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蔡锷的出生地问题，历来有两种说法：一说在邵阳市郊之蒋河桥蔡桥头（即今大祥区蔡锷乡蔡锷村，见刘达武《蔡松坡先生遗集。年谱》及蔡端《蔡锷集。年谱》），一说在武冈山门（即今洞口县水东乡杨湾村大坝上，见1991年11月12日《湖南文化报》雷连生《蔡锷出生洞口考》及1998年8月18日《洞口报》刘建平《蔡锷出生洞口考》）。2001年5月16日在洞口县水东乡杨湾村大坝上出土了一块上款为“信士蔡正陵男艮寅”，下款为“光绪九年二月立”的分路碑，对于考证蔡锷出生地的问题有了比较可靠的实物依据。蔡正陵即蔡锷之父亲，艮寅即蔡锷的学名。蔡锷出生于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日（公元1882年12月18日），从立碑时间来看，该碑系蔡锷出生仅二至三个月时其父蔡正陵先生为他所立。按照宝庆民间风俗，小孩出生之后，常常生病或日夜哭闹，则认为这个小孩命犯将军箭，长辈就以小孩之名在交叉路口立“挡箭碑”，所以碑文的主要内容是“弓开弦断，箭来碑挡”，由于这种碑上还题有“左走某处，右走某处”等字，又称之为分路碑，具有为迷路者指明路线的作用，因此也叫做修阴功。在洞口县水东乡大坝上发现了蔡锷出生仅二至三个月时以蔡锷的名义立的分路碑，从民俗学的角度考证，蔡锷的出生地在原武冈山门，已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蔡锷如果不是在此地出生，当时只是路过此地或在此地暂住，则不可能在此地立“挡箭碑”。2001年6月10日及6月18日《中国文物报》、《邵阳晚报》先后对洞口县水东乡杨湾村大坝上的这一发现作了报道，从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湖南省文史馆馆刊《文史拾遗》、《邵阳学院学报》、《邵阳文史》等刊物先后发表了《蔡锷出生地补证》等文章，对蔡锷出生洞口县水东乡杨湾村大坝上的说法予以肯定。

2003年10月政协邵阳市文史委员会编印出版的邵阳文史丛书之三十七涂玉书《宝庆史话》一书中，有一篇题为《也谈蔡锷祖籍与出生地》（以下简称《也谈》）的文章，在这篇不到5000字的文章中，就使用了“道听途说”、“拿不出任何真凭实据”、“不作任何考证”、“人云亦云”、“摸到黄牛就是马”、“错误结论”、“篡改历史事实，张冠李戴”、“吹毛求庇”、“太武断”、“想当然”、“编造”、“荒诞无稽之谈”、“颠倒是非”、“天方夜谭”、“贻笑后人”等句，将《邵阳文史》第二十七辑《蔡锷出生地考》与第三十辑《蔡锷出生地补证》等文持“蔡锷出生洞口说”的学者骂得体无完肤。《邵阳学院学报》2004年第一期又刊发了该文，虽然对部分辱骂他人的文字作了修改，但是其主要内容与论点论据没有变化。我们今日拜读《也谈》一文，其瑕疵之处颇多，兹举例如下：

　　一、混淆了蔡锷的籍贯与出生地

持“蔡锷出生洞口说”的学者从来就没有谁否认过蔡锷是邵阳人，只是从考古发现的史料与有关文史资料的的记载中考证，蔡锷的出生地应在今洞口县水东桥乡杨湾村大坝上。而《也谈》一文却连篇累牍地引用蔡锷是邵阳人的有关资料（请见原文，此处不一一引述），对蔡锷出生洞口说的学者进行攻击。这实际上是一种概念的偷换，这种手法从表面上看起来很高明，但只要稍微懂得一点逻辑学的人，就会看得出来，实际上是前后矛盾的观点，是不攻自破的。

　二、《也谈》一文对新发现的考古资料视而不见，仍纠缠于已被考古发现的新史料所否定的旧史料之中

2001年6月在洞口县水东乡杨湾村大坝上发现的《蔡正陵男艮寅》分路碑，已十分明显地说明在蔡锷出生仅二至三个月之时，蔡锷的全家已在今洞口县水东乡大坝上一带居住，从民俗学的角度分析，完全可以认定蔡锷的出生地在今洞口县水东乡大坝上，而不是在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蔡锷村。从而否定了过去有关史料中关于蔡锷五岁由邵阳迁山门与蔡锷一岁由邵阳迁山门等说法。而《也谈》一文却对考古发现的新资料视而不见，仍然纠缠于已被否定了的旧史料之中（亦请见原文），大量地引用一些已被否定了的史料对别人进人身的与学术的攻击。这实际上是一种掩耳盗铃的行为，只要头脑稍微清醒一点的人，就会觉得《也谈》一文的作者实在可笑。

