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政府密令程潜捉蒋

1927年初，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军事独裁和政治反动的面目也日益暴露。蒋介石在南昌时，先是反对迁都武汉，后又公开要求驱逐鲍罗廷，制裁共产党，拒不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并接连在赣州、南昌、九江、安庆等地制造数起惨案，向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

蒋介石这一系列摧残革命运动、背叛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引起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极大愤慨。3月23日，在鲍罗廷的提议下，武汉国民政府召开了一次高级领导人秘密会议。为了防止蒋介石以南京、上海为据点，另立中央，与武汉政府对抗，会议决定采取两项措施：一是派财政部长宋子文为中央财政特派员，前往上海，直接掌握上海这个经济中心的财权；二是命令程潜率领江右军，巩固南京的守卫，防止蒋介石在南京另立政府，如果蒋介石抗命，便伺机将其逮捕，解至武汉处置。

捉蒋的密令是由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亲自写在一块绸布上，交给第六军党代表、新任军事委员会秘书长的林伯渠，把密令缝在衣缝之中，带去南京的。行前林伯渠向中共中央派驻武汉的代表张国焘作了汇报。张国焘回忆说：“林祖涵（伯渠）还说这个重要措施，似是鲍罗廷所授意，为各主要人物所一致同意的。他因为是程潜的党代表，才知道这个机密。他认为程潜即将出发前线，对反蒋颇具诚意，表面上虽然满口答应要完成这个重大任务，但暗中也流露出身当其冲、踌躇为难的神情；所以将来能否执行这个密令，还是有问题的。我虽事先未与闻其事，但对于即将偕同程潜驰赴军旅、肩负重责的林祖涵同志，仍予以鼓励。并立即用机密方法，通知上海中共中央，请就近予程潜以协助。”

林伯渠于3月27日晚登上“慎大轮”，28日早开船，同行的还有许苏魂（中共党员）、唐生明（唐生智之弟）及随员多人，本来还有郭沫若，后郭因事羁留在南昌未到武汉，故未能同行。他们去南京的公开名义是军事委员会慰问团，去前线劳军的。

30日晚6时抵达南京，林伯渠立即到三元巷江右军总指挥部见到了程潜，程也是当天随同白崇禧、何应钦由上海回到南京的。林将密令交给了程，并传达了武汉当局的意见。谁知程见密令之后，一改往日坚决主张讨蒋的态度，连声说道：“此事不可贸然而行，还须从长计议。”尽管林伯渠再三劝说，他仍以事关重大，且力不胜其任为理由，拒绝执行，而主张“商得妥协”并要林伯渠和他一同去武汉，进行“劝合”。林见事已不可为，只好陪同程潜、潘薰南等人回武汉，留下许苏魂、唐生明在南京慰问。他们31日晚上船，4月4日抵汉口，林伯渠立即向谭延闿作了汇报。

程潜为什么不愿意执行捉蒋密令，使计划落空呢？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从客观上看，蒋介石不在南京，而在上海，何日回南京尚不可知，就是想捉蒋也无法实现。蒋介石之所以不在南京驻足，是因为他对此事似乎已有所察觉，原来谭延闿曾向陈果夫含沙射影地透露了此事。

谭延闿是一个狡黠的旧官僚，人称“八面观音”、“药中甘草”，同蒋介石一直有着暖昧关系。陈果夫是蒋介石亲信，原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3月6日，随同谭延闿由南昌去武汉，出席二届三中全会，会议决定改组国民党中央，由汪精卫任组织部长，汪未回国前由吴玉章代理。陈果夫落选后就想离开武汉。行前奉蒋介石之命，去向谭延闿辞行。陈果夫在《十五年至十七年间从事党务工作的回忆》一书中说：“全会闭幕后，共党正式攻击蒋先生和我……某日，蒋先生派人到汉口，命我赶快离汉，并嘱于离汉之前，应与谭先生接洽一次。这一天，正是我军克服上海之日。谭先生很忙，到晚上1点钟才回来，和我见面，他对我说：‘我的见解不及蒋先生，我初以为此间情形不严重，到此一看，才知道严重性远出我理想之外。现在我已不能和你一样的自由了，要想离去亦不可能。但将来必定回南京随蒋先生，并且今后一切必能听蒋先生的话，请告蒋先生，不久必定可在南京会面。’说时，几至泪下。当晚向谭先生告别。2时下船，这时已经没有检查员在码头上了。”

陈果夫是何等聪明之人，他早已明白了谭延闿的弦外之音，立即赶到安庆，将谭的一席话向蒋介石作了汇报，所以引起了蒋的警觉。

第二，程潜的反蒋态度不坚定，犹豫动摇。这与蒋介石的收买拉拢有关。南京本来是程潜率领第二、第六军经过雨花台激战后占领的，因为发生了英、美军舰炮击南京事件，搞得程潜灰溜溜的。3月25日，蒋介石乘“楚同舰”来到下关，不肯上岸，程潜就随同他去了上海。不久，蒋介石正式任命程潜为南京卫戍司令，又拿出一部分上海资本家支援的军费，给了程潜，以示拉拢。程潜在上海，通过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军事会议，及与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人的接触中，已经了解到蒋要实行“清党”，与武汉政府决裂。这一点程潜并不赞同，而力主“调和”。他回忆说：‘蒋与武汉不和，到沪后召开会议，我在会中，力主调和，愿赴武汉劝合，旋即单身赴汉。”这正是程潜回南京又急去武汉的原因。

