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5日深夜，江汉关（今武汉关）的巨钟以12声鸣响把人们送入武汉解放第52天凌晨之际，一辆美式军用吉普悄然驶进已被军管的民生轮船公司码头。车刚停稳，5个着便装的汉子跳了下来，他们几无声息地登上早已停候在趸船边的一只小火轮后，船就启航向南朝着长江上游驶去。这5人中有一位年约35岁左右，身材中等而壮实、浓眉大眼、口阔鼻方的汉子，面色格外严峻，他就是汉口大公电池厂经理陈大寰。此刻，他正要去执行一项万分重大而又绝密的紧急任务——将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联名写给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先生、请其共襄和平解放湖南盛举的一封密信，密呈程潜先生亲展。

　　缘起

程潜（字颂云）早年参加同盟会，1923年任孙中山广州大本营军政部长兼陆军讲武学堂校长；北伐时任第六军军长（党代表林伯渠）；抗日战争时期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天水行营主任，拥护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战胜利后，真诚希望国共成立联合政府，共谋国是，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曾与毛泽东互访；1948年7月，他在南京竞选国民党政府副总统失败后回湖南任现职，但却备遭白崇禧疑忌。

陈明仁（字子良）与程潜是湖南醴陵小同乡，早年就读于程潜任校长的广州陆军讲武学堂第一期（后随校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也参加过北伐，后以黄埔嫡系不断擢升；1947年春在吉林四平与解放军四野打过硬仗而败北，1948年10月任“华中剿总”副总司令，掌握着白崇禧在湖南的主要兵力。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分崩离析，但他并非桂系，又是程潜故交，因而白崇禧对他也不放心。

程潜于1949年6月初密写了要求和平起义的备忘录，请中共湖南省工委送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明自己“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平八条二十四款之原则，谋致湖南局部和平；”“一俟时机成熟，潜当立即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号召省内外军民一致拥护八条二十四款为基础之和平，打击蒋白残余反动势力”。

中共中央接到华中局报送的程潜“和平备忘录”后，十分重视；经中央核心领导层研究决策后，由毛泽东亲笔书写了一封与朱德共同署名的复信，拟密送程潜亲阅。然而此信由谁去送，同样十分关键。具体安排此事的周恩来副主席在脑中电光火石般挑出一人——中共华北军政大学总队长李明灏。

李明灏（字仲坚）是程潜、陈明仁的湖南醴陵小同乡，1922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23年与程潜共事于广州陆军讲武学堂任教育长，陈明仁投考该校第一期时，就是李明灏录取的；北伐中，李明灏任程潜第六军中第十七师师长；北伐失败后，李虽历任师长、军长等职，但不满国民党反动统治，同情和支持共产党的革命事业，20世纪30年代初就与共产党有联系；抗日战争时期，他任重庆警备军军长时，又与周恩来有过直接联系；1948年夏，他秘密取道武汉奔向华北解放区，为和平解放北平（今北京）做出了贡献。鉴于李明灏的革命立场和他与程潜、陈明仁渊远流长的同乡、同事、师生谊，此事交他去办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于是，周恩来当即亲调李明灏火速南下武汉，参与和平解放长沙的工作。

然而当李明灏来到武汉领受送信任务时，中共华中局和解放军四野总部的领导仔细研究后认为：由于程潜、陈明仁都处于白崇禧的秘密监视之下，若由李明灏亲自去执行这个任务，恐因目标太大而惊动白崇禧，而一旦走漏风声，不但李明灏安全堪虞，怕是程、陈二人也性命难保，甚至连累争取湖南和平解放的努力也会前功尽弃。有鉴于此，华中局和四野总部领导慎重决定，请李明灏在武汉物色一位绝顶可靠之人，代为执行送信任务。这样，汉口大公电池厂经理陈大寰就被李明灏推上了历史的前台。

　　领命

陈大寰1913年生人，是李明灏的舅表弟，比李小13岁，幼年在族中发蒙时受过李明灏的教诲；其父陈云涯北伐时任第六军军需处长，与程潜、李明灏是老同事，大革命失败后，陈云涯从此退出军界转而经商。陈大寰抗战初起便投笔从戎，于1937年11月从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二年级考入国民党中央军校第二（武昌）分校受训，次月随校迁往湖南武冈。李明灏时任该分校教育长，二人遂重续师生之缘；一年后，陈大寰绩优毕业，留校任教凡4年有余。1943年4月，李明灏调往重庆。不久日军进攻湖南，陈大寰加入当地人民抗日自卫总队与敌周旋，时任少校联络参谋。日本投降后自卫队解散，陈大寰解甲归田经营农场。1946年1月他卖掉田产来到汉口，利用从父亲处学得的制电池手艺，与人合股筹办电池厂并任经理。

