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生智，字孟潇，清光绪十六年九月十八日（1890年10月31日），出生于湖南省东安县，唐家为当地望族，其祖父原隶湘军，对彼之偃文习武，殊具影响作用。初入湖南陆军小学，循序升入保定军校第一期步科。民国三年（1914）毕业，与同学龚浩等同回湖南。至第一混成旅任见习排长。至九年，已绩序升为团长。是年冬，湘军扩编，升任第二师第二旅旅长，驻守常德、澧县，颇受原驻军冯玉祥藉宗教治军之启发；惟唐素不愿步人后尘，并以佛教在中国之悠久普遍，远胜基督，因假佛教作为军中精神教育之意念，从此孕育。迨十年冬，赵恒惕掌湖南，提升唐为第四师师长，兼湖南善后督办，驻守衡阳，军需饷糈，就地筹措，割地自雄之野心，则是益炽，乃礼聘佛教居士顾子同，为官兵讲佛法，以“扶乩”、“传诫”，决疑定计。十五年，因受吴佩孚等压迫，遂向国民政府求援，接受第八军军长任命。旋蒋总司令中正在广州誓师北伐，命兼前敌总指挥。宁汉分裂，受俄共鲍罗廷之利用，支持武汉左倾政权，迨宁汉合作，仍反对南京，挥军东犯，为李宗仁之讨唐军所败。悔悟，政府亦未深究。十八年三月，复任为第五路总指挥，六月再任为军事参议院院长，所部移平汉线；但不久又叛变，事败潜逃香港。二十一年，政府再任其为参议院院长。二十三年十二月调训练总监。抗战军兴，自请戍守南京；但不数日即陷。三十八年，在湖南投共，历任伪职。五十九年（1960）四月六日病卒于长沙。”
这是台湾方面为唐生智所立小传，虽说有攻击共产党之嫌，但所述还是基本能概括唐生智一生的。
唐生智一生最为风光之际是在北伐，这一段期间，是他的军事实力大发展阶段，其举动足以影响时局，给这一段的中国历史增添了不少内容。
（一）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以后，国共彻底分家，汪精卫掌握的武汉国民政府以正统自居，麾下人物可分为三派：一是自诩左派的陈公博、顾孟余、甘乃光等诸子；二是身在武汉心在南京的谭延闿、孙科等人；三是所谓军事实力派。从名义上说，武汉政府统辖的第四集团军人多势众，但却成份复杂，号令不一。仅以湘军为例，就有唐生智派的第八军，程潜派的第六军，谭延闿派的第二军，唐与程、谭均不合，但却人多势众，其志不小。
唐生智参加北伐之初，无论其资历，声望、实力都无可堪夸之处，但在湖南却属实力人物，他原是湖南省长赵恒惕部下，为省防军四师师长，兼湘南督办和水口山矿务督办，控制湘南最富的水口山锌矿，所以他的第四师是湖南省防军中训练和配备最佳，人数最多的一师。以致逐渐尾大不掉，遂有驱赵之举，并取而代之，夺得湖南地盘。
唐生智驱赵取湘，遭到了吴佩孚的压迫和威胁，因此转而依附北伐，向国民革命军求援。关于对唐生智的态度，北伐阵营中意见并不统一，李宗仁第七军希望今后入湘作战，能得到唐军的配合与支持；而早在北伐前就已被赵恒惕、唐生智逐出湖南的谭延闿、程潜却对唐余怒犹存，显然反对接纳唐生智。
蒋介石却早有拉拢唐生智之心，他在黄埔军校四期生中，收了一个特殊的学生，即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这也是唐生智为表明愿意参加北伐，拥护三大政策的一片心迹，他是把唐生明送往广州做人质的。蒋介石对此人备加照顾，当时军校内纪律森严，唐生明却自由散漫得很，甚至经常乘座蒋介石专用快艇游玩，而蒋却对之网开一面，这一切自然都看在唐生智的面上，未雨绸缪，对唐生智这个人物，他早就预留了一个心眼了。
唐生智在湖南驱赵行动，对于促成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具有一定的意义，蒋介石虽然天天高喊北伐，实则是以此为题目而做的一连串文章，据李宗仁回忆，蒋介石此时尚认为北伐时机并未成熟，“……广东中央方面党政军内部的情形。汪、蒋、胡之间的暗斗，国共两党之间的磨擦等等，也确实是很复杂”，“这时汪兆铭负气而去，中枢无主。鲍罗廷为中山舰的事，亲自海参威赶回广州。中央党政军内部，都在酝酿新危机，他们哪里有心绪去谈北伐呢？”
