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期间，唐生智在一年左右的短暂时间里，由师长升到集团军总司令，官至上将；由湘南善后督办跃为湖南省长、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军委会主席团成员。他的军队由1个师迅速扩展为5个军40多个团，成为湘军中人数最多、装备精良、纪律严明、战斗力最强的军队。北伐时期，是唐生智军事生涯最灿烂的岁月，也是他政治思想闪光的年代。本文对唐生智在北伐时期及其以前有关军队建设和政权建设的思想与实践，作些探讨。
一
在湘军系统中，唐生智和其他主要将领比较，有许多不同之点。他不是“秀才从戎”、“文人治军”，也不是“军政参半”、“亦政亦军”。他是从陆军小学、陆军中学到陆军大学（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受过系统的、严格的、正规的近代化军事教育，可谓“科班出身”。军校毕业后，他抱着“习武自强，从军报国”的宏愿，投身军伍，参加讨袁护国、护法，驱张抗吴，北伐直奉，东征讨蒋。他在这些烽火硝烟的战争中，摸爬滚打，身经百战，由兵士、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到总司令。戎马倥偬，从士兵到将军，一步一级台阶，堪称职业军人的典型。他虽任过省主席，但绝大部分活动时间在兵营。这样的教育和经历，是谭延撺、程潜、赵恒惕所不完全具有的。严格的、正规的军事教育，长期的、艰辛的征战生涯，铸成他坚毅刚强的军人气质，造就他统领北伐大军的杰出将领。他那颇具特色的军队建设思想，是其长期带兵和实战经验的升华。
唐生智生逢乱世待治之年，新旧思想激战之时。他认为：“复兴民族，打倒列强，一定要革命”，“非革命不能救中国”；但是，“革命一定要有军队，没有武力空谈革命就是放空大炮”。少年唐生智是在维新自强思想的启迪下，抱着“重整河山，救国救民之志”报考军校，“从事军旅的”。这说明与封建军阀追求升官发财的目的截然不同，唐生智是为报效国家和人民而从军的，并且把建立革命的军队，看成是“救国救民”的首要前提。这一思想动机，长时间影响和制约着他的部队训练和作战行动。
为建立一支有别于军阀武装的革命军队，唐生智曾亲赴浏阳，在农民子弟中招募新兵；下连队与士兵同生活，共操练；经常出巡兵营，检查士兵的训练和生活状况；他把佛教戒律中的合理成分引入军队，用以维系军风军纪；开办军官讲习所，轮训中下级军官，提高军政素质。加入国民革命后，他服膺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率领全军官兵参加国民党；仿效苏军建制改编部队，要求中共党员到第八军领导政治工作。
“打仗，究竟为了什么？”“老百姓究竟得到了什么好处？”唐生智在长期部队生活中时常思考这个问题。他在衡阳“培训部队，与士兵共同生活”的几年中，了解到士兵绝大多数要求“打革命的仗”，极不愿意“为军阀卖命”。同时，他也看到湘军中一些“老将领”，一个个为自己升官发财、争权夺利而明争暗斗，“最终也相继为人民所唾弃”。他认识到练兵打仗必须要有明确的目的，这是关系军队性质和命运的大事。
参加北伐前，唐生智治军，多受儒家“吊民伐罪”和佛教“救人救世”的影响，军事行动大都服务于“断恶行善”、“除暴安良”。他在湘南各县清剿土匪，惩治欺压百姓的地方官吏，打击凌虐民众的恶霸地痞等的军事行动，大都是禀承“吊民伐罪”，“除暴安良”之旨趣的。
加入国民革命后，他接受了中共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信仰“新三民主义”，革命目标更为明确。在就任第八军军长、北伐前敌总指挥兼理湖南民政时，即“发布通电声明服膺主义，讨伐吴赵。”他要求“全体官兵同心协力”，“为三民主义而奋斗”。他说：三民主义是革命军人的“信仰”和“灵魂”，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团结胜利的保证。“军阀为争权夺利，争夺地盘而战”，“根本没有什么‘主义’和‘信仰’”，“是没有灵魂”的军队。“我们有了主义的”革命军，迟早要打败“无主义的敌人”。