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和平解放，迄今已50年。湖南和平解放，除中共和毛泽东的坚定方针和灵活策略、北平和平解放的样板外，程潜等在其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是其重要因素，功不可灭。她的和平解放，对全国产生着重大影响。程潜等举义后，受到中共和人民的礼遇和尊重。

　　一、程潜“空手”回湘执掌军政

程潜(1882～1968)，字颂云，涉足宦海几十年，几度浮沉，历经炎凉。蒋介石在内外交困形势下，为顺应“湘人治湘”的呼声，也为安抚程潜对己的怨愤，改变自1937年以来只安排听命于己的外省籍人士执掌湘政的作法，乃于1948年6月，同意程回湘任省主席，以程为主任的“武汉行辕”一同移湘，改称“长沙绥靖公署”，辖区缩小为湘赣两省。蒋介石此举，除抚慰程外，还以为可拉拢程，将反共内战进行到底，并牵制占据武汉的白崇禧。但程同意回湘，另有所谋。

6月22日，程在发布任命的次日，在南京向新闻界宣布，治湘方针四条：1.澄清吏治，收拾人心；2.加强民众武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3.厉行地方自治，促进宪法施行；4.经济建设，当以民生主义为依托。这显然是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7月24日抵长就职。这时的程潜，除武汉行辕跟随过来的一些机关职员和一个警卫团外，只有少量亲信和旧部属，已别无基本力量；他离湘政坛近20年，在省内已没有什么实力基础，几乎是“空军”司令回湘执政。

　　二、程潜治湘举措的双重性

程潜身绾重任，回湘执政。7月28日，程主持省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省政府施政纲要》，其中提出：“旷观目前大局，细察本省政情，今后施政方针，必须以加强自己，注重民生，提高行政效率，转移社会风气为基础。”此后，程开始实施其治湘计划。主要措施如下：

第一，扩充军事力量，以保既得权益。程潜回湘主政，可以说无可用之兵。他从戎几十年，深谙“有军则有权”的原则，所以他治湘第一要着，就是扩军。1948年11月，趁参加南京粮政会议之机，面见蒋介石并保证：“湘人决支持戡乱到底”，“湘人有的是血，只要中央随时予以铁的供应，相与配合，必可阻匪于省境之外。”程的表态，获蒋赞赏，即应允“长沙绥靖公署”可扩建五至八个正规师。半年后，程所属部队已有第14、100、102军3个正规军，和5个旅40000余人的保安队伍。

第二，分化省内原有各派，壮大自己政治势力。程回湘时，带回湘籍人士如：肖作霖、邓介松、邓飞黄、张严佛和刘岳厚等亲信和部属。这样，程回湘虽无军事势力，却有一个可信赖的班底。由于他们在各方面的努力，通过疏通、分化和瓦解，使省内原有各派政治势力及其头目，不是改变态度，向程靠拢，就是分崩离析，不成气候；或是远走他乡，人去楼空，程从而能迅速在省内集党政军权于一身，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实力基础。在省内和战双方斗争激烈的重要时刻，唐生智也抛弃宿怨，主动向程致信，表示欢迎。唐又劝告其亲属和旧部，同他一起，团结拥程应变。这是一股相当大的力量，壮大了程的力量和声势。此外，程还联络在平、沪的其他湘籍国民党上层人士，共谋治湘大计。如贺耀组、刘斐等。

第三，缓和社会矛盾，争取民心。程知道要想在湖南站住脚，最重要的是“澄清吏治”、“注重民生”、“收拾民心”，以便改善自己的政治形象。为此，采取：其一，推行限租拥佃和取缔反共组织。1948年8月，他发表《告湖南省属各县市土豪劣绅书》，并由省政府发出限租拥佃布告；9月下令撤销“戡乱建国委员会”。他就限租拥佃，强调指出：现在就要实行，湖南无论哪里，哪一个角落，都要普遍实行。其次，肃贪治吏。程上任后，对当时贪污最严重、群众最痛恨的各级粮官，进行追查打击。再次，注意湖南经济和人民困苦。如：为洞庭湖水灾饥民请到一些救济，设立省经济委员会管制长沙物价，禁止中央银行长沙金库金银出境，对学校师生拨发平价粮食等。1949年1月，宣布当年为湖南“实行民生主义之年”，表示一定要改善人民生活，尤其是农民生活；要奉行民权主义，以人民之意向为意向，决不做违背民意之事；又令本省暂停征兵一月，实际再没有恢复，使当年蒋在湘征兵24万的计划破产。这样对程在改善省政和争取民心方面，取得可观成效，在民众中产生良好印象。所以，当时湘人尊称为“程家长”。

程潜在这一阶段公开的和私下的讲话、施政纲要及其举措，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他当时既要反蒋又不得不表现敷衍；既想发展实力又不得不隐藏锋芒；既对内战前途失望又不得不高唱反共滥调；既要分化瓦解对己不利的敌对势力又不得不对他们应付拉拢的矛盾复杂心态。所以，其施政计划和举措，具有明显的双重性，无论国民党政府还是省内各政治势力，也无论反共顽固分子还是拥护和平迎接解放的进步人士，都可接受，并从中取其所需，但总体是有利于湖南和平解放，具有进步性。

