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市郊昆山县城有一位白发长髯，文雅持重的老人奔走呼号，动员民众，救死扶伤，抗敌御侮……这位外貌高洁而衣着朴素的老人，隐居昆山已十有余年了。他就是同盟会首名盟员，长期追随孙中山、黄兴革命，并多次给予他们巨大援助的辛亥革命元勋曹亚伯。
曹亚伯（原来茂瑞，字庆云1875-1937年），湖北阳新人。他“自幼居乡，每聆乡中父老讲述太平军当年起兵杀贼遗事，辄眉飞色舞，”他痛感清室的腐败无能，“辄悲愤填膺……而有灭此朝食之志。”他以天下为己任，自名为“亚（洲之）伯”，积极寻求民族独立自强之道！暗自“立下誓愿，非赶走‘外国皇帝’不可。他生平“赋性率直，嫉恶如仇”。重信义而轻权位，让赏辞荣不居功，积极追随孙中山，黄兴的民族民主革命事业，并成为其亲密的伙伴与真诚的挚友。他曾留学英国，毕业于牛津大学。却坚决避开“仕途经济”之故道，一生不做官，不经商、淡泊功名利禄，待人处世忠心赤胆，具有一种敢做敢为，无所畏惧的傲骨与豪气……和章士钊等，人称民前“三疯子”。
一
1904年10月24日。
在宁乡中学任教的曹亚伯正伏案编写博物学讲义，突然接到黄轸派人送来的急信：“有要事相商”。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曹亚伯在两湖书院住学期间，与同班学友黄轸（字克强），感情笃厚。相同的理想使他们走上了同一条革命道路——排满反清。随后，曹亚伯皈依基督，以宣传宗教为名传播革命思想，并与武昌圣公会会长胡兰亭和长沙对公会会长黄吉亭（时在武昌）等知交颇深，成了两湖地区甚负名望的“基督教徒”，并介绍黄轸、周震鳞等一批重要革命人物“入教”。黄轸自日本留学回国之后，在长沙建立了湖南第一个革命组织华兴会，正在积极准备旨在推翻清统治的武装起义，二人的来往一直频繁。曹亚伯在长沙宁乡中学、求中学校等校任教，他是湖北第一个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为日后知会）负责宣传的主要成员之一，兼任湘鄂联络员；是时黄轸也在长沙主持明德学堂等校——都是利用学生提供的讲坛，教育和发动青年学生团结起来，进行民族革命！
明德学校的教员，多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如张继、吴禄贞、周震鳞、苏曼殊、金封三等，基本都是华兴会的成员和骨干。明德学校便成了华兴会的革命指挥中心！他们计划在1904年11月16日（甲辰十月初十，即皇会之日），慈禧太后70寿辰——“万寿节”那一天， 在长沙、岳州、衡州、宝庆、常德、浏阳及武昌等地同时举行起义，不料计划被湖南当局所侦获。巡抚庞鸿书便立即下令缉捕黄轸及其党徒！黄轸急切向曹亚伯求救。
曹亚伯随来人赶到藏匿黄轸等人的龙砚仙家，见了黄轸，弄清情况之后，曹亚伯马上又去吉祥巷圣公会堂，轻轻敲开了黄吉亭牧师的后门。这位黄牧师是一位正直可靠的“革命友人”。他来长沙之后，“在曹亚伯的协助下，专以联络湖南教育界倾向革命面又具有声望的人物”，他既布道，又传播民主革命的思想。黄牧师后来终于成为一名甚受称赞的优秀的同盟会员。
在这危急关头，黄牧师当即表示：“克强的安全我可以担保！”
第二天晚上，黄牧师乘小轿来到龙家。小轿再入龙砚侧的内室，神速地把黄轸换上轿子，放下轿帘，装着龙家“女眷出门”的样子，然后经过小街，到吉祥巷圣公会堂后街一家娼妓的门口，趁着那些红男绿女来来往往的喧闹劲儿，黄轸大大方方下得轿来，“跟班”张继与早已等候在此，“迎接客人”的曹亚伯也上来打了个照面，互换了眼色，说两句道安的吉祥话，亚伯便上前牵着黄轸的大手，从容不迫地拐进小巷，步向圣公会堂的后门，然后快速进入会堂，藏进了安全场所。
二
黄轸隐藏在楼上不得外出露面，掩护和营救同志的任务就全靠曹亚伯、黄吉亭他们了。黄牧师从长远的大局着眼，在圣公会堂附近给黄家租了一间小屋，让黄轸一家迁居于此，每礼拜日照常坚持到教堂做礼拜，以便掩人耳目。时间将及一个月了，黄轸急欲离开长沙，早
