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毓麟是辛亥革命时期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宣传家。他一生追随孙中山、黄兴奔走革命，以务实、勤勉、激进而著称于世。他力主“中央革命”，多次图谋打入清廷内部，实行反戈一击；积极参与响应华兴会策动的长沙起义和在上海发动的鄂、宁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又亲制炸弹，组织暗杀团，对清廷要员实施暗杀。他还是著名的《新湖南》一书的作者，先后担任过《游学译编》、《神州日报》、《民立报》等多种报刊的总主笔或撰稿人，撰写了大量社论和时评，“皆能言人所不敢言”，为辛亥革命大造舆论，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黄兴赞誉他“思想缜密”，“美材也”；孙中山称许他为“蹈海以殉”、“亡身报国”的真革命党。可是，长期以来，由于搜集资料较为困难，对杨毓麟的研究，史学界几乎无人问津，最近，我们在搜集整理《杨毓麟集》的过程中，发现了他撰写或翻译的大量文字资料，其中包括论著、时评、家书、诗词、小说等等，多达42万字，大部分资料是第一次面世。拜读之余，感慨良多，本文拟对杨毓麟的生平及其思想作一番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杨毓麟（1872—1911），字笃生，一号叔壬，复改号守仁，湖南省长沙县高桥人。“七岁能文，惊名宿。”稍长，先后入长沙之岳麓、城南、校经三书院读书，奠定了深厚的国学根基。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海军几乎全军覆没。杨毓麟“独居深念，辄感愤不能自已”，爱国思想油然而生。1897年，杨毓麟中举，以知县分发广西。适值维新运动正在酝酿之中，湘抚陈宝箴、学政徐仁铸锐意革新，并于同年10月在长沙设立时务学堂，杨毓麟被聘为时务学堂教习。因而未赴广西知县任。从此，他与梁启超、唐才常、谭嗣同等人一道倡言变法，成为湖南维新运动的重要骨干。他的思想开始步入改良的阶段。
1898年9月21日，维新运动以西太后发动政变而宣告失败，长沙省城，风声鹤唳，“毓麟几及于难，避乡数月乃免。”
1899年春，杨毓麟应乡人瞿鸿禨之聘，入其幕府，瞿时任江苏学政，广揽宿学通儒入幕襄助，杨慕名而往。然而，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他发现，原来这位老乡并不是他想象中的开明官员，而是一个趋炎附势、投机钻营的政客。官场尔虞我诈、贪污受贿，令杨忍无可忍，“终以宦途污浊辞去”。在此后的两年中，杨毓麟一直埋首于湘绅龙湛霖教馆，午夜青灯，他阅读私自购来的“禁书”，“以求世界之知识”，与龙氏“极相得”，力劝龙氏捐资兴学，龙氏允如所请。嗣后，“长沙胡子靖创办明德、经正两校，龙氏尝竭资以助，笃生实有力焉”。
值得一提的是，过去史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杨毓麟参加过自立军起事，但根据现有材料分析，并无其事。首先，从自立军的建制分析，杨毓麟并未有担任各军统领。其次，据自立军统领林圭之兄林绍先所编《自立会人物考》共收录有关人物共计二百四十六人；嗣由赵必振补订，增添了李炳寰以次若干篇，均未见列有杨之名号。而上述考订名单系取材于《庚子汉变始末记》、《清仪报》以及当事人撰写的文章，当属可靠。复次，查遍杨毓麟本人的论著、时评、家书、诗词等全部资料，均未提及此事，如果说杨在当时有所顾虑的话，那么他的亲属、好友在清朝被推翻以后应该是没有顾虑了。最后，根据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的奏陈以及事败后清廷的通辑名单中均未列有杨的名字，如果杨果真参加了起义，敌人是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必须提出，杨毓麟未能参与自立军起事，但不等于说他反对此事，至少可以说他在思想上还是同情和支持的，这从他1902年冬出版的《新湖南》一书中追忆庚子自立军起事的态度可以反映出来。自立军起事失败，唐才常等二十余人殉难，这给杨毓麟的思想以极大的刺激，催发了其民主革命思想的萌芽。毋庸忽视，杨毓麟思想的转变也与黄兴等人对他的帮助有关。黄兴曾多次劝说他放弃改良思想，走武装反清道路。后来，杨毓麟的革命活动基本上是遵循黄兴等人所拟的既定方针进行的。
