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次革命”中的反袁独立

辛亥革命后不久，南北和议告成，孙中山让位，袁世凯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在湖南的立宪派首领谭延闿率先通电拥袁，并派唐乾一驻京靠拢和讨好袁世凯。谭被袁世凯正式任命为湖南都督。

进人民国后，湖南在谭延闿的统治下，政局一直动荡不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以湖南作为重要的基地之一，向袁世凯展开了分权斗争。其时，同盟会已与几个党派合并，改组成国民党。国民党举孙中山为理事长，实际主持者为湖南人宋教仁。其总部设在北京，各省均立支部。湖南支部于1912年9月8日正式成立。谭延闿被拉入党内，并作了支部长，仇鳌为副长。当时湖南加入国民党的成员十分复杂，有“跋扈之武人，市侩之商贩”，对于大官阔老，则不问是否同意，预写文凭，强迫加入。一些老同盟会员对此非常不满，如谭人凤便视之为“狐群狗党”，始终置身局外。

国民党湖南支部成立后，即全力布置全省各县的选举。从1912年10月到1913年2月，全省选举完成。从国会、省议会一直到各县县议会，国民党的候选人都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比例数当选。在选举的过程中，宋教仁回到湖南，湖南省议会举他做参议员。他当时到处演说，对于时政得失，尽情发挥，无所顾忌。国民党在全国选举中的压倒优势，使他忘乎所以，他认定国民党已经要在国会中占到多数议席，因此毫不含糊地作组阁准备，俨然以新内闿总理自居。然而他没有想到，他的一言一行及其组阁计划，早有人向袁世凯密报，袁世凯对此不能容忍，密谋暗杀。就在宋教仁离开湖南到达上海，3月20日拟乘沪宁车赴京，突在上海车站遇刺，两日后身亡。

宋教仁之死使得全国震骇。真相大白后，革命党人群情激愤，于是便爆发了反袁“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的发动起于1913年5月江西都督李烈钧等发出的声讨袁世凯的通电。这份通电的署名将湖南都督谭延闿也拉扯进去，并且以他领衔。但实际并未经谭延闿签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谭延闿已入国民党籍，革命党人需要他作出革命的表示。同时湖南又是宋教仁及其一大批革命党人的故乡，反袁的通电理应由湖南都督领衔。可是谭延闿却并不这样想。他虽然入了国民党籍，实则见风使舵，混水摸鱼。要他反袁，一时还下不了决心。因此当江西方面陆续派遣信使来湘与他联系的时候，都被他婉词拒绝。这时，一大批意志坚定的湖南革命党人，纷纷从外地赶到湖南，开展反袁活动。如1913年5月间，长沙先后出现了刘崧衡组织的“公民会”，邹代藩等组织的“外府联合会”，周召南等组织的“公民团”。不久，这三个团体联合成立“湖南乡民联合会”，一致主张彻查“宋案”，要求湖南当局宣布反袁独立这种情形使得意存观望的谭延闿如困重围，不能自保。6月初，他派都督署参谋江隽送信给黎元洪，信中说“已准备药水，如湘省独立，即服毒自尽，以谢天下”。黎元洪当即复函，劝谭“徒死无益，不如暂为一时权宜之计，阳为附和，阴为敉平”，取得了黎元洪的谅解。谭延闿便准备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假独立”的权益之计

7月7日，革命党谭人凤奉黄兴之命由沪来湘，告知谭延闿说江西、安徽、广东即将举义，南京也将宣布独立，要谭准备响应。谭不置可否。7月12日江西湖口一带战事激烈15日，黄兴策动了南京独立，广东、安徽均跃跃欲试。在黄兴的一再敦促下，在省内谭人凤作激进革命党人的强大压力下，谭延闿不得不作出相应的表示。7月17日，谭召开全省文武官吏会议，邀请所有国民党上层分子参加，即日通电全国，宣布了湖南独立

