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国民革命的完成，有赖于民众（主要是农民群众）的觉悟、兴起和斗争胜利。北伐战争只是国民革命的军事行动，而农民起来，进行革命，才能彻底打倒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所以，在当时对待农工运动是支持还是反对，则是区分真正彻底革命或不革命和反革命的分界线。中国农民问题成为政治时局转变的枢纽，“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大革命高潮时期唐生智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支持过农工运动，曾被外国人称为“地道的共产党将军”。以革命者的形象而获得民众的拥护。大革命失败，共产党人领导革命人民进行土地革命斗争，一九二七年九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中，曾将“暴动打倒唐生智”列为宣传鼓动口号的第一条，唐生智成为革命的对象。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唐生智与两湖民工运动的关系究竟如何？在革命与被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呢？本文试图予以解答。以期对正确评价当时的唐生智和认识大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汲取经验教训有所补益。
（一）
民众运动（主要是农民运动）发动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关系着北伐的进程和成败。大革命时期，两湖地区农民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尤其是湖南农民运动成为全国农村大革命的中心，有力地推动北伐的胜利进军。除了共产党人的组织领导和发动外，与唐生智及其控制的省政府的支持和提倡是分不开的。
此时，唐生智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武汉克复后扩编为第四集团军）军长兼北伐西路军前敌总指挥，督师湘、鄂、豫，北伐节节胜利。尽管他大部分时间征战在外和留驻武汉，但一直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国共合作在湖南其所以较好，是因为中共湖南区委（后改为省委）与国民党省党部（主要是与唐生智）的合作关系密切。唐加入革命行列后，奉行三民主义，执行三大政策，支持过工农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因而曾被工农称为朋友。湖南工农运动得以顺利发展。
唐生智重视农工民众力量。首先是从湖南民众反英讨吴驱赵运动中看到了民众的力量。在倒赵联合战线中，唐生智得以轻而易举地取赵而代之。其次唐（生智）、叶（开鑫）战争中，唐得民众的支特，北伐战争中，每次战役和战斗都有民众的直接参战和间接支援，如向导队、侦探队、运输队、担架队等，使北伐军立于不败之地，迅速占领醴陵、长沙。民众的向背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胜负。这使唐生智感到：“革命没有民众觉悟参加，是不能抵干真正的成功；革命军队，若没有民众的拥护和援助，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他对民众表示亲近。更由于湖南工女运动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蓬勃地兴起和发展，他“欲将农协会拿在他手上去”的计划不能实现。为此，他要巩固自己在湖南的统治进而扩大势力范围，就必须采取和共产党合作的态度。要取得工农群众支持和拥护，就只有真诚地支持工农运动的发展。在革命高潮时期，唐生智对工农运动持积极支持态度，他的这种态度一直维持到“马日事变”稍后。