二
1901年冬，杨毓麟离开龙氏教馆，于1902年4月抵达日本东京。“先入本国人设立的清华学校，学习日语、数学，甚苦”旋入日本人所办的宏文学院，复改入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法。留学期间，他接触到西方社会科学名著，使他的民主革命思想有了长足的发展。他运用在早稻田大学所学的知识，结合中国和湖南的具体实践，撰写了洋洋数万言的《新湖南》一书，以“湖南之湖南人”的笔名发表，该书于1902年冬在东京刊行，早于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著作。它的出版发行，成为杨毓麟民主革命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
《新湖南》虽以省区命名，但其出发点并非仅仅论述湖南省范围内的区域自治，而是基于作者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对世界历史与现状的深刻了解，以其广阔的政治视野探索了二十世纪的时代特征。他指出，列强之所以推行侵略扩张政策，不是偶然的，而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产物，有其历史上之远因和近因：“夫所为历史上之远因者，何也？则民族建国主义是也。所为历史上之所因者，何也？则由民族主义一变而为帝国主义是也。”因此，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不是“出于世主一人之野心，或出于武夫健将一二人之权略”，而是基于“国民工商业发达、资本充实之所膨胀也”。换言之，是由于经济扩张的需要，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杨毓麟进一步指出，在“民族建国主义”阶段，“列强之耀兵力以索取商权也，其始但有所谓通商主义，而无殖民主义”；但到帝国主义阶段则“一变而为殖民主义也”。帝国主义的方针就是在全球推行殖民主义，“以殖民政略为主脑，而以租界政略、铁道政略、矿产政略、传教政略、工商政略为眉目，用以组织此殖民政略，使达于周密完全之地。”毫无疑问，杨毓麟对于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先进的中国人所能达到的最深刻的理解。
杨毓麟从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出发，揭示了帝国主义利用清政府统治中国人民、实施“以汉治汉”的手段，论证了反清革命的必要性。他尖锐地指出，帝国主义“利用我土地以为其外府，则且利用满政府以为守藏之胥；利用我权利以适其阴谋，则其利用满政府以为窃符之使”，“于是以扶植满洲政府为兼弱攻昧之秘藏，以开中国门户，为断腰绝膂之妙术。满洲政府为之伥，而列强为之虎；满洲政府为之！，而列强为之罗”。列强把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污蔑为“盗贼之行径，野蛮之举动”，把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各国签订的屈辱条约和巨额赔款美化为“维持国家之安宁，保全外交之睦宜”，帝国主义者与清政府已成为一丘之貉，因此，反帝必须“排满”。