　　三、程潜反蒋驱桂应变的运作

1948年7月程潜回湘，当时湘人要求和平迎接解放的呼声逐浪高张。12月，淮海战役大局已定，津之役进入后期，傅作义困守北平孤城，白崇禧在武汉公开扯起驱蒋旗帜。在这种形势下，程进一步考虑自己的出路和湖南前途，决心采取较大实际步骤，向人民靠拢。如：12月成立省党政军联合办公室，以协调行动，任命肖作霖、程星龄为正、副主任。

1949年3月，程潜借在南京出席会议之机，会见李宗仁集团派往北平的谈判代表章士钊。章向程转达了毛泽东希望程走和平道路的殷切期望，说只要程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但不算战犯、不咎既往，还会受到礼遇。4月，湖南大学教授李达去北平，程托李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转达和平心愿及和陈明仁等联络的情况。4月10日，程就北平和谈发表讲话，表示：“湖南是三千万人民的湖南”，“以至诚至正的决心，以我们点滴内聚的群力，求使湖南免于战祸的惨痛，求使人民免于战火的灾害，求使社会秩序安定，求使地方元气保全。”5月2日，在程潜的同意下，湖南省参议会举行扩大会议，成立“湖南人民自救会”。以“团结起来，要求救命”，“消弭本省一切动乱，维持境内安全”为宗旨和任务。唐生智、仇鳌任正、副主任委员。它的出现，表明湘人抵制李宗仁“戡乱到底”和桂系军队入湘的态度。自救运动迅速得到全省各方面的响应，纷纷发表拥护通电。唐生智出来活动，给了程极大帮助。

在解放军挺进至湘鄂边境，程潜在白崇禧一再施加压力的情况下，决定采取投向人民的重要行动。5月上旬再次同中共湖南省工委代表会面，明确表示接受中共《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于是，省工委代表向程提出三点要求：(一)释放政治犯；(二)保护国家财产、工厂、道路、桥梁和机关档案；(三)不可捕杀革命人士。程回答：前两条可做到，第三条执行有困难，因无法控制蒋、白特务，但当尽力而为。程也提出三点要求：(一)拥护共产党的政策，但不参加共产党；(二)反对蒋介石，但不背叛国民党；(三)只要不将他列为战犯，起义后能“保全首级”即如愿以偿。不久，长沙一些监狱，又释放了一些政治犯。

程潜虽与中共湖南省工委有直接联系，但还感到需要与中共建立更高层次的联系，最好是同中共中央直接联系。5月下旬，于是派出高级代表赴港，会见中共中央驻港联络人乔冠华，正式表达心愿。6月上旬，再次派亲信程星龄、刘岳厚去港与乔洽谈。

程潜虽在省内站住了脚跟，军队数量已可观，但组建时间不长，装备也差，缺乏野战能力。因此，程需要一位忠于自己又手握兵权、在关键时刻能指挥作战的将领，来辅佐他实现应变计划。于是，策动在“华中剿总”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湘籍将领、程的学生陈明仁回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程潜及其助手通过精心而周密的策划进行此事。程又挽请与白崇禧关系密切的刘斐去武汉游说。刘针对白欲将势力扩展到湖南的心态，极力陈明湖南战略地位重要和程力量单薄；白不知是计，仍主动向程提出调第一兵团来湘，加强湖南防备，正中程下怀。1949年2月，白下达调令，让陈部开拔来湘。当年这着不露痕迹的妙棋，既削弱了桂系势力，又极大地增强了程的实力基础。后来陈明仁在程领导下，正如陈在《自传》所讲的，保证不欺骗他，不出卖他，因为他是“湖南人的家长，又是我的老师，我要对他负责到底”。陈为实现湖南和平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6月中旬，程潜向中共湖南省工委正式递交《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备忘录》，提出：“爰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谈八条二十四款之原则，谋致湖南局部和平”，“一俟时机成熟，潜当即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收到“备忘录”后，于7月4日正式答复程潜：“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系可行。”旋程又收到由汉口转递过来内容大致相同的毛泽东的亲笔密函。程终于得到来自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式答复，即派刘纯正去汉，与四野联系，毅然转向中共，公开反蒋驱桂，并秘密会见四野联络人，说明起义安排和湖南部队分布情况，要求起义后，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名义，以便安定部队和号召大西南。

　　四、中共中央的坚定方针和灵活策略

程潜回湘初期，中共湖南省工委从他治湘的双重政策中，察出一些迹象，经过分析，认为有向程及其集团开展统战的可能。于是，成立统战小组，专司统战工作。省工委邀请程族弟程星龄回湘，请他探询程的真实意向，做程潜的思想疏通工作。同时，邀请长沙知名人士进行时事座谈，通过交换对形势和湖南出路的看法，形成共识，然后在程身边造就一种进步气氛，相机向程指出：他一无实力，二无金钱，打不赢，走不脱，蒋介石李宗仁都不会容他，只有依靠湖南这块地盘和老百姓，也只有和中共合作一条路可走。

