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在“欧风美雨”的催化下，妇女解放思潮在中国从封闭僵化的社会结构中萌生。一些进步女性为跻身主流社会、参与社会发展、寻求自身解放而上下求索。唐群英就是这些觉悟女性中的一员，作为留日女性、同盟会会员和辛亥革命女英雄的她，怀着“犹在沧浪里，誓作踏波人”的理想，在中国近代女权斗争中，谱写了令人瞩目的篇章。我们拟对唐群英的女权思想进行梳理，以期加深对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认识。

　　一. 唐群英生平简介

唐群英（1871—1937），字希陶，湖南衡山新桥人。20岁时，她嫁给曾国藩的堂弟曾传纲。婚后，她与同样嫁到此地的秋瑾、葛健豪（蔡和森、蔡畅的母亲）相处甚密。26岁时，唐群英接连受到爱女夭折、丈夫病死的打击。在经历如此惨痛的人生变故后，唐群英决计“大归”娘家。1904年，33岁的唐群英步秋瑾后尘，赴日留学。在日期间，唐群英广交革命志士，成为华兴会和同盟会的会员。1906年，爱国团体“留日女学生会”成立时，她被推选为书记。1907年，秋瑾在绍兴就义后，唐群英悲愤万分，决定回国从事武装斗争，继续秋瑾等革命志士未竟的事业。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唐群英与张汉英等组织成立了“女子后援会”和“女子北伐队”，在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孙中山誉为“巾帼英雄”，并授予其“二等嘉禾勋章”。民国初年，为了实现男女平权的理想，唐群英领导了女子参政运动。参政运动失败后，唐群英返回家乡，从事女子教育事业，直至1937年辞世。

二. 唐群英女权思想的发生发展

2.1.1904年至1911年底：唤起女界觉悟，共担革命重任

20世纪初年的中国，腐朽的清王朝大厦将倾，帝国主义侵略不断加剧。变法图存、革命救亡成为时代精英们关注的课题。出生名门，受过良好教育的唐群英在与秋瑾、黄兴及宋教仁等人的交往中，准确地把握了时代主题，表现出一般女性所不具备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在日留学期间，唐群英参加革命团体，并常为《民报》、《洞庭波》等进步刊物撰稿。她曾以诗言志：“欲展平均新世界，安排先自把躯捐”，“愿身化作丰城剑，斩尽奴根死也瞑”，表达了炽热的爱国之情。她曾指出：“国亡而不能补救，则匹夫与匹妇，皆与有罪；国将亡而思救，则匹夫与匹妇皆与有责”，呼吁女界加入救亡行列，与男子共挑时代重任。

在寻求救国之道的同时，唐群英对女性的弱势地位和社会角色问题进行了探讨，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女权思想。其内容主要有：

2.1.1.重视启迪女子觉悟。在唐群英看来，中国妇女曾经拥有过较高的地位，只是后来儒学所倡导的封建伦理道德使女权惨遭“陵夷”。作为《留日女学会杂志》的主编和发行人，唐群英在该刊的发刊词中指出：“我国女界数千年来，浑浑噩噩，以依赖为生活，以服从为义务，不知国家为何物。”因此，女子智识水平远不如男子，而要改变这种状况，“惟有发顽启冥，震聩启聋，尽鼓吹之能力，采开导之方针。”唐群英呼吁广大女子不要“妇颜婢膝，任人驱使”，而应“绝其依赖之心”、“破其自卑之感”，养成“独立精神”。

2.1.2.呼吁推进女子教育。同当时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一样，唐群英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指出发展女子教育是国民母教的基础，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以如此之女子社会，当如此之危急国家，虽男子程度尽如欧美，尤难免为半开化国，竞争之场，必归劣败。瓜分之祸，卒难幸免，而况男子之程度较欧美不啻天渊。”“此后生存竞争将日益加剧，苟非男女一致，内外一心，互相维系，互相调和，则决不足以自立于今后之世界。而四万万人，终不免犬马奴隶之惨。”唐群英呼吁留日学生“担负女教责任”，以推进东亚文明。