他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即他所说的“民族建国主义”来反对满洲贵族的民族压迫，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即他所说的“个人权利主义”来反对清政府的封建专制主义、反对封建纲常的束缚和封建官吏的压迫，他十分赞赏并大力宣传“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国家学说，有力地驳斥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党人片面强调种族融合的所谓“合则强、分则弱”的反对革命的谬论；也揭示了国内某些人思想上存在的那种害怕“满政府之余威”、害怕革命会引起“外人之干预”的恐惧心理。杨毓麟把湖南人的历史责任放到民族运动的整体中进行考察，同时又把振兴中华的事业放在新世纪的世界全局中来认识，因而使自己的著作具有超越同时代革命党的思想深度。
1902年11月14日，《游学译编》在日本东京创刊，由杨毓麟担任主编。该刊“专以输入文明，增益民智为本”，分学术、教育、军事、实业、理财、内政、外交、历史、地理、时论、新闻、小说等十二个栏目，内容非常丰富，“以译述为主”，兼刊创作。杨毓麟在该刊发表的译作《自由生产国生产日略述》、《纪十八世纪末法国之乱》等长文，介绍了西方政治学说，论述了法国革命的历史。所作《满洲问题》阐述了满洲问题的由来及其解决之方法，“声政府之罪，慷慨淋漓，声泪俱下”，成为传诵一时的佳作。《游学译编》与其后同在东京创刊的《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刊物此呼彼应，从而吹响了1903年中国知识界新觉醒的时代号角！
三
杨毓麟求学不忘革命，在进行舆论宣传的同时，又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斗争实践中去。1903年4月29日，因沙俄侵略军违约拒绝从我国东北撤军，留日学生500余人集会于东京神田锦辉馆，召开拒俄大会，声讨沙俄侵华罪行。会后，决定成立“拒俄义勇队”，杨毓麟积极参加。5月2日，拒俄义勇队改名为“学生军”，通过12条规则，杨被委任在学生军本部办事；由于驻日公使蔡钧横加干涉，5月11日，学生军又改名“军国民教育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为宗旨。杨毓麟自认为“运动员”，愿意负责在江南一带策动武装起义。回国之前，他又与黄兴、周来苏、苏鹏等六人在军国民教育会中密组一暗杀团。又由冯自由介绍，杨与横滨的梁慕光取得联系，学制炸药，“研究爆发物十余种”，因制药失慎，一眼被炸伤。“党人能自造炸弹，自守仁始”。为履行暗杀团职责，杨又与周来苏等密携炸药回国，邀约张继、何海樵等主张暗杀者同赴北京，于草头胡同租屋一间，计划在故宫内城或颐和园一举炸毙西太后及朝廷命官。居京数月，往返于京、津之间，终因戒备森严，无从下手，失意南返，旅居上海。
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召开正式成立大会，杨回国加入华兴会，并被派往上海，任华兴会外围组织爱国协会会长。接着，黄兴、刘揆一与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共同议定：“计以十月十日清西太后七十生辰全省官吏在皇殿行礼时，预埋弹药其下，以炸毙之，而乘机起义。”爱国协会拟在上海响应长沙起义，但这次起义因奸人告密而先期流产，黄兴等华兴会主要骨干先后逃往上海。
1904年11月7日，黄兴、刘揆一、杨毓麟、章士钊等40余人在上海英租界新闸新马路余庆里召开会议，决定“即日分途运动大江南北之学界、军队，起义鄂、宁等处”。不久，又因受万福华刺王之春事件的牵连，余庆里机关遭到破坏，清兵在余庆里机关搜出手枪、炸药、名册、会章等物品，清吏按册拿人，捕去黄兴等13人，兵弁还在搜寻物中发现杨毓麟名片多张，杨只好改名杨守仁，以避侦者耳目，于是年12月4日起程，与宋教仁等人同船赴日本。
经过此次失败，他考虑到在东南沿海发动起义“不如袭取首都收效之速”，于是“继乃变计混迹政界，以从事中央革命。”他再次回国入京城，在管学大臣张百熙（长沙人）的帮助下，出任译学馆教员。他以教员身份为掩护，秘密策动暗杀活动。