他指出：“中国人不能平等，不能独立，是受帝国主义之压迫；一般民众很痛苦，是受帝国主义走狗军阀和封建制度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压迫”。国内军阀为争权夺利，不惜“色结外人，鱼肉异己，甘作帝国主义走狗”，因此，“军阀不除，则帝国主义不倒；帝国主义不倒，则军阀亦终不能除”。他要求北伐将士“承先总理之遗嘱”，“一致起来，始终与帝国主义、军阀奋斗”。1927年5月，他在驻马店前线检阅第三十六军时又说：我们这次进军河南，是为了“解救北方被压迫同胞”，“要救河南的同胞，一定要打倒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使第八军成为主义明确的革命军，唐生智要求中共湘区委选派中共党员到该军从事政治工作，聘请了夏曦为政治顾问，任命凌炳为政治研究所所长，帮助第八军进行政治整训，使官兵更加明确反帝、除军阀的意义，真正为国民革命而战。
唐生智十分重视革命军人吃苦耐劳、奋斗牺牲精神的培养，且能以身作则。1915年，他在湘军学兵队任教官时，就埋头苦干，“踏踏实实地训练部队”。第四师驻衡期间，他也专心致力于部队的建设。在军事训练中，从严、从实、从难要求官兵，规定士兵每天操练8小时以上，真正掌握各种作战技术。他把佛经教义“无我为人”引进部队，作为军人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要求官兵依照“佛法”首先做到“无我”，“革自己的命”，忘却“私念”，牺牲个人，然后才能“为人”，“救人救世”，“为人民大众做事”。他认为：“佛不是迷信”，“是觉悟的”，佛“有彻底牺牲精神，利他济人。同革命联（结）合，只有增加力量的”。 1926年北伐出师时，他训诫将士要抱定“为主义献身”的“决心”。“只求主义成功，我们纵然牺牲，忠义报国……也是永垂不朽的。”我们第八军战史上有“屡战屡胜的名誉”，应该保持“本军的光荣”。他相信“我不怕敌，则敌必怕我”，是克敌制胜的“格言”。要求官兵在炮火猛烈、地形险恶的环境中也要“坚忍沉着，耐苦支持”。只要我们发扬“奋勇向前”和不怕牺牲的战斗作风，“敌人必望风披靡”。1927年5月，他在河南前线热情洋溢地发表了《革命军队要抱定牺牲的精神》的著名演说，要求官兵树立“有我无敌”的必胜决心，以打败优势敌人。他强调：“如果不消灭奉军，便是消灭了我们自己!”“我个人是时时刻刻准备去牺牲的”，“只要拿出牺牲精神去干”，我们“一定会得到胜利”。他说：在前线和敌人打仗，“怕牺牲的人一定会牺牲”。“只要大家团结起来与敌人奋斗，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他反复强调：革命军人“最注重的是牺牲的精神”。北伐军在他的教育、鼓舞和指挥下，克服了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连克西平、遂平、上蔡、临颖诸城，直捣郑州。
纪律是军人行为规范的约束力。坚强的纪律性，是部队战斗力的来源。唐生智把革命纪律放在建军的首位。早在保定军校求学时，他就提出“革命一定要有纪律严明的军队”，“要把军队搞好，首先要讲究军队的纪律”。他看到“叶开鑫狂嫖滥赌，腐化堕落”，叶军“烧杀淫掠，军纪败坏”，引起湖南人民痛恨的情景，特别强调军风军纪的建设。禁止士兵逛戏院、进娱乐场。他非常强调军队的群众纪律，不许伤害老百姓。他说：军队“骚扰百姓”，就“不会得人心，更得不到老百姓的拥护”。为使部队“真正成为纪律严明的革命军”，他在湘南练兵时，提倡学佛，传授“五戒”，即“戒杀生、戒偷盗、戒淫邪、戒妄语、戒酗酒”，要求官兵铭记，作为行动准则。这种佛化教育，当时在净化纪律，维系军心，振作士气，密切军民关系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唐生智接受三民主义、加入国民党后，仍未放弃学佛。佛化、党化融为一体，互取互补。一位外国军事顾问评论：他是以“佛教为本，孙文主义为用”，治军是“很有效果”的。唐生智用佛法练兵治军，故有“佛教将军”之称。
