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1882—1916）是我国近代杰出的军事家和爱国主义者，这是已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评价。就史学界的研究来看，对民国初年蔡锷督滇及其改革的研究还不够深人和全面，本文拟对此作一探析。

一

在全国辛亥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1911年10月30日夜，昆明“重九起义”爆发。第二天昆明全城光复，其他“外府州县，传檄而定”，“不旬日而全滇底定”。云南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革命党人长期努力斗争的结果。蔡锷参与了辛亥昆明起义的策划工作，并担任起义军的临时总司令，亲自指挥战斗，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起义成功的当日(10月31日)晚，蔡锷就与起义的重要将领唐继尧、刘存厚、殷承瓛、雷飙等，商议善后工作。商议的主要内容是：第一，云南临时政府之组织并参谋部之职守；第二，都督府决定以五华山两级师范学堂改作；第三，照会英、法两国(驻昆明)领事宣布独立；第四，慰劳战胜军(起义军)，宣布奖励有功人员；第五，访查李经羲(时为云贵总督)的下落。而讨论和决定的重点，是新政权的建设问题。

11月1日，起义官兵在昆明五华山两级师范学堂所在地组织建立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又称“大汉云南军政府”，简称“云南军政府”)，公推蔡锷为云南军政府都督。

蔡锷被推举为云南军政府都督，不是偶然的。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宝庆(今邵阳市)人。1898年，16岁的蔡锷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名噪一时的长沙时务学堂，与时任该堂中文总教习的梁启超结下了师生之谊。第二年，蔡锷考入上海南洋公学。1899年7月，蔡锷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学习。翌年，蔡锷进入日本陆军成城学校学习军事，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1902年，蔡锷自费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旋补为官费生。1904年11月，蔡锷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百余名毕业生中成绩名列第五。时人称蒋百里、蔡锷、张孝准为“中国士官三杰”。蔡锷毕业回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地从事军事活动和军事教育。在此期间，蔡锷就已经在军事上显露出才华，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同时也已参加了反清的活动。1910年11月，云贵总督李经羲电召蔡锷入滇任职。李经羲在给清廷的奏章中推荐蔡锷时评价说：“查有前充广西兵备处总办、留日士官生蔡锷，干练果毅，经验颇深，堪以委充第三十七协统领官。”当时云南新军第十九镇下辖仅两协。蔡锷担任协统以后，虽不是同盟会员，但“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蔡锷有意识地赞助和安排一些同盟会员和革命党人到三十七协各标、营、连、排中任职，“营长以上的主要干部都换成了具有推翻清朝思想的革命人物”。辛亥云南起义前夕，深受革命思想影响的大批云南陆军讲武堂学生毕业，又分别分配到云南新军、特别是蔡锷所属的三十七协中担任中下级军官，这样，“部队中的士兵就被革命党人所掌握，给辛亥重九光复打下了稳固的基础”。所以，云南新政权建立后，以蔡锷的经历、才干，以及作为起义的组织者和指挥者所作出的贡献与影响，就任云南军政府都督，实是众望所归。

云南军政府成立后，在蔡锷的领导下，首先是宣布政纲，与专制统治彻底决裂。云南新政权旗帜鲜明地声明：新政权“其宗旨在铲除专制政体，建设善良国家，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族结为一体，维持共和，以期巩固民权，恢张国力”。宣布其政纲是：“一、定国名曰：中华国。二、定国体为民主共和国体。三、定本军都督府印曰：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之印。四、军都督府内设参议院、参谋部、军务部、军政部。部各分设部、司、局、厂，各部院同署办公，地方文武各官依事务分配，直接秉承各部办理。五、定国旗为赤旗，心用白色‘中’字(后奉中央政府命令改为五色)。六、建设主义以联合中国各民族构造统一之国家，改良政治，发达民权，汉、回、满、蒙、藏、夷、苗各族视同一体。七、建设次第，由军政时代进于约法时代，递进而为民主宪政时代。以上七条，系本军都督规定大纲，将来全国统一政府成立，须照政府统一之命令办理。”云南军政府同时发布了《讨满洲檄》，檄文中重申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扫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在辛亥各省反清起义后建立的地方政权所发表的宣言中，重申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或精神的是不多见的。

