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至1927年上半年，是湖南工农运动逐渐兴起到轰轰烈烈大发展的时期。在这短短的两年多里，湖南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湖南的工人和农民积极投人到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之中，给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沉重的打击。湖南的工农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形势高涨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一时期拥有相当实力的唐生智对湖南工农运动的发展，创造了许多有利的条件，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湖南工农运动的迅速发展。

一、唐生智允许中共党组织及国民党在他管辖的范围内公开活动，为中共党组织在湖南的发展以及中共领导的湖南工农运动走向高潮，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谭延闿、赵恒惕之战，唐生智任湘军第4师师长兼湘南督办。唐生智受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参加过护国、护法运动，“与同盟会的人认识得较多”，并且对孙中山“很佩服”，因此，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唐生智即“派人去广东联系”，倾向广东国民政府。唐生智在湖南，“为保存并发展自己的实力，曾南北逢源，既同昊佩孚联系也同国民政府联络，但总的态度倾向于国民政府，声言不反对共产党，同意打倒军阀，对民众运动表示支持”。对共产党在湖南帮助国民党建立地方党组织，唐生智采取不干涉的态度，允许他们公开活动。在这一点上，唐生智与赵恒惕形成鲜明的对比，1925年五份惨案发生后，在中共湖南区委领导下，省城长沙成立了“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赵恒惕下令镇压，叫嚣“宣传过激者斩”、“煽动军心者斩”、“扰乱秩序者斩”，而唐生智则截然相反他明确支持中共领导的民众运动，支持雪耻会。1925年6月，唐生智允许中共湘区党委书记李维汉在衡阳潇湘女子中学成立“湖南对青沪惨案雪耻会”。8月，衡阳工人、市民、学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数万人的游行示威，唐生智对此并不反对，相反还电告赵恒惕，要求他支持民众的正义行动，并代衡阳民众转呈8条请愿，责令英、日赔偿，惩办凶手，收回英、日租界与领事裁判权等。而此时在长沙，国民党湖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则只能秘密召开。1925年11月，赵恒惕借口兑泽中学学生会刊上提出辞退不称职教员的要求是受共产党蛊惑，是赤化，下令开除段潇等9名学生，并派军队进驻长郡、兑泽两校，激起长沙广大学生的愤慨。11月9日，在中共湘区党委领导下，省学联组织各校学生近10，000人赴省教育司请愿，提出政府按月发足教育经费、恢复被开除学生学籍、军警不得干涉教育等条件。赵恒惕政府对学生的要求不予置理并逮捕学生代表10余人12日省学联决定举行全省总罢课，支持长郡、兑泽两校学生的斗争，衡阳等地的学生立即响应省学联的号召。对此，“唐生智采取比较开明态度”，“因此，1925年11月衡阳学生的罢课斗争进行得较为顺利”。1926年1月，中共湘区党委派王基永去衡阳。向唐生智提出通电讨吴、恢复被赵恒惕查封的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等7项条件，唐生智表示接受条件，于是水口山工人俱乐部很快得到了恢复。1926年3月，唐生智派兵进逼长沙，赶走了赵恒惕，代行省长职权主持湘政。此时，在整个湖南省，“国民党省党部完全公开”。不言而喻，唐生智的上述友善态度有利于共产党组织和国民党组织的发展。据统计，五形运动前夕，湖南国民党组织有正式县、市党部7处，临时县党部4处，县党部筹备处3处，直辖区分部5处，区分部136处党员2700多人唐生智主政湖南后，国民党组织如雨后春笋，迅速遍及全省。到1927年2月，湖南的国民党即达80，000多人。共产党在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的同时，也大大发展了自己的组织。1926年，湖南有共产党员3，714人，而到1927年4月，湖南省就有共产党员13，000多人了。

二、唐生智的反帝反封建倾向和行为，为中国共产党在湖南领导工农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唐生智有着强烈的反帝倾向。早在辛亥革命运动中，唐生智见上海兆丰公园挂了一块“华人与狗不得人内”的牌子，大为气愤，将印度巡捕狠揍了一顿。到五份运动爆发时，唐生智所表现的态度就更为积极。具体表现在：1、发通电援沪。五卅运动期间，当赵恒惕为讨好帝国主义而严厉镇压人民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的活动时，唐生智几次通电谴责帝国主义的罪恶。1925年6月8日，唐生智还电告赵恒惕，要求赵恒惕站在人民反帝的立场上来，他说：“此间市民学生激于义愤，环泣请命，本日全市罢业游行，哀音动地，人道国权，莫不同声一哭，敬恳省座主持于上，诸君援助于后……一洗此耻。”他的爱国之情溢于言表。衡阳市对于唐生智的支持，亦作肯定评价：“我督办坐镇湖南，抚循市民，有如家人父子”，“提倡民权，痛诋军阀，具有世界眼光”。23日，英帝国主义继续在上海、汉口残杀我同胞后，又在广州制造了沙基惨案，唐生智及其手下将领对此反应强烈唐生智的通电在当时颇有政治影响。2、同情和支持民众的反帝爱国运动。唐生智在五卅运动中以实际行动支持衡阳市民和学生的爱国运动，如上所述，他曾代衡阳民众向赵恒惕转呈8条具有反帝内容的请愿。1926年1月，为进一步支持省城轰轰烈烈的反帝伐吴驱赵的群众运动，唐生智特意给由共产党人主持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2000元大洋，作为活动经费。唐生智在五份运动中的积极表现，使国共两党很受鼓舞，他们一致认为唐生智很值得争取，都派人积极争取唐生智早日投人国民革命行列之中。