湖南独立后，带动了广东、福建、四川等省相继独立。可是独立各省在军事上缺乏统一指挥、相互间不能密切配合。敌不过拥有强大兵力的袁世凯。战事刚一开始，袁即调动嫡系水、陆各军进攻南京、芜湖和江西湖口一带。8月初，黄兴自南京出走，湖口、九江均告失陷，南京亦在危急中。湖南在谭延闿的把持下，通电中虽云出兵，且成立了新的军事机构，又作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但这些不过是纸上谈兵，实际则按兵不动。后谭延闿见宣布独立的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军事上一败涂地，安徽已取消独立，便也于8月13日宣布取消湖南独立。对于谭延闿的这种“反复于三湘”的丑恶行径，孙中山在致黄兴的信中加以谴责，坚定的革命党人深表痛恶。对谭延闿反复无常，袁世凯也心存芥蒂。他认为谭延闿不可能充任自己的帮凶。因此，当长江中下游的战事完全结束后，10月18日，袁世凯突然任命自己的爪牙汤芗铭担任湖南都督，取代了谭延闿。自此，湖南这块过去一直为革命党人所控制的地盘，便落入了北洋军阀的魔掌。

二、护国战争期间的反袁驱汤

汤芗铭原是举人出身，清末留学日本，参加过兴中会，后因偷盗孙中山皮夹内的兴中会名单准备向清廷告密邀赏，被发觉后开除会籍，从此对革命党人恨之入骨。凭着这一点，袁世凯十分赏识他。当然也还因为他的哥哥汤化龙，担任众议院议长，在当时见信于袁，红极一时。故袁世凯对他委以重任，叫他来湖南作看家犬。

汤芗铭到湖南后，采取了一系列残酷的措施镇压湘省人民。一方面，他在长沙兴建一所规模巨大的陆军模范监狱，从早到晚捉拿“犯人”。这些“犯人”多半都是谭延闿任内革命党人。一般老百姓也常常因为“不服盘诘”、“目无法纪”等一类罪名被拘捕入狱。另一方面，他又任用人称“活阎王”的华世羲为军法课长，建立特务侦探队，在湖南四处活动，刺探民隐。据当时长沙《大公报》所载，侦探队其号数为“宇”字的就有2030人。“宇”字号之前各有“天”、“地”、“玄”、“黄”等字号，足见其布置的特务爪牙人数之多。华世羲为人歹毒，惯用酷刑去使人服罪。他所使用的刑具集各种小说、传奇所记载之大成，有所渭“钳指”（削竹签刺入指甲）、“煨烙”（铺红炭于地令裸体辗转于上）、“针刺”（以长铁针刺入下部）、“双龙拱手”（以大洋钉钉入指悬于木柱）等数十种。有时交办案件，用尽种种酷刑仍无所得，就以“宰了完蛋”了之。据统计，仅长沙一地，先后无辜被戮而有案可稽者即达1700。余人。汤芗铭杀人不眨眼，血债累累，湖南人因之称他为“汤屠户”。

汤芗铭一方面残酷地镇压湖南的革命党人，滥杀无辜群众，一方面又为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效尽犬马之劳。当北京的筹安会的无耻活动公开以后，汤芗铭即在湖南也很快地布置一批无耻的官绅，搜罗一些前立宪派人士，于1915年8月下旬设立了筹安会湖南分会，推定叶德辉为会长，符定一为副会长。10月26日，省城召开所谓“国民选举大会”，总共选出官僚、政客、劣绅75人。28日，汤芗铭主持“国民代表”进行“国体投票”，75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随即举行“拥戴大会”，上表劝进。同日，汤芗铭率省城全体文武官员及“国民代表”面北长跪，公同拥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12月12日，袁世凯宣示承受帝位。因各省都中劝进之文书，要算汤的最多而无耻（计达80余件），袁世凯策封汤芗铭为“靖武将军”、“一等侯”。湖南都督公署因而改为“将军府”。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反抗。12月25日，当袁世凯快要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湖南人蔡锷在云南首举义旗，兴兵讨袁，揭开了护国运动的序幕。1916年1月初，护国军在四川南部获得一连串的胜利。其时，在日本东京参加反袁组织民义社的湖南革命党人，纷纷潜入省内，在湖南各地开展了反袁驱汤活动。