1949年6月25日，刚刚呼吸了41天解放区空气的陈大寰正在大公电池厂里忙着，忽见亦师亦长的表哥李明灏来访。李明灏告之别后概况，又附耳低语：这次从石家庄南下，是奉周恩来副主席之命，参与和平解放长沙和沙市、宜昌的工作。闻听此言，陈大寰对这位他一向尊称为“老师”的表哥，更是肃然起敬了。

此后，李明灏与陈大寰又密谈了儿次，问其在程潜、陈明仁和宋希濂的部队中可有熟人？陈大寰说：可能在长沙方面认识人比较多些。李明灏几次都曾探问：你愿不愿为人民解放事业做点实际工作！陈大寰断然答道：只要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就是赴汤蹈火也决不容辞；老师有什么吩咐，我决不犹豫……李明灏终于笑了，他说：“很好，详细情况等我们研究后再同你具体商谈，希望你先做些思想准备。”

7月3日下午，李明灏又陪同昨天那儿位首长亲往陈大寰坐落于汉口民族路长沙巷的住宅，当面把毛主席的亲笔密信交给陈大寰，并郑重对他说：这是一封极为机密、万急而又意义重大的信，请你辛苦，保证安全送给程潜本人亲阅；这是一项光荣的革命任务！陈大寰双手微抖地接过密笺，面色凝重地点了点头。他深感肩头责任重大，心想：南望长沙还有近千里之遥，沿途白崇禧的残兵败将还穷凶极恶，封锁甚严，飞鸟难过，我将如何穿越层层岗哨，安全完成送信任务呢！这的确是一个严峻考验。在座领导又告诉他：今晚四野首长还要接见你。

当晚8点多钟，李明灏偕四野总部伍天照秘书驱车来接陈大寰。在四野总部大楼（今中共武汉市委大楼），四野总参谋长肖克同志接见了陈大寰，非常和蔼地与之握手，并亲切地对他说：“我们都是湖南人，都要为父老乡亲们出把力呀！你为人民解放事业出了力，做了贡献，党和人民都不会忘记的。”接着，肖克同志又严肃指出：这项任务既辛苦也有一定危险性，在行动上既要大胆又要心细，一定要随时提高警惕，做到绝对保密，保证绝对成功。最后辞别时，肖克同志再一次紧紧握着陈大寰的手，将其送到办公室门口，并一字一顿地对他说：“祝你成功！”

回到家中已是当晚11点多钟，陈大寰还沉浸在首长接见的兴奋之中。他见家人均已睡熟，于是悄悄将毛主席密笺取出，又重复看了两遍。信是用一张普通信纸大小的极薄白纸书写的，字迹较小，由于事关重大，非同寻常，因而陈大寰印象极深。信的大意如下：

颂云先生：备忘录已经收到。为了整个湖南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湖南问题走和平解放的途径是完全必要的。至于如何行动，总以人民利益为重，请你自行权宜，相机处理。你对过去的革命是有贡献的，湖南人民对你也非常尊崇，我们对你也完全信赖。如万一长沙起义成问题，希将所部军队转移湘西一带，策应解放大军南下。至于细节问题，我们已告知林彪司令员，请就近密取联系。湖南一切仰仗主持，请不必有任何顾虑。