但是，广西李宗仁方面却颇为焦急，唐生智与他们有约在先，两广统一前，那时联省自治，保境安民之风正炽，湖南省长赵恒惕代表叶琪特来南宁充当说客，希望湘桂两省能采取同一政治立场，实行联省自治，守望相助，攻守同盟。岂知李宗仁等却另有雄心，志不在此，反而利用吴佩孚、赵恒惕、唐生智三者之间的矛盾，反施离间计，发动广西所有的报馆通讯社，一致宣传叶琪是唐生智的代表，特来和两粤当局会商湘、粤、桂合作事宜，从而加快了湘局的分裂。
因此，尽管蒋介石态度消极，但是，如今北伐的必经之地湖南，却因为唐生智的野心而自行打开了缺口，再加上李宗仁的游说颇动人心，“正因为我们内部间题复杂，大家情绪不稳，才应该北伐，好让大家有一个新目标，一致去奋斗，以减少内部的磨擦。”
李宗仁的回忆是可信的，26年5月29日《蒋介石年谱》载：
“上午，会李宗仁等，公以若辈不识内情，徒怪出师延缓，良可慨也。”
6月2日载：
“公日：知者谓我艰难，不知者谓我消极，政治军事有如此难言之苦衷。”
由此可见，不是唐生智驱赵，及李宗仁游说催促，北伐出师的日期还将有所延缓。
加入北伐阵营后的唐生智，发展极快，1926年6月2日，在衡州正式宣布就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及前敌总指挥职。随即，唐生智率本军会同第四、第七两军，分四路进兵，李品仙任第一路，取湘乡、湘潭，第四军之张发奎师叶挺团助之；何键、刘兴任第二路，乘涟水盛涨，冲险突进；第七军胡宗铎、钟祖培部任第三路，袭宁乡、益阳；周娴师及第四军陈铭枢师任第四路，出湘东茶陵、直通醴陵，湖南战场形势看好，7月11日，长沙克复，唐生智向国民政府报捷。翌日晨，蒋介石亲撰电文：
“唐军长勋鉴：《会密》蒸午、酉两电奉悉。此次克敌神速，于最短期间恢复长沙，皆由兄指挥若定，各将士奋勇作战。遥想省垣民众，连日欢迎我革命军与高呼三民主义之胜利，必足慰兄与各将士褥暑长征之瘁况也。特电驰贺，希代慰劳全军将士。敌溃败后情形，盼详告。蒋中正。”
温言慰语，奖励有加。
但是，蒋介石对唐生智是警惕的，对于这样一个迅速崛起的军事集团，他有理由深怀戒俱。唐生智由湘入鄂时，所部兵力名为5师，实际不过26000余人，但却挟有前敌总指挥之威风；8月，指挥北伐军攻占汀泅桥、贺胜桥；9月，攻占汉口；10月，参予指挥攻克武昌。节节胜利之余而不忘招募溃兵，壮大势力，又新得汉阳兵工厂的军械，遂将原有5师大加扩充，新编成了31个团，到1926年11月底，他的第八军已扩充到45000人。因此，当时“北伐基本各军中，以唐之第八军实力最雄厚，合一、二、三、六军之总和始能及八军。”1927年初，又任北伐军西路军总指挥，下辖第四、八、三十五、三十六、二十一等八个军，李品仙、何键均为其部下骁将。
随着军事力量的增强，唐生智的个人野心也随之膨胀，并与蒋介石产生矛盾。还在兵困武昌的期间，唐生智就想利用形势达到控制权力的目的，他命令第八军代替第四军，开赴江西。“第四军的第十二师已经被换防，可是蒋介石希望在武汉能有一种对抗唐的力量，因而怒不可遏地谴责唐生智，并撤消了换防计划。唐试图坚持，但是没有成功，第十二师被召回了原防地。”
到了武汉以后，唐生智更有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的野心，为要取代蒋介石的北伐军总司令的地位，曾向苏联顾问铁罗尼要求：“（1）鲍罗廷或加伦做其顾问，如鲍不可能，但做其顾问者，其地位不能低于鲍、加；（2）凡有关武器之供应，苏联须直接与其本人联络，不必经过国民政府；（3）苏联须给其经济援助。”但是，当时苏联顾问和中共中央所采取的策略是“抑唐扶蒋，”控制对唐生智的援助，防范其势力无限制的扩张。