　　蒋介石派人追捕程潜

程潜到武汉后，遍访要人，极力宣传与蒋介石谋求妥协，向人表白说：“不愿与蒋合作，不合作又无钱。”但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很快就打破了程潜“劝合”的迷梦。这时，传来了上海国民党右派清党反共的消息和通电，程潜又接到二、六军的来电，蒋介石调他们离开南京，渡江北上，去打张宗昌。此时，程潜才感到上了蒋介石的当，急电二、六军不要离开南京。武汉国民党中央也怕蒋介石加害二、六军，决定派四军和十一军速去支援，防止蒋介石进驻南京。

但是，这一切都为时已晚，程潜离开南京时委派的第六军代理军长杨杰（原任十七师师长）动摇不定，在蒋的三道电令和两个参谋的催促下，已于4月7、8两日撤离南京。蒋介石也在4月9日来到南京，任命冯铁裴代替程潜，出任南京卫戍司令。

4月12日，就在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当天，程潜匆忙离开武汉东下，潜赴采石矶，命令驻守该地的部分第六军，立即撤回武汉，然后，程潜来到南京。不料，程潜秘密调军的事，被蒋介石得知，即欲加害于程，程潜见形势不妙，马上到江右军总指挥部军需处取出1万元现金，带领第二军参谋长岳霖、总指挥部秘书唐菊庵、副官罗友松及卫士萧家吉等，一共7人，乘小火轮远离南京。蒋介石立即派总司令部参谋处长徐培根乘兵舰去追。当事人唐菊庵在《1927年程潜由南京脱险经过》一文中回忆说：“当我们的小火轮驶到大通江面时，忽然发现后面有一只兵舰在破浪猛追，不久就逼近小火轮了。兵舰上有人在高声喊话：‘停船！停船！’程潜穿的是便服，他听到追来的兵舰有人喊话，心知有异，急忙躲进火舱里匿藏下来，我们则仍然站在船面上。兵舰越靠越近，有人又在喊：‘程总指挥在不在船上？’随即，兵舰靠近了小火轮，徐培根来到船上说：‘总司令请程总指挥回南京去，有紧急的事和他磋商。’当时，岳霖挺身而出，回答说：‘程总指挥不在这船上，只我一个人在这里，有什么事找我好了。’徐培根面带怒容，左顾右盼，问这问那，与岳霖纠缠了约半点钟，但未在船上进行搜查。大概徐因怕对蒋介石交不了差，便将岳霖带到南京去了。”

徐培根走后，程潜立即命令丢掉行李，弃船登岸，沿着一条小路步行前进，当晚在一个农民家中躲了一夜，第二天到秋浦县城，打电报给九江的第六军参谋长唐蟒，要他派人来接。4月22日，程潜一行到了湖口，他致电武汉国民党中央，“报告离开武汉后的情形，并说蒋介石彰然反叛，他不但未能纠正，反被蒋将他的第二方面军拆散，引咎辞职。请中央开去他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和第六军军长两职，并严加处分，以肃党纪。”（见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速记录）武汉中央对此事进行了讨论，认为：“这并不是程颂云的错误。因为中央不肯早免蒋介石的职，所以蒋介石就利用总司令的地位，去解决了第六军。我们不应处分他，还要去电慰劳。”

再说岳霖被带回南京后，见到了蒋介石，问以何事见召。蒋见抓来的不是程潜，而是岳霖，立即回嗔作笑，连说是误会，并手令发给第二军军饷1个月，将岳霖礼送出门。蒋这样做，为的是稳住第二军，不使有变，这正是蒋介石狡诈之处。

程潜脱险了，第六军却没有逃出蒋介石的魔掌。4月28日，蒋介石命令第六军第十九师撤回长江南岸，又在江南埋伏了第一、第七、第十各军，及独立第二师。十九师不知底细，进了包围圈，结果被全军缴械。十九师是北伐之前程潜在广东率领的攻鄂军编成的，是第六军主力。5月1日，蒋介石又发布了一个《解除第六军第十九师武装通电》，诬称十九师中有共产党分子，要率师叛逃。“中正为阻止其叛乱行为起见，不得不以非常紧急处置，于4月28日，在南京神策门将十九师武装暂行解除。”

事后，林伯渠在《自传》中回忆此事说：当时“武汉政府及一部分国民党的中坚分子，要程潜捉蒋并解决何应钦、白崇禧的势力，我就这样被派至南京与程潜交涉。当时程潜本可以采取紧急行动，把事情解决的，但他推脱力量不够，不敢解决蒋的部队，程潜要我与他回到汉口去妥商，结果第六军遂被蒋介石解决。”

程潜回到武汉后，在林伯渠等人的帮助下，又重建了第六军，后程潜率领他们参加了以讨蒋为目标的第二次东征。驻在扬州、靖江一带的老六军（后改为第十八军），经过谢慕韩等人的劝说，也回到了程潜的领导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