看完信后，陈大寰更是心潮起伏，难以入眠。他想，不如干脆趁夜深人静之时，琢磨琢磨夹信件的办法。此信看似寻常薄纸一张，实则关乎革命事业的进程和三千万湖南人民的命运，非同小可。眼下正值夏季，衣衫单薄，贴身带肯定不行；若放在行李、箱包中，那又是敌人重点检查的对象，也不行。怎么办？这轻若鸿羽的一片纸该如何携带，一时还真把这个五尺硬汉难住了。冥思苦想之中，陈大寰的目光不经意地触及到梳妆台上那几节用过的干电池，顿觉心头一亮：何不将密笺藏于电池之中呢？他立即试验起来，取过一节甲号旧电池，熟悉地揭去包装，露出锌皮，然后将信笺折成跟半斤装茅台瓶相若的电池锌筒一般高，并将其紧卷在锌筒之上，再覆以薄油纸防潮，最后贴上商标外包装。于是，一节严丝合缝的“大公牌”甲号电池就跃然眼前了；将其与别的同号“大公牌”电池放在一块儿，真真是毫无二致，鬼神也难识别！这样，只要不把电池解体就发现不了密笺。同时，陈大寰又根据以往跑生意的经验，准备多带儿支配有新电池的好电筒，以应付沿途敌军哨卡检查时“揩油”。

7月4日清晨，李明灏又来到陈家。陈大寰当即把昨晚设计携带密笺的巧妙方法又秘密地向李明灏当面演试了一番，李明灏高兴地握住陈大寰的手说：“妙哉，妙哉！”接着，他借用“大公电池厂用笺”，以匿名、隐语分别给程潜、陈明仁写了介绍信，其大意是：大公电池厂在汉口将扩大经营，正在征集股金，希踊跃投资，勿失良机；其余细节，请与陈先生面洽。随后，他将信交给陈大寰并交待说：“时机已万分紧迫，明天一定要出发。”

　　险涉

且说7月5日深夜与7月6日凌晨相交之际，陈大寰与4位便衣解放军战士同乘专轮向南进发，经过一路黑航，在熟悉水道的驾驶员努力之下，终于在7月6日上午抵达临近湖南的湖北省洪湖县新堤镇。这时，小火轮已在一僻静处泊岸，陈大寰与一位便衣战士上得岸去，另三位担任护送任务的便衣战士则随小火轮原路折返汉口。因为这里已是新解放区距前沿阵地最近的一个小镇了，再前行60里就是国民党军队占领区，交通已全部封锁。

这位与陈大寰同往长沙的军人名叫刘梦夕，是中共某部的情报工作人员，这次是作为中共特派代表前往长沙参与策反工作的。为避免引人注意，陈大寰和刘梦夕当即换乘载客十五、六人的木质民船前往岳阳。陈大寰是惯常往来于汉口、长沙之间的生意人装束；刘梦夕则装扮成盐商模样，并在所携货物中密藏有微型通讯设备。二人已事先约定，途中各走各的，混杂于其他旅客中，不作任何联系。

陈大寰和刘梦夕形同陌路而又如影随形地连闯9道敌军哨卡的惊险检查；当他俩安全抵达长沙城内时，已是7月9日下午。他们直往陈大寰好友家寄住下来，这才有机会交换了一下对沿途所遇情况的看法。当陈大寰说起在去岳阳途中的船上有人找他搭讪的事时，刘梦夕称赞他处理得当。

然而，后来陈大寰完成任务回到武汉，却再也没有见到汉口中山大道电业行的那位“老板”。直到1950年10月，他才从报上获悉：此人原来是潜回武汉的军统特务通讯站站长，经查出后逮捕市讯，罪恶属实，已被镇压。读报之中，陈大寰追忆起与他同坐木船去岳阳的情形，不禁冷汗直冒，感到阵阵后怕；心想，倘若当时稍一失言，或神色稍一不慎，对方肯定会发觉，那我这条性命定会成了他向白崇禧邀功的活礼物，而且还将误了党和人民的大事啊！陈大寰越想越感激肖克同志等代表党对他所作的叮嘱和关爱。

次日上午，陈大寰独自迅速走访了一些亲友，了解到在程潜和陈明仁左右正好有自己熟识或辗转认识的关系；尤其是他得知，他在妙高峰中学读初中时的同班兼小同乡潘培学，此时正任程潜的机要秘书，这太令人兴奋了！于是，陈大寰立即决定当天先到潘培学家做一次试探性的拜访。因为彼此已20多年没见面，平口无甚交往，情况不明，必须慎重。到得潘家，潘培学却并不见外，招待十分热情，交谈中他还问了些武汉解放后的情况。回后，陈大寰向刘梦夕作了汇报，并一起反复分析研究后，认为这条渠道可以争取利用。当天傍晚，陈大寰又约潘培学作了一次密谈，提出请他相助引见程潜主席，越快越隐秘越好。潘培学欣然应允。

