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人格，是指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气质、性格等方面的总和。按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它是一个人的外在形象和内在心理的统一。不容置疑，任何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人格结构。朱德眼中的蔡锷是：他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体弱面白。瘦瘦的脸上，两眼相距甚宽，双颊略象女性，但却显得严峻，刚强。为人沉着，态度庄重，对待自己及所有学员都要求甚严。时间可以证明，这个瘦弱的人乃是当时最出色最富潜力的领导人之一，拥有与生俱来的组织和行政天才——而且是一个连最狡黠善变的官僚也会中他计谋的领导人。”正是这样一位外表瘦弱，双颊略象女性的领导人，有着自已伟大的理想人格，在为国为民的一生征途中，释放出独特的人格魅力。本文试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述其人格魅力的具体表现，并进而对其人格魅力形成的原因、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今人所带来的启示稍作探讨。

　　一、爱国之志、忠贞不渝

众所周知，蔡锷英年早逝，但他在救国救民、谋求国家统一，维护共和制度的斗争中所映射出来的忠贞不渝的人格魅力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而这一魅力体现在他从清朝的新军军官转到领导辛亥云南起义以及从拥护袁世凯转到讨伐袁世凯这两次重大的政治转换之中。

蔡锷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这是理解他一生具有伟大人格魅力的出发点。蔡锷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代。他12岁那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遭受了惨重的失败，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事隔仅五年，八国联军侵华。迫使中国又签订空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两件大事促使蔡锷迅速觉悟，“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囷。”他感到挽救民族危机责无旁贷。决心投入到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中来。

蔡锷首先想到的是以军事救国。于是他投笔从戎。赴日本求学军事。他为救国而学习。十分刻苦，成绩优异，成为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士官三杰”之一。1904年。蔡锷毕业回国，在清政府的新军中长期担任军事指挥（协统）和学校教育工作。他虽供职于清政府，但时刻考虑的是如何强国兴邦。在广西任职七年间。他巡行4000余里，沿边境调查研究，主张大力加强边防军备。他说：“为求中国独立自由。必须战胜至少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蔡锷不仅反帝，谋求民族独立，而且反封。追求民主共和。尽管他已是清朝新军的协统，捧着清政府给他的饭碗，领着清政府发的俸饷，带着清政府招来的士兵，享受着清政府给他的令人羡慕的地位，但他心里只装着两个字：“爱国”。为了使国家强盛，在蔡锷看来，中国非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制度不可！因此，清政府给他的官职、待遇、地位丝毫影响不了“国家”和“四万万同胞”的“人格”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他随时准备抛弃既得利益，为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人格而战！这是蔡锷独立、自主人格最高尚最伟大的地方。但仅仅看到这点还不够。蔡锷自认为是要干大事的人，因此，他格外注重修炼自己的性格，不浮躁，不张扬，老成持重。他善于活动，等待时机。大事不干则己，要干，就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敌人打倒，取得胜利。他是埋在腐朽反动的清统治集团中的一颗定时炸弹，这颗炸弹终于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爆炸——1911年10月30日，蔡锷领导新军昆明起义。战斗从当夜到次日中午，起义军仅以牺牲150余人，伤300余人的代价，控制了昆明，宣告辛亥云南起义成功。可见，蔡锷崇高的独立、自主的人格中又充满着智慧，这是他的人格之所以具有魅力的又一原因。

中华民国成立后，蔡锷一个时期内拥护袁世凯。他甚至反对革命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他认为，民国刚立，国家还未巩固，百废待兴，各派政治力量都应克制，支持中央政府，消除纷乱，保持安定局而，以尽快使国家富强起来。可见，蔡锷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来支持袁世凯的，他误认为这个野心家是在真心替国家办事。

其时，蔡锷已调至北京工作。袁世凯对蔡锷是比较器重的，任他为陆军编译处副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按常人看来，蔡锷位高权重，可以心安理得了。但蔡锷不像当时的其他许多议员、官僚被袁世凯所收买，对袁抱有臣妾之心。蔡锷心中仍然只有“爱国”二字。当事态的发展使蔡锷逐渐看透了袁世凯的狼子野心以后，蔡锷立即丢掉了对袁的幻想，急忙赶到天津，与梁启超密谋反袁。他说：“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得他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但他表面上仍装作忠于袁世凯，在各将领中首先表示“赞成”帝制，用自己的智慧去创造反袁的条件与机会。

