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1882—1916年），字松坡，湖南宝庆（今邵阳）人，我国近代著名军事家、军事教育家和爱国主义者。蔡锷在国民军事教育、军队教育训练、边防建设等方面有很多丰富而独到的见解，其军事思想主要体现在《军国民篇》、《曾胡治兵语录》、《军事计划》等军事论著。蔡锷军事思想内容是丰富的，现试从三个方面对蔡锷军事思想做一论述。

　　一、“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的国民军事教育思想，是蔡锷早期军事思想的精髓

1900年秋，唐才常组织自立军准备在武汉举行反清起义。蔡锷与同学十余人回国参加此事。但起义遭到失败，蔡锷因被革命者黄泽生强留在家中，才得以幸免。经历过这次事变后，蔡锷看到了军事的重要作用。回到日本后，他自费进入日本陆军成城学校学习，并于当年在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军国民篇》，在与西方列强及日本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对当时中国缺乏尚武精神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开宗明义地主张在中国要实行“军国民主义”，旨在通过加强全体国民的军事教育来培养出可以强兵御侮的国民。

19世纪末、2O世纪初，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国力孱弱，民族危机严重，中国“元气凋零，体血焦涸，力不支躯，行伫起卧，颤战欲仆”，“既醒矣，而筋骨窳弱，膂力不支，虽慷慨激昂，以与毒蛇、猛兽、大盗、小窃争一日之存亡，岂可得哉？”因此蔡锷大声疾呼“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

蔡锷十七岁就东渡日本求学，特殊的经历使他用比同龄人更广阔的眼界去观察世界，也使他对西方和日本的国民教育及民族精神有着较为深刻的了解。他看到“军国民主义，昔滥觞于希腊之斯巴达，汪洋于近世诸大强国。欧西人士，即妇孺之脑质中，亦莫不深受此义”。西方国家把所谓的“军国民主义”灌输到国民的教育中去，而国民也都把它当成是自己的义务加以奉行，“内力既充，自不得不盈溢而外奔耳”，所以，帝国主义才会极具扩张性和侵略性。而日本以不及中国四川一省的面积，在地理位置和财力并不十分有利的情况下，却“能出精兵五千万，拥舰队二十五万吨，得以睥睨东洋者，盖由其国人脑质中，含有一种特别之天性而已”。蔡锷认为这种天性，正是日本的尚武精神。

正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思考，引发了他对中国孱弱现状的反思，在读了日本人尾崎行雄写的《支那处分案》后，他觉得尾崎行雄的文章“虽日为鼓舞其国民之敌忾心而发，然按之实际，则毫发不易，抚心自问，能无惭然？”这更是刺激了他要对中国缺乏尚武精神的“致腐之因”探个究竟。

在蔡锷看来，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教育原因。在日本小学生的课本中“中日海陆战争之事迹尤加详焉。其用意所在，盖欲养成其军人性质于不知不觉之中耳”，反观中国的教育则“综错不一，故难一律概之”，对小学生“乃授以仁义礼智、三纲五常之高义，强以龟行鼋步之礼节，或读以靡靡无谓之辞章，不数年，遂使英颖之青年化为八十老翁，形同槁木，心如死灰。中国青年的教育，不是“使之将来足备一军国民之资格”，而是“使之将来足备一奴隶之资格”。

第二，学派原因。中国旧的传统思想、宗教和学派已经对人们思想产生了束缚，“皆与军国民有绝大之影响”。

第三，文学原因。“中国之词人，莫不模写从军之苦与战争之惨，从未有谓从军乐者”，以致“虽烈士壮夫，苟游目一过，变将垂首丧气，黯然销魂。”这样的文化氛围造成的后果使文学作品中“非佳人则才子，非狐则妖，非鬼则神，或离奇怪诞，或淫亵鄙俚”，造成“中国廉耻之所以扫地，而聪明才力所以不能进步也”。

第四，风俗原因。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好汉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国人不以从军为荣，反以为耻，本来应是“国家之于城，国民之牺牲，天下之可尊、可敬、可馨香而祝”的军人却“有生之辱，无死之荣”，拿这些没有荣誉感的“贱丈夫”与劲敌相抗衡，其结果必然是“投卵于石，热雪于炉而已”。