1905年7月16日，清廷颁发谕旨，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杨毓麟获此消息，来到保定，密告吴樾，吴樾慨然曰：“彼五大臣可击而杀之也”。建议杨毓麟设法打入载泽幕中，以收里应外合之效。早在五大臣出访之前，杨已预先谋得载泽随员一职，以为内应；吴樾谋炸五大臣事件发生后，清廷当时并未怀疑他，故仍以五大臣随员身份同行。五大臣因此事延至12月11日启程，杨作为随员，顺利抵达东京。诚如时人所云：“吴樾之中国炸弹第一声，即守仁之秘谋也。”这一惊天之举给清政府以当头棒喝，使清朝重臣威风扫地，狼狈不堪，影响不可谓不大矣！
杨毓麟抵达东京之前，同盟会早已成立，亟待发展。杨与黄兴、宋教仁等人会晤后毅然辞去随员职务，并于1906年6月25日正式加入同盟会，协助黄兴等人扩展同盟会组织。复在沪设立正利厚成肆为江海交通机关，用以扩充组织。
1906年12月4日，萍浏醴起义爆发，杨毓麟准备在上海响应，但因起义很快失败而未能如愿。在沪期间，杨除参与收回利权斗争、响应萍浏醴起义、营救受难同志外，还用主要精力协助于右任倡办《神州日报》，继续致力于革命的宣传发动工作。
四
1907年4月2日，《神州日报》在上海创刊，它是继《警钟日报》之后，革命派在国内出版的又一份大型日报，是这一时期同盟会在东南八省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言论机关。杨毓麟任总主笔，于右任担任社长（当时称经理）。《神州日报》虽然没有公开标榜为革命派的言论机关，“以沉郁委宛见长”，但“顾名思义，就是以祖宗缔造之艰难和历史遗产之丰富，唤起中华民族之祖国思想”，“激发潜伏的民族意识”，隐含反清革命思想。杨在担任《神州日报》总主笔的一年多时间里，一直“风风雨雨，夜以继日，四处奔波，可谓至苦。”他先后发表过十多万字的政论和时评文章，“以其坚确之辞义，书其真挚之情感”，“欲天下哭则哭，欲天下歌则歌”，深深打动了读者，成为办《神州日报》“最努力的一个人”。
从杨毓麟在《神州日报》上所发表的文章看，其主要内容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痛陈民族危机形势，号召国人奋起反帝。这一时期他的反帝爱国思想更加强烈，并沿着实践的方向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他将反帝与当时国内外形势结合起来，与发生在上海的“大闹公堂事件”、发生在东三省的“高景贤事件”以及关于津镇、苏杭甬铁路的外债等问题结合起来，因而使他的文章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针对性。这一时期，他不是用炸弹和枪炮向着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开火，而是用生花妙笔作为武器，连篇累牍地撰写了一篇又一篇类似投枪、匕首的文章，使帝国主义者在正义的中国人民面前理屈词穷，原形毕露。
杨毓麟在分析当时国内外形势时说：“自日法、日俄协约相逼而来，高丽、越南覆辙相寻而见，吾国命运、已如拍浮漏舟于惊涛骇浪之中，稍淹晷刻，终就覆溺。”帝国主义各国的对华政策“皆以联合政策行其均衡主义，而其势益急。日法协约继日英攻守同盟而起，彼此共同尊重其势力范围”，尚美其名曰：“保全领土、尊重独立”云云，是则“吾国命运固已悬于群雄樽俎之间”，“存亡之机，系于一发耳！”他列举大量事实以证之，“如上海电车越界设轨事件、越界置巡警事件、越界收捐事件，如湖南英商要求城内杂居事件，如铜官山矿约、山西、河南福公司矿约事件”等等。