长沙克复，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为主体的湖南省革命政府成立，唐生智任主席。以唐生智为首的省政府以及省党部提出和实行了一些有利农工运动发展的主张和措施。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五日，省党部创办了《湖南民报》，宣传革命主张，号召工农群众起来斗争。同日，宣布取缔被各县豪绅控制的旧农会，颁布新的农会组织法，支持组织新农会。二十九日颁布新的工会条例，取消赵恒惕所公布的“工会条例”，并改组全省各旧工会。八月一十六日国民党省党部全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唐生智被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会成员。唐向省农协会领导人易礼容、凌柄、李荣植等表示省政府支持农民运动。他说：“革命是为了解放大多数人民的痛苦，农民群众在革命中的地位特殊重要，政府对保护农民的利益决竭全力……允即颁布农协会组织法，以利农运进行。”八月三十日，省党部通告各县农运特派员，遵照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颁布的农民协会章程组织新农会。九月一十五日，省政府建设厅又颁布整顿旧农会的四项办法：（l）各具农会符合新章程者，保护提倡，与新章程抵触者，不准成立；（2）取消旧农会及依据旧农会章程成立之农协；（3）未组织农协各县，由省党部农民部商同农协派特派员前往组织；（4）旧农协房屋财产及经费，均由各级农协承接。唐生智和省党部、省政府的上述主一张和措施，为湖南农工运动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湖南农工运动由赵恒惕统治时期不合法的秘密状态开始成为公开合法的运动。一九二六年上半年，广州农讲所第五期毕业的湘籍学员及九月第六期学员相继回湘，加强了农运的领导力量大大推动了各县农协的成立和农运的发展。“湖南农民运动自北伐军入长沙后，其发展之速，更有一日千里之势”。到十一月，湖南己有五十四个县建立了农协和农协筹备处；农协会员达到一百一十余万人。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分别在长沙召开。毛泽东应邀参加了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在毛泽东和中共湖南区委的领导下，制定了铲除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建立民主政权和农民武装等四十个决议案，并发表了宣言。这次大会对湖南农工运动的迅猛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十五日，唐生智从武昌向大会发来贺电，声称：“生智奉行主义，拥护工农，自当本会议议决之精神，为群众利益而奋斗，”表示支持大会的召开。这次大会之后，唐提出发展政治党务等六大计划，其中特别强调要积极发展“湘西党务与农民运动”，要求省党部“选派数十人前往工作”。为促使全省农工运动的顺利开展，唐生智令省政府和省党部为农工运动的开展提供经费。要“省党部农民部月准农运经费四千余元，建设厅月拨农会经费三千元；各县另拨给农协会月费一百至三百元不等”。在省务会议第二十次会议上，省政府决定津贴农运讲习所经费一万二千元。对于工会，唐称之为：它是“工人运动之总机关，民众革命之急先锋，欲扶助其发展扩大，必有经费始能巩固其基础，而加强其力量”。他指示建设厅训令各县县长，按照各县工人之多少筹拨至少每月一百二十多至三百元的活动经费。唐在经济上有力地支持了工农运动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组织，唐生智政府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支持，为湖南农工运动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主客观条件。湖南的农工运动因之获得蓬蓬勃勃的发展。到一九二七年春，湖南全省农协会员达两百万人，比广东多一倍；工会会员达一十七万人。农协会能直接领导的群众达一千万左右，几乎占全省农民总数的一半。至“马日事变”前，农协会员达六百万人，湖南成为全国农村大革命的中心。
武昌克复后，唐生智推进湖北农工运动的发展。唐拨款创办的《汉口民国日报》，宣传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报道各地农工群众在共产党人领导下进行国民革命的壮举，支持农民镇压土豪劣绅，拥护工人反对中外不法资本家的斗争。武汉成为国民政府指挥革命的中心。北伐军收复湖北，湖北农工运动也像暴风骤雨般地发展起来。到一九二七年五月，湖北全省六十九县中，有五十四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二百五十万之众。两湖农工运动主要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领导发动的结果，广大农民在农村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农村大革命，实现自身的解放。在此当中，唐生智的支持也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二）
