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中国历史即将大转折的关键时刻，我作为军统的资深高级特务，也面临自己的人生抉择，我最终选择了光明之路。下面是我返湘追随程潜将军参加湖南起义的简单自述。

同时，从湖南站活动情况中，可见保密局省站具体之一斑。

　　一、做保密局湖南站站长

毛人凤当了保密局副局长后，暗地里培养和提拔江山人，想建立江山人系统，于是就抓住担任人事处长的李肖白在特检处结束时的经济问题，撤了他的职，把他派去湖南任省会警察局局长。那时我正奔走于川滇，清理军统局的财产，调整该地人事，直到1946年10月。任务完成后，我来到南京，在马台街22号见到了毛人凤。毛对我说，李肖自己去长沙当警察局长了，我想让你回长沙，担任湖南站站长，你们两人在王东原省主席手下工作，互相配合，为家乡多作点贡献吧。我想这又是他在排挤湖南人，心里很不情愿，希望留在沪杭公开机关。但毛人凤一定要我返湖南。

我在1945年由军统局人事处行政科长调任台湾工作人员训练班副主任时，已是少将军衔，而今以少将担任乙种站站长（湖南站是乙种站），虽没有降级，总有一种被贬之感。保密局布置组组长赵斌丞是我在黄埔军校时的同班同学，1943年我将他从华北沦陷区调入军统局华北地区担任副区长，又推荐他为保密局布置组组长。他挺讲义气，召集该组副组长毛钟新、科长李葆初和任鸿传，一起研究后决定，将湖南站升格为甲种站，理由是“湖南是共产党隐蔽活动最频繁的地区”。变了甲种站，不仅提高站长军衔（乙种站站长为上校），也增加了编制。副站长是上校，可下辖两个甲种组、两个乙种组、一个丙种组、十个直属通讯员。在这个时期，保密局的省站或地区站完全是秘密的，没有任何机关作名义上的掩护，保密局因此给了各省站站长国防部专员的公开职务。

1946年11月，我从南京回到长沙，先住军统湖南站站本部——耕园，并要原军统湖南站站长唐乘骝拨出一部分房子作保密局湖南站的临时办公地方。尔后，我找来我的军统同事、学生等搭架子，组成保密局湖南站班子，如上校副站长宋世杰、中校督察长蒋祖述等等。对于军统湖南站尚未暴露身份的，我收录续用，其他人则随唐乘骝转入24集团军调查室，或送衡山南岳军官总队转业。有些转业特务，依仗关系，反而十分风光，如刘哲民做了交通部运输总局长沙第二运输处处长。接着我在站本部设立了10个直属通讯员，在外勤方面，设立3个组。不久，我离开名声不好的耕园，搬到南门外燕子岭一个隐密又清静的院子，作为站本部，让副站长宋世杰偕同妻子赵书琴住在那里作掩护，我则住在司马里的一幢房子里。上校会计主任唐名扬（保密局经理处派来的）因财务活动，往来关系复杂，也另租一幢房子作办公室。这样，湖南站的办公处所就安排了下来，以保持秘密活动方式。

　　二、湖南站的活动方式

初，湖南站以搜集情报为主。我被贬回乡，郁郁不得志，对向保密局提供情报，敷衍塞责，大多数是抄袭报纸或流传的街谈巷议，以应付差事。

为了掌握湖南党政军方面情况，我则沿习旧例参加湖南省特种会报会议。当时参加会报会议的人有：省党部主任委员张炯，书记长莫萱元，三青团干事长兼省警务处长李树森，长沙军警宪督察陈亲民，宪兵十团团长曾佑民，省社会处处长刘修如，省会警察局长李肖白，省保安副司令陈为韩，省党部调查室主任韩中石，省教育厅厅长王凤喈，民政厅厅长刘千俊，财政厅厅长李锐。我以化名“洪烈”代表湖南站参加。特种会报由省主席王东原召集，实际由省府秘书长刘公武主持。“会报”的主要内容是交换情报，协商有关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由于湖南站的活动是秘密的，我在这个“会报”中只是听，从未提出什么要求解决的问题。

当时保密局在长沙能控制的公开机关和掌握职权的执行机关有：省会警察局（局长李肖白）、24集团军调查室（主任唐乘骝）、湖南保安司令部军法室（主任叶宰鼎）、长沙军警宪督察处（督察长吴建树）、湖南省警务处（潘汉达、孟宪洲先后任副处长，刘人爵、罗荩、陶松龄任科长）、新社会建设事业协会湖南支会（书记长段复）等。这些机关的领导和主要人员，大都是我的同事、朋友。当时湖南站并没有对这些机关规定如何联系，但由于我与长沙党、政、军机关负责人的交往较密切，因而在工作中也相互照顾。蒋伏生任长沙警备司令时，我介绍吴建树任稽查处长。蒋琨任长沙市长时，他要我推荐一位主任秘书，我就将罗荩介绍过去。