对于帝国主义无孔不入的经济侵略活动，杨毓麟坚决加以揭露，他强烈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掠夺中国路权，反对清政府擅自举借外债。清外务部提出所谓“拟分办路、借款为两事”的方案，拟向英商借款150万英镑。江浙地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拒款保路运动，杨毓麟表示支持，他列举大量事实说明苏杭甬铁路“强硬外债之不可承认”。指出“津镇正约固未成，苏杭甬草约又实已作废”，“并经奏准钦遵在案”，“吾国民者不可不力持之”；况且，借款“既以路权为抵押物”，“则借此约以确定某省为某国将来新领地之明证”。嗣因清政府出卖路权，加以盛宣怀、袁世凯等人奔走效力，致使商民自办铁路的愿望无法实现，苏杭甬铁路改为沪杭甬铁路，1908年3月6日，中英最终正式订立了《中英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盛宣怀亦因居间奔走有功而升任邮传部大臣。杨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写道：“拍卖沪杭甬之掮客，交易即成，则掮客居间之利益，亦必最先享受。邮传部侍郎乎？直一酬谢掮客之用钱而已矣。”他提出应当“纠问此事行政上之责任”，“故论此案之归宿，则袁世凯尤其不宜末减者也”，袁世凯等人才是“最后之死心踏地、推波助澜者”。
（二）宣传“排满革命”，揭露清政府政治黑暗、官吏贪鄙残忍。杨毓麟认为，清朝皇权下的官僚政治是一张“奇■诙诡”的政治黑网，皇帝高高在上，下面各级官吏等级森严，趋炎附势，“循天眷而上，则慈眷尊严矣；循慈眷而下，则邸眷尊严矣；循邸眷而下，则堂眷尊严矣；由慈眷而旁及之，则阉眷又其潜势力之神秘者矣。”而各省督抚之下亦同样存在着一批督眷、宪眷、幕眷、门眷、阉眷等食利阶层。正是由于朝廷上下招权纳贿、贪赃枉法，以致形成政府“不能尽法以惩其偾事之督抚”，而督抚亦“不能尽法以惩其偾事之属吏”，以致“上下相蒙，以国为戏”。
1907年春末夏初，京城官场围绕着奕劻发生过两大丑闻：一事直隶候补道段芝贵以十万两巨款向庆亲王奕劻行贿，另以一万二千两买得当时名伶杨翠喜献给奕劻之子载振为妾，因而被提拔为黑龙江巡抚；二是奕劻以助赈为名大办七十整寿，收受和吞没寿仪近百万两。消息传出，舆论哗然。杨毓麟从5月18日至24日连续发表评论文章，对这位权倾一时的亲贵大臣的敛财活动进行了揭露，他尖锐地指出：“杨翠喜，以一女优而为酿成政界恐慌”，她究竟为什么有如此大的魔力呢？“能使彼轻薄无赖之候补道乍升乍沉”，“使彼招权纳贿之枢邸乍喜乍惊”，“使彼亲近芳泽之天潢贵胄乍陂乍平”，“使彼无数衔口结舌之言官乍蠢乍灵”，甚至可以“搬弄一黑龙江巡抚如转丸，陵铄一亲王如转丸，摇动一农商部尚书如转丸，驱逐一言官如转丸，驯至将来移易二三军机大臣如转丸”，可见清朝权贵“贱于俳优”。杨进一步指出，庆振所引用之私人，何止一段芝贵？庆振所收受之贿赂，何止此十万金！此不过为挂一漏万之事。那么，造成这种政治腐败的根源何在呢？他提出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汝知庆振之罪，罪在招权纳贿、全无心肝。不知庆振之招权纳贿、全无心肝者，谁实纵容而宽假之？”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清朝最高封建统治者和君主专制制度。
那么，怎样开展反清斗争呢？杨毓麟主张开展“国民联合运动”，“铲除满汉民族政治荆棘，设立法律上普遍国民权利保障”。激发政治热情，铲除“国民对于政治的冷漠”，克服思想上“不活泼”状态，团结各族人民，联合反清。他写道：“察今世文明各国之所以优胜，与吾国之所以劣败者，必以国民之能群与不能群为断。质言之，即以能执行联合运动与不能执行联合运动为断。”他号召国民“一心并力”，“不惜腐心碎首”，“以先锋自任”，为推翻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而斗争。