　　揭盖

程潜虽对顺应革命形势已有所认识，但他也颇有顾虑：一怕情况泄露，招来杀身之祸，白崇禧在一次会议上就曾秘示属下“如发现（程潜）有异，格杀勿论”；二则考虑事成之后，中共会对他如何。因此，他在急盼《备忘录》的回示之中忐忑不安。

陈明仁因其过去和当时的种种情况，处境相当复杂，故在公私场合都很持重。但他的亲信已与中共湖南省地下工委取得联系，他与老师程潜也保持着秘密联系，两心相照，是以不露声色，静待时机。

7月11日上午，潘培学开一辆小吉普来接陈大寰，然后驱车长沙东郊小吴门外陈家垅程潜尚未启用的新公馆，安排他拜谒程潜。见面时，陈大寰执晚辈礼禀明程潜：“我是陈云涯的儿子，这次是李仲坚（即李明灏）先生委托我前来问候您老的。他已经从华北到了汉口。”说罢，取出李明灏的介绍信递上。程潜边看信边问：“李明灏先生来不来湖南？他如果来了，我的事情就好办了。”言语间，隐隐露出一丝忧虑。陈大寰急答：“李先生暂时还不能来，不过他还托我给您老带来另一封重要的信。”“哦！”程潜的目光抬了起来。但见陈大寰从带来的样品电池中挑出一节，然后小心翼翼从中拆取出一纸薄笺，双手陈上并低声说：“这是毛泽主席给您的密信。”程潜听了忙双手接信，反复看了数遍。当程潜再度抬起目光时，顿觉神清气爽了许多。他顺手划燃一根火柴，当场烧了毛主席的密笺，然后高兴地对陈大寰说：“湖南的问题，去年就开始酝酿，由于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宝盖子没有揭开，顾虑很多。现在有了毛主席的真实亲笔来信，这是全湖南人民的佳音喜讯啊！”随后，他紧握住陈大寰的手，连声说：“陈先生，你太辛苦了，谢谢你！”接着他又说：“如果这封信再晚来儿天的话，我已不会在长沙，很可能将被蒋介石、白崇禧的把我劫到广州去了。如今有了毛主席的指示，今后不仅我个人的出路不用顾虑，而且整个湖南问题，一定会得到圆满解决！”这是程潜于激动之下，爆发出的久积胸臆的真切自白。

7月14日中午过后，潘培学用省府小汽车接陈大寰和刘梦夕到省府大院。他们来到三楼一间小客厅与程潜会面，潘秘书随即退了出去并紧闭房门，然后下到一楼守望；室内宾主略作寒暄，即刻切入主题。

刘梦夕首先说：“颂公接见陈大寰同志的情况，我们已电报汉口，那边回电表示非常满意。”接着，他身子探向程潜又说：“如果湖南能和平解放，对西南各省将有巨大影响，希望颂公早口登高一呼，配合解放大军向南挺进。”他还请程潜劝说陈明仁当机立断，不要有任何顾虑与怀疑。

程潜以极其郑重的态度答道：“我本人已下了最大决心，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至于陈明仁，他对当前形势已看得很清楚，不过他的处境和部属情况相当复杂，同时蒋、白对他又多方拉拢；所以在他那里进行工作还要特别慎重，免得稍有差池，影响全局，我已分别交待有关人员严密布置，伺机行动。问题尽管复杂，但我相信凭我们的忠诚努力，和平解放长沙是可能实现，也一定会实现的。”

交谈已半小时，忽然潘秘书急急进房报告：“广州有重要官员马上要来省府看望颂公。”这样，刘梦夕和陈大寰只好急忙告辞，走出省府大院。在出院的路上，他们从潘秘书口中得知，所谓“重要官员”，就是撤退到广州的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派来的行政院秘书长贾景德，他是来“迎接”程潜前往广州就任考试院院长的。潘秘书还告之，颂公对此事态度非常明朗：坚决不去。

鉴于长沙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为了工作安全，陈大寰和刘梦夕在长沙秘密工作的27天里，不得不先后7次变更住处。

由于陈明仁态度一直尚欠明朗，陈大寰所携李明灏致陈明仁的密信，只能由陈明仁的亲信转交。陈大寰和刘梦夕没有获得与陈明仁直接对话的机会。但是，毛主席给程潜的密信已揭开了“宝盖子”，开始迅猛地推动着长沙的和平解放进程。