革命处于发展时期，唐生智倾向进步，靠近共产党，积极支持工农运动。他“当时急欲接近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提出过一些过左的口号，要求实行民主改革”。在革命潮流的高涨时期，他表现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热情，有时似乎比共产党人还激进。“他与湖南方面中共负责人以及汉口工会领袖，维持着经常的接触和友善的关系。他还郑重其事要求加入中共为党员，并请陈独秀到武汉去指导他的工作。”唐生智还设法争取苏联顾问的支持，他“通过一些国民党人提出建议，要求派遣共产党员去俄国学习领导工农运动”的经验。
一九二七年二月中旬，唐回湘参加省民会议筹备会议期间，曾经多次发表演说，反复强调农工民众利益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性。他说：“新湖南的要点，首先是要顾全群众的利益及其组织……拥护农民的利益，促进农民的组织，是丝毫不应怀疑的。”认为农民痛苦不解除，各界痛苦亦无法解除”，要把农民问题放在首要地位。他还进一步强调在农民问题中，“对于农民中百分之七十的贫农利益，尤须顾眼看到。”同时，他还提出要处理好农运中遇到的纠纷问题。唐说：“农运理论很对，而间亦引起纠纷，我们应穷其原因，力图解决，不可放弃或反对。”唐生智不仅支持农运，而且提倡研究农运中理论与实践问题。他的这些意见和主张，无疑是正确的，对农运的发展是有利的。
唐生智不仅积极支持两湖农民起来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斗争，而且维护农运的发展。当农民运动遭到地主豪绅、反动团防武装的破坏和屠杀时，唐生智曾发出保护农会的命令：“有意摧残农会之举动，不特有失党纲扶助农工运动之保障，实阻碍革命之进行速率（度），……实为党治下政府所不容。”并且发布文告，通令切实保护农工团体，扶助其发展，如有“假托名义，企图捣乱者，自应严予制裁”。他遥控的湖南省政府也颁布类似指令，训令各县县长：“遇有农工与任何方面发生纠纷时，务须在不违背本党政策及政府法令范围内，绝对站在农工利益方面说话。”以上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唐及其控制的省政府在对待农工运动上，是持积极支持的态度的。农工运动迅猛发展，在共产党内外，统一战线内外，曾产生过一片攻击和污蔑的叫骂声，说农工运动“过火”要限制其发展。此时，唐生智回湘视察回汉后，对一些攻击和污蔑农运的言论持批评的态度。他说：由此“更可断定，凡是怀疑农工运动的人们，不是受了反革命派谣言的欺骗，自己便是反革命派”。为了保障农运发展，打击不法土豪劣绅的破坏活动，湖南省政府于一九二七年初颁布了《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明示：反抗革命或阻挠革命者，反对本党或阻挠本党所领导之民众运动者，以反革命罪论，处以死刑。在长沙、株洲、湘潭等地处决了一批大地主劣绅，确保农运的正常发展。
由于唐生智支持农民运动的态度很明朗，被选为全国临时农协会十三人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之一。这十三人中，绝大多数是积极支持农民运动的。全国临时农协会执委会的成立，对推进农运的深入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一九二七年四月，毛泽东等提议在湖南实行没收土地的方案，“唐亦予赞成”。唐生智是武汉国民政府的军事首脑，又是湖南省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重兵在握，他表示支持工农运动，使得一些反对工农的右派分子不能轻举妄动；就像何键这样的反共反工农“名将”，对唐生智支持工农运动也无可奈何，害怕“唐老板”。
（三）