为了把持两湖地盘，唐生智还迭次向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施加压力，希望赶出鄂西的异己军队，即彭汉章的第九军、王天培的第十军以及夏斗寅的鄂军第，师，结果除王天培致电联席会议表示服从调遣外，余皆仍固留鄂西，1927年2月，唐遂采用武力达到其目的。
面对唐生智咄咄逼人的攻势，其与蒋介石的矛盾迅速激化，双方的斗争集中于两个焦点：
1、关于北伐战略问题：1926年8月12日，长沙军事会议召开，在讨论战略计划时，蒋介石主张对湖北取守势，对江西取攻势；唐生智则坚持兵分两路，自己进攻武汉，而蒋可率军监视江西，防孙传芳扰乱后方，且待武汉克后，再乘胜入赣。
此日，蒋唐二人互相争执一个上午，双方意图都很明显，前者是防止唐生智拿下武汉后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如对武汉取守势，全师东移，则吴佩孚主力南下，必将与唐迎面而遇，此乃恶战，如双方两败俱伤，对蒋介石则是如意之想。
后者的目的，主要在声势上造成影响，形成己方为主力，蒋为副军的印象。但客观地讲，唐生智的战略构想却是攻守兼备，比较符合实际局势。因此，长沙军事会议遂通过该计划，而蒋在以后一连串战役中颇为棘手，这更引起唐的轻视，他好几次向苏联顾问铁罗尼隐示：“蒋介石已疲惫不堪，他最好休息，他在江西不会有什么成就。如果我取得指挥权的话，我不仅要攻下江西，同时还要攻取南京。”大有取蒋而代之的意思。
2、关于军队编制间题：1927年元旦，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军务善后会议，出席者有各总指挥、各军长、各独立师师长等，会议讨论的重点是军制改编间题，其中主要内容为：（1）将现时所有国民革命军改编，以师为单位，每师2旅，每旅3团，每团3营，每营4连；（2）取消军长一级指挥官，（后未实行—笔者）设军事部直辖之，军事部隶属于国民政府之下。显然，这两条决定旨在加强军队的集中指挥，限制各集团乘北伐之机扩充势力；而对蒋介石而言，则大有妙处，他可以在军权统一的名义下，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明眼人看得十分明白：“蒋对唐的政策是十分的坏，……随处表现不信任和抑制态度。”。唐生智也非常恼火，在部下面前公开斥责蒋介石有私心，并从此对蒋更加不满。
正因为唐生智的个人野心，与蒋介石产生了严重的矛盾，所以在第一次大革命高潮期间，表现得并不右倾，并因此后来成了武汉国民政府所依赖的一支主要军事力量。
（二）
唐生智军事集团的迅速发展，也是引起“迁都之争”的一个直接原因。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本来也是蒋介石的主张，“政府迁鄂，有益无损”。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
1926年12月31日，第二批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由粤赴汉，到达南昌，武汉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一面表示欢迎，一面宣布国民政府于27年1月l日在汉办公。然而，蒋介石出尔反尔，竟无视国民党中央多次决议和自己以往的意见，利用手中的军权，不让到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前往武汉办公，并召集所谓“中央临时会议”，擅自决定改都南昌，直待“东南底定”后再迁至南京，会后，又盗用中央政治会议名义致电武汉，要求立即取消武汉中央党政联席会议，改为武汉政治分会，从而挑起“迁都之争”。