　　破晓

1949年7月15日以后的短短20天里，长沙乃至湖南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7月18日至25日，解放大军的东路、西路已分别解放了平江、华容等若干县镇。

7月21日，白崇禧撤退去衡阳。为防备程潜起义，白崇禧行前逼令程潜，于同口将绥靖公署迁至邵阳；并令陈明仁代理程潜的省府主席职务，继续坚守长沙。白崇禧自以为已将程、陈玩弄于股掌之中，却不料正好为程潜提供了赴邵阳部署起义准备工作的机会；而陈明仁虽做出坚守长沙的样子，但白崇禧离开长沙的当天，他就召集省府官员发表代省府主席的就职演讲说：“我决不逞个人的意气，而牺牲三千万湖南人民与五十万长沙人民的利益”，“我决不在市内作战，我担保长沙不会听到枪声”。尔后在另一集会上，陈明仁又说：“无论任何形势之下，我有办法使长沙不受牺牲。”俗话说“听话听音”，有心人不难从陈明仁的演讲中听出他“话里有话”——他对时局的态度正在明朗起来。

原来，陈明仁虽对顺应革命形势和人心所向有所认识，但处境复杂，尤其对自己曾在四平街重创中共四野某部一事顾虑重重，因而在公私场合表态均相当持重。这时，由程潜派往香港的程星龄回到了长沙，并带回了由湖南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章士钊转告的毛主席的一席话。在香港期间，刚从解放区抵港的章老对程星龄说：“毛主席对程潜起义，期望殷切；对陈明仁，中共决不会追究四平街的问题。毛主席曾亲口对我说：当时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我们会凉解；现在只要他坐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章老委托程星龄将这些情况告知程潜和陈明仁。陈明仁知悉后，内心非常感动，故而有了上述公开场合“话里有话”的表态。

紧接着，陈明仁又通过亲信转达要求，与中共湖南省地下工委负责人见了面，表明自己听说了毛主席关于他的谈话后，很受教育；同时明示，赞同程潜筹划的和平起义。中共省工委代表、湖南大学教师余志宏根据毛主席讲话精神，又进一步对他进行开导，使他顾虑冰释，心情舒畅，并当即表示：请静观我今后的行动。

7月下旬，刘梦夕和陈大寰接到汉口密电：以金明同志为首的中共长沙和谈代表团即将随南下大军出发，代表团其他成员是衰任远、唐天际、解沛然、李明灏4人。陈大寰立即密报程星龄转告程潜。与此同时，程潜于7月上旬密派去汉口催请解放军尽快入湘的刘纯正也返长沙，带回同一内容并请长沙方面也组织和谈代表团的重要信息。

7月28日，李明灏应陈明仁秘邀，由平江潜入长沙会见了陈明仁；次日，又秘密会见了由邵阳潜返长沙的程潜。李以代表团成员的身份，与程、陈二人初步商议了有关起义的重要问题。

8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仍对陈明仁死拖硬拉，特派国防部次长黄杰、政工局长邓文仪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信飞抵长沙，拜会陈明仁。陈明仁会见时，对这两位同属黄埔军校第一期的老同学不卑不亢，矜持应对，令其悻悻然匆匆离去。

经过几天的秘密商谈，双方终于在8月3日这一天，就长沙和平解放这一重大问题的若干基本原则，达成了一致意见；并同意具体内容留待解放军和中共和谈代表团正式入城后，再行正式商谈。

8月4日，程潜、陈明仁率30多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并13万将士，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并全国各界人士发出起义通电，宣布正式脱离国民党政府，加入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同时成立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程潜任主任，并任命陈明仁为湖南省临时政府主席。毛主席、朱总司令立即回电，子以嘉勉。

8月5日下午，长沙10万群众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红旗招展，鞭炮声不绝于耳，欢呼声直冲云天，实乃盛况空前！6日下午，陈大寰和刘梦夕随同湖南地方各界代表，前往长沙市东郊东屯渡，欢迎中共四野和谈代表团入城。金明首席代表接受了群众代表的献旗，随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至此，湖南省3000万人民心想事成，终于欢欣鼓舞地迎来了潇湘破晓的晨曦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