日奔赴革命阵地。而曹亚伯更是心急如焚，四处奔走。他利用假日回到武昌，“摇唇鼓舌”，广为申援。不多日，武昌圣公会会长兼日知会(科学补习所被查封后又成立的革命组织)会长胡兰亭牧师来到了长沙，通过曹亚伯的积极斡旋，他们终于与黄吉亭牧师商定秘密送出黄轸的具体方法和步骤。于是，黄轸剃掉胡须，穿上制服，化装成海关办事人员，登上日本轮船“沅江号”，由黄牧师送他到汉口，当晚又再送他到江心，一直待他登上了去上海的“江亨轮”。分手时，黄牧师再三叮咛黄轸：“到达上海之后，马上拍来电报！只用一个‘兴’字就说明一切了。”黄轸照办了。他取其“兴我中华，兴我民族”——“我革命的终极目的”的大义，遂改名为兴。从此，黄轸便以黄兴这个名字出现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成了一个光耀千秋的一代伟人的名字。
曹亚伯虽然借助教会的势力没有遭受什么危险，但他在湖南也站不住脚了。因为新任湖南督抚端方，仇恨革命，大肆搜捕杀戮革命党人，视曹亚伯更如眼中钉肉中刺！ 但他又碍于自己曾督抚过两湖书院，与曹亚伯有过师生之谊。而今亚伯还是一位颇有名望的洋教徒，明面上也不好任意去弹弄他，但又无从下手，莫可奈何！最后只好打发他去了日本，名为调查宗教委员，实则给自己消除了心腹大患。
曹亚伯来到了这个樱花之国。
7月下旬的一天，经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介绍，黄兴与孙中山初会于东京神乐坂凤乐园(中国菜馆)，二人义气相投，一见如故。孙中山热情洋溢，“口讲指画”;黄兴喜之不胜，“大为悦服”。他们畅谈革命大业，坦诚交流建国思想……自此孙黄携手合作，成为志同道合并肩战斗的革命战友。
7月29日。黄兴召集华兴会成员在其寓所开会，讨论关于同孙中山的兴中会联合问题。次日，双方集会于东京赤坂区内田良平家里。这是日本黑龙会的办事机关，孙中山、黄兴都很熟悉。出席会议的各省留日学生约70人。按照孙、黄的意见，要求与会者均须亲笔签名，以作为新建革命组织的正式成员名单。日本人宫崎寅藏当即取出纸笔，提供大家签名之用。这时，会场呈现片刻的沉默，因为这种打破惯例的签名方式，令人感觉甚为异常，人们思想上缺乏准备，有些犹豫不决，致使会议出现了短暂的冷场。猛然间，有位鄂东南口音的青年，离开座位起立，一面高声喊道：“今日大家主张革命，始来此间，如有异议，何必来哉！”一面大步奔向笔墨桌案：“我凭我良心签名！”并挥笔写下“兴国州(阳新县原名)人曹亚伯”几个显赫的汉字。这位两星期前刚从湖南来到东京的曹亚伯，他竟然“抗旨不遵”，没有去“调查宗教”，而是积极参与了孙、黄的“造反”，并决心加入其新建革命组织——同盟会。曹亚伯刚回到座位，孙中山的另一密友，孙、黄结识的主要牵线人安徽休宁的程家柽也站了起来：“我也凭我良心签名”。于是在曹、程二人的带动和呼唤下，“众皆和之”，与会者便随后一一签上自己的名字，以示正式参加组织的决心和行动。
这就是同盟会的第一批成员。而曹亚伯即为第一位在盟书上签名的盟员。时间为1905年7月30日。当时有位广西籍的盟员“不知有兴国州地名，以为儿戏，笑问曹亚伯何意(疑曹不敢写真实籍贯)？亚伯答：“君不知太平天国大败清军时，有兴国州人多次包打洪山之事乎？若无兴国州人，你们广西的天王洪秀全焉能安然在金陵登基也！”说得众人哈哈大笑。
三周后，8月20日，下午2时左右，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在东京灵南坂日人阪本金弥住宅举行。在大会上发表演讲的有孙中山(兴中会)、曹亚伯(日知会)、黄兴(华兴会)3人。演讲之后，大家开展讨论，曹亚伯以其雄辩的口才和严密的论理，一一驳倒了假设的反对论点。他口若悬河，感情奔放，思想深刻，语言犀利，恰似一位修养有素的辩论家。他妙语连珠而充满自信，他豪情满怀而富于鼓动精神！他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热烈的鼓掌欢迎和由衷的赞佩！从而为同盟会成立之初统一思想、共同奋斗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在会上，黄兴宣读了同盟会章程草案(修改后通过)，他并提议孙中山为总理(一致同意)。黄兴当选为执行部庶务。司法部由张继领导。宋教仁为检事。评议部长汪精卫、胡瑛、冯自由、胡汉民及曹亚伯为评议员。
不久，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出版，但初期的发行工作严重受阻。长期从事宣传联络工作的曹亚伯，又一马当先，主动请缨，积极开辟发行渠道。他与萧钟英、陈谟、龚国辉等人亲自动手，将报纸一一进行包卷，写信封、贴邮票，然后交付邮局，寄发一空。他还经常手提大包，携带报纸前往有关各校踊跃发售，因而很快使《民报》得以顺利发行和发展，风行于海内外。同盟会的革命主张，遂得以广泛的传播和深入的扩展。孙中山、黄兴的革命领袖地位也从而由地方性(广东一带和湖南一带)迅速发展成为全国革命的统一领袖。