我利用湖南站的职权办了两件事。第一件，1947年3～4月间，我接到保密局命令，秘密调查李宗理在长沙的财产，并将李转入陈淑芳户口的财产一并具保。我对李并不熟悉，就派直属通讯员方天印秘密调查。此事经湖南站前任站长金远询说情，谓李是王耀武的总务处长，要我关照。李宗理又在酒楼宴请我，我就向保密局作了“查无实据”的答复。嗣后，李在南京竞选“立法委员”，被人控告，保密局拘押了他。我适在南京参加站长会议，再一次为李作证，保密局释放了李。从此，李宗理成了我的挚友。

第二件，李肖白到长沙任省会警察局长后，毛人凤对他在特检处的经济问题，仍在追查。毛将此案移交国防部军法局办理。军法局局长徐业道，是我在军统时期的老朋友，也是李的挚友。军法案子，不能凭意向判处，须有旁证。其经济问题，由保密局经理处长郭旭负责转账，由局本部承担了这一责任。我们则反映李肖白生活清苦，郭旭以保密局名义担保了他的经济消费。徐业道在长沙进行了一天调查就打道回府。李肖白在接受国防部军法局审讯时，因旁证不全，被军事法庭宣布“不予起诉”。

这两件事，对我以后的活动十分有利。

保密局经常要与国民党的党、军、政等机关发生联系，因此站长、副站长、督察长都被颁发了一种“保密局外勤职员证”。此证贴有使用人相片，并有“使用规则”七条标明。有了这个护身符，我们活动更加方便了。

　　三、建立公组与秘密组

1947年，郑介民调任国防部二厅厅长，毛人凤升任保密局局长。这时，保密局的人数已由军统局时期的13万锐减到7000多。毛人凤因长期做军统局代理主任秘书工作，对人事和发展，心中有本账。他独揽保密局大权后，决定本局与从军统局划分出去的公开单位联袂举行公秘单位会报制度，而由保密局统一领导。会议主要内容是交换情报和协助保密局各省站解决疑难问题。

不久，保密局又通令各省站建立公组，以加强省站的秘密活动力量。我接到通令后，就在营盘街3号我的家里召集李肖白、刘哲民、吴建树、刘人爵、罗荩、宋世杰、蒋祖述等开会，商讨建立公组计划。李肖白首先说：“我们团体自戴先生去世后，群龙无首，现在我们应该团结起来。运用公组的形式，是团结的好办法。”李是昔年戴笠最信任的高级特务，他的意见，大家自然接受了。大家议决，在一个单位里，只要有3个以上的军统分子，就可秘密地建立公组，其职位最高者任组长。公组经费自筹，不足，湖南站补贴。

不久，湖南站成立了省会警局公组（李肖白）等8个公组。湖南站在公组方面有基础，每周由副站长宋世杰、督察长蒋祖述轮流召集会报一次，互相交流情报。

由于长沙形势变化快，我在长沙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直属通讯员王宾任组长，李定任副组长。组部设在长沙又一村五堆子。下设两个小组：第一组是工运组，组长张云福（长沙市总工会理事长），副组长谢声扬（总工会理事）。利用他们收集情报，防范共产党利用工运反对国民党统治。第一小组还下辖十余个分组，都是按照职业工会性质建立的，如泥木工会分组、粪码头工会分组、箩码头工会分组、成衣业工会分组、理发业工会分组、印刷业工会分组、划子工会分组等，由每个职业工会的理事长担任分组长：再由各分组长在各工会里发展成员，做通讯员。第二小组为学运组，王宾兼组长，在学校物色教师、学生做通讯员，主要任务防范中共地下组织在学校的活动与发展，还让职业特务扮成学生去破坏学校进步组织和学生运动。为防范中共向湘西发展，特设桑植秘密组，由常德组组长罗文杰代为督导、指挥。

这个时期，湖南站实际已从秘密向公开发展。

　　四、干了四个行动案

根据保密局安排，湖南站主要任务是收集情报，因而这个站没有行动员，没有监狱。但特务天性就是喜欢管得宽，以此也获得蒋介石的宠信。这期间，湖南站干了逮捕周佛海妻舅杨淑一、驱逐成铁侠、协捕中共地下党员、暗杀省参议员陈云章（未实施）四件事。分述如下：