在护国战争中，蔡锷坚韧不拔，矢志不移维护共和的人格魅力表现得尤为突出。朱德回忆说，他从蒙自赶到蔡锷司令部时，“蔡锷起身向我们走来的时候，我大吃一惊，说不出话来。他瘦得象鬼，两颊下陷。整个脸上只有两眼还闪闪发光。肺结核正威胁着他的生命。那时他的声音已很微弱，我们必须很留心，才能听得着，当他向我走来的时候，我低头流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虽然命在旦夕，思想却一如既往，锋利得像把宝剑。”蔡锷说明了全国各地起义计划，指出“云南必须挑起重担”，自己将亲自率军队攻打四川。朱德当即劝阻说：“你不能带队去啊！你有病，要送命的。”蔡锷毅然表示：“别无办法。反正我的日子也不多了，我要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可见当时重病缠身的蔡锷为了反袁护国，不仅“负重而趋”，而且时刻准备献身了。出师前蔡锷宣读首义誓词：“拥护共和，我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同休戚。万苦千难，舍命不渝。凡我国人，坚持定力。有渝此盟，神明必殛。”蔡锷像一盏灯，照亮了人民的思想，像一把火，燃烧起人民讨袁的激情！蔡锷从拥护袁世凯到讨伐袁世凯，这再次说明，蔡锷是不依附于任何所谓权势的！他只忠于祖国，忠于四万万人民，忠于真理和正义！

　　二、身先士卒、艰苦卓绝

蔡锷的品格中具有身先士卒、艰苦卓绝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是他生命中最具彩色的篇章，也是其人格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蔡锷身为护国军司令，不顾个人安危，身先士卒，亲临前线指挥战斗。1916年2月23日他由永宁奔赴纳溪战场，在总参谋长罗佩金等人的陪同下，深入火线观察敌情，甚至深入到敌我双方火力范围之间观察，遭到敌方机抢扫射，险些中弹。他的大无畏精神大大鼓舞了士气。2月29日蔡锷在致唐继尧等人电报中说：“幸士气，上下一心，虽伤之颇众，昼夜不能安息，风餐露宿，毫不为阻。”梁启超后来深情地写道：“在蔡锷率领数千饥疲之众同十几万械精粮足的北洋相持的数月之中，平均每日睡觉，睡不到三点钟，吃的饭是一半米一半沙硬吞。他在万分艰难，万分危险中，能彀令全军将官兵卒个人都愿意和他同生共死，他经过几回以少击众之后，敌人便不敢和他交锋，只打算靠着人多围死他，饿死他。到后来他的军队几乎连半饱都得不着了，然而没有一个人想着退却，都说我们跟着蔡锷将军为国家而战，为人格而战，蔡将军死在那里，我们也都欢欣鼓舞的死在那里，哎，我真不知蔡公的精神生活高尚到什么程度，能彀令他手下人个个都感到如此。”正因为蔡锷具有身先士卒，艰苦卓绝的崇高精神，才对他所率领的士卒产生了强大的感染力，号召力，才使全军将士迸发出天下无敌的战斗力，从而推动护国战争迅速走向胜利。

　　三、廉洁奉公

蔡锷的廉洁奉公，主要表现在不以权敛财，珍惜国家资财。

（一）不以权敛财

蔡锷在江西、湖南、广西、四川等省做过教官、军官和行政官员，特别是在任云南省都督、护国军总司令及四川省都督兼省长时，位高权重，敛财极易。但他所到之处，兢兢业业，廉洁自律。1910年正月，他在给曾广轼的信中写道：“讲武堂三月卒业后，决拟奉家母回籍，如能耕钓糊口，不愿作出世想矣。现预计行囊，无他项事实发生，当为哑然失笑。”这就是其清廉的明证。蔡锷非但不以权谋私，就是政府给他的薪金以外的钱，他都不愿意要。1913年8月，云南省会议决赠送蔡锷3万元，开始不肯接受，后来实在难于拒绝，才勉强接受五千元，用以偿还债务。正因为蔡锷为官清廉，所以一生清贫。1916年1月，袁世凯因蔡锷通电反袁而恼羞成怒，责令湖南省都督汤芗铭查抄蔡锷家产。结果发现，蔡锷邵阳老家“实无财产可查封。”据梁启超说：“他死的时候不但没有存钱，还负了三、四千元债，他死后全靠政府有一万多元的奠仪，拿出作安葬费和养家费。”