其次是建立健全机构，加强新政权建设。军政府成立时，府内设置一院(参议院)、三部(参谋、军务、军政部)。参议院是直属军政府都督的参议军事、政治的机关，后改为参议处。参议官初无定额，悉由都督选充，初为23人。参谋部主管军事上的一切计划，包括作战、调遣、谍查、测地等事宜之规划。其下设作战、谍查、编制、兵站、辎重弹药、炮兵材料、测地等部。军务部主管军备上一切事务，包括筹饷筹银、军医、军械、兵工、制革、被服等事宜的筹划。军政部主管内政上一切事务，包括民政、财政、外交、学政、实业、巡警、审判、民团等事宜之处置。其下分为民政、外交、财政、学政、实业五司。此外，军政府还设置有秘书处、卫戍司令部等机构。

行政机关部署略定，即计划设立立法、司法两机关，以确定三权分立原则。立法权属议会，以赞助共和之原省咨议局，改为临时省议会，留有议员20多人，并选举了正、副议长。又以审判局为司法机关，隶属于民政司。继而又设立了司法筹备处、高等审判厅、高等检察厅，并建立了三级审判厅和检察厅，使行政、立法、司法相对独立，具有了三权分立的雏形。云南军政府作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省一级政权机构，其组织是比较完备和稳定的。云南地方新政权建设随着情况的发展变化而适时进行调整、完善，不断得以巩固。

第三，“更换重要各地行政官”，加强地方政权建设。对于地方行政，云南军政府采取的措施是：暂沿府、厅、州、县名称，同时撤换了一批贪污腐败的县知事和其他地方官吏，代之以年轻有为、拥护新政权的知识分子。针对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采取渐进方针，“先从事于审理诉讼，设立学校，振兴实业，筹办警察诸端。使土司地方渐与内地人民受同等之法治，以故沿边土司皆四面内向，无复如前清时代嫉视汉官矣。”较好地解决了多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问题，使全省没有因为民族之间的矛盾而出现大的社会动荡，为以后“改土归流”打下了基础。

经蔡锷批准，云南军政府颁布了《云南地方行政官厅分科办事章程》，规定各府、厅、州、县公署分三科办理地方政务，并统一厘定各府、厅、州、县等第及公务人员薪俸、公署杂用定员。通过调整、改革，使地方行政机构基本能够适应新的形势，能够运转正常。

第四，振兴实业，发展经济。云南军政府清醒地认识到振兴实业、发展经济对于稳定社会、巩固新政权的重要性：“都督以本省财政困难，民生凋瘵，非急振兴实业无以为自立之地，乃先从盐务、矿务入手，更进而经营农桑树畜工艺之事。”整顿盐务，以扩大销路，增加收入；振兴矿业，拟订云南矿务暂行章程，以开放为宗旨，鼓励官商开矿，还在昆明设立矿物化验所、地质调查所，尤着力于保护和开发个旧锡矿、东川铜矿；注重农林，设立云南农务总会、农业局、蚕林实业团，订定垦荒牧畜森林章程，改良种棉、制茶方法；提倡工商，设立全省模范工厂，整顿商品陈列所，举办劝业工厂；发展交通、通讯，对铁路、公路、邮政、电线电报等都有相应规划。还在昆明创立了电灯公司、自来水公司等。蔡锷及其云南军政府在振兴实业、发展经济方面的措施、规划，当时虽未尽见诸施行，但为后来云南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第五，重视文化教育。云南军政府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阐明教育的重要作用，“今欲谋地方之治安，舍教育别无他术”，“教育一事为国家根本之图”。军政府成立伊始，就“通饬各县官绅，切实劝导，以推广学校为宗，而不急求其规模完备，以人多受学为的，而不遽责以科学完全，使地方多一学子，即地方少一游民。基础既立，不患无改良进步之期也”。军政府成立后，特设学政司，后改为教育司，专管教育事务。并增设“视学”督察全省各地的教育。积极发展师范教育，于曲靖、昭通、蒙自、普洱、永昌(今保山)、丽江等地设初级师范六区，以培养师资。同时厘正学校名称，修改小学教科书，改良私塾，普及小学教育。发展实业教育，将原工矿学校改称为甲种工业学校，加强对原农业学校的管理。重视外语教育，曾考送欧洲、美国、日本的留学生100余人。重视军事教育，特别是蔡锷，对学校军事教育尤为重视。他认为：“中国积弱已数千年，此时欲发奋自强，非于小学教育养成军国民之资格不可。而欲于小学教育养成军国民之资格，非于师范学生授以军事教育不可。”并在普通中学加设军事教育的内容。同时，又进行了教学内容的改革，停止了读经讲经等具有封建性的教学内容。