第五，体魄原因。蔡锷认为“体魄之弱，至中国而极矣。人称四万万，而身体不具之妇女居十之五；嗜鸦片者十居一、二；埋头窗下，久事呻吟，龙钟惫甚，而若废人者，居十之一；其它如跛者、聋者、盲者、哑者、疾病零丁者，以及老者、少者，合而计之，又居十分之一二，综而核之，其所谓完全无缺之人，不过十之一而已。此十分之一中，复难保其人人孔武可恃”，另外还有“八股试帖等之耗散精神，销磨骨髓，以至病苦零丁，形如傀儡者，此又其次也”。长此以往，“则恐不待异种之摧挫逼迫，亦将颓然自灭矣”。

第六，武器原因。武器是战斗力的一大原素，而中国武器则十分落后，时至今日，“犹不出斧、钺、剑、戟、戈、矛、弓、箭之类”，此等武器，非“杀人”之具，实乃“吓人”之器也。因此，“中国无尚武之精神，是以无可恃之武器，无可恃之武器，故尚武之精神为之摧抑销磨而不可振也”。

第七，郑声原因。在中国“靡靡之音，哀怨之气，弥满国内，乌得有刚毅沉雄之国民也哉”，“海军则尤为可笑，闻当休息暇闲之际，则互摇胡琴高唱以自娱”，其情景令人喷饭。因此，在国民教育中，应当注意创作慷慨激昂的军歌军乐，以“奋发精神于不知不觉之中”。

第八，国势原因。与近代以来的外国入侵不同，中国数千年的外患实则属于中华民族内部之争，长期相对封闭的自我发展，使国民忧患意识与竞争意识缺失，但只要“知生存之惟艰，乃发畏惧心、捍卫心、团结心，与一切勇猛精进心，则中国之前途，庶有望乎。”

通过以上这些分析，蔡锷认为只有推行全民性军事教育，才能使唤醒国民的尚武精神，进而挽救国家于危亡之中。由此也可以见出，蔡锷所倡导的军国民主义，其实质是其国民军事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同时，蔡锷还提出，“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但具体到这一“国魂”是什么，虽然在他“脑质中有一国魂在”，但没有进一步给出明确答案，暗含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意。

蔡锷不但提倡军国民主义，而且在实践中积极付诸实施。例如，在担任军政府都督期间，就曾“令省会师范毕业生加习军事教育，以三月为期，”“并通令全省小学加授兵式体操。”

综观中国教育发展史，蔡锷以推行“军国民主义”为手段的全民军事教育思想，其锋芒直指国民性之根本，拓展了军事教育的深度和广度，今天读之仍有振聋发聩之感。诚如很多学者认为的那样，少年蔡锷此时并没有认识到腐朽的清朝统治才是症结所在，离开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根本问题，无论“军国民”也好，“国魂”也好，无论从军事人手救国，或从教育、科学人手救国，最终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蔡锷此时的思想仍仅限于改良范畴。但也应该承认，他所倡导的“军国民主义”思想，在鼓舞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方面的积极意义是无可否认的，对当今国防教育、爱国主义精神教育等工作的开展仍有借鉴作用。

　　二、注重军队编制、军事教育与纪律的治军思想

蔡锷深知合理的编制体制、严格的军事教育训练和严明的纪律是有效治军的根本。他在《军事计划》中写到：“组力者，国力而加以军士之组织锻炼者也。”也就是说，人力、器力、国力等战斗力之诸要素都要通过军队的编制和教育训练来加以整合，才能发挥综合效能，产生所谓的“组力”。

首先，合理科学的编制是发挥部队战斗力的前提保证。

第一，蔡锷认为编制有“四义”，即它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使“人与器合”、“兵与兵合”、“军与军合”、“军与国合”。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则首先应有一个统一合理的编制，使“至众之人治至烦之事，而能统率于一人志意之下，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惟所欲之，无不如志者”，以致“用众以治事，众以部分，事以类合，分合得宜，则事治”。

第二，为使军队具有合理科学的编制，蔡锷有如下构想：“全国兵力可分为数部：日军，军之下有军团，军团之下有师，师之下有步、骑、炮各旅，旅之下有团，团之下有营，营之下有连。自其纵者言之，以部分也。凡指挥军队者，日司令部，衽战斗队者，日战列队，接济军需者，日辎重，联络后方者，日兵站。自其横者言之，以类合也。”其中一个国家野战军的数目以“十万、百万计”，军的规模以“五万、十万计”，战时可以根据战役规模的大小决定具体所辖的军团数。军团则是能独立作战的最小单位，其组织编制在平时就是定好的，“其人数以三万人为准”。在战时，军队采用野战军、守备军、补充军国民军、特种队相结合的方式，各施其职，“于是有战于外者，有守于内者，有维持于后方者，有应变于临时者，而国乃可言战”。此外，他还详细列数了军、师、旅以及各兵种的组织与编制情况。