“淡泊明志，夙夜在公”，蔡锷自写于南宁寓庐的联语，正是他一生节操的生动写照。在黑暗腐败的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蔡锷这种出淤泥而不染的亮节风实在难能可贵，不仅在当时足为官吏师法。即使在天，仍可发人深省。

（二）珍惜国家资财

蔡锷对国家财产极为珍惜，开源节流，注意节约。他担任云南都督时。裁撒浮冗机关。减少公职人员薪金。他两次带头裁减自己的薪金。第一次是1912年1月，在都督文告中说：“滇中反正，得诸君同心戮力，共济难，本应厚糈以酬劳。维诸君夙明大义。共体时艰，即前日举义与现在奉公。愿以救群众幸福。而非个人之荣此次减薪办法无不乐赞其成。”他将自己的薪金600元减至120元。1912年6月，下达第二次减薪金说：“因国事多艰，再加开裁减，凡政军学警各界。除分爱国公债外，其原薪60元以上者，均减为60元，以下减，惟目兵暂仍其旧。”蔡锷的工资从120元再次为60元，仅相当于辛亥前新军一个营长的薪俸。在全各省都督中，云南都督蔡锷的薪金是最低的。他说：“费所入，衣食而外，一以佐军，不欲使家有赢余。”可见他不计个人私利。处处从国家利益着想。即使他临死还口授遗书，认为“未能尽力民国，应为薄葬。”时刻想到珍惜国家资财。其品格真是无比高尚。

蔡锷痛恨贪官污吏。1911年11月，担任云南都督后立即下令撤换一批只想升官发财的县知事，任用克奉已公的青年知识分子代替他们。为了纠正前清官场的奢浪费之风。蔡锷规定军政府都督非星期日不得请客。使星期日请客，一席之费。不得超过5元。有一次，警局长请蔡锷赴宴。蔡发现日期不是星期日，即在请贴批示：“违背功令。罚薪半月。”以身作则就是无声的命令。

李剑农在为《蔡松坡先生遗集》作序中写道：“公（蔡锷）起家寒素。历岁治军南省。光复之初，开府滇中且二年。未尝为身谋。盖棺后，家室萧然无长物。尤足为当军人楷模。此乃蔡锷为官清廉的真实写照，也对他优秀品格的高度赞扬。

　　四、重视亲情、友情

蔡锷以卓越的战略思想和机动灵活的战场指挥赢得了“护国军神”的美誉，当之无愧成为我国近代著名事家，已成人们共识。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对蔡锷影响很深，在短暂的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他的世界观，生观成熟较快，并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完美地结合一起，使蔡锷的伟大人格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蔡锷种独特的魅力在亲情、友情等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忠孝是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本元思想，又以孝为核心。正如《孝经》所说：“夫孝，德之本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中华民族是个极重血缘亲的民族，在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里，对父母孝顺，才符合儒家的道德标准。同时又必须以“善事父母”为人的基本准则。蔡锷正是“善事父母”的典范。他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从事新军的编练和教育工作，位高权重，按理说无暇顾及家中老母。尽管如此。他还是不顾路途遥远，亲自回家探望老母，或是派人将母亲迎至身边，以报答其母的养育之恩。由此可知，蔡锷被评为“孝子”，无可厚非。

对于友情。抗日战争时期。身为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称“蔡锷是他的老师和黑暗时代的指明灯。”何出此言，就必须追溯这两位风流人物的交往和友谊。

