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潜将军跨越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代，他先后在湖南秉政4次，而最长的一次是建国以后的1954年直至逝世的1968年，总共14个春秋。这是近80年中执掌湖南政务任期最长的一人。
程潜(1882—1968)，字颂云，湖南醴陵人。少时曾打算步入科举之途，后以国事日非，乃弃文习武，于1904年以官费赴日本留学，随后加入同盟会。辛亥武昌首义，程潜奔赴武汉，英勇地参加了阳夏之战。随后在反袁、护法、护国各役中，均著战功。北伐战争中任第六军军长，首克南京，对帝国主义者不假颜色，表现了高度的民族气节。大革命失败后，程潜潜寓上海，主办《南鍼》杂志。抗战军兴，出任参谋总长等职，在8年抗日战争中一直坚守战斗岗位，从未动摇。1947年国民党国大召开时曾竞选副总统，失败后决意回湘，几经波折，冒死犯难，毅然组织了湖南和平起义。程潜的一生，是充满传奇色彩、斑烂纷呈的一生。他是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作出贡献的著名爱国人士，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
1954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程潜于当年担任了省人民委员会主席，尔后称省长，前后凡14年。借此短文，我想简要叙述一下程潜在此期间的事迹。一般人都把中年誉为“金秋”，意思是说，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出现硕果累累的奇观。据西方学者统计，人生成就的年龄在35-50岁之间，这是人生事业的顶点。可是，程潜一生事业的顶点却发生在1949年的金秋，其时他已69岁，将近古稀之年了。而他担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之时，已达74岁高龄。程潜以70高龄排除万难，率部起义，投奔人民；以74岁高龄毅然担任湖南政权主要职务，服从安排，忠于职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我看来，这是程潜的第一个特色。
程潜的第二个特色，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发自肺腑的拥戴和爱护。他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历届省委的领导人衷心尊敬，言听计从。但是，他既不作阿附谄谀之词，也不讲一句违心的语言。由于他历世深，政治经验丰富，对我们党内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和腐败现象洞察先机，忧虑深沉。据我所知，他曾经三次和章士钊先生一起向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求从严治党，整肃党风。我曾亲自看到他为彭黄张周的千古奇冤而老泪纵横，咽不成声。
“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程潜的第三个特色，就是敢于面对现实，不计个人毁誉得失，向中国共产党痛陈时政利弊。所谓“三面红旗”刚刚提出来的时候，他就向中央和省委领导人委婉地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认为要及时“刹车”。熟悉程潜的人们都了解，他是一位不苟言笑、显示出“大智若愚”神态的长者，但是遇到原则问题，他总是言简意赅、一语破的地表达自己的独到见解。他直来直往，深具“直如朱丝绳”的气质神韵。他是共产党的真诚的诤友和畏友！
“人贵有自知之明”，这是程潜的第四个特色。他年事已高，心力不济，不可能遇事躬亲，但他总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奔赴各地视察，他去过溃浣后的南洞庭湖，荆江分洪工地，大跃进中的浏阳、醴陵和湘潭，并作了湘西之行。按照中央的安排，他两次出国访问，一次是到斯德哥尔摩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紧急会议，途经莫斯科时发表了呼吁保卫世界和平的讲演；一次是以全国人大代表团副团长身份赴苏、捷、罗、保等国进行国事访问，写下了许多充满激情的诗篇。在省长任期内，他按时主持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会议，每次省人代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开幕词》、《闭幕词》，他都不搭“秀才班子”替他起草拟稿，而是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亲自修改完稿。每隔一段时期，他都邀请厅局负责人作专题汇报，并作出恰如其分的指示。1958年，毛泽东同志返湘，邀宴程潜。宴后程潜直入我的办公室，说：“中国共产党有一杆秤，秤星很准。我向主席请示，岁不饶人，要求辞卸省长职务，让年轻一些的同志担任。主席说，现在大局安定，不能调换，您是中央的人，我们没有把您当巡抚看待，还是您担任省长为宜。这对台湾回归祖国大有好处，有些同志和朋友担任副省长比较合适，事情多让他们来办。”程潜认为年事日高，不适宜任省长职务，多次请辞，均未获准。这和40年前你争我夺、40年中个别人恋栈揽权，何啻天壤？
廉洁奉公，这是程潜的第五个特色。解放初期，毛泽东同志考虑到程潜旧部众多，人事关系复杂，按月拨5万斤大米作为特费开销，以后币制改革，改为每月5千元。程潜除国家俸给之外，这笔特费有一半左右固定地支持了他的部属，其余部分除赴京开会支领三五百元外，从不动用一分一文。程潜不爱盛馔，不喜穿戴，每日写字、吟诗、读书、拔草，廉介可风。他曾经对我说：“我一生不置恒产，解放前夕我把土地还归佃户。我身无一文，只有两件旧狐皮袍子，现在我的穿着，完全是人民政府给的。”
我的题目是：人在政声后。前40年是旧社会，朋党倾轧，我打倒你，我就骂你的娘，说你满身梅毒，作恶多端，这毫不足奇。问题是，建国后的40年，我们这个“国粹”并未完全涤荡，这种痼疾恶习仍然在不同程度上相袭不改。我想一个人的政绩、政声，不在于他的在职或不在职，更不在于他在此不在此。政声嘛，在于后人的公正品评。我的结论是：程潜是一位走过一段小小弯路的真诚的爱国主义者，是一位严于律己、忠于职守的省长。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说：“若不自觉，俞注之失，吾注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我以此语自勉，字斟句酌地草此短文，作为程潜将军逝世二十周年祭，作为湖南和平起义四十周年的献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