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群英，这位辛亥革命时期很知名的、曾被孙中山临时大总统赞誉为“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不愧为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女权运动领袖，在中国近代女权运动史上与秋瑾是齐名的，同样她为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唐群英率先加入同盟会，影响了一大批妇女人才，并形成了一支近代的重要的妇女革命力量。

近代女权运动始于19世纪末的维新运动，但真正形成近代意义的女权运动，应该说是20世纪初，即辛亥革命时期。因为辛亥革命在推进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迈出了重要而独特的一步，知识分子作为这次革命的主力军，是其最为突出的特点，其中女性，以秋瑾、唐群英、何香凝等为代表，在辛亥革命中显示出的勇敢和智慧，是举世瞩目的。但真正成为辛亥革命时期一支重要力量，是从她们加入中国同盟会以后开始形成的。中国同盟会作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性质和汇集各种革命团体与革命力量的组织，它的成立，不仅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且也把近代女权运动的历史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而她们的加入同盟会，是与唐群英的介绍分不开的。可以这么说，唐群英是中国同盟会的第一个女会员，她的率先加入，影响了一批进步女知识分子。

唐群英和秋瑾都曾为湖南湘乡荷叶塘的媳妇，两人都具有进步的民主思想的女性。因为是同乡媳妇，多有来往，在思想上互有影响，都想似男儿一样，为国出力，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由于婚姻的缺陷，两人又都勇敢地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从荷叶塘离开婆家，于1904年先后来日本。唐群英到日本后，经赵恒惕的介绍，认识了黄兴、刘揆一、刘道一、宋教仁等湖南老乡。1905年5月，由黄兴介绍加入黄兴领导的华兴会，后又经黄兴介绍，会见了孙中山。同年8月20日，华兴会与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合并为中国同盟会时，唐群英作为华兴会唯一女会员转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的第一个女会员。不久，唐群英介绍秋瑾、何香凝也加入了同盟会。由于唐群英比她俩年长几岁，加上她高挑的身材、出众的才华和热心会务活动，大家便尊称她为“唐大姐”。

唐群英加入同盟会以后，在统一的革命政党领导下，更积极地从事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她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组织留日女学生的工作上。1906年，在唐群英等人的发起组织下，中国“留日女学生会”成立，大家一致推选她为书记，后又改为会长。面对清廷的腐败，国将不国，她大声疾呼：“女界同胞，正直当此国家多难，危急存亡，厄在眉睫之秋，与男子奋袂争先，共担义务，同尽天职”。凡我妇女姊妹，不应“妇颜婢膝，任人驱使”。而要“绝其依赖之心”。“破其自卑之感”，养成“独立精神”，“勿云巾帼无能，但须娥眉有志，”她自己则身体力行，当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时，她便以“安排先自把躯捐”，“斩尽奴根死也瞑”的英雄气概，投身到革命的行列，在上海组织“女子后援会”募集钱粮支援民军，奔赴战地救护伤员，继而又亲率“女子北伐队”，奋战沙场，英勇杀敌。被孙中山誉为“巾帼英雄”，授“二等嘉禾勋章”。

在唐群英的影响和鼓动下，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参加同盟会的女知识分子有200人，其中有名有姓可查的有105人，她们或公开、或秘密、或个人、或团体，以各种形式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在当时形成了一支女知识分子组成的重要的革命力量。这支革命力量的影响，正如孙中山对参加同盟会的女革命志士所评价的那样：“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敢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彭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

（二）唐群英积极领导民初妇女参政运动，使中国近代女权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虽未果，但显示了中国妇女的觉醒与力量。

辛亥武昌起义后，女知识分子为了在政治上实现“男女平权”，纷纷议团组会，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女子参政运动热潮。要求女子参政权，正是辛亥革命后女权运动的重要内容，它以“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的成立为标志，不仅在当时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而且也为后来的妇女运动提供了经验。

  “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是唐群英联络当时的女革命者张汉英、王昌国、沈佩贞、蔡惠（蔡锷之妹）等发起成立的。