为严饬军纪，唐生智经常出巡军营。1925年12月4日至22日，他到湘南各县视察，向随行官兵和各地驻军约法7条：1、不受各界招待； 2、不许借民众器物；3、不准拉夫；4、不准需索钱财；5、不准抑价强买；6、严惩扰民驻军；7、清洗贪赃枉法官吏，铲除依势凌人豪绅。并将7条张榜公布，甚得军民拥护。进军河南后，唐训令部队力戒满骄情绪。要求将士与河南民众交谈时，“语言要特别和平”，采购物品“注意十分公平”，借用民房一定与“主人交涉”。对待河南友军，也要“和平、客气”，因为“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奉系军阀”，要和他们加强联络与合作。他十分重视军队内部“纪律和团结”。行军作战必须“绝对服从官长命令”，“团结一心”，“协同各部队”，完成“自己的任务”。他说：“有纪律的军队，无论进退，都能团结一致，协同到底。我们以纪律的团结，去打倒那无纪律的敌人，敌人自必望风溃窜。”
唐生智重视在政治、思想、军事、作风和纪律上建军的同时，非常重视军队的物质装备。他想方设法陆续从汉阳兵工厂购进大批枪支弹药，从土匪和敌军手中缴获武器。1926年北伐前夕，所部5万之众，基本做到了“一人一枪”。
唐生智上述军队建设的思想和原则，是他参加讨袁、护国、护法、驱张、北伐等革命战争的经验总结，得到苏联军事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虽然它的理论形态还不够完整系统，带有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但它具有鲜明的民主性和实在性。唐生智运用这些军事思想和原则，在1924~1925年间，建立了以唐生智为领导，以刘兴、周斓、李品仙、何键、叶琪、龚浩等为骨干核心的“保定派”军事实体，在湘军中与他的前辈谭延撺、程潜、赵恒惕鼎足而立。经过唐生智等认真操练和不断扩充，这支军队迅速成为军容整齐、战斗力强的武装集团，成为国民革命军北伐的主力，亦为新湘军中独一无二的劲旅。
二
赵恒惕被逐出湖南，以唐生智为首的湖南省政府正式成立（1926年7月25日），这标志着湖南封建军阀政权被北伐军推翻，湖南政局发生了巨变。清除北洋军阀在湖南残存的封建势力，建设民主主义的新政权，使湖南成为北伐的“巩固的后方”，已成为迫切的任务。唐生智在中共湖南区委和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指导下，遵循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政纲和三大政策的思想，着手省政府内部的调整和改革。
第二期北伐（8月下旬）开始后，唐生智赴前线指挥作战，省长一职由张翼鹏（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代理。唐生智尽管军务繁忙，但仍十分关心和过问湖南新政权的建设，省政府的重大决策和举措，大都经过唐的亲自定夺。
唐出掌省政府后，为使他领导的政府有别于北洋旧政权，并使之沿着人民性的方向发展，他在改革省政府内部结构和制定施政方针时，一再提出“使能适合民主制度”，“不能再像从前因循敷衍”，“要有刷新精神”和“革命精神”。他对新政府的性质、职能和作风建设的论说，闪耀着民主主义思想的异彩。
唐生智称他领导的湖南省政府，应该是为人民谋利益，依靠群众，成为人民自己的政权。他说：“自从我带兵以来，即以除暴安良为心，到如今有十多年了。”我在湘南各县剿灭土匪、抑制豪强、惩治酷吏，“实心爱民”，解除“百姓的痛苦”。1926年1月，中共湖南区委为建立反赵联合阵线，要求他与人民共同讨吴驱赵，保护民众利益，保障人民自由，与国民政府合作。唐对这些伸张民权的要求表示“赞成”。同年3月，唐生智在省会各界欢迎他任代省长的会议上表示：过去“我在湖南，原为民众尽力……此后施政，当本一片至诚，为大多数民众谋福利。”12月，湖南省党部执监委员李荣植、夏曦、雷铸寰、林炳（均中共党员）在武汉向唐生智汇报湘省党务工作，提及农村“纠纷”问题如何处置时，唐生智当即指出：“目下农村中之纠纷问题”，“是民主势力与封建势力斗争之现象，为国民革命中应有之事。抵制非所应为，放任亦为不可”，党部、政府“必须赞助农民解决此问题”。他在给代理省长张翼鹏的电报中说：“农民运动须充分发展”，省党部与地方行政长官应对农运加强“指导”。对破坏农运之“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均须用革命手段肃清”；“废除团总、都总、镇董等制度。改为委员制”，“以便于乡镇自治”。