逮捕杨淑一。抗战胜利之初，大汉奸周佛海的妻舅杨淑一带家眷避居长沙。保密局命令湖南站将杨逮捕，并解送南京。接令后，我要求24集团军调查室主任唐乘骝加以协助。唐派该室特务队长欧小通，李肖白也派警局刑警大队长戴德盛相助。我们在长沙一旅馆里将杨夫妇逮捕，还有一个未满周岁的小孩，然后羁押在24集团军调查室监狱，再以湖南站名义押去南京交案。毛人凤对此颇感满意，从此湖南站增加了行动任务。

驱逐成铁侠。1947年6月，接衡阳组情报，云衡阳发现反蒋宣传品，据说是出于成铁侠的指使。我再伤衡阳组详细查报。正在此时，省主席王东原邀我参加省府官邸宴会。餐后王东原将一封成铁侠写给他的信交我看。我粗粗看了遍，发现成在信里大骂蒋介石，痛斥王东原贪赃枉法，又指责王妻利用丈夫声望在做生意，敲诈勒索。王对我说：“成铁侠在我手下任过旅长，我希望你们逮捕他后，交我处理。”至此，我明白了王东原宴请我的目的。回到站里，我与副站长宋世杰商量，认为湖南站没有行动执行权，须经保密局批准，如去汇报原委，将对王东原不利，不如胁迫他出境便了。我向王东原汇报了我们想法，王表示同意。于是我密令衡阳组配合中国新社会事业协会湖南支会，胁迫成铁侠离湖。成离湘后避居香港。

协捕共产党员。1948年5月，保密局在杭州逮捕了中共华中军事特派员张弩。张供出华中地下武装活动情况，湖南有据点。保密局密令湖北站站长余克剑偕同行动组长郑世勋来长沙进行侦捕工作，并令湖南予以协助。余一行到长后，我将他们安置在中社协的公寓里，然后通知警局公组李肖白、军警宪督察处公组吴建树派员协助，又派王宾任联络。我们根据张弩提供的线索，分别在长沙、祁阳、郴县等地密捕了张斌（中共华中军事特派员）、刘琪（成铁侠妻，中共交通员）等7名中共地下党员。根据保密局指示，除刘琪留在长沙作钓饵外，其他六人交余克剑押解武汉，关在华中长官公署军法处。据说李宗仁任代总统时，宣布释放全国政治犯，张斌等均获释。唯叛徒张弩，保密局因其已无利用价值，就秘密处死，沉尸长江。

暗杀陈云章（未实施）。长沙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日渐进入高潮，保密局指示湖南站选择一个比较有身份又激进的民主人士作为打击对象，“杀鸡儆猴”。我们选择了益阳籍的省参议员陈云章。陈以参议员身份大声疾呼“要民主，要自由，反对内战”，还大骂国民党背信弃义。他的这些活动无疑是向国民党公开挑衅。湖南站就此向保密局作了汇报，并提出将陈列为暗杀对象。毛人凤返电指示：这次暗杀计划要周密，不得泄漏秘密，绝对防止因此案而引起风潮。但湖南站没有专职行动员，更没有行动队，于是我指定长沙组长王宾从工运小组里挑选适当人选做行动员。副站长宋世杰主张慎重，他提醒我，在反内战的风头上，暗杀一个民主人士，不仅压不了反战风潮，还会引起更大的反战运动。张镇国在昆明先后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不是前车之鉴吗？我也认为他的顾虑是有道理的，便向他表示，毛人凤要我扩大事态，这是给颂公制造麻烦（程潜于1948年7月返长沙主湘），如果我们不执行命令，毛也不会放过我们。

就在这时候，湘籍老大哥、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中将主任委员会张严佛从南京来到长沙。我将计划杀陈事向他作了汇报，张严肃地问我：“该怎么办？”我不知张的葫芦里卖什么药，就微微哼了一声：“不执行又怎么办？”张没有说什么。

虽不情愿，但我表面上还是虚张声势地作了安排，密召宋世杰、刘炳文、蒋祖述，以及长沙组长兼学运组长王宾、工运组长张云福等在我家里策划。利用我、李肖白均与陈云章相熟的关系，我们拟用汽车邀陈云章去北门外拜访李宗理，然后再去拜访长沙商会理事长陈宗陶。我将邀陈坐我的车子，先将车上消声器取下，使汽车发动后产生较大噪声。王宾则在工运组里选三个粗壮工人，交代作案办法。当我将陈骗上车后，三工人用绳索将陈勤死，用轰隆车声掩盖，然后疾驰荒郊，挖深坑埋尸掩迹。讨论中认为这个方案可行。方案定下后，我拖了一段时间，要宋世杰向保密局报告，又要蒋祖述向保密局督察室汇报，无非表明我们暗杀陈云章已准备停当，只是等待时间，伺机秘密执行。实际上我并没有干。后来，1949年年初，毛钟新来长沙，要杀陈云章，也被我与宋世杰巧妙顶回去了。解放后，我与时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的陈云章先生反成了好友。