1912年2月20日，由当时较为活跃的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后援会、女子尚武会、女子同盟会和女国民会等5个团体，在南京正式议决组织“女子参政同盟会”。会上，唐群英代表发起人宣布：“共和者，女子所固有之共和，非男子所独有之共和”。因此参政权“为男子份所应担，亦即为女子份所应得，无待于要求，今日所以不得不出于要求者，则以四千年来此权被彼男子劫夺，我女子放弃耳”。进而又指出：推翻专制政体，建立共和，“宁惟彼男子之力，我女子亦实有造于国家”。对参政权应“急起直追，一致进行，勿失此可乘之机”。当时有报纸评论此说：“洵为我国四千年来未有之钜观”。

大会后，筹组中的“妇子参政同盟会”，已实际成为女子参政活动的领导中心。这年3月，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临时约法》时，唐群英等认为“女子参政为国所必要”，“须从根本上要求解决”，上书孙中山，提出“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与女子以参政权不可”，因此，“请于宪法正文之内，订明无论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才不失专制变为共和”。可3月11日公布的《临时约法》，仍无男女平权之规定。唐群英等又上书参议院和孙中山，结果于19日的参议院会上，以“事体重大，应候国会成立再行解决”为词，拖延推诿。21日，由唐群英率领20余人闯进参议院，打碎议院的玻璃窗，踢倒警卫兵，造成轰动全国的“大闹参议院事件”，闻者叹此为我国五千年来女权之曙光。22日，唐群英、蔡惠又到总统府要求孙中山亲自到参议院提议修正，同时递交第三次请愿书。虽得孙中山的支持，愿“代向该院斡旋”，但仍未有结果。

4月8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南京召开正式成立大会，会上通过了“实行男女权利平等”等11条政纲，唐群英被选为会长。自此，女子参政运动在“女子参政同盟会”的领导下，推向了新的高潮。该会成立后，即分派代表到各省建立分会，其中声势较大的有上海、北京、长沙、武昌、苏州、杭州及河南等地。临时政府北迁后，唐群英等人也赶到北京，继续上书请愿，要求参政。

孙中山一向主张男女平权，但由于大部分革命党人封建意识根深蒂固，一时间他也“爱莫能助”。尽管在唐群英的满腔热血下，妇女参政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但它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它的失败，绝不是偶然的现象，此文暂且不论及其失败之因，所要指出的是，女子参政同盟会毕竟是一次具有相当规模的前所未有的女权运动，绝不是象某些守旧者所描述的那样：“女子参政者不过数十人而已，其趾高气扬，不过上海南京而已。”失败是铁的事实，但它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它显示了中国妇女由争取人格平等、社会平等向争取政治平等发展的新趋势，这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它的活动当时曾引起世界女权运动的注目。“万国女子参政会”会上、美国嘉德夫人曾赞赏地说：“以中国女界之程度之高尚，性情之诚挚，为欧美人所佩服，将来女子参政之成就，必以中华为最美。”

（三）唐群英创办女报，利用报纸进行革命活动，从而唤醒了广大妇女，为妇女的思想解放，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首先，唐群英深知报纸舆论影响的重要，便利用它进行革命活动。当时，她们领导的女子参政运动接连受阻，严酷的现实，使她深感没有牢固的社会基础，要实现女子参政是不可能的，她决定改变策略，利用宣传的方式，广泛发动妇女群众，普遍提高女界思想解放程度。早在武昌起义前，唐群英就曾在东京创办《留日女学会杂志》，自任主编。该杂志以“发爱国之忱，谋独立之道”为宗旨，为国民革命鼓与呼。她还四处奔走，联络女界，要“与男子奋袂争先，共担义务，同尽天职”，竭尽全力为女子投身革命，献计出力。1912年10月，“女子参政同盟会”会址迁往北京后，她便积极创办《女子白话报》以及《亚东丛刊》等报刊。这些报刊以通俗易懂的白话行文，易于被文化程度不高的广大妇女所阅读，内容涉及政治、教育、实业、时事及丛录等栏目，后又增设谐谈、小说、时评等，唐群英任报社经理与编辑。这为妇界参政，为女界争女权，开辟了宣传阵地。

1913年2月，唐群英又在长沙上塘湾创办了湖南支部机关报《女权日报》，每日出版两大张。这是湖南有史以来第一张妇女报纸。该报大力宣传“男女平权，并参国政”的思想主张，针锋相对地开展了反对《长沙日报》攻击女子参政同盟会的斗争。在全国女权运动转入低潮之后，唐群英一方面响应孙中山二次革命的号召，在湖南发动反袁、讨袁运动，另一方面继续利用《女权日报》等，揭露袁世凯篡夺政权实行独裁的丑恶嘴脸，使全国女子开阔了眼界。同时，她还同张昭汉于1912年将1907年创刊，后于1908年迫于清政府压制而停刊的《神州女报》复刊，并任编辑。

