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生命的历程中，有过很长的一段时期，追随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中山先生的革命风范和声音笑貌，在我的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它鞭策着我紧紧地跟随着人民革命的步伐前进。”——程潜

程潜，字颂云，湖南人，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青年时期因愤于国事日蹇，弃文习武，后留学日本。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1949年率部在湖南起义，为湖南全省的解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解放后曾任民革中央副主席。

　　求教革命方略

1904年，22岁的程潜，怀抱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前往日本留学。基于相同的革命理念，在东京，程潜很快就结识了黄兴、宋教仁、仇亮等许多从事反清活动的革命青年。不久，他们共同组织了革命同志会，宣传革命理念，从事民族革命。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重返日本，会见黄兴等革命党人，确定了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及其他革命党人建立全国性的革命团体的决策。对于孙中山，程潜是早有耳闻，并且知道孙先生正在呼吁四海同胞起来革命、共同推翻封建皇朝的统治。他曾不止一次的想，要是什么时候能够结识孙中山先生该有多好啊！

不久，机缘终于来了。一天，在横滨一家中国餐馆内，在黄兴、宋教仁的介绍下，程潜和同学江隽等人第一次会晤了中山先生。对于革命青年的加入，孙中山向来是热情欢迎。孙中山同程潜等人热情地谈起革命的宗旨。他高瞻远瞩的观点、充满激情的话语，燃起了程潜等人内心的革命热情。后来，同盟会甫一成立，程潜就在仇亮的介绍下，宣誓加入了同盟会，宣誓效忠于反清革命。

几天之后，在仇亮的引见下，程潜到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人金弥宅，谒见孙中山先生，当面向孙中山请示革命方略。孙中山告诉程潜，革命的志士仁人，既然抱定献身革命的志向，欲求达到革命的目标，必须注意三点：

1.首先打倒自己脑海中的敌人，抛弃富贵利禄的观念，树立爱国家爱人民的思想，服膺主义，不与敌人妥协。

2.革命军占领地区，必须立即成立政府，以为号召，即使战略地区小至一州一县，亦应如此。

3.慎选革命基地，以发展革命力量。

不等孙中山说完，程潜就插话问到，“中国如此广大，选择革命基地，究以何方为宜”？

孙中山成竹在胸，不假思索地说，“革命必须依托敌我形势的变化来决定，如形势于我有利，而于敌不利，则随处可以起义。至于选择革命基地，则北京、武汉、南京、广州四地，或为政治中心，或为经济中心，或为交通枢纽，各有特点，皆为战略所必争。北京为中国首都，如能攻占，那么，登高一呼，万方响应，是为上策。武汉绾毂南北，控制长江上下游，如能攻占，也可据以号召全国，不难次第扫荡逆氛。南京虎踞东南，形势所在，但必须上下游同时起义，才有成功希望。至于广州，则远在岭外，僻处边徼，只因其地得风气之先，人心倾向革命，攻占较易；并且港澳密迩，于我更为有利。以上四处，各有千秋，只看哪里条件成熟，即可在哪里下手；不过从现实情况来看，仍以攻取广州，较易为力”。

这次会谈共进行了三个小时，程潜坦诚地将自己心中的诸种疑问一一提出，孙中山则一一给予细心及详细的解答，同时还给予程潜等人以热情的鼓励。这次拜访给程潜的一生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自从我亲聆这次教诲以后，一时思想大为开朗，从此衷心服膺三民主义，并心悦诚服地敬佩先生”。后来，程潜积极追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成为孙中山的忠实的追随者；1913年，袁世凯解散议会后，孙中山号召革命党人起来讨袁，在湖南任军事厅长的程潜积极响应参加讨袁；1915年，袁世凯称帝后，国内再次掀起新的反袁浪潮。程潜奉孙中山之命，由东京回国参加讨袁战斗；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与北洋军阀对峙，孙中山派程潜自广东回到湖南运动护法；1920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军政府，程潜任广州军政府陆军次长，协助孙中山组织北伐，统一两广；1922年之后，程潜先后参加了东征与北伐，并立下奇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避难永丰舰，孙中山“武有程潜”

1921年，广州大元帅府在收编了两广境内的全部滇军、桂军和湘军的一部分之后，在桂林组织大本营，积极准备北伐。程潜被孙中山任命为大本营陆军总长。此时陈炯明却与北方军阀暗通款曲，大倡其所谓联省自治。1922年2月20日晚，陈炯明雇人将邓铿杀害，孙中山认为这是陈破坏北伐的先兆，就免去了陈炯明除陆军部长以外的所有职务。但是，鉴于广东的军事、财政实力仍然掌握在陈炯明的手中等原因，孙中山在北伐一事上仍想尽力争取陈炯明。5月，孙中山电召程潜前往韶州，告诉他说，“北伐已定，一切都已准备定妥，忧虑的就是广东情况不安”。孙中山派程潜和胡汉民、居正、汪精卫到南宁去劝说陈炯明。临行前，孙中山告诉程潜，“你去告诉陈炯明，我这回决意北伐，定无更改，成败虽未可知，但总归是于陈有利的。成功了，我的军队离开广东，广东就可省下许多开支；失败了，我的军队被打散，陈炯明就自可和北方妥协善后”。