蒋介石之所以翻云覆雨，失大信于天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唐生智在武汉的军事实力令他担忧。前文说过，在讨论北伐进攻的计划时，蒋介石就打过算盘，在遭到唐的抵制后，他立即又采取了相应对策，他原估计“武汉之险在龟山，该地又是兵工厂，吴必以重兵扼守，定不易下，至于武昌，则地势卑下，攻取甚易。”因此，他派唐生智率第八军去攻汉阳，想借吴佩孚之手在汉阳消耗唐的实力，自己则与第四、第七军一道攻武昌。因为“即令汉阳先攻下，而兵工厂亦为刘佐龙所有，可以利用刘与唐抗衡”。反之，如果自己先得武昌，便可在那里组织政府，从而“占领京城，号令全国”。然而，事态的发展出乎他的预料，武昌久攻不下，汉口、汉阳则由于刘佐龙的反正而不战自取，刘不但没有与唐生智对抗，反纳入唐的麾下，汉阳兵工厂也落入了唐生智囊中。蒋介石眼看着唐生智掌握了湖北大权，而在武昌的第四军也扩编为第四、第十一两军，而他惟一可调动的陈铭枢最终又被排挤去职，所遗卫戍司令一职由唐生智自兼。既然湖北和武汉地区的军队不能由他号令，如果党部和政府迁去，自然不能由他随意摆布。
由“迁都之争”随之发生的一系列斗争，如“迎汪复职”，成立“军事委员会”等等，都有唐生智参予其间，“他对于K•M•T•领袖特别尊重汪精卫”，唐主张取消总司令，组织军事委员会，以“取消军事的狄克推多局面，而自己来与所谓左派合作”唐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政治策略，目的非常显然，既一方面寻求苏联及左派的帮助，另一方面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与汪精卫的所谓“声望”结合，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占据一席，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
唐生智这一政治态度，使蒋介石在权力之争中不能不考虑到唐的剧烈竟争，特别是宁、汉对峙以后，如果不是唐生智、张发奎等军事实力派的武力支撑，恐怕汪精卫早失去与蒋介石抗衡的力量，对此，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曾有评价：“唐生智在革命的后一阶段—武汉阶段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用唐生智的话说，“因为他们怕我（我的兵力比他们强）。”
例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武汉政府实际上已陷入了反革命的包围之中，从军事上说，如何打破困局，需要武汉政府作出新的战略决策。
唐生智是坚决主张东征讨蒋的，其理由是：“蒋介石叛变革命，并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已成为南方反革命中心，如果不进行讨伐，让其发展，则党纪不申，内战亦随在后，应乘其基础尚未巩固之时，迅袭南京，则长江下游问题易于解决。”直至6月20日，武汉国民政府已再次出兵北伐，唐生智还坚持主张：“只有赶快把反革命的蒋介石打倒”才能“找出一条……出路”。
客观的评价，唐生智提出的这一战略决策是有相当的正确性的，蒋介石当时就十分担心武汉方面对他的讨伐将影响他的全局部署，因此一再“声言于北伐期间，对武汉不取军事行动。”借以麻痹武汉方面。东征战略的关键在于，只有迅速出师讨蒋，直指南京，采取坚定态度，克服彼进我退的缓和妥协，才能阻止时局继续逆转，否则局势会发展的更加不可收拾。可惜这一战略构想未能得到实现，东征代之以北伐，代之以鲍罗廷的所谓“西北学说”。“把最后的希望押在冯玉祥身上”。唐生智、张发奎的军队都充当北伐的主力开到了河南；使蒋介石免除了侧背之忧。