唐群英所办的女报，其目的是唤醒女界争取男女平等，她将自己的女权思想，全部体现在其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政治上，她主张男女平等，提出：“平等也，自由也，始人类之初生，天所界赋者也”，“无论男女皆立于平等”。要争平等，主要争妇女的参政权，提出了“男女平等，实行参政”的思想口号，这是她办女报的重要宣传内容，也是她毕生所追求的事业。她从男女平等自由，而提出女子参政权，并从历史发展这一高度，预示妇女争自由平等这一目的终将实现。

第二，在经济上主张独立。在《女子教育问题》专栏中，唐群英提出，妇女在政治上取得地位，必须在经济上先要取得独立，说：人生在世三件事：衣、食、住，过去“都是男子挣钱办来的”，故“男子把女子当成附属品”。女子要实现这三件事就得从经济着手。即从实业着手，要实现经济上的独立，必须“求得高深的学问，实行实业上的事业”。为了在女界推广实业，她大量刊登这方面的文章，特别指出：“美国的女子们都受过教育，都有职业”，能够独立自主，“自然可与男子平等。”唐群英把妇女的经济独立与教育联系在一起，深刻揭示妇女经济的独立与人的素质的提高之间的关系。

第三，在婚姻家庭上，她要求自由自主。在唐群英所创办的《留日女学会杂志》第1期上，有文章提出应由男女青年“自由择婚”，反对封建买卖婚配。认为“今流俗之结婚姻，父要索聘钱，为父母者多居其女为杂货，此为贩卖鹿豕牛羊何异？”唐群英一贯主张在男女平等的思想基础上，建立自由自主的男妇婚配，她批判了封建的“以女子无才为美德，以服役男子为天职”的封建腐朽思想，主张平等自由，大同博爱，反对男子对女子的统治，更反对封建的父母包办婚姻和女子从一而终的不平等思想。所以，在她的婚姻上，虽在年幼无知时，由父母作主嫁给了一个不相识的男人，且婚后不到3年，丈夫因病去世，按封建习俗及婆家族规，女人丧夫须在婆家守节。但唐群英生性豪迈，蔑视封建礼教，毅然离开了婆家，远渡日本，学习西方先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去了。最终，她成为一名坚强的民主主义革命战士，在当时的女界中，影响极大。

（四）唐群英创办女学，为女权运动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妇女人才。

唐群英在兴女学这一点上，可说是近代教育的开拓者。从1912年10月起，一直到晚年，她先后在北京、长沙、衡山、岳阳等地创办了或筹办过南洋女子法政大学、中央女子学校、长沙女子法政学校、女子美术学校、自强女子职业学校，白果虹茶亭女校、衡山女校、长沙复陶女校和岳北女子实业学校近10所女校，她用她全部的心血和全部家产，成为我国近代办学最多的教育家。在她看来：女子享受教育是男女平权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早在日本留学时，唐群英专修教育，曾在一篇文中指出：“无知积聩不振，女权陵夷，遂成斯世困顿之形。溯国运盛衰之际，又岂非我辈担负女教责任之时耶”？把女权、救国、女学三者联系在一起，决心以振兴女子教育为己任，提高女界思想觉悟，普及女界知识，力图从根本上解决男女不平等的问题。

在办学过程中，唐群英重视提高女生的斗争意识，最为突出的是1926年岳北农民运动培养出了一批敢斗的有革命觉悟的娘子军。她们在白果成立女界联合会，剪掉长发，放开裹脚布，高举红旗，走向了革命。再一个，唐群英在办学中，还特别重视增强女子参加社会活动的本领，为此，特别创办了“自强女子职业学校”、“岳北女子实业学校”等等，所学课程，不单学文化，还学实业课。实业课分音乐、书法、刺绣、缝纫、编织、剪花科目，学生可按其所好，掌握一门或多门课程。这些都体现了唐群英学以致用和因材施教的办学思想。

唐群英所创办的女校，对开发妇女智力，提高妇女的思想觉悟，培养妇女人才，带动妇女冲破封建罗网，获得自主的权利，有切实有效的作用，对中国近代女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亦为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