1927年2月15日，省市党政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湖南省政纲》和《乡村自治条例》。唐生智在会上首先讲话。他说：我们讨论《政纲》和《条例》，要着眼于“民众的利益”，“要看民众的要求，实现他（们）的要求”；“革命政府要能够站在民众前面”，“领导他们的工作，代表他们的要求”。他特别强调：湖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讨论《政纲》的时候，首先“要着眼农民利益”，诸如耕地整理，乡村自治，团防改组，救济失业等等。而农民中百分之七十的“贫农利益，尤须着眼顾到”。他说：占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工农同胞，在中国最受压迫”，迫切“要求自身解放”。这次北伐进军，“都得到工农民众的帮助”；“革命的成功，没有大多数的工农民众起来，是得不到的”。此后，他在党、政、军和群众团体会议上的一些讲话中，还多次强调：工农群众是“革命的基础”，政府要依靠工农，“切实谋民众大多数人的利益”。努力实施《湖南省行政大纲》，将“民权交归革命群众”，“使民主政治在湖南早为实现”。
北伐时期，唐生智及其领导下的湖南省政府，为减轻“工农痛苦”，“谋民众大多数人的利益”，采取了不少实际的措施。唐就任省长后，宣布废除赵氏省宪和御用议会，改编团防局，取消旧工会，建立新农会。省政府按月拨款给省总工会和省农协作活动经费。他主持制定的《湖南省行政大纲全案》，明确提出剥夺反革命分子、土豪劣绅、买办阶级的政治权利，扶持群众组织，支持工农运动；实行减租减息，保障工人利益。这些方针政策的实施，在政治上、经济上打击了土豪劣绅，大大提高了工农群众的地位。所以，中共湖南区委认为：1926年7月25日建立的唐生智为首的湖南省政府，是“颇能与人民合作的政府”。
勤政廉政，是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1926年3月，唐生智代行省长职权后，他发出的第一个布告，就是关于勤政廉政建设的条例。
唐生智说：“黜奢崇俭，为立国之要图，洁己奉公，实从政之优势”。湖南不少哲人贤士，把去奢尚俭，克己奉公，看成是治国的情操，做人的美德。然而，近年来这种“雅尚淳风”，遭到破坏。一些官吏、仕人，人欲横流，利令智昏，一味趋炎附势，贪污受贿，违法乱纪，不知廉洁自励。本代省长“爰本以身作则之怀，行与民更始之政”，“推贤任能，黜贪戒逸”。兹特相约四条，“其共遵之”。
其一，“节省靡费”，反对暴食滥饮。除招待嘉宾，办理吉凶大事之外，一律不得张筵。规定宴客之费，每人1元为度，不得超过；其二，“禁戒烟赌”，在职人员，不准吸食鸦片和从事赌博，原吸鸦片者限一月戒断。逾其未戒，肃夺公职，按新刑律处治。所有烟馆赌场，一律封闭；其三，“限制馈赠”。禁止僚属人员向长官馈送礼物。其四，“严守时间”。文武官员按规定时间办公，不迟到早退或无故请假。唐生智说：以上四则是省政府勤政廉政首先要做到的几条，也是革除旧政府陋俗恶习的先行步骤。他说：“从前世界各国有个不良的先例：就是军事胜利，政治从而腐败。我们要打破这个惯例。在军事胜利后，就要赶急求得政治的胜利。”这就要从勤政廉政做起。
唐生智关于廉政建设的意见，被《湖南省行政大纲全案》所吸收，形成为整顿吏治、考勤考绩、奖优惩劣、民选各级政府、清理财经积弊、惩治贪官污吏等条款。唐生智主湘期间，较之汤芗铭、张敬尧、赵恒惕等军阀官僚贪污中饱、贿赂公行来说，他是廉洁的。他说：“我对钱财看得很淡，我一生经手的钱不少，但没有什么私蓄”，均用之于军队、民政建设上去了。
此外，唐生智对国民经济的综合发展；财政税收的合理分配与负担；文化教育的实用、普及和革命化，以及它和政权建设的关系，也发表了不少建设性意见。
唐生智的政权建设的思想和主张，是从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具有民主性和人民性，它在北伐时期起着进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