1902年。朱德与好友秦昆经标统罗佩金保荐考入讲武堂。教官之一就是年仅27岁，比朱德大四岁的新军37协协统蔡锷。在师生交往中，他们两人“培养了一种毫不显露的共鸣和友谊，而且逐渐成熟起来。他俩志同道合，相互信赖，互相支持、鼓励和鞭策。他俩为了共同的信念、理想，荣辱与共，生死同当。1913年12月，袁世凯调蔡锷进京。蔡锷离昆去京前夕，电召朱德。朱德表示了对辛亥革命后政局的担忧，并向蔡直言：“调京是杯酒释兵权，不能去”。蔡锷对朱德斩钉截铁地说：“谁要拉中国往回头路上走，我就带你去割下他的首级来！”朱德临走上马时，蔡一字一顿地说：“我会回来，一定回来。”两年后。蔡锷为了“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果真回到云南，与朱德一起展开反袁称帝的护国战争。当朱德见到他瘦弱的身子时。忧伤地流下了眼泪。朱德力劝老师要爱惜身体，不要亲上前线。可老师再次以自己的伟大胸怀、坚强的毅力和高贵的品质感动了朱德。他俩在前线共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也共同分享推翻洪宪帝制胜利的喜悦。1916年11月，当蔡锷逝世的噩耗传到云南时，朱德十分悲痛。他为失去这位多年依赖的政治领导人、这位良师益友。感到不知所措，认为就像失去了北极星一样。一时让他没有了方向。

蔡锷重视友情。一方面使自己得到志同道合的知己；另一方面通过这种友情。使朱德更能深入地理解老师的政治军事意图，更能忠实严格地执行老师的作战命令。

1916年，由于战争旷日持久，部队疲劳太甚。伤亡严重。蔡锷为保存实力。以利再战。于3月4日下达了撤退令。护国军除留警戒部队外。“皆集合后方从事休养”。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出兵讨袁并进兵湖南，蔡锷抓住这一时机，于3月17日下令对泸州全面反攻。为此，蔡锷特于15日在大洲驿总司令部亲自召见朱德，向他面授作战意图。蔡锷特别强调应采取“避实就虚”，“迂回抄袭”的战术方针，指出：“逆军极无攻击精神，我军对其正面，只宜配合少数兵力，而以主力冲击侧背，彼自溃走，宜切渝诸将领，务多留预备队在指挥官之掌握，俾便适用。”“攻坚不易，徒挫锐气，逆军如筑有防御工事，务从其侧背击之。”朱德严格执行了蔡锷灵活机动的战术，以少数兵力吸引敌军主力，而以主力攻击敌之侧背，使敌防不胜防，从而“大获胜利”，使“敌无反攻之勇气”，护国军反攻目的基本达到。经此一战，朱德对蔡锷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深有体会，后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朱德继承并发展了蔡锷的灵活战略战术思想，根据井冈山斗争的实际经验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战术原则。

　　五、蔡锷人格魅力形成原因及启示

蔡锷的人格是崇高的、伟大的，他不依附于所谓权势，不拜倒于金钱，不做困苦的奴隶，也不怕死亡的威胁。他只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亲情，忠于真理和正义。那么，他这种崇高人格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对我们又有何启示呢?

第一，一定时代的文化氛围，是蔡锷人格形成的沃土。所谓“一定时代的文化氛围”，是指在某一时间段（可以说是几年，十几年，也可以是几十年或更长时期），一定的人群所充分信仰的理论、矢志追求的理想或奋力所为的实践所形成的“时代风气”。笔者认为，对蔡锷人格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的，主要是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至1916年护国战争结束这一时间段的“文化氛围”。这一时段的文化氛围，又可分为二个时期来看：一是1895年—1911年，这正值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之时，也是中国仁人志士觉醒起来，救亡图存之时。这种“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是这一时间段的时代风气之一。二是1912—1916年，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民主共和思潮开始成为主流。但封建复辟的逆流仍然存在，反对专制。维护共和成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一项十分严峻的政治任务。由以上可见。1895—1916年，爱国、民主、进步是那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具有的共同信念和追求，这种共同的信念和追求形成了一种“文化氛围”，成为了一代人思想和理想人格形成的沃土。蔡锷以及与他同时代的许多革命志士，正是这一沃土里成长起来的栋梁之才和这一“时势”中造就的英雄。历史表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具备伟大的人格，蔡锷是其中的典型。这就告诉我们，今天要进一步提高国民的人格水准，就必须致力于营造更加良好的文化氛围。

第二，从蔡锷本人来看，他能顺应时代潮流，不断与时俱进。他既志存高远，又能认真践履。他严格要求自己，不浮躁，不空谈，一言一行从自我做起。这种珍贵的品格修养是铸成蔡锷人格魅力的根本所在。今天我们纪念和研究蔡锷，就是要学习蔡锷，要努力像他那样，既要有远大的理想，又要严于律己，要从自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不断前进，把自己培养成一个道德高尚、人格伟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