（三）痛斥清廷“预备立宪”，揭穿其虚伪本质和荒诞措施。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布“预备仿行宪政”诏书，上海各报群起响应。杨毓麟独先著文反对，抨击清廷的“预备立宪”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清政府长期坚持君主专制制度，“未尝有立宪之思想”，亦“无立宪之资格”。他指出：凡立宪之国，“国民应有监督质问之权利，而政府则又先以限制言论、结集之威命，剥夺而禁锢之”。国民既无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所谓“预备立宪”云云只不过是空谈而已。清廷“于专制用其实而不欲居其名，于立宪则存其名而惟恐蹈其实”，以“宪政之浮文，蒙专制之实体”，是玩弄一种“掩耳盗铃”的把戏，借以混淆视听，欺世盗名。他嘲笑清廷的“预备立宪”是“不男不女之天阉”，“非驴非马之骡”，是在上演一场“朝野上下，以滑稽相市”的闹剧。杨毓麟提醒立宪派人不要对清廷存在任何幻想，伏地请愿的结果，最终必然是使用“其便宜手段则直用其最习惯方法以御之，格杀勿论之条文，军法从事之命令，无所施而不可，轻则枭首，重则灭门”。真正反对立宪的“不在天下臣民，而在政府也”，“国民更无以政府为可恃也。”
五
1908年4月20日，杨毓麟被留欧学生监督蒯光典聘为秘书，随行至英国。翌年冬，蒯因故罢归，杨亦辞秘书职，转赴英国苏格兰扼北淀大学，专攻英文及生计学，借以“探社会学之奥”。
1909年秋，孙中山流亡伦敦期间，杨毓麟曾与孙中山晤面。10月21日，他曾向孙建议，设立欧洲通讯社，孙表示赞成，并致函当时在布鲁塞尔的同盟会会员王子匡，嘱其帮办此事。这一时期，杨还担任同盟会驻英国的联络员，以欧洲特约通讯员的名义为《民立报》、《中兴日报》等刊物撰稿，向国内读者介绍西方各党派的政治活动。
1910年3月，汪兆铭、黄树中等谋刺摄政王载沣，为加大炸弹的威力，在北京骡马市大街鸿太永铁铺铸造了一个可盛近40磅炸药的“铁西瓜”，由黄树中、喻培伦于3月21日晚将其埋在什刹海附近的银锭桥下。23日晚被人发觉，事泄，经西人化验，里边的炸药出自苏格兰，系由杨从英国购办。可见，他仍然关注国内的反清革命运动，仍未放弃“中央革命”和暗杀主张。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留英期间，杨毓麟对自《新湖南》发表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探求不止的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反思，此时无政府主义对他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他认为，由于国情不同，在外国能行的，而在中国就不一定行得通。他认为，“抛弃目前真实革命事业种种活动，而妄逐无政府玄谈者，愚也。”他指出：无政府主义“足以涣散国人进取之心”，自己“不欲纯然卷入无政府波澜中也”。理论探索中出现的矛盾使他无法自解，而英国农村贫富不均的现实更使他平添了几分哀思。
1911年4月27日，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精心筹备的黄花岗起义失败了，损失惨重。消息传到英国，杨毓麟悲愤焦急，忧伤过度，“精神痛苦，如火中烧”。当时社会上误传黄兴已在战场上牺牲，他深受刺激，夜不成寐。后来，他收到冯自由从加拿大寄来的信函，证实黄兴仅伤右手，断两指，生命无恙，稍感安慰。复阅英文报刊，知“列强有瓜分之说，神气沮丧，旧病复发，头痛浮肿，愈不成眠”。加之，他特别提倡的暗杀活动屡遭失败，又苦于远隔重洋，海天万里，未能返国“寻二民贼死之”，心中痛苦无法自解。此外，身体又非常虚弱，“原因由于常年失学，好作繁思，感触时事，脑病时发，贪食磷酸补品，日来毒发，脑炎狂炽，遍体沸热不可耐”，“愤不乐生，恨而死之，决投海中自毙”。于是，留下遗书，托石瑛、吴稚晖两人将留英数年积蓄130英镑中的100英镑转寄黄兴作为运动革命经费，余30英镑转寄其老母，以报养育之恩。1911年8月5日（农历闰六月十一日）赴利物浦大西洋海岸边投海自沉。遗体于8月7日傍晚“由一渔父觅得”，时年仅40岁。翌日，旅居利物浦华侨为杨毓麟召开追悼大会，以彰义烈，并厚葬于利物浦公共坟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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