第六，积极采取措施，安定人心，稳定社会，巩固新政权。云南军政府成立伊始，在《严禁将士肆入民居官宅搜索骚扰告示》中严正指出：“我军举义，志在恢复国权，保卫吾民。”“其有未奉命令，入民居官宅，搜索骚扰，擅取官民财物，损辱官民身体者，一经报告审实，立杀不赦。本管长官有擅发此项命令及约束不严，纵兵骚扰者，一律以军法从事。”军政府所颁布的通告、告示要求甚严，执行亦是比较严格。据曾任军政府财政司长的袁家普回忆，云南在民国初年未曾发生过大的社会动乱、混乱之事，“曾有一兵戏放手枪一响，即罚判徒刑二年。故余在滇前后三年，未尝闻过枪声。尤可怪者，蔡公都督任内，全省土匪为之绝迹”。这个评价是基本符合民国初年滇省实际的。蔡锷在致其师梁启超函中曾说，在辛亥起义过程中全省各地虽“历经血战”，然而“均为时甚暂，秩序立即恢复，内外无间”，“同胞率能和衷共济，士民翕然归向，由是乱麻棼丝，迎刃以解”。因而，“时天下纷纷，或苦兵、或苦匪、或苦饷，而滇中宴然”。

二

更为突出的是，以蔡锷为首的云南军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在加强新政权建设、发展经济、稳定社会的同时，努力进行廉政改革，加强廉政建设， 取得了显著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除旧布新，改革政务，破除官衙作风。

蔡锷认为，一切政务，应通筹全局以定缓急轻重之序，非严立规章断难免始勤终怠之虞。蔡锷要求新政府各部门、各单位，根据自身的力量和应办事务之轻重缓急，编制滇省五年政治大纲，由秘书处综合平衡。1912年4月20日蔡锷发布《云南都督府政务会议章程》，规定“本军府为使行政敏速及慎重政务，特设政务会议，以收统一圆洽之效”。政务会议类似于我们今日的“省长办公会议”，规定每周星期三举行，参加人员“自都督以及省内各机关重要人员及省议会议员、参议处参议，皆举代表莅会，筹议本省应兴应革事宜。议决之事，即由都督令各机关限期举办”。因此，“前清官吏敷衍因循之习，廓除殆尽矣”。

根据现存的云南军政府政务会议1912年4月20日到6月5日的部分会议记录，可以窥见新政府除旧布新，改革政务，破除官衙作风的新气象。军政府政务会议这一时期所讨论的问题，既包括一系列的重大施政方针，例如五年政纲、都督府预算案、各级官员任免令、都督府机关的编制和改革、对外借款、财政税收、实业、教育、警察、裁兵、减薪以及援川、入黔、援藏等问题，甚至还包括公文格式、办公时间等具体问题。其中，关于各机关办公时间和会客时间的规定，是颇耐人寻味和富有启发的。1912年4月27日军都督府政务会议第十一项议案：“都督谓，办事时间前经订定，自二十四日实行，昨经调查，间有一、二处仍属迟到，应订罚则以期一律遵行。”经讨论后，会议决定：“每日午前七时半，由兵工厂再放汽笛一次，以为信号。如过十分不到者，罚月薪百分之一，过二十分者罚月薪百分之二，每过十分以次递推，自五月初一实行。”蔡锷指出：“办公时间突有客来，诸多妨碍，宜订定会客(联系和商谈公务，并非私事闲聊)时间。”政务会议对此议决：“外来之客以午前八时至十时为会客时间；府内人员以午前十时至十一时、午后二时至三时为会客时间。如有紧急事件，随时会商。”蔡锷不仅领导制定了许多新规定，推行各项新的规章制度，而且身体力行，带头执行。蔡锷在自己办公桌背后，贴上这样一张纸条：“鄙人事冗，除公事外，请勿涉及闲谈。”既以此自励，亦是告劝别人。

第二，破除文牍主义，进行公文改革，提高办事效率。

文牍主义是一种典型的官衙作风，更是历代积重而难返的腐败现象。云南军政府深刻认识到：“文牍繁琐，最为吏治障碍。”指出清政府文牍处理中的种种弊端在于：“手续繁难，时日耽延，官厅不胜劳扰，人民益增拖累。吾国政体之不良，莫不行政官厅文牍也。故凡政界中人以宝贵之时间，有用之精神半消磨于此无谓之文牍，于政治进行实多阻碍。”为使公文处理“于直接迅速之中不失执简驭繁之意，期于疏而不漏，简而不略”，云南新政权在蔡锷领导下，制定一系列新规定、新规则，坚决破除文牍主义，推行公文改革，努力提高行政办事效率。