民义社成员杨王鹏等人于1月10日潜入长沙省城，寄居大吉祥旅社。他们制定计划，打算在2月28日袭击汤芗铭的将军府。只因汤防范过严，无从下手，非常苦闷。2月20日午夜，革命党人李唐、金东舒等，感到事久无功，耐不下去了，抱着侥幸心理，在将军府左边五堆子汤芗铭的住宅附近来回走动，想趁汤芗铭从宅子里出来即予以狙杀。不意被汤的侦探队发觉，过来捕李唐等人。李等立即抛掷炸弹，与侦探队的捕人者同归于尽。杨王鹏等见事机泄露，便提前于21日下午4时举事。参加起事的共有革命党人百余人，分途袭击将军府和西长街的警察署。本来杨王鹏等人袭击将军府的计划是约定湘军混成旅配合行动的，但因杨王鹏将起事的日期提前了，湘军混成旅未到。结果，进攻将军府的杨王鹏等人孤军奋战，血战了半个多小时，终因寡不敌众，在将军府模范营密集的机关枪的扫射下，当场全部壮烈牺牲。进攻西长街警察署的，由殷之格领先，意在劫夺警察局枪枝，结果全部被捕，死亡42人。次日，长沙各大街小巷都挂着民义社党人的头颅，居民终日关门闭户，不敢外出。

当杨王鹏在长沙举事之时，护国军黔军一部已从贵州边境攻入湘西芷江、会同、黔阳、靖县、绥宁、麻阳一带。汤芗铭令北军第六师迎战，不敌。3月10日，袁世凯任命熊希龄为湘西宣慰使，经调停，南北双方停战一月，部分黔军退出省境。但四川方面，蔡锷所部的护国军进军神速，前锋攻克江安、綦江一带，使得袁世凯心惊肉跳，被迫于3月22日下令撤销帝制，复称大总统。这种情势的改变，对于汤芗铭来说，有如凉水浇背，不得不宣布将湖南的帝制筹备事宜全部停止。然而湖南在杨王鹏等壮烈牺牲的影响下，反袁驱汤的斗争形势则进一步高涨。

4月上旬，程潜率一支军队由云南经贵州开抵靖县，称护国军第一军湖南总司令。28日宣布湖南自即日起独立，誓师讨袁，凡袁世凯所任命之官吏，立予摈弃。在程潜靖县独立的推动下，全省各地纷起响应，一月之内宣布独立的县已达48个。

其时，广西护国军开到零陵，与驻扎靖县的程潜护国军取得联系。5月上旬，广西军由水州陆续向衡州移动。程潜得广西军的枪械接济，亦率所部沿着邵潭大路，直向省城方向进发。在南军的进逼下，镇守衡阳的北军倪嗣冲部为保全自己，擅自往北退走。汤芗铭见北军毫无斗志，试图派人与各方议和。此时，袁世凯失败已成定局，前已宣布独立的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浙江、四川、陕西七省仍坚持袁世凯必须下野，大局无可挽回。面对着广西军的压力日益加强，湖南民军的活动区域日益扩大，5月24日湘西镇守使、镇筸军统领田应诏又宣布独立。汤芗铭感到已难再为虎作伥了，不得不于29日宣布湖南“独立”，改称都督。

湖南汤芗铭的独立，对袁世凯是致命一击。袁世凯做梦也没有想到汤芗铭会脱离他，6月3日，活活气死。

汤芗铭虽发表通电宣布湖南独立，但湖南人民鉴于汤芗铭在湘的暴行，仍一致坚持驱汤。以程潜为主的护国军，已将汤芗铭围困干长、潭之间。于是，汤芗铭急电其兄汤化龙挽请谭延闿出面调停。6月6日，谭延闿自上海到达汉口，转荐湘军旧部曾继梧、赵恒惕、陈复初、陈嘉佑四人到长沙为汤“赞襄大计”，又通过龙璋，邀约中华革命党湖南支部长覃振到汉口开会，向汤芗铭提出妥协的“独立条件”。汤根本不予理睬，他恢复了谭延闿旧部陈复初、赵恒惕的军队，企图与程潜军决一死战。