唐生智的反帝行为是同他反对军阀的行为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唐生智多次躲过赵恒惕的陷害之后，更坚定了反吴驱赵的决心。唐生智反帝反封建主要是通过挥师北伐和支持工农运动来体现的。在反吴驱赵过程中，唐生智对工农运动给予了很大支持，具体表现在：1。政治上给工农运动以政权支持。唐、叶（开鑫）开战后，唐生智请共产党员夏曦当政治顾问在衡阳成立了包括夏曦何叔衡郭亮王基永、凌炳等8人的代表团和唐生智在内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别委员会，直接领导湘南一带的工农户运动。1926年6月2日，唐生智在衡阳成立湖南省临时政府，宣布取消赵恒惕政府的省宪法，解散各县议会，取消赵恒惕颁布的“工会章程”，实行广东国民政府的工会法，还颁布了“湖南省农民暂行总章”，取消旧农会组织。1926年7月25日，以唐生智为首的湖南省政府正式成立，此时唐生智主动提出要求见李维汉，表示他所主持的湖南省政府要实行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支持工农运动。并“请中共湖南区委派几个党员去当县长”。8月，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召开了全省第二次代表大会议决开展湖南农、工、商、学、青、妇运动各案，发表了扶助工农运动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27年2月，唐生智主持制定并颁布了《湖南省行政大纲》，它是国共合作下以唐生智为首的湖南省政府颁布的一个施政纲领，包括工、农、商、学、兵、政、党各方面共同遵守的9款112条内容，全面反映了湖南各阶层人民的要求，也符合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思想。1927年春夏，湖南工农运动走向高潮，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十分激烈，此时，唐生智主持的湖南政府颁布了《湖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湖南省惩治贪官污吏条例》、《铲除土豪劣绅布告》，还批准成立湖南省特别法庭，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反革命分子。2。经济上给工农运动以经费资助。湖南省政府成立后，唐生智答应工农运动所需经费由省政府补贴，从1926年7月到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湖南省政府月拨经费5，000元给省工会，又加拨湖田溢亩款20，000元给省农协，支持工农运动。3军事上主张武装工农。随着湖南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1926年冬，“唐生智建议共产党把农民协会组成几个师，建议在军队中成立共产党的秘密组织”，由于当时中共采取“扶蒋抑唐”的政策，唐生智的要求遭到了共产党的拒绝。中共湘区党委只请示省政府“成立了工人纠察队总队部，并请示省政府发给枪支弹药”。1927年4月，经湖南省政府批准，“省总工会和省农协合办了工农自卫干部训练队”

由于唐生智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支持工农运动，加上中共湘区党委及国民党左派的努力，湖南的工会、农会组织发展极为迅速。湖南省工会会员由北伐前的10万人发展到1926年12月的32万人，湖南省农民协会会员由北伐前的40万人增加到1927年1月的200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就达到1，000万人，差不多占了湖南省农民的一半。

大革命时期，湖南工农运动后来居上，迅速超过广东，成为全国工农运动最为高涨的省份，湖南农民做成了有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归纳的“十四件大事”，这与以唐生智为首的湖南省政府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广东是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其工农运动的开展也比湖南早，但湖南的工农运动在1926——1927年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迅速超过了广东，这种现象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唐生智为首的湖南省政府的态度。显然，如果唐生智及其主持的省政府不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大力支持湖南工农运动，湖南工农运动要在短期内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三、唐生智率军北伐，横扫反动军阀势力，使湖南民众迅速觉醒，从而加速了湖南工农运动走向高潮