1912年6月，云南军政府以军政部名义颁布了《云南军都督府拟定公文程式》，对公文名称及其使用方法、文牍篇幅、用纸、盖印等都作了明确规定。还颁布了《云南军都督府拟定公文手续》，对公文办理程序、时限、引文、收发文处理都作了较为严密的规定。

云南军政府有感于清政府公文运转中的“延踏疲玩”之习，影响政务上传下达，贻误公务，颁布了《云南军都督府公文稽核员规则》，以“谋政务全体人员任事勤勉，克日程功，俾政务日臻敏活而免积压丛脞之虞”，并“特令各部、司、局、处各设稽核员一员”，专事“以公文到达迄于印发期间之程限”内的公文办理有无延搁或逾限，逐日实行稽核，对失职人员进行罚薪、记过、撤差等处罚。该规则很快就在军政府及其所属机构实行。

云南军政府为求“行政敏活”，简化公文手续，提高办事效率，还特地颁布了《改良行政官厅文牍分别投递各机关划一章程》，规定了行政官厅案牍分为寻常、特别二种，确定案牍运转的程序、时限及延误后的惩罚措施。

云南军政府在实行一系列公文改革措施之后，还针对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不断对有关条文、规定加以补充、修改，以期不断完善，如颁发了《各厅、司成立以来于处理文牍中应行纠正事项》，对存在的问题一一列举，厉行纠正，对收发员分送公文界限、办文程序等作了补充规定。

第三，更新人事，择优录用。

云南地方新政权建立后，在内政方面，大量更新人事。“撤换了一批只想升官发财的县知事，任用克已奉公的青年知识分子代替他们，在军队中也任用一批青年的军官来代替旧军官，从而在政府机关和军队中注入了新的血液。”军政府从都督到各部、司、局的主要负责人，基本上都是同盟会员或赞成革命的人士。对于官员的任命，军政府政务会议就明确作出决议：用人权限“分特任、荐任、先任后报、径行任用四种，由军政部传集各司会议订定呈核”，交都督任命。改变了清王朝在用人任官方面的种种腐败行为，“故官吏尚无营私植党之风，而人民亦少甲拥乙攻之弊。”

在人事制度的改革方面，云南军政府一方面大胆起用新人，另一方面及时改革用人制度。各级官员一律经过考试，择优录用。《云南文官试验暂行规则》规定：文职官员分初等、高等两级考试。每等考试都分为初试和复试，只有初试合格的人才有复试资格。考试内容也应时代要求进行了改革。如高等文官考试科目为：一、初试：1、国文，2、外文(不会者可申请免试)，3、中学外国历史地理，4、中学中国历史地理，5、文牍；二、复试(又称为正式考试)：1、宪法，2、刑法，3、民法，4、行政法，5、经济学，6、财政学，7、民事诉讼法，8、刑事诉讼法，9、商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三门任选择一门。由此可见，云南新政权对各级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的选拔是严格的。从考试内容也可看出，云南新政权是根据建设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理想，按照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要求来选拔官员的。

第四，勤政为民，廉洁奉公。

云南军政府作为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地方政权，能否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很重要很现实的就是该政权及其各级官员是否勤政为民，廉洁奉公。作为新政权最高长官的都督蔡锷是深知这一点的。所以，云南新政权建立后，蔡锷大力整顿吏治，汰除浮冗，规定“凡机关之复设，人员之闲散者，悉归裁并”。要求各级官员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忠于职守，勤政为民。提倡“宜崇质信之风，毋蹈诡谲之习，洗凡革面，咸以维新”。蔡锷在《裁制公务员互相攻讦规条》的通令中指出：“公务员以公务为主，有互相补助之责，不得摭拾瑕疵，互相诋毁，不得彼此攻讦阴私。对上级及同级机关所办之事，认为有过失时，可呈请长官秉公察办，不得肆行掊击。往来公牍若有意见不同之处，只准辨析事理，不得横加谩骂。对于各公务员有辨析争论之公牍，除官报公布外，不得私自登载刊布。公务员犯上列各条，得由该管官分别制裁惩处。”这些规定对于公务人员尽心公务很有警示作用。