7月1日，程潜所率护国军从道林进逼长沙，在道林与汤的模范营一经接触，汤部全部倒戈。各路真假护国军一齐挺进，逼得汤芗铭在4日晚上仓皇逃走。袁死汤逃，湖南的护国运动宣告结束。这些护国军以谭延闿所辖赵恒惕、陈复初实力最大，最后，程潜被迫出走，护国军运动的果实落到了谭延闿的手里。湖南接着又转入了一个南北军阀混战的局面之中。

三、护法运动中南北军阀在湖南的混战

袁世凯死后，1916年6月，北京政府通过国会选举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但国家的军政大权则掌握在国务总理段祺瑞的手中。黎段两人围绕着要不要参加欧战以及新约法与国会等问题，发生了府院之争。黎为了制段，将段免职，任命李经羲为国务总理。北京政局陷入混乱。结果被张勋钻了个空子，张于7月1日乘机上演了一幕帝制复辟丑剧。黎元洪迫不得已只好将总统印信交给副总统冯国璋，离京出走。随后，段祺瑞誓师马厂，讨伐张勋，又重新取得了国务总理的职务。

段祺瑞重新上台后，以再造民国的功臣自居，更加为所欲为，又与大总统冯国璋展开了府院之争。段步袁世凯的后尘，摧毁了民元约法和旧国会，把对南方的武力统一作为国策。于是，孙中山在南方发动了护法运动，盘踞在西南各省的地方军阀，也汇集在“护法”的旗帜下，用以对付段祺瑞的武力统一。

段祺瑞对南方用兵，湖南成为必争之地。这是因为湖南地处南北交通要冲，皖系据此可以打开进攻西南的门户。西南军阀为了抵制段的进攻，也需要守住湖南这道屏障，不让它落入段的手中。于是湖南便成为南北军阀争夺的主战场。

为了控制湖南，段祺瑞于1917年8月6日，胁迫冯国璋任命他的党羽傅良佐为湖南督军，取代前此担任督军兼省长的谭延闿。任命书上仍定谭延闿为省长，但谭实际已被架空。他不愿做这样的寡头省长，便借故悄然离湘，去了上海。

傅良佐奉段祺瑞之命，于9月5日带领北军第八和第二十师入湘。由千谭延闿的旧部对傅不满，在傅就职的第二天（18日），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和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突然宣布衡、永两州独立。恰好这时孙中山密派程潜从广东入湘与刘、林取得联系，于是刘、林推程潜为护法军总司令，与广州护法军政府联合行动，对抗北军。

衡、永独立，傅良佐十分被动。他急调范国璋的第二十师和王汝贤的第八师的一部，分由湘潭、湘乡、攸县三路进攻衡阳，同时以重金收买湘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李佑文，率领所部充当北军先锋。不意李佑文所部团长宋鹤庚、廖家栋领到傅良佐拨发的巨额军饷后，立刻投归了护法军。面对北军的进攻，程潜在零陵一面致电广州护法军政府及两广当局请援;一面分衡山、湘乡、攸县三路出师应战。

10月6日，南北军阀的战争在衡、宝之间正式打响。从当时南北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来看，段祺瑞陆续派往湖南战场的兵力，有直系、皖系和其他派系，力量颇为雄厚。直系王汝贤师和范国璋师，是傅良佐督湘的支柱，也是对南方作战的主力。与北军相比，南军力量较为薄弱。湘军原有二师四旅，被段拉走两个旅，仅剩有两旅及一些地方部队。同时，这些部队分属于谭延闿、程潜、赵恒惕系统和几个地方派别，力量分散。而粤桂军由广西督军谭浩明任总司令，编成五个军。共5万余人，战斗力也不强。