在经过两天两夜的反复相劝、辩论之后，陈炯明表面上表示同意北伐，暗中却抓紧做紧急叛乱部署。对于陈炯明的行动，程潜等人感到非常不安，他多次肯劝孙中山离开。6月16日，陈炯明炮轰总统府，程潜在慌乱之中“譬秉忠贞心，一死酬盟主”，掩护孙中山先生登上永丰舰。不久，孙中山任命程潜为讨逆军总司令，同李烈钧等人指挥粤、滇、湘各军合力讨伐陈炯明叛军。8月8日，程潜向孙中山报告说，粤军第一师梁鸿楷、陈修爵部突然投降陈炯明，北伐军失利，南雄已失守。同时，叛军也已拟定计划，准备袭击永丰舰，并已买通永丰舰上一些官兵。程潜急切地肯劝孙中山赶快离开广东，远离这个是非之地。对于程潜的报告，孙中山很是感动，认为这才是可资依靠的忠实战友。在永丰舰上避难的日子里，除程潜之外，另一国民党元老居正也一直陪侍在孙中山左右。故一时有“文有居正，武有程潜”之说。8月9日，孙中山乘英舰前往香港，继转上海，程潜跟随，始终守护在孙中山的身旁。后来，孙中山经常对别人说，“我说颂云是血性男儿，他毕竟是可共患难的呵”。

孙中山先生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伟大人格也在深深地影响着程潜。程潜深感于孙中山先生对革命友人的关怀与宽宏大量、对革命事业的无限热情与坚定。他不仅自己在内心深处宣誓要紧紧跟随先生，终其一生闹革命，而且还劝告他人，一定要坚决拥护先生，辅佐先生完成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例如，他曾对谭延闿说，“孙总统对我们委以重任，我们应该对他忠贞不渝，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听了程潜的话，谭延闿很是激动。他告诉程潜，自己过去曾骂孙中山为“孙大炮”，但孙先生不咎既往，还如此重看他，他一定会坚决服从孙中山的领导，不辜负孙先生的重托。后来谭延闿特意将自己收藏已久的、雕刻有“鞠躬尽瘁”与“死而后已”的两方汉玉古印赠送给孙中山，以表示自己对先生的爱戴之情（后来，孙中山只留下带有“鞠躬尽瘁”那一方）。

　　高举中山旗帜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闻听噩耗，程潜心如刀绞，痛感革命失去了灵魂与方向，挥毫写下七绝一首，寄托了自己对孙中山的哀思：

一弯冷月照寒窗，巨星陨落我哀伤。

主义炳天感遇后，回首望前意茫茫。

后来，程潜在北京组织并参加了对孙中山的隆重祭奠活动，他亲自从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送灵至西山碧云寺。

作为孙中山的一名忠实信徒和得力骨干，程潜始终不忘孙中山的教诲。他深知革命成果来之不易，所以他要更加珍惜，百般维护。在孙中山逝世之后，程潜始终忠实地执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继续拥护孙中山先生确定的三大政策，以实际行动同共产党合作。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右派曾要他交出共产党员名单，他严辞拒绝，说：“只要是能打军阀的，都是好战士，我就要用！”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时，程潜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妥协求和的嘴脸感到深恶痛绝，对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倍加称赞。值此外敌入侵之际，在上海被迫做寓公的他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愤情绪，毅然筹资创办了《南针》杂志社，出版《南针》杂志。他在发刊词中说，本杂志的宗旨在于“阐扬三民主义，并力求其实现，吾人确认要实现三民主义，国家与民族方有所归宿，实现三民主义，方能到达世界和平极乐之彼岸，譬诸航行大海中，纵遇狂风骇浪，迷雾漫天，虽颠簸晦明，而依此针路，仍不失其原定之方向，爰取兹义，匪敢自夸，勉之而已”。同年是孙中山逝世七周年，程潜以《孙中山先生逝世七周年纪念感言》为题，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借对孙中山丰功伟绩的歌颂，抨击了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批评蒋介石等人背叛总理遗教及三民主义。抗战期间，程潜先后被任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等职。他利用职权，积极维护国共合作，营救中共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

解放战争期间，程潜极不满于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决定弃暗投明，暗中策划起义。1949年，程潜率部在湖南起义，为湖南全省的和平解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在《告湖南民众书》中说，“我是一个国民党的老党员，追随孙中山先生最早且久，做过他的讲武学校校长，做过他的军政部长。他的革命事业，我是亲见的！他的革命理论，我是亲闻的……”程潜的这一行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扬。解放后，面对台湾尚未统一于祖国的事实，程潜内心十分焦虑。他积极为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而操劳奔波，多次撰文、发表讲话，呼吁在台湾的国民党人员和自己的旧部属，劝说他们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再次团结起来，早日促成国家的和平统一。

受孙中山愈挫愈奋、不断进步的精神的影响，程潜一生活到老，学到老，从不放松自己思想上的进步。他不仅自己追求进步，还常常勉励别人要跟上时代，不断进步。他多次跟民革的同志谈到，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名成员，要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积极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正是这种不断学习，坚持进步的精神，促成了程潜顺利地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再到社会主义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