为减轻财政负担，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蔡锷还两次带头裁减薪金。第一次是1912年1月，蔡锷下令减薪。他在致省内各地军政长官的电报中说：“吾滇自反正以来，整理内治，扩张军备，经费骤增，入不敷出，深恐财政支绌，不足以促政治之进，则惟有约我同人，酌减薪俸，以期略纾民困，渐裕饷源。”接着，发布了裁减薪俸的命令。第二次是1912年6月，蔡锷又下令说，本省公务员薪俸前已“减成发给，最多者不过百二十元，现因国事多艰，再加裁减，凡政军学警各界，除分认爱国公债外，其原薪六十元以上者，均减为六十元，以下递减”。蔡锷带头减薪，减少了阻力，时人赞曰：“都督躬为之倡”。这样，经过两次减薪，都督的薪俸由600元减至60元。一省都督的薪俸仅与一个营长的薪俸相等。“此时都督俸金之觳，举国未有如云南者也。”朱德后来回忆道，民国初年的云南由于蔡锷带头减薪，使“廉洁成为一时风尚”。

此外，蔡锷还为廉洁勤政作出了若干具体规定。例如不得请客送礼，兼差人员概不兼薪。不得受贿和侵吞公款，不得侵吞缺额饷银，不得挪用教育经费，以及非星期日不得宴客等等。据记载：“蔡邵阳(锷)督滇，崇尚俭朴，非星期(日)不宴客，一席之费，不得过五元，悬为禁例，违者有罚。警察厅长非星期(日)宴客，请蔡首座；请帖入，蔡即于其上批‘违背功令，罚薪半月’。闻者莫不诧异发噱，而奉令唯谨。”

第五，破除陈规陋习，树立社会新风。

云南地方新政权为破除各种陈规陋习，树立社会新风尚，提出了响亮的口号：“自由平等”、“改良开通”、“文明生活”、“文明世界”等等。

军政府在推行公文改革时，明令废除旧有的、表示封建等级关系的文书种类。“旧习相沿之各种禀牍杂式，除履历禀仍可沿用外，所有红白禀、夹单、申、详、手折等式，一律禁用。”另外，奏折、移、牒、牌、验文、表、敕、诰命、诏、制等类文种也被取消。有的虽然仍沿用了旧的公文名称，如咨、呈、令、谕等，但在内容和用法上都有所革新，不再是表示等级森严的封建关系的文种。如“令”是上级公署职员行用于下级公署职员以及公署职员行用于老百姓者；“呈”为下级公署职员行用于上级公署职员以及老百姓行用于公署职员者。

针对清政府文书中，显示等级森严的封建关系的称谓，如“大人”、“老爷”、“奴才”、“蚁民”、“小人”等等，云南地方新政权遵照《临时大总统令内务部通知各官署革除前清官厅称呼文》的要求，在颁布的公文及下属来文中，用机关名称、官职、长官姓名直接签发，废除封建等级称谓和陈规旧习。在军政府所发文件及各机关往来公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清政府公文中的“抬头”制也予以改革，取消了表示封建等级的所谓“抬头”制。

另外，公文改革还结束了延续数千年的以封建帝王年号为纪年的历史，代之以中华民国纪年。

在革除社会恶习上，创立“天足会”组织，宣传人体生理知识，禁止妇女缠足。提倡剪发剃头，废除满清专制时代男女蓄发编长辫的陋习。提倡早睡早起，改变商业铺户早上十一点才营业、“早间贪眠”的懒惰陋俗，规定所有商业铺户每日早七点钟必须开门营业。严厉禁止吸食鸦片毒物，违者拘留罚款，运者卖者处以徒刑。破除封建迷信，禁止装神弄鬼。提倡文明礼节，废除跪拜等有损人格尊严的行为，代之以握手、鞠躬。禁止赌博，没收赌具，违者罚款。改良服饰，建筑公厕等等。一系列的规定，在于移风易俗，荡涤腐朽污浊气氛，树立社会文明新风尚。