蔡锷对司令部的作用非常重视，强调指挥的统一性，他认识到“司令部者，军队之神经系统也”，战争能否取得胜利，“能一致与否”很重要，而“欲合万而一，则有恃一定之系统。故军队按其小大等级，各置总司令部，而汇集于总司令一人之下。”

蔡锷的这些军事编制规划和设想是否合适，是否适应战争的需要这里暂不作讨论，但是，他充分认识到编制体制在军队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和当时战争需要的军队编制，这种思想和精神是值得肯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蔡锷看到了“军制”与“国制”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军事之组织有恃乎国家之行政能力也”，“军制与国制之关系有若唇齿，故行政官与军政官有同心协力之必要”，所以他主张“依国家之行政区域”设立军区，以协调军队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临战前可以利用地方的人力、物力、财力迅速作好战争动员，“军区制定，而军队乃有其根据，可以生生不绝焉”同时他也强调在“国本不立，政局动摇”的情况下，不能实行军区制，以防发生一人独揽军权、尾大不掉和军阀割据的局面。

其次，蔡锷十分重视军事教育，认为军事教育的责任就是使军人、武器、军队和国家在精神上达到一致，因此，“言军事教育，则开宗第一义，日军事教育之主体在军队，不在学校是也”。他认为军人是国家的精华，通过对其施以适当的教育，不但可以提高军队的素质，而且可以对社会风气和国民精神产生积极影响。所以要求军队教官认识到“造良兵，即所以造良民，军队之教育，即所以陶治国民这模型也。”蔡锷的军事教育思想开始突破传统的樊篱，已经超越了单纯治军的范畴，他从一个更高的起点上对军事教育提出了新的要示，那就是通过对军队的教育，使其真正成为一个大学校，不但要培养出合格的军人，也要培养出合格的国民，并使军队成为全民的楷模、榜样。可以说，蔡锷的军事教育思想与其国民军事教育思想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在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对军人进行单兵训练时，蔡锷特别强调军事训练和教育要使士兵达到精神、身体、器用的一致，“必先授以徒手教练及体操”使士兵的身体强健之后，再“授以器，使朝夕相习焉”。经过这样的训练，才能使步兵执枪时“托这稳、执之坚、发之自然”，骑兵达到“鞍上无人，鞍下无马”的境界。

蔡锷理论上重视军事教育的治军作用，在实践中也积极加以贯彻。从日本回国后，他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等地担任过名目繁多的军事教育职务，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其中在广西创办的广西陆军小学先后培养了数百名学生，“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品仙等后来名噪一时的人物，就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

再次，蔡锷认为“军纪者，军队之命脉也”。他认为军纪是无形的，为只有通过一定的形式去实行才能严明军纪，因此提出“第一，则平时编制不可于战时破坏之也”，“第二，则退役之预备兵，必召集于原受教育之队也”，“此外，则有一无形之军纪，则将校智识作用之一致是也”。在实战中，蔡锷多次电告部属，在军事行动中“尤宜严守军纪，力保治安，万不可淫掠骚扰”。1916年蔡锷亲率护国军入川讨袁，命令护国军“一律严守军纪，保持秩序，勿失严整”；不得“乱人民家”：“休息场所必定大小便之地点，勿许任意污染，有妨卫生”；“购买须要公

平，不得依势估压”；战斗的时候“官长须要身先士卒，为部下之表率”。由于蔡锷严格贯彻军纪，护国军所到之处，人民箪食壶浆，热烈拥护和支持护国战争，这也是护国军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

蔡锷的治军思想在继承古今中外传统治军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了有益的创新。尤其是在运用军事教育治军方面进行了很多实践活动。通过这些思想，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蔡锷希望通过改革军事、练兵救国的强烈愿望。虽然他的这些理想有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完全实现，但并不影响对其意义作出应有的积极评价。

　　三、西南五省联合军事，坚决“捍卫疆围”的边防思想

第一，西南五省联合军事。近代以来，英、俄、法等国都觊觎着中国的西南边疆。为对付英、法帝国主义在我国西南边疆地区的侵略活动，蔡锷在任云南都督时，曾主持制定了《五省边防计画草案》。在《（五省边防计画草案）缘起》一文中，蔡锷认为在民国初建之时，西方列强乘中国内乱之机，加紧了对西南边疆的侵略，以致“西南边要，尤陷危险，民国全局，殆哉岌岌”。他充分认识到了西南边防对整个国家安危的重要性，“虽曰西南一隅，无与于全局之安危，而一发全身，隐相维系”。因此，必须加强西南边防的建设。在蔡锷看来，当时西南五省尚处于各自为政的实际分裂状态，所以要加强边防首先要实现五省军事联合，“以图补救于万一。虽发端于一隅，冀收效于全国”。