同样，也正因为唐生智参加革命的动机不纯，“加伦认为，这个部分把同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联系作为谋求一己私利和显赫地位的手段。”“这一分析对于所有过去的军阀是普遍适用，准确无误。”因此，尽管这一时期唐生智表现得相当左倾，但随着工农运动的高涨，形势的变化，他的政治态度也必将发生根本的变化。
“马日事变”之后，唐生智就逐渐倒向右派一边，他一向是以两湖为他的地盘的，他的部队，老家都在湖南，湖南农民运动的猛烈发展，严重地威胁了他的阶级利益，李宗仁就威胁地告诉他，唐部的“中下级军官已经啧有烦言，对所谓‘群众运动’感到十分不满，你如不及早设法排解，消弭于无形，将来军队会不听你指挥的”。
尽管对此“唐固知之甚详”，但是，由于他的部队已开赴河南前线，湖南异常空虚，留湘的兵力不及4个团，而湖南农民自卫军枪支已超过3000枝以上，随时可能推倒唐生智在湖南的统治，因此，唐生智此时大耍手腕，并不公开站在工农运动的对立面，以防止造成腹背受敌不可收拾的局面，蔡和森说：“唐生智很懂得这种可能的危险，所以他在当时极力向我们卑词下礼，常常从前方直接打电报予我们的中央表示他的忠实，常常在前方故意公开讲演拥护三大政策，反对许克祥，否认湖南农民运动过火，总括一句，他的言论，比汪精卫、谭延闿任何一个都左很多”。
“马日事变”的第二天，唐生智就从河南前线发出通电，声称：“反共即反本党反总理反革命，蒋逆介石，乃其前例”。要求所部将领服从党纪军纪，铲除一切反动势力，以求革命之成功。24日，又指令在湘“各部队联合张贴以下之标语：拥护中央党部，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军事委员会，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拥护湖南省党部、省政府、农工商学兵联合起来一致革命，铲除造谣惑众的反动派，拥护第二次北伐，打倒叛党叛国的蒋中正。”等等表示他反对许克祥、支持工农运动的左派立场。
但是，当唐生智从河南返回后方不久，即原形毕露，自恃可以依靠武力镇压两湖工农运动了。6月26日，他给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去电文，对“马日事变”曲尽解释，诬蔑湖南农民运动，他说：“中央明令保护军人家属，则视同具文，到处抽捐罚款，肆意侮辱，甚至加以杀害。日言农工商学兵大联合，则日事拆散联合战线，提倡阶级斗争，务使各不相容。投机分子更从而推波助澜，寻仇报复，致令真正农工无不备感痛苦。留省军人目睹恶化，身受压迫，乃作自卫之谋，藉宏救人救世之愿，马日事变因而发生。”从而将责任推到了农民运动身上。并公开枪杀了两位革命者，一派杀气。
唐生智态度的转变，加快了武汉方面“分共”计划的实施，汪精卫一伙十分清楚，要使“分共”成功，必须得到军队的支持，唐生智恰恰起到了这种保障的作用，他甚至以“东征”为由压迫“分共”的实施。当鲍罗廷要求他与共产党合作，今打倒蒋介石以后再谈“分共”问题，唐生智则迫不及待地强调他的部下已经公开表示不分共即不东征，赤裸裸地威胁共产党人必须尽快自动退出武汉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党中央，“C．P．须知现在也非常危险，我也拿不住我的部下。”他还公开提出，让在武汉政府担任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苏兆征“出洋考察”7月29日，唐生智出席了庐山“分共会议”，正式与共产党及左派人士分道扬镳。