三

民国初年，蔡锷及其领导的云南军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这与“以国家之乐利，人民之幸福为旨归，个人之利益不计焉”的蔡锷的政治立场、政治主张有直接的关系。蔡锷曾指出：“清廷腐败，秕政杂出，陷国家于危险，置生民于涂炭。有志之士，群情愤懑。为国计民生，不能不将清廷倾覆，另行组织，俾得与世界各国谋真实之和平，图人民之幸福。蓄势待时者，已非一日矣。”督滇期间，蔡锷曾到云南一些地方视察、讲演，宣传推翻满清政府、实行革命的意义，阐述建设任务之艰巨，号召大家永矢忠贞，和衷共济。他说：“反正之始，本省特为危险，缘滇省接壤强邻，前清时代已有朝不保夕之虞，一有不慎，动贻外人以口实，而祸患随之，鄙人当日窃为隐忧。乃义旗既树，如响斯应，风声所播，迎刃而解。对内则匕鬯无惊，对外则怀柔备至。”蔡锷强调：“吾辈倡言革命，必推倒专制，改建共和，其目的之所在乎”，“故破坏为建设而破坏，非为破坏而破坏也”。因此，“吾辈既任破坏于前，自当力任建设于后。进行之方法，惟永矢忠贞，和衷共济而已”。蔡锷一生追求富国强兵和社会进步，国家民族利益是他考虑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因此，蔡锷督滇期间，能够集合一切反对专制、赞成共和的人士，调动各方面力量，有条不紊、循序渐进地进行新政权建设、社会改革和廉政改革。“光复之初，极意建设，一切措置，皆有系统可循”。使民国初年的云南“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滇省内政，经此改革后，颇见进步。从前秕政，多经革除，……百姓对于新布政令，俱极悦服，纳税输粮，较满清时代甚为踊跃”，“一切善后布置，俱能井井有条。秩序上之严整，实为南北各省之冠”，“建业之伟，奏功之速，甲于行省。其时天人合应，星灿之辉，秩序井然，尤所仅见”。以上赞誉，绝非谀美之辞，而是对民初云南社会和蔡锷督滇政绩的真实写照。

蔡锷为官清廉，生活俭朴；立志甚坚，作事谨慎缜密，行事坚强不挠。蔡锷的人品、才华同样赢得了时人和后人的赞誉。梁启超1916年在上海蔡锷追悼会上的演说词中评价说：“因蔡公心地光明，毫无权利思想，致能丰功伟业。……且蔡公之吃食从未讲究甘美，但求清洁而能下咽无碍，衣服亦只图不祼体，破粗不拘，生平未尝受过丝毫之奢华。”“蔡公行事坚强不挠，处己接物心如一，……不慕荣利，不贪虚名，凡百职事，能无论大小，保持责守，自能为社会所欢迎。”蒋百里在评价蔡锷时举例道：“公治滇，英、法人尤敬畏之。滇师之初起，越督(按：指法国驻越南总督)贻书于政府曰：是非姑勿论，若蔡公者，余衷心钦其为人。英人有教学于北京者，高举其拇(指)以告生徒曰：若蔡公者，当今第一。”唐继尧亦承认：蔡锷“身后萧条，不名一钱，老幼茕茕，言之心痛”，“丰功伟烈，中外具瞻”。时任云南军政府秘书长的周钟岳回忆蔡锷时评价说：“蔡公恂恂如书生，而英迈不群之气，溢于眉宇。其性坚忍深沉，平居不轻自表露，而遇当为之事，则奋历踔发，穷日夜不息，无论如何艰阻，必期于成；又断制力极强，每议一事，众论纷呶，公徐出一言，则当机立断；自奉甚约，洁已奉公，不肯滥用一人，轻举一事。”时任云南军政府财政司长的袁家普亦回忆说：“凡云南政府民国以来各种法规，皆蔡公命余起草，公随笔改缀所订定。……所有云南现行之财政计划、银行制度及关于财政上、金融上之诸项法规，皆余秉公命详细规定。”以上诸人对蔡锷的评价，虽不无感情因素而溢于言表，但应该说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

把蔡锷看作自己“良师益友”、“北极星”的朱德，曾不止一次以敬仰的口吻回忆起蔡锷。朱德在《辛亥革命回忆》一文中，对蔡锷充满了深情的回忆和赞颂。他在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谈话中评价蔡锷“思想敏锐，知识丰富，见识精辟，坚韧和无私”。1981年，胡耀邦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列举了当时有影响、有贡献的33位著名人物，其中就有蔡锷的名字。

1916年，蔡锷逝世后，大多数人对蔡锷的一生是给予肯定的。1979年，谢本书先生在《历史研究》发表《论蔡锷》一文和1983年《蔡锷传》(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关于蔡锷的研究和评价，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也使对蔡锷的研究更为深入、评价更为客观。不管对蔡锷一生怎样评价，有学者说得好：“蔡锷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这是理解他一生所作所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出发点。”同时，我们认为，民国初年蔡锷督滇及其改革，也是蔡锷短暂一生中的闪光之处，应给予充分肯定和正确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