蔡锷从“政略”和“兵略”两方面分析了西南五省联合军事必要性。

其一，就“政略”而言，民国刚刚建立。中国尚没有力量以战争的形式解决边疆问题，外交上对列强采取强硬的宜言是不得不采取的手段之一。西南五省联合在中国同蒙古问题交涉过程中，可以间接为国家提供外交后盾。同样，联合可以直接为对英、对法的外交提供后盾。更重要的是，民国成立后，大多数省份各自为政，并且忙于内争而不顾外患。这样中央对各地方的统治既有鞭长莫及的危险。各省之间也会产生很深的隔膜，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五省联合可以起到“对外凶，减内争，中央自收统一之效”。

其二，就“兵略”而言，五省联合有四点必要。必要一。从敌情来看，西南五省边防主要面临着英、法两个敌人。英国滇西边防部署了十倍于我的兵力。法国在越南部署了五倍于我的兵力。联合才能全面防止英法的侵略。否则会顾此失彼。必要二，从形势来看。西南五省互为唇齿其中云南三面都是国界，云南边防不保。则四川、贵州将失去屏障，广西、广东也会失去“相依之利”；反之“无川、黔、桂、粤，则滇无策源之望，而有后顾之忧”。必要三，如果与英、法爆发战争，则战场不可能仅限于一省范围。五省联合才可以在战争中整合兵力分配各自主攻与助的任务，互相照应，同心协力争取胜利。必要四，五省的兵源、粮饷、交通等情况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联合之后可以彼之长补已之短。达到互利互惠的效果。总之，“联合为滇、川、黔、桂、粤生死之关键，而民国安危存亡之问题也”，“故无联合则西南固亡，联合而不坚则西南亦亡。其亡系于苞桑”。

第二，坚决“悍卫疆围”这一思想，在平定当时西藏叛乱过程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武昌起义后，在英国的策划下，西藏分裂势力发动武装叛乱，组织军队围攻驻拉萨、日喀则、江孜的川军，并进扰西康藏区。于对西南边防严峻形势的忧虑，蔡锷多次通电，表达了希望边防各省同心力，共保边陲，振兴国家的愿望。1912年1月3日在给四川都督尹昌衡等人的电报中说：“中国地大，而势力未雄，实省界为之梗阻。欲图恢张国力。宜先破此藩篱。若省自为谋，必有分崩离析之祸。粤、滇、蜀、黔，于国防上尤有密切之关系，将来如何通力合筹，以巩固西南屏蔽，荩筹所及，尚希时有以教之”，并提醒他“西藏为我国屏藩，内部近颇不稳，似应及早经营，免为后患”。

然而，西藏形势不断恶化，消息传来，蔡锷于4月3O日又电告北京及四川：“西藏为我国雄藩，外人垂涎已久，非及早规画，终非我有。西藩一撤，后患无穷。”希望中央“早为布置，以固边圉，而除后患”。5月6日，又电告北京，“查藏卫西藩，关系大局，一有破裂。则滇川有唇亡之虞；况藏事危急至此，不能不早为独之图”，但由于四川地方当局对滇军有猜疑，所以“坐视危疆。焦急万状，应请迅为筹处，以救危机”。

此后，尹昌衡出任征藏军总司令，中央亦来电，令他统兵人藏。与此同时，蔡锷也命滇军人藏，协助平叛。但是在以后作战过程中，川滇两军相互猜忌，矛盾丛生，最后蔡锷不得不命令滇军撤出西藏。滇军派兵人藏平定叛乱。对于抵御英国对我西藏地区的侵略，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具有有重要意义。但长期的隔膜，使川滇两军互不信任，最后滇军不得不过早早撤回。这一事实也恰恰从另一面反证了蔡锷欲巩固边防必先撤各省间之藩篱，结束各地之间独自为政这一分离状态的思想的正确性，因为只有强大统一的中国才能建设强大巩固的边防。

综上所述，蔡锷作为一名军事家、军事教育家，在斗争实践中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军事思想，这些思想是丰富的、多方面的。虽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些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无法付诸实施，但这并不影响它们对现实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很多方面即使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