2.1.3.鼓吹女子奋起救国。“女界同胞，正宜当此国家多难、危急存亡、厄在眉睫之秋，与男子奋袂争先，共担义务，同尽天职……今日义务，即他日权利之张本，可断言也。”在唐群英看来，消除外患、拯救国家，女子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女子若要获得与男子同样的权利，就应当先尽义务，而不能自甘落后。她希望觉悟女性“勿云巾帼无能，但须娥眉有志，及时勉励，养成毛羽，东亚天地，任我飞翔。”为了做一名名副其实的“女国民”，唐群英像其他先进知识分子一样关注时事、崇尚革命，甚至驰骋战场，大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这正如后来孙中山所评价的那样：“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敢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

2.2. 1912年初至1913年底：发起参政运动，力争男女平权

这个阶段是唐群英女权思想大为发展并日臻完善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唐群英的女权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2.2.1. 申明女界立场，要求女子参政。民国建立以后，唐群英等人按照“同尽义务、共享权利”的设想，要求获得与男子同等的社会地位。然而，男女平等的现实却没有如期到来。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着手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唐群英等人代表女界上书：“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与女子以参政权不可……请于宪法正文之内，订明无论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然而，3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并没有任何涉及“男女平等”的条文，更未提及女子参政的问题。于是，唐群英等人再次上书力争，而参议院以“俟国会成立再行解决”为由予以拒绝。为了表明女界坚决捍卫女权的决心，3月20日，女子后援会、女子同盟会等5个妇女团体筹划联合起来，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 3月21日，唐群英等20余人怒闯参议院，砸碎玻璃，踢倒卫兵，造成举国皆知的“大闹参议院事件”。3月22日，唐群英、蔡惠等人到总统府递交第三次请愿书，要求孙中山到参议院提议修正。虽得到孙中山的支持，但仍然未有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唐群英等向各省提督、报界宣称“南京参议院所布剥夺女权的《临时约法》，我女界绝不承认。”

2.2.2. 组建女子参政团体，创办女权刊物。经过一番筹备，“女子参政同盟会”于4月8日在南京宣告成立，唐群英出任会长。该会宣称：“吾女子既居全国公民之半，则吾党今日冲决网罗扫除障碍其第一步之事业，即在争此公民之地位耳”，明确提出了做人、做国家公民的要求。然而，传统观念对女性的排斥却变本加厉，7月，在同盟会改组会议上，由于宋教仁等人的妥协，国民党党纲中公然删去了“男女平权”的内容。随后，北京参议院也明确否定了女子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了捍卫女权，“女子参政同盟会”移师北京，并创办《女子白话报》作为机关刊物。《女子白话报》共办了11期，以浅显的文字、激进的立场大力鼓吹女子参政，“政治上之不平等即吾女子最先受病之处也。”“现在女子的法律知识虽薄弱，不能说女子连选举的资格都没有。”“一次争不到手，二次再争；二次争不到，三次四次至无量数次，不达目的是万万不能止的。”

在担任《神州女报》（上海）主编期间，唐群英也是不遗余力地鼓吹女权，要求确定妇女的政治地位。1913年2月，唐群英在长沙创办了湖南支部的机关刊物《女权日报》，在家乡大力宣传“男女平权，并参国政”的主张。