　三、扰乱了蔡家迁徙的时间概念

《也谈》一文第二节中说：2001年5月16日在洞口县水东乡杨湾村大坝上发现的蔡锷出生刚三个月时所立的“信士蔡正陵男艮寅”分路碑，“倒恰好证明蔡锷一岁随父迁山门”，此说不知如何理解？而该文的第四节中又说“蔡锷的母亲王氏夫人叫王再秀，……时王家很穷……成人后嫁给蒋河桥蔡正陵，直到了生了两个孩子后，……于光绪九年（1883）二月上旬迁往山门，与早先迁去的家人住到一块。”前面说“蔡锷一岁随父迁山门”，这里又说蔡锷的母亲生了“两个孩子之后”，于光绪九年二月上旬与丈夫孩子迁往山门。这时，蔡锷出生还不到三个月。前后矛盾，显而易见。再说，至今为止，除洞口县水东乡杨湾村大坝上出土的“蔡锷分路碑”以外，还没有发现任何有关蔡家由邵阳迁徙至武冈山门的具体年月的资料。这块分路碑根本就不能作为蔡家迁往洞口山门的时间依据，而只能证明蔡家在此之前，已早就在这一带居住了。

四、偷换了蔡家由邵阳迁徙武冈山门的动机

《也谈》一文说蔡家由邵阳市郊蒋河桥迁往今洞口山门的动机是蔡母王太夫人“与丈夫合计家里太穷，小孩长大无钱请先生授课，只有迁山门路边开设小肆贸，才能解决学费和家用。”试问：当时蔡家穷得连吃饭穿衣都有困难，却在蔡锷出生不到三个月时，就考虑到了他长大以后请先生授课的学费问题，未知出自何典？据笔者陋见，只有蔡母王太夫人于1935年去世时，蔡锷之胞弟蔡钟《哀述》中有这样的记载：“先慈王太夫人性仁慈好施，有识断，能明大义。其归我先君正陵公也，家綦贫，先慈则恃十指为生活，以佐先君……壬午冬，先兄锷生之夕，先慈梦行山坡间，倏有虎自松林来，扰之甚训，寤倾之，而先兄呱呱堕地，故先慈呼之以虎儿，字之以松坡，所以志也。以养以教，至于十龄，先慈乃与先君谋曰：人不患贫，患贫而无以延师课其子也。遂相将迁武冈之山门，设小肆贸，凡客之冠儒冠者，先君接之必尽诚敬，而令先兄抠衣而问字焉；先慈则殷勤具酒馔以享之。因是，先兄之学问得以日益进，试于学，补诸生……”（见《邵阳蔡母王太夫人荣哀录•附哀述》）蔡钟是蔡锷的亲弟弟，是真正的当事人，他在《哀述》中说蔡家迁武冈山门的时间是蔡锷十岁时的事情，而《也谈》一文却硬将其说成是蔡锷出生三个月时（该文又说是一岁时）的事情，并将由邵阳市郊迁往今洞口水东大坝上与由水东大坝上迁往山门混为一谈，既混淆了时间的概念，又混淆了地点的概念，由此而偷换了蔡家由邵阳迁往今洞口水东大坝上的动机与由大坝上迁往山门时的动机。

五、捏造了“与早先迁去的家人住到一块”的历史事实

《也谈》一文说：蔡家“遂于光绪九年二月上旬迁往山门，与早先迁去的家人住到一块。”这里所说的“早先迁去的家人”又是谁呢？至目前为止，无任何史料可以佐证这一说法。位于山门金鸡田的蔡氏祖茔中，比蔡锷之父蔡正陵大的只有蔡锷祖母颜氏一人，且今洞口山门一带另无与蔡家同宗的祖茔。如果颜氏是“早先迁去的”，那更说明蔡家是蔡锷出生之前早已迁往今洞口山门一带的了。果真如此，《也谈》一文所极力否定的事，反倒被证实了。

六、歪曲了张学乾挽蔡母王太夫人联的涵意

蔡母王太夫人去世时，其襟侄张学乾挽云：“自坝上联姻，芳型亲炙，最难忘、落落熊丸，夜雨孤灯曾惠我；方滇南首义，洪宪取消，只敢问：煌煌鹰绩，清风两袖更何人？”《也谈》一文认为这是“蔡锷年幼，家境贫寒，搭帮山门‘路边刘家’资助。……刘辉阁兄弟，不仅送他进蒙馆，读经馆，而且留学日本，其‘学费川资，概由刘辉阁一力承肩’及至将侄女许配他，这对当时蔡正陵夫妇来说，与刘家开亲，不但蔡锷本人身受教益，而且对蔡家亦多好处：帮他培养儿子，减轻家庭负担，解决具体困难；甚至连娶媳妇的事都不要操心，故蔡锷在杨凤薰崽杨戊壬经馆读书的同学张学乾面对太夫人辞世”撰有以上一联。其出边“指出蔡刘两家联姻后，蔡家受益良多，日子过得清贫充实，因而蔡母能雍容大方给以夜宵，助其奋发上进；也才有闲情逸致耐心教管，体现了‘贤母教学’的美德。”此论真是高妙精绝，在常人看来，张学乾所撰挽联，写的是张家与蔡家的关系，而《也谈》一文联想丰富，将其与“蔡刘两家联姻”，蔡家得刘家益处良多，及蔡母“贤母教学的美德”联系到一起来思考，这不能不令人叹服。只是这一妙论明显地歪曲了联意的主题：张学乾挽王太夫人联中明白白地写着：“自坝上联姻，芳型亲炙，最难忘、落落熊丸，夜雨孤灯曾惠我”，即自“坝上联姻”之后，作者与蔡母见面较多，且曾得到过蔡母关爱，使其终生难忘。“亲炙”与“惠我”，写的是张学乾自己，而不是别人。“坝上联姻”如指的不是蔡锷父母结婚一事，就应是指蔡张两家连姻之事，无论如何也不是指蔡刘两家联姻的事。