如果说唐生智反帝、支持民众运动的立场对湖南工农运动起了推动作用的话，那么，唐生智反吴驱赵，挥师北伐，将湖南的反动军事势力或者赶跑，或者消灭，这实际上是摧毁了封建军阀在湖南赖以统治的强有力的支柱。湖南的封建势力一旦失去了反动军队的支撑，它的生机与活力也就相当有限了。而与此同时，备受封建势力压迫的湖南工农群众就要抬起头来，以满腔的热情、崭新的姿态投人到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之中。唐生智率军北伐，“湖南农民参战最勇敢”，“农民斗争也随着扩大起来”。叶开鑫逃出长沙后，“湖南省工团联合会随即组织工人保安队分守省城八门及各要道，与抵进长沙近郊之革命游击队共同维持秩序和截击湘潭溃经长沙之敌军”，唐生智打下长沙后，“农民革命运动的浪潮更加汹涌澎湃”。

湖南工农运动之所以有大的发展，除以中共湘区党委领导下的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左派积极工作外，还有如下原因：1.唐生智率军摧毁了作为湖南封建统治支柱的赵恒惕反动军事势力。2.唐生智率军北伐，促进了湖南民众的迅速觉醒。唐生智率军北伐，是湖南乃至中国现代史上一件震撼人心的大事，它对湖南民众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唐生智率军北伐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受国共两党的影响，逐步接受了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所以，当唐生智在湖南引发一场政治大地震的时候，湖南的民众迅速地觉醒过来。“现在农民运动发展之速，一日千里……这是他们大多数确有了觉悟，他们觉悟了自己的痛苦，他们觉悟了自己的痛苦要求解除，他们起来革命的原因在此”。事实上，就连湖南的小孩也受到革命风暴的影响。对此，毛泽东曾生动地写道：“湘潭一带的小孩子看牛时打起架来，一个做唐生智，一个做叶开鑫，一会儿一个打败了，一个跟着追，那追的就是唐生智，被追的就是叶开鑫。‘打倒列强……’这个歌，街上的小孩子固然几乎人人晓得唱了，就是乡下的小孩子也有很多晓得唱了的”。很显然，如果没有唐生智率军北伐，湖南的民众是不可能产生如此高的政治热情的。到1927年2月，湖南省“各处革命的成绩，可以说城市中征服了贪官污吏，乡村中打倒了土豪劣绅，封建制度的基础已大体推翻或动摇”。

四、唐生智为什么能对湖南工农运动作出贡献

由上文的论述可知，唐生智对湖南工农运动是有重大贡献的。唐生智所以能如此，是因为：第一，唐生智有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和民主革命的经历。唐生智1890年出生于湖南省东安县，小时候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沐浴过戊戌变法的阳光雨露。入保定军校后，他深受爱国军事家蒋百里的影响。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投身革命洪流，经受了民主革命的洗礼。在护国、护法运动中，他倾向进步，同反动势力在战场上厮杀，其间又受到谭嗣同的老师刘人熙的教诲和影响。此后，他一方面与中共接触和联系，另一方面对国民党表示热情和亲近。第二，唐生智对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及民众运动有深刻的认识。从反英讨吴驱赵运动到唐叶开战，从两湖战场到中原战场，唐生智认为北伐的每一个胜利，都是民众支持的结果。他说：“以亲身感到农民运动对支援北伐军，起了很大作用。以北洋军阀吴佩孚那么强大的军队，不是农民起来，北伐是不可能胜利的。”唐生智深刻认识到战争的伟大力量来源于民众，因此他说：“民众帮助之力，实比我们的力量还多些。”他告诫部下要“切切实实与民众合作，铲除贪官污吏以及一切反革命派，力谋工农解放，使一切被压的联合起来彻底奋斗，而后可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解放前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收录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称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极少。所以，唐孟潇先生说：“农民在乡下捉土豪劣绅，十个有九个是对的”。1927年春，毛泽东是中共中央农委负责人，与唐生智一并当选为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委员，毛泽东文中引用唐生智的话，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唐生智当年对待工农运动的态度以及他对工农运动的深刻认识。第三，唐生智接受国共两党的帮助，遵守三民主义，执行三大政策。在与国共两党的接触和联系过程中，唐生智朴素的爱国民主思想得到了升华，所以他能够顺应时代潮流投人到国民革命的行列之中，将自己多年经营起来的军队集中在青天白日之下，遵守三民主义，执行三大政策，从而改变了湖南也改变了他本人的历史。促使唐生智思想进步，对湖南工农运动作出重大贡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民主爱国思想以及对民众伟大力量的深刻认识，是他参加国民革命、对湖南工农运动作出贡献的内在原因；而国共两党的帮助则是外在原因。值得一提的是，唐生智拥有举足轻重的实力，这也是他能对工农运动作出贡献的重要原因。唐生智能够拨出巨款支持湖南工农运动，签发并颁布一系列镇压土豪劣绅的条例，靠的是他作为省主席兼军事厅长的职权；唐生智支持湖南特别法庭处死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反革命分子，也是以其军事实力作后盾的。可以说，唐生智如果没有相当的实力，就算他有万分强烈的支持湖南工农运动的念头，也不可能对湖南工农运动作出大的贡献，而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