者难’。吴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议遂定，临歧置酒，相与慷慨悲歌”。临行前，吴樾草拟《意见书》，洋洋万言，嘱咐张啸岑，“万一无法发表，便交湖南杨笃生先生，或者安庆陈仲甫先生”。“未久中国第一炸弹，发于考察宪政五大臣车上，孑民等既知发者为吴樾，则弹必出于杨笃生手。”9月24日，吴樾进入北京正阳门车站，登上五大臣专列。不料，车身在启动时猛烈震荡，触发怀中炸弹，吴樾当场壮烈牺牲。
吴樾暗杀五大臣是清末革命者做出的一次惊天动地之举，“这一惊天之举，给清政府以当头棒喝，使清朝重臣威风扫地，狼狈不堪”。杨毓麟自始至终主持、参与了这次近代史上最壮烈的暗杀行动，粉碎了清政府沐猴而冠的立宪阴谋，对于唤起当时人们抛弃幻想、投身革命洪流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辛亥革命后，为了纪念吴樾烈士和其他8位皖籍烈士的丰功伟绩，由陈独秀发起倡议将9位烈士英灵合葬于安庆西门外平山头，孙中山先生亲自题写了“皖江九烈士墓碑”，以表敬重。1912年3月，临时政府陆军部呈请为杨卓林、郑子瑜、吴樾、熊成基、杨毓麟、陈天华六烈士设立专祠，孙中山下令批准，他在批复中说：“按民国缔造之功，匪一手足之烈。睹兹灿烂之国徽，尽系淋漓之血迹。以上诸烈士，或谋未遂而身赴西市，或难未发而瘐死囹圄，或奋铁弹之一击，或举义旗于万夫，或声嘶去国之吟，或身继蹈海之烈，死事既属同揆，庙食允宜共享。该部所请，事属可行。”其中对杨毓麟等烈士的暗杀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
清廷被迫把五大臣出洋的时间推迟至12月11日。杨毓麟因为没有暴露身份，仍然得充五大臣中李盛铎的随从，于1906年1月21日抵达日本东京。在会晤了黄兴、宋教仁等人之后，他毅然辞去随员职务，于6月25日加入同盟会。1907年4月2日，与于右任一起创办并主编同盟会在国内当时最重要的言论机关——《神州日报》，“风风雨雨，夜以继日，四处奔波，可谓至苦”，在刚好一年的时间里，他发表了近10万字的时评和政论，都能“以其坚确之辞义，抒其真挚之情感”，“欲天下哭则哭，欲天下歌则歌”，深深地打动读者。1908年4月，杨毓麟受聘为留欧学生监督蒯光典的秘书赴比利时，“较之在（神州）报馆稍觉安逸”。不久，蒯光典以学潮罢归，杨毓麟转入英国爱伯丁大学，专攻“英文和生计学”。到英国之后，杨毓麟依然热切地关注着国内革命，他曾经向流亡伦敦的孙中山建议设立欧洲通讯社，孙中山极表赞成；他还兼任《民立报》驻欧洲的通讯员，向国内发回了大量有关欧洲政党政治方面的文章。同时他依然专注于革命的暗杀事业。吴樾之死，始终让他没齿难忘，“制器不中程，机械欠密，以致从禽未获而勇士丧元，心痛之焉”。他渴望借助英国的有利条件，更加深入地研究制造新型炸弹。因此他经常去参观“万国博览会”，尤其喜欢到“机器馆”，因为他相信那里肯定有最精良的设备，可以借助研究炸弹的引爆装置。每有新的收获，他都细心记录，锱铢积累，最后写成《炸弹》一书。直到牺牲前夕，杨毓麟还曾想买一把手枪，趁便船回国，寻找一两个独夫民贼同归于尽。生平积蓄的110英镑存款，也“系拟归国后为开一小小炸弹厂之起点者”。他还用最先进的暗杀技术支持国内同志的革命活动。1910年，汪精卫、喻培伦等在北京谋刺摄政王载沣时所用的炸药，就是杨毓麟从英国苏格兰给购办的。
三、“浪漫的奇迹”与悲剧的人生
对于暗杀的执著追求和绝对信仰，是杨毓麟极端高昂的革命热情的集中体现。不幸的是，这种热情把他送上思想矛盾的极点，再也没有了回旋余地。他要研究先进的炸弹，可是到了工业革命的祖国，他才发现自己的“科学根底不可追补”；他渴望中国能像英国那样发达，然而到英国的乡间考察，他看到了文明的英国竟然有太多的“穷人贫无立锥”；他激扬地呼唤革命，远方却传来黄花岗起义失败的噩耗；他竭力主张暗杀，但是海天万里，远非旦夕可达，况且汤武虽在，到底谁为桀纣，可谓茫然；他敏感地察觉到中国革命将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明明知道“法界楼台不可能弹指立现”，却又总在想以霹雳手段立竿见影；他最早提出了“国民联合运动”，却始终把革命的希望寄托于“中等社会”。当所有矛盾蜂拥集结、激烈冲突的时候，在他的灵魂深处形成了一个厚重而坚固的思想葛结，出现了令人窒息的真空。他感觉自己心中“闷愤不可解”、大脑“迸乱不可制”，已经“一缘顿尽”、“有生无乐”，于是“愤而求死”，以期“形神解脱，恩怨消亡，万事俱空”。1911年8月5日，也就在曙光即将照亮全国之际，杨毓麟在英国利物浦自蹈于异国汪洋。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杨毓麟无疑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派暗杀活动的核心人物，他的暗杀主张和行动无疑代表了革命派中最激进的一翼。值得指出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和保皇党人的暗杀活动，决不能与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相提并论，革命党人之所以主张暗杀这种极端的斗争方式，只是在中国近代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最合理又是最无奈的自杀式抉择，毕竟推翻封建主义“是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列宁也曾经指出“我们在原则上丝毫不否定暴力和恐怖”。从形式上看，革命者的暗杀只是一对一的清障行为，其实相对于近代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他们才是勇猛精进的开路先锋。而对于烈士本身，选择暗杀则意味着自己亲手对自身实施最残酷的非人道掠夺和消灭。也正由于他们自愿付出了的这种血的无偿代价，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才日臻明朗起来，曾经也“浪漫”过一回的陈独秀在1923年对暗杀活动作了批评，他说：“我敢说，暗杀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应该说，正是这些“个人浪漫的奇迹”的合力才最终换来了中国人民对于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科学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革命中的“个人浪漫的奇迹”都是悲剧意义的社会成本，而杨毓麟已经主动而勇毅地承担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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