2.2.3. 正视现实，全面求解妇女解放的难题。在参政运动中，唐群英等人的主张遭到了社会各方的诘难。王宠惠宣扬说“女子参政，男子进德，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章太炎也曾质问孙中山“女子参政之说果合社会良习惯否？”一些人更是以女子无国家意识、政治能力以及“女子以生育为唯一天职”等为由，强烈反对女子介入政治。而广大妇女，对此也颇不以为然。严酷的现实使唐群英等人认识到妇女解放运动的艰难。因而，在继续推进女子参政运动的同时，唐群英也在苦苦求索解放女性的答案。“女子参政同盟会”成立后，唐群英等主持制定了十一条政纲：“（一）实行男女权利均等；（二）实行普及女子教育；（三）改良家庭习惯；（四）禁止买卖奴婢；（五）实行一夫一妻制度；（六）禁止无故离婚；（七）提倡女子实业；（八）实行慈善事业；（九）实行强迫放脚；（十）改良女子装饰；（十一）禁止强迫卖娼。”这些主张体现了其女权思想的多元化、全面化，是唐群英妇女解放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体现。唐群英说：“物有本末，事有始终，苟不能为根本之筹备，稳健之进行，虽欲为女界二万万同胞谋无疆之幸福，多见其无效也”，提出妇女解放要稳步推进。在《湖南女界联合会之宣言》中，唐群英也提出女权运动的目标不仅在于争取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还应包括财产权、就业权、教育权和婚姻自主权，从而使女权运动的指向更加广阔和具体。

2.3. 1914年至1937年：坚持不懈，推进女子教育事业

临时政府北迁以后，袁世凯逐步控制了政局，女子参政运动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在北京参议院否定了“女子参政同盟会”提交的《女子选举法》后，唐群英等人旗帜鲜明地宣称“既袁大总统不赞成女子有参政权，女界也必不承认袁为大总统”，随后又在报刊上公然批评袁氏政府，揭露参议院的黑暗。1913年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女子参政同盟会，封闭《女子白话报》报馆，禁止《女权日报》在京发行，并悬赏一万元通缉唐群英。唐群英只好离开北京，先后避难天津、上海，最后绕道昆明返回了湖南。

轰轰烈烈的民初女子参政运动就这样偃旗息鼓，但是，经由革命战争和政治斗争洗礼的唐群英并没有因此沉寂下来。在对参政运动失败原因进行深刻总结后，她把“扩充能力，增进知识”作为妇女解放的基础工程。1914年以后，唐群英虽不再是政界的风云人物，但她成为一名脚踏实地的教育家。为了推动女学的发展，唐群英过着极其清贫的生活，先后创办了衡山女校、复陶女校等十余所女子学校，怀着解放妇女的坚定信念，走过了艰难的后半生。

三. 结语

在三十多年的斗争生涯中，唐群英的女权思想由萌生到成熟经历了几个阶段。可以说，在1904年以前，她只是对自己的卑微地位进行着本能的抗拒，认识到男尊女卑的封建伦理是不合理的。东渡日本以后，随着视野的开阔和与革命志士接触的增多，唐群英才开始逐渐明确了解放妇女的奋斗目标。在御辱图存、振兴国家的时代大潮中，受“女国民”思潮的影响，唐群英的女权思想表现出强烈的爱国色彩。她认为，女权不兴，不仅害了女子，而且殃及男子乃至整个社会。“是故男之不强，实由女子不振；女子不振，实由权之不张”。女权不张，社会和家庭的重任就落在男子身上，女子缺乏自立的能力和精神，对男子就不能相助，所以，男子就会“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因而，只有发达女权，才能够“救国家之危亡”。为了振兴女权，就要大力发展女子教育事业。唐群英提出：“发达女学，并以国民母教为基础，推进东亚文明，与欧美并驾齐驱”，认为女子教育要服务于救国大局，这与维新派提出的“新贤妻良母”理论也是一致的。由上可见，近代中国的女权运动有着极其鲜明的爱国主义色彩，它把斗争的矛头首先指向了西方列强和腐朽的统治集团，其次才是压制、贬低女性的传统思想。民国建立后，在争取女子参政权的过程中，唐群英等人才真正与男权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行了一番交锋。可以说，直到此时，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才真正触及到了男女平等的实质问题。

由爱国而民主，是近代志士仁人共同经历过的心路历程，是唐群英女权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轨迹，也是我们考察近代女权运动时应当认识到的一个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