《也谈》一文又说：“坝上联姻”指的是“清光绪三十年（1901）冬，22岁的蔡锷自日本学成归国，回山门探亲，履行婚约，与大蔡锷八岁的刘长姑完婚。刘长姑在一种自尊基础上的自卑感使她思想上转不过弯来，誓死抗嫁。这时刘长姑妹刘新英已长成一位20岁的姑娘，她一贯不满姐姐的门户之见，在花轿临门的吉日良辰，由她主演了这幕妹替姐嫁的喜剧。……这事张学乾当然清楚，因张与蔡既是同学又是亲戚。1935年蔡母王太夫人仙逝归葬山门，张学乾撰挽联时，首先想到的便是这桩传奇而又美满的婚事，故有‘坝上联姻，芳型亲炙’之句，而决不像某些人错误理解的蔡锷父母结婚。闹出了篡改历史事实，张冠李戴的笑柄”。这一说法，亦很是精妙，但令人不解的是：张学乾分明是挽蔡母王太夫人之联，所叙事迹，则是其子蔡锷与儿媳刘新英“传奇而又美满的婚事”？一个被称之为有“贤母美德”的王太夫人，难道就没有丝毫值得一提之事，只有借用其儿与媳的美满婚事来衬托一下，才能勉强凑成一副挽联？又，蔡锷与刘新英结婚，是在蔡锷22岁时自日本留学归国之后，此时蔡家已居住山门十多年了，为何又将蔡刘的婚事称为“自坝上联姻”呢？这岂不是前后自相矛盾？

《也谈》一文还说：“当年十来岁的太夫人嫁给蔡正陵，家境贫寒，连一铺一盖都赔嫁不起。而蔡家亦穷，怎么也说不上‘芳型’，哪又谈得上‘亲炙’”。这又是一个妙论，按照此说，“芳型”、“亲炙”都是贵族、财主们的专利，于穷苦人家是无缘无份的。但是，张学乾撰写此联时，王太夫人母以子贵，早已是诸候之家的太夫人了。她从前虽然穷，但中国人喜欢为尊者讳，当时结婚的场面即使再寒酸，也得用优美的词句来形容。张学乾在叙述此事时，用了“芳型”二字，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有关专家大可不必为其大动肝火。至于说到“亲炙”，指的是作者亲身所见所历，难道说因为王太夫人以前很穷，就连给别人以“亲炙”的权力也没有了？

　七、以诡辩之术曲解武冈第六区公所挽蔡母王太夫人联的涵意

1935年蔡母王太夫人去世时，武冈第六区公所（即山门区公所）挽联中所云：“令嗣生长山门”，已十分明确地指出了蔡锷生在山门，长在山门。《也谈》的作者在发表于2004年11月21日《邵阳日报》上的《蔡锷生在邵阳长在山门》一文中却说“生长”一词“是偏正词，不是并列词，与对边偏正词‘仪型’对得工整，它是‘长’的概念，不是‘生’的意思”。由此推论，则该联的对边“太母仪型民国”中的“仪型”二字，也应理解为“型”的概念，而不是“仪”的意思了！推而广之，则某先生“生长邵阳”，也应理解为“生在他乡，长在邵阳”了！岂不荒谬乎？综上所述，《也谈》一文作者学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方法之巧妙，手段之高明，已不言而喻了。但是，很想顺便说几句：一是《也谈》一文对持“蔡锷出生洞口说”的人进行痛骂时所使用的一些语言未免有侮辱和诽谤他人之嫌，这是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所不容许的；二是要骂别人，首先要想一想自己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脚，不要动不动就举起专家的牌子来恐吓人，以长者身份来训斥人，学术上的问题，靠摆事实，讲道理，骂人是无益于事的；三是要注重身份，既然是专家、是长者，就应该爱护后学，启迪后智，而不应以侮辱和诽谤的方式去对别人乱骂乱训，须知侮辱他人者亦将自取其辱；四是应注意同志关系，对于一个学术问题，尤其是争议较大的历史问题，各人谈各人的观点和认识，这是正常现象，没必要为了古人而伤了今人的和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