中共中央一直为争取湖南和平解决而努力。1949年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为和平解放湖南预作筹谋。国共两党和谈时，毛泽东等领导人对国民党和谈代表章士钊、刘斐表示，希望程潜走和平道路。后来他们受毛泽东、周恩来之托，到香港就近协助做争取程的工作。4月15日，中共在《国内和平协议(最后修正案)》中宣布：“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于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这有利于程消除惩办“战犯”的心态和顾虑。21日，毛泽东、朱德在《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宣布：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的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均可按照《国内和平协议(最后修正案)》的精神，签订地方协议，实现和平解放。这就更加促进了程潜坚决与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彻底决裂。

中共中央5月中旬形成和平解决湖南问题的初步方案。6月收到乔冠华从港发出的电报后，中共中央开始具体部署。6月2日，周恩来代表中央复电乔冠华：“争取程潜、李默庵、陈明仁站在我们方面反美反蒋反桂极为必要，请你们认真进行此项工作。”同时，中共中央军委电示第四野战军：“我们认为程潜的态度是好的，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若得程潜真心站在我们方面，将有很大利益，能起影响南方各省之作用。”几天后，中央军委又致电指出：“程潜是孙中山的老干部，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近年治湘措施表示进步”，“程潜起义后，其现任军政党各项职务暂时均予保留。”“起义后，应对其地位特别尊重，中央将给以高级名义。全国解放后，还要请他到中央政府担任工作。”同时，又调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在军政部办的讲武学校与程潜共过事又与陈明仁有师生关系的李明灏，赴武汉四野司令部，参与争取和平解决湖南的具体事宜，并是告程派员到汉口面洽。电报明确表示：“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7月18日，军委明确答复四野总部时指出：“在程潜、陈明仁宣布脱离伪中央后，可以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名义出现”，“他挂此名利于暂时团结内部，又利于在政治上给蒋、桂以打击”，同时，对程潜在湖南起义，在军事上亦予以配合。6月底，第四、第二野战军，共同发起湘赣战役，兵分三路，向湘北、湘赣边前进，先后解放湘北、湘东各县，压迫白崇禧主力后撤，给程、陈创造和平起义的机会。7月29日，程秘密从宝庆回长，经过和中共和谈代表李明灏的几次协商，达成如下协议：成立以程潜为主任的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成立以陈明仁为主席的湖南临时省政府；所有起义部队集中整编为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陈明仁兼任司令长官。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允许起义的国民党军队使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番号，仅此一次，这充分体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程、陈起义的重视、照顾和谅解。

8月3日晚，程潜致电毛泽东、朱德，正式宣布脱离广州国民政府。8月4日，程潜领衔发出有37名将领联名的起义通电，宣布：“率领全湘军民，根据中共提出之八条二十四款，为争取和平之基础，贯彻和平主张，正式脱离广州政府，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共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之中国而奋斗。”通电还号召：“西南西北各省同志同胞，洞察蒋与李、白坚持内战祸国殃民之罪恶，以人民之意志为意志，以人民利益为利益，一致响应，奋起自救，铲除此倒行逆施之残余封建政权。”同日，程、陈还分别发表《告湖南民众书》、《告全体将士书》等文告，宣布已实行起义，湖南获得和平解放。毛泽东、朱德复电嘉勉，称赞程、陈“大义昭著，薄海同钦”。

　　五、湖南和平解放的社会影响

湖南是继北平之后，第一个实现和平解放的省份。这是湖南历史的大转折。湖南的和平解放，不仅使湖南人民免遭战争浩劫，而且产生着重大的深远的影响。

第一，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程、陈起义后，广州国民党残余虽故作镇定，企图缩小影响，但它无疑给了桂系以沉重打击；同时，缩短了湖南全境解放的时间，开辟了人民解放军继续南进的通道，加速了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的过程，促使了大西南的和平解放。

第二，促进了反动阵营的分化瓦解，壮大了人民力量。湖南和平解放不久，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黄绍竑、龙云等44人联合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认识与主张》的公开声明，宣布脱离国民党阵营，拥护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

第三，发展了解决地方问题的“北平方式”。湖南问题的解决，程潜、陈明仁的起义，促使董其武于9月18日率部举义，绥远解放，并以湖南为模式，成立“人民军政委员会”，行使政府职能。

   第四，丰富了人民政权组织形式。湖南和平解放时所建立之“军政委员会”，这过渡性的政权组织形式，成了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大区和省份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组织形式。它有利于吸收广大党外知名人士参政、议政。

   正因为程潜、陈明仁等领导的起义具有重要意义，1949年9月，他们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程潜抵北平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林伯渠等至车站迎接。当时，能享受这一殊荣的，只有宋庆龄和程潜两人。在这次政协会上，程潜、陈明仁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程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共商军国大事。程、陈等的义举，不仅载入湖南人民革命史册，而且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册中，也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