唐生智之所以前后有如此表现，乃是由于他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尽管他也一再宣誓效忠革命，但这仅为个人谋取地位的一种手段，其本身仍属于旧式军阀行列，与封建地主阶级有千丝万缕，亲如一脉的联系，因此，一旦蓬勃高涨的工农运动危及其本身利益时，他们就会迅速反噬，变生肘腋，走向革命运动的对立面。
（三）
“七•一五”反革命事变以后，桂系方面立即向武汉方向伸出了橄榄枝，李宗仁、白崇禧写信给唐生智等，称“只欲武汉反共，于愿已足”。
但是，蒋介石却坚持反对汪精卫、唐生智的立场。他在8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余以为对同志应退让，对敌人须坚持，而汪某乃异是，是诚非人类也。”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武汉方面也打起讨共讨蒋的旗号，由唐生智主持东征讨蒋，8月9日，唐生智发表《讨蒋通电》，称“……生智奉中央命令，率师伐罪。谨将讨蒋讨共之义为海内同胞略陈之。”除了历数蒋之罪状外，却也胡说蒋介石是所谓“共乱根源”，“共产党徒之作乱，亦即中正之暗示。”企图以反共为旗号，将蒋置于被审判的地位。
素有野心的桂系却趁此形势，表示愿意与武汉方面妥协，借机向蒋介石“逼宫”，终于迫使蒋介石下野，从而形成宁、沪、汉、桂各方合流的局面。
但是，随着蒋介石的下野，唐生智与桂系等实力派的矛盾骤然尖锐，东征大军顺江而下，占据安庆后尚不停止，其时汪精卫也失去约束唐的能力，唐生智虽然在政治上奉汪精卫为领袖，但军事上是绝不让汪精卫驾驭的，他已秘密利用近代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居间，与孙传芳暗中有约，意图夹攻挂系于京、沪、杭三角地带，他派何键率三十五军主力盘踞安庆，一部分驻合肥、合县；三十六军军长刘兴率主力盘踞芜湖附近，一部分进至大通。唐军每至一地，则撤当地行政官，安置自己心腹，任何键为安徽省主席，刘兴为江苏省主席，按唐氏算盘，与孙传芳联手击败其他的北伐诸军，然后收其残部，再一举而灭孙传芳，北上统一中国，大有取天下之志。如果不是孙传芳担心唐军乘顺流之势，先据南京，而抢先进兵，遂遭龙潭之败，否则鹿死谁手，尚难定论。难怪乎“唐生智闻孙军败讯，曾顿足叹息，痛骂孙传芳，说他不等唐军到达南京，便渡江发动攻势，妄图‘先入关者为王’，故尔自遭覆亡，祸有应得云”。
同样，野心勃勃的桂系也视唐为潜在敌。由于桂系的根据地是广西，但现在它的部队已伸到京、沪一带，唐部横阻于广西与京、沪之间，似拦腰截断，成为桂系把持中枢和它的前后方联系的障碍，因而也有强烈的驱唐之心。
“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成立加快了双方矛盾的激化。这本是所谓宁、沪、汉各方合流的象征，但汪精卫、唐生智等却不满于特委会的权力分配。9月21日，汪精卫返汉，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武汉分会，与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分庭抗礼。29日，通电指责设特委会乃无党章依据，显系非法。
汪精卫一介书生，之所以如此胆壮，乃在于唐生智的军事力量支撑，而唐生智在国民党内资历浅显，也需要借重汪精卫的招牌，如今他更是如虎添翼，野心勃勃，借“护党”之名，通电反对特委会，否认南京政府，以图取而代之。
唐生智的野心，遭到各路诸侯侧目。在桂系联络下，组成了所谓“西征军”，准备讨唐。程潜在分析讨唐原因时，曾认为有如下三点：