但是在战争过程中，南北双方内部都充满矛盾，勾心斗角，步调不一，从而对战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北军内部，冯国璋和段祺瑞之间争权斗争十分激烈。段祺瑞调直系的王、范两师充当湖南战场上的主力，意在消耗冯国璋的势力。王、范心里当然明白，因而战意淡薄。10月20日，冯国璋手下亲信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联名发出通电，呼吁湖南停战，撤换傅良佐。11月14日，王汝贤、范国璋根据冯国璋的意图，突然发电主张停战撤兵，并令前线部队北撤。他们想借此撵走傅良佐，一个当督军。一个当省长。傅良佐情知不妙，连忙溜上兵舰逃走。“护法”联军乘势向前推进，王汝贤、范国璋也立脚不稳，被迫退出了。北军全线溃逃，军心瓦解，冯等的抵制态度，使段的武力统一政策不能顺利进行。

然而在湘粤桂联军内部，派系利害的争斗也影响战事的进展。在北军撤退、南军占领长沙后，湘军主张乘胜夺回湘北重镇岳州。桂系军阀则要维护与直系的同盟关系，主张打到长沙为止。1918年1月攻克岳州后，桂系军阀义立刻下令严禁南军进入湘北。使得南军不能乘胜扩大战果，直下武汉，对后来的战事带来不好的影响。

段祺瑞武力统一南方的政策破产，被迫失去了总理之职，避居天津。为了报复冯国璋，他失职那天发出一个诵电，挑唆各省军阀与冯国璋为难。1917年12月至1918年3月，段祺瑞在幕后操纵十二三个省的督军联合反对冯国璋的“和平统一”口号，对西南实行武力征讨，并起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日本帝国主义也对冯国璋施加压力。冯国璋只好忍气吞声把段请了出来，并派曹锟、张敬尧等向湖南进攻。于是，南北军阀又在湖南摆开了战场。

这次段祺瑞集合了北洋各个派系，投入湖南战场的兵力总数在15万人以上。北洋海军舰队也出动协同作战。在这支大军中，直系军队占有一半，其中吴佩孚部战斗力最强，担负岳州、长沙、衡阳正面作战的任务，是战争中的主力，另外两支直系部队李奎元师和冯玉祥旅，也是战斗力较强的作战部队。直系军队的大量参战，是由于段祺瑞与曹锟相互勾结的结果。段以徒拥虚位的副总统许曹，把他利诱到主战阵营里，作为武力征讨西南的主力。在对南作战中，曹亲自坐镇汉口督战，为段的武力统一政策出了大力。

南军兵力比北军少一些，只有10万人，武器装备与作战能力都不如北军。但更为严重的是南军中的桂系军阀陆荣廷不想打仗，想通过和谈解决争端，当这个提议被段拒绝后，陆荣廷与谭浩明仍不作应战准备。这种作法严重伤害了湘军的感情，起了瓦解士气、削弱战斗力的作用。另外，湘粤桂联军统帅谭浩明指挥无方和临阵脱逃，也直接导致了南军的失利。

北军除了在湘鄂边境羊楼司等地遭到南军的抵抗外，其后并没有遇到南军的坚强的阻击。至4月下旬为止，北军先后不战而取了岳州、平江、长沙、衡山、衡阳、宝庆、常德等地，控制了湖南大部分地区。

然而，北军内部各派系充满矛盾，虽在“武力统一”的旗帜下集合起来，却各怀异心。作为战争中主力的直系曹锟部将吴佩孚，为了扩张地盘，向西南猛打。三四月间他连下长沙、衡山、衡阳等地，自恃功高，满以为湖南省督军的交椅坐定了。不意段祺瑞任命书出来，却是皖系的张敬尧，气得吴佩孚顿足大骂，从而就不愿意卖命了。他在衡阳与西南军阀暗中勾结。通电“主和”。曹锟原本想爬上统治集团的最高层，结果也大失所望，更怕段祺瑞搞掉他的直隶督军，夺了他老巢，也从汉口溜回天津去了。就这样，因为战争的胜利果实被皖系所独占，直系没有捞到实际利益，于是直系军阀唱起了“和平”的调子，一面罢兵息战，一面与南方军阀结盟，反过来对段祺瑞进行抨击。英、美帝国主义也从中撮合，拉拢直系和西南军阀一起倒段。于是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又一次宣告了破产。护法期间南北军阀在湖南的争夺也至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