唐生智支持工农运动，联合、利用工农，在思想上和实践上并非完全一致的，而是有矛盾斗争的。应当看到，唐生智曾积极支持工农运动，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革命前，唐是一个地方小军阀，加入革命行列后，一跃而成为举足轻重的军政界显要人物，得益于工农力量的支持。为此，他要联合这一力量：藉此壮大声势，维护本身势力。工农运动由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所组织、领导，他想亲自掌握，按自己的需要发展不可得，于是与共产党人合作，转而以支持工农运动，换取工农对他的拥护。他支持工农运动的目的在于对付北洋军阀，扩充他的军队，维持他在湖南的统治，并非为工农的彻底解放而扶持。他的支持工农运动的言论和行动，是为他的军事斗争和政治目的服务的。唐在大革命中一跃而起，为发展其个人野心目的而寻找支持力量。在发展自己势力中遇到强劲对手蒋介石。蒋介石从反动势力方面寻找支持力量，唐生智则从革命派势力中寻找支持者和同盟军，蒋介石反动条件未成熟，反过来，也标榜支持工农。这样竞相标榜，唐生智甚至有时比共产党人还激进，促使工农运动发展有了更有利的条件，更加迅猛地发展。结果是弄巧成拙，事与愿违。在国民党内，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的呼声甚嚣尘上，蒋介石更是迫不及待地发动反革命政变，镇压工农运动。接着而来的是南方的广州，中部的两湖地区，北方的冯玉祥附合蒋介石的反动。这样反动气焰笼罩全国，使得唐生智重新选择出路。
长沙“马日事变”发生后，武汉政府处于反革命包围之中，屠杀工农事件蔓延三湘四水。当时国内外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向工农进攻，而工农运动的发展又超过了唐生智所能控制的范围，其部下又在拥护的口号下进行反工农的活动。这样，唐生智处于两难境地：制裁部下，势必影响其军事势力的基础，部将将离他而去；反对一二农，又未免翻脸不认人，不好立即得罪共产党人和工农民众。所以对长沙“马日事变”，唐曾自请处分，说因其部将制造而甘愿自责；另一方面又从河南前线电令省政府代理主席张翼鹏，控制事态的发展，听候中央政府处理。回师武汉后，武汉国民政府派唐亲自处理“马日事变”。此时，郑州会议己召开，冯玉祥己转向蒋介石一边，徐州会议，冯更使蒋介石反动气焰嚣张。并且冯致电唐生智，逼唐按郑州会议精神办理，实行分共，否则兵戎相见之意味，加上川军东进，东有蒋介石，李宗仁等，南有李济深等部队的进攻两湖态势。在这样情形下，唐生智不能再犹豫了，必须立即作出抉择。客观上反动势力的包围，主观上，唐生智由犹豫到妥协到退却，最后决定制裁工农运动，卷进了“清乡反共”的旋涡。从处理“马日事变”事件上可以体现出来。到湖南长沙后，解散了所谓的“救党委员会”，并通缉许克祥等人。同时也指责工农运动领导人，“过火”。回到武汉，更指责工农运动为“暴徒”所为，急速地从先前的支持、维护工农运动的立场后退，进而反对工农运动。从六月十日后，对反工农运动持默认态度到纵容，以致处理湘省事变后情况越来越坏，屠杀工农群众越凶残。到“七•一五政变”，最后站到了革命群众的对立面。这种倒退行为，在唐生智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悲剧。唐生智藉反动而自存，保留了两湖地盘。但革命群众的斗争并没有停止，迅即转入武装反抗斗急的土地革命时期。秋收起义暴发，“暴动打倒唐生智”的口号喊出来了。当时，唐生智统治两湖，自然成为革命起义的对象。
尽管如此，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支持工农运动态度比较激进的，要数唐生智。把他与冯玉祥相比，要比冯胜一筹。冯玉祥也同情农民疾苦，要他的部队爱护老百姓，但是冯对农民组织农会要进行土地革命，立刻表示反对，称这是无知农民在搞“混斗”，严加制止。农会反对军队任意拉伕，摊派粮饷，冯认为这是农会与军队为敌，农会要掌握农村政权，惩处土豪劣绅，冯认为这是“没有王法”，工人、店员要求改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与厂主、店东作斗争，冯认为是蓄意捣乱。他“不允许农民向他发号施令”。“冯玉祥决定按军队的利益‘控制’农民组织。”冯虽对工农团体支持北伐事业表示肯定，但没有积极支持工农运动。李济深留守广东期间，对广东土豪劣绅摧残农会，睁只眼闭只眼，持纵容态度，致使破坏农运的事件在广东农村不断发生。广东“四•一五政变”，他也是反工农的主谋。谭廷闿在两湖工农运动高潮时就叫嚷工农运动“过火”，要限制、要取缔。
由此可见，在大革命时期，唐生智在一定程度上是奉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积极持工农运动的，对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革命高潮的到来起了客观的促进作用，值得肯定。大革命后期走向工农群众的对立面，是有主观和客观原由的，应当具体分析。社会环境与阶级局限性是不可忽视的两大方面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