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在南京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可是这一革命果实却最终被袁世凯所窃取。袁世凯从临时大总统到大总统、终身大总统，但他并不因此而感到满足，还想做真正的皇帝。由于袁世凯的复辟帝制违背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于是1915年在云南首先爆发了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的护国运动。在这次护国运动中。蔡锷表现得尤为突出，起到重要的领导作用。

蔡锷从一开始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到讨伐袁世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

云南在辛亥革命中所取得的成就是与蔡锷的领导密不可分的。但在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之前，蔡锷由于不能认识其反动面目，因而对袁世凯曾一度抱有幻想。

蔡锷领导了云南重九起义，并且在南北议和期间对袁世凯的阴谋活动有所揭露。但是不久，随着清帝宣布退位和袁世凯的上台，他的态度发生改变。与他的老师梁启超相一致了。在辛亥革命胜利后。袁世凯玩弄手段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1912年南北争都事起。他是袁世凯建都北京的积极支持者。他发表通电说：建都南京，“恐遗孽有趁虚窃踞之虞，而强邻启蹈侵陵之渐，黄河以北，沦入毡裘。甚非国民之利。尚望早定大计，建都燕京，可以控制中外，统一南北，大局幸甚”。他主张建都于北京。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袁世凯及其反动统治。

在二次革命中，由于袁世凯的真实面目还没有完全暴露，因而蔡锷对袁世凯继续表示支持，并致电袁世凯，“知赣事已决裂，积年痈毒，乘此一决”，“分头截剿，早日扑灭，以免星火燎原”。在二次革命期间，蔡锷希望袁世凯政府能建立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从而能够阻止外国的侵略，以便更好地促进国家的建设。

尽管蔡锷对袁世凯的某些重大问题给予支持，但袁世凯对他仍不放心。于是1913年底调其来京任职。在进京之前，蔡锷对袁世凯仍抱有很大的幻想，表示“袁是中国的一个人才，能把中国治理好”。从此可以看出蔡锷对袁世凯的认识是肤浅的和片面的。

蔡锷到京后，被袁任命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全国经界督办、陆海军统帅办事处处员、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蔡锷对委以他的职务是极其热心的，尤其热心于改革军事教育，并修订了他的《军事计划书》作为国防计划的纲要献给袁世凯，希望袁世凯能改革军事从而实现国家富强的愿望。蔡锷把这个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确实是看错了人。袁世凯并没有采纳他的计划。

然而，蔡锷对袁世凯的幻想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袁世凯不断实施其独裁统治和卖国行径，使蔡锷逐渐从幻想中清醒过来，开始进一步认识袁氏其人。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宣布废除国务院，设立政事堂，改国务总理为国务卿，成立参政院，使袁世凯成为集内外大权于一身的终身总统，甚至可以世袭总统。这就使辛亥革命所取得的一点资产阶级民主只剩下“民国”一块招牌了。这些现实对这位抱有满腔热情的蔡锷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迫使他对现实作进一步的思考。

与此同时。袁世凯为了得到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先后同俄、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卖国条约，以出卖国家主权来换取帝国主义各国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这便使袁世凯政府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性加深了。1912年至1914年秋，袁政府的对外借款。“共增加十二亿四千五百万，几占前清数十年来积欠金额三分之二以上”。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趁西方各国忙于各自间的战争而无暇东顾，以“对德宣战”为名，于1915年1月向袁政府递交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活动，特别是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和愤怒，这是对袁世凯卖国嘴脸的一次彻底揭露。这使对袁世凯抱有幻想的蔡锷受到巨大的震惊。当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时，蔡锷就表示坚决反对，并在参政院会议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坚决拒绝“二十一条”，并主张同日本进行决战。同时，还制订秘密向日本作战的计划，以防不测，并把这个作战计划向袁世凯作了报告。袁世凯又一次拒绝了他的建议，竟然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的反动面目真正暴露无遗。

袁世凯在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后，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指使人在北京成立了“筹安会”，为其实行帝制作理论上的宣传。它宣称“君主实较民主为优”的反动谬论，公开策划恢复帝制的活动。“筹安会”的成立，标志着袁世凯进行复辟帝制的公开化。因而，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蔡锷对袁世凯所抱的幻想，终于被铁一般的事实所粉碎。这是辛亥革命以后，蔡锷从拥袁走上反袁道路具有决定性的一步”。

筹安会成立后的第二天(1915年8月15日)，蔡锷就从北京来到天津，同梁启超进行彻夜商谈，开始积极筹划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此后，蔡锷经常同梁启超商量反袁的计划。他们的具体步骤是，“由梁启超作篇文章，迅速打出鲜明的反袁旗帜”，“由蔡锷秘密联络云贵旧部和各方反袁势力，以便规劝无效时。得以立即发动军事讨袁”。从这时起，蔡锷也与京中有关人员联络准备，与西南各省军政人员密电往返，互通声气。告诫他们要“慎重”、“稳静”。“以势测之，为期不远”，“事机迫速，尚望加意镇摄防范，俾免意外”。并且密派何鹏祥、黄实等赴滇接洽，派彭权、何上林赴广西活动，派赵恒惕、陈复初赴湖南接洽，派毕厚到广东活动；又函招贵州巡府戴勘自黔来天津，共谋策划滇黔起义；还致电驻泸州的川军旅长雷飙时刻留心，团结一致；与四川前都督胡景伊“熟筹川事，密约南旋”；与黄兴进行联络。“谈到当时国内形势以及袁世凯阴谋称帝的种种活动，并提出他自己准备潜伏西南发难的计划”。蔡锷通过同京内外的人员进行联络，从而积聚反袁的力量，使其在讨伐袁世凯的斗争中更有把握。

在联络各地人员的同时，他还采取灵活的策略。当袁世凯指使其爪牙持赞成帝制题名录向蔡锷试探时。为了不引起袁世凯的怀疑，他首书“赞成”。同时，还装着无所作为的样子，经常出入北京的八大胡同妓院，于是便有了蔡锷与小凤仙的风流韵事，从而为其革命做隐饰。

奸诈狡猾的袁世凯对蔡锷仍然怀有戒心。他接到报告。京中有重要人物密电云南，唆使当地人民反对袁世凯帝制。经过向电报局详细调查，此人用的是经界局关防。于是，袁世凯密派便衣闯入蔡锷的私宅，检查函件电报，但是一无所获。蔡锷深知北京已是不可久留之地，于是以治病为名，秘密前往天津，经东京、香港、越南，辗转一个多月于1915年12月19日抵达昆明。

蔡锷的到来，对于云南正在酝酿的反袁护国战争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蔡锷和唐继尧、李烈军等通电袁世凯，要求其取消帝制。在袁世凯没有复电的情况下，蔡锷等在云南首先发动了护国战争，用自己的行动公开讨伐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及其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此后，贵州、广西、广东、四川、湖南等地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护国战争推翻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政权。维护了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政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因而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最终取得了胜利。

虽然蔡锷在云南辛亥革命中成功地领导了云南的重九起义，但在对袁世凯的本质的认识上却经历了一个由对其产生幻想到讨袁护国的过程。之所以如此，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蔡锷希望有一个安定的社会局面。因而在袁世凯当政后对其抱有厚望；二是袁世凯反动面目的暴露是有一个过程。在没有认识其之前。蔡锷不免要对其产生幻想。在认识其真实面目之后。蔡锷便开始策划反袁的斗争，最终举起讨袁护国的大旗。我们应该客观地认识蔡锷的这一转变过程，对其做出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