1、广东出师北伐之前，各军长之间就有多次密议，鉴于太平天国北征，军事上虽然节节胜利，而政治上则着着失败，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上，巩固地方政权，太平天国的弃地不守，实一大失策。此次北伐，应吸取教训，须在军事胜利声中建立各级地方政权。当时既有一个互相默契的君子协定，即哪一个军攻下哪一省时，即由该军主持该省军政，既可以防止军阀势力的死灰复燃，又可以保障军事胜利继续发展。可是北伐军事进展之神速，出人意料，北伐大军攻下南京之前，前项默契，无暇考虑，迄少执行。可是唐生智因利乘便，先踞湖南，再占湖北，现又进军安徽，擅委所属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主持皖政，一人独据三省，而战功卓著的四、六、七、二等军，反无尺寸之地，不啻前门打虎，后门进狼，打倒了一批旧军阀，又产生了唐生智这个新军阀。不趁他羽翼未丰，根基未固之时，及时剪除，北伐胡为哉？反蒋胡为哉？打倒北洋军阀胡为哉？
2、汪唐合作，志不在小，如果任其发展，如此则大江以南，全属汪唐天下，唐生智坚持不到芜湖，其军不止，到了芜湖，是否不饮马金陵呢？南京国民政府处在这样的形势下，不西征讨唐，则将无以自存。
3、汪唐大军东进？实质目的何在？唐生智已非昔日吴下阿蒙，由于形势的发展，他由赵恒惕下面的一个师长，转瞬之间，一跃而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再跃为前敌总指挥。他抓住大军忙于迫奔逐北的机会，一举囊括了两湖，后又利用蒋介石已经先行扩大了第一军的空子，向蒋请求扩编。蒋因私心自用，正与国民政府不睦，遂定下一颗定时炸弹于武汉国民政府内部，以等待时机，作不时之用。因此，先其他各军，独批准将唐生智的第八军扩编为三个军。论资格，唐参加国民政府为时不过一年，论战功，即不如四、七两军打败吴佩孚大军的卓越，也不如老牌二、六两军打败孙传芳大军的战果辉煌。唐虽然拥有三个军，但实际有兵无望，声望一时无法超过其他老将元老之上。因此，在武汉国民政府中自然无法一言九鼎，但唐水涨船高，忘乎所以，方面之任，难填欲壑，总揽全军之心，与日俱增。
程潜的分析，固然有为西征军溢美之嫌，但对唐生智的野心分析得却不无道理。
唐生智尽管貌似强大，却华而不实，兵多而不精，他的治军思想，封建且迷信，他个人素信佛教，人称“唐僧”，每逢大事，则以扶乱，占卜定举止，这些迷信落后的作风，大大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再加上他平时专横跋扈，与各方面的关系都搞得很僵，甚至汪精卫也认为他不可倚恃，战事未起，已远避庐山观风，不久即经上海去广东，寻求新的支持。因此，西征军能纠合一切力量，集中讨伐。
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以唐生智彻底失败而告终。1927年11月11日，唐生智见士无斗志，武汉已成四面楚歌之势，遂通电下野。28年2月初，唐部将领何键、叶琪、李品仙、刘兴等也相继向西征军通电表示输诚，听后改编，至此，盛极一时的唐生智走上了衰退之路，尽管他后来又曾有东山再起，与蒋介石再度抗衡的历史，但也是强弩之末，力所未逮矣。
讨唐之役，也称宁汉之役，但无论如何称呼，就这场战争实质看，乃是不折不扣的军阀混战。纵观唐生智整个北伐期间的表现，无论是其驱赵占领湘地，结桂促成北伐，联共以抗蒋氏，助汪争雄斗长，均是以个人野心为转移的。当时，抱着唐生智这般思想而投身北伐队伍中的高级军事将领为数不少，他们借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而趁机扩大势力，这也就是北伐成功后，军阀混战频仍发生，有增无已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