1909年，孙中山自南洋来到英国伦敦。他因旅资不足而一筹莫展，正在犯难之际，来此留学并已介绍“现代圣人”吴稚晖加入同盟会的曹亚伯，身为留学生会会长，他便急向留英同志筹款80金镑送给孙中山，及时解决了燃眉之急。而曹亚伯自己的学习生活却是极其艰难困苦的：他“能在英继续求学”，完全是“赖英国宰相之子与彼友善，时予资助”的结果。
1917年6月，黎元洪被迫解散国会，“国人大愤，孙总理在上海力图起兵护法，而绌于经费”不得付诸行动！国会议员及北洋海军纷纷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相率集中在上海”，只等孙中山的一声号令，便立即奔赴广州组织扩法政府。但孙中山感到费用缺口太大，不好贸然从事！紧随孙中山左右的曹亚伯，遂将此情告知其一位富翁好友¬——驻上海的某外国医生。这位医生原是一名犹太人，为人通达慷慨，极为同情中国革命。他说：“中国已经大乱，非孙中山先生莫能为力，若中国衰亡，我在上海亦不能立足矣。”他表示“愿助资百万支援孙中山革命！于是，曹亚伯每当夕阳西下，便会同女友吴某，乘马车去到医生住处，但见他出门时，“手提大皮升箧一具，其中累累皆各国钞票，外人虽侦伺严密，无疑之者也。”——总共5大麻袋！因此之故，不久程壁光(海军总长)“率海军南下及广州召集非常国会之举，亚伯之功为多焉。”
曹亚伯晚年隐居昆山，国民党军政首领如陈诚、冯玉祥、白崇禧等亦常去拜访。他曾对来访者指着“室中巨箧”说：“此中有孙总理衣物，孙科欲以重金相易，(吾)拒而不与。”他感触良深情意绵长地慨叹道：“我与孙先生当年财帛不分家，因无分尔我也。”他与孙中山先生的深厚情谊，由此自可见其一斑了！
为革命，曹亚伯总是这样不遗余力不畏艰险，而又不显山不露水地默默辛劳着，奉献着……
同盟会成立以后，连续组织了6次较大的起义，均告失败。首脑们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必须把革命的思想灌输到军队中去！团结依靠革命武装力量以夺取政权，才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而这一任务的完成，湖北日知会则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武昌起义它是冲锋陷阵的一支突击队和革命中坚。因为‘日知会在当年革命团体中为实力最强大者”，“当代之菁英，而集中于日知会，以从事革命大业也。”旧知会的政治力量和组织力量都是相当雄厚的，做好日知会的工作，是革命党人一时的中心任务。
曹亚伯回国后，首先打通了日知会首领刘静庵、冯特民等人的思想，从而沟通了同盟会与日知会的组织关系。“自此，同盟会与日知会之声气，息息相通矣。”日知会成员集体加入同盟会，更为武昌起义——辛亥革命提供了军事力量与组织力量的准备……
1903年底，清廷采纳袁世凯的建议：“非练兵无以卫国”，因而成立练兵处，作为陆军参谋本部，督练全国新式陆军，是为“新军”。而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则是专门介绍新军入伍的机关，“张之洞所募新军，大半为科学补习所介绍之新货(学员)”。他们在入伍之先，已受过科学补习所秘约：“此次入伍，务学成健儿，待时机一到，即起而革命。”果然，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首先发难的正是新军革命同志。工程八营后队正目熊秉坤(日知会成员)打响了历史性的第一枪！左队队官吴兆麟则脱颖而出，成为众望所归的义军首领，一致推举他为起义军总指挥。吴兆麟也是日知会干事，他与曹亚伯交往密切。
中华民国建立了，革命的任务“完成”了！曹亚伯晚年隐居昆山，遁入佛门，悉心撰写《武昌革命真史》一书，最后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
1937年，日军占领昆山前半个月，曹亚伯与世长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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