　　五、应变策划三湘

1948年，毛人凤向各省站下达了应变计划。我即和副站长宋世杰、人事站员刘炳文、督察蒋祖述三人进行讨论，决定：湖南站仍照原来公开形式参加省“特种会报”会议，暗地里将能潜伏下来的人员转入秘密形式活动，先建立一些秘密关系，并在各组的人员中选择能潜伏下来的即转入地下活动。我又在长沙物色了几个有条件潜伏下来的人员，以准备顶替别人工作。我还通知长沙、衡阳、常德、芷江、桑植等5个外勤组，要他们按应变计划行事。

首先在湘北建立滨湖潜伏组。

我派自愿留湘北的张华芝（我军统训练班学生）为滨湖潜伏组组长。保密局本部指令汉口电讯支台拨来电台一部，该组人员，张华芝可自行调用。我又派闾松青任秘密通讯员，准许他物色潜伏人员，必要时可成立潜伏组。当时，湖南站派驻岳阳的直属通讯员刘惕乾表示愿潜伏下来，但他长期在岳阳，做潜伏工作不可靠，我勉强同意。又因张华芝、阎松青、刘惕乾三人较熟，我就严令他们不能发生横的关系。

在浏阳、平江方面，江郁文是平江潜伏通讯员，我通知他，若能潜伏下来，就继续指挥，否则撤回长沙另行分配工作。我的同学李道援是平江县参议员，想潜伏下来，要求我将他介绍给县警察局长吴灿英。我表示同意，但没有安排李的任务。

在湘西方面，我令常德组组长罗文杰负责安排湘西方面工作。罗应召秘密来长沙，向我提出了两个方案：一、将湖南站保存的200余支长短枪发给常德组，建立武装，人员及粮服由他自行筹措。我视罗为心腹，同意他建立武装，将湖南站所存的枪支弹药全数拨给了他。二、他将利用湘西帮会势力，以“罗二爷”身份去工作，因此请求将常德组全部经费作为潜伏活动基金。我也赞同这一建议。

衡阳组、芷江组接到秘密通知后，申述他们有八年抗战的潜伏经验，但拿不出具体计划。

在长沙，我把精力放在工运组上，要长沙总工会理事长张云福、理事谢声扬、杨绍铭、杨运生等在工人内部发展潜伏人员。谢物色了两个年轻的女护士做解放后的潜伏特务。我在一家茶楼的雅室里见到这两个女人，她们表示愿以色相作掩护。

然而这一切，都因为1948年7月程潜回湖南后发生了变化，我的人生道路因之柳暗花明。当然，毛人凤是不甘心的。

　　六、程潜主湘，张严佛返长

程潜回长沙后，我经长沙绥靖公署中将高参杨继荣引荐，到省政府大楼主席办公室谒见程潜。杨介绍时说，我父亲同叶开鑫、贺耀组是结拜兄弟，毛人凤要我回长沙主持保密局湖南站。我则向颂公讲述了一些湖南站情况，请他多加指导。颂公笑着说：“你们有严格的纪律，你哪里听得进别人的话？”我诚恳地说：“颂公是我们的前辈，对于目前形势的认识，比我们看得深、看得远，如果颂公在哪方面用得着我，我随时听候差遣。”杨继荣是我进入军统的引进人，一向看不起毛人凤，自1946年戴笠死后，就追随颂公，先在武汉行辕任处长；1948年程潜在南京竞选副总统，他则赶到南京成立了“程颂公竞选副总统办事处”，为颂公拉票。由于蒋介石希望孙科当选，劝程退让，答应将湖南交他掌握，杨又随颂公返长沙，出任长沙绥署高参，深得颂公信任。

当时，程潜住在湖南省参议会副议长唐伯球府宅。他于写字之外，嗜好打麻将。我将程潜的一些表面活动向保密局作了汇报。局指示要我们将程的言行上报。我派通讯员方天印前去秘密调查。方是湖南讲武堂的学生，他又介绍陈浴新为湖南站特邀通讯员。陈获得情报：程潜在湖南准备走中间路线，通过中共关系，向毛泽东提出，希望人民解放军不入湘；他也有报告给蒋介石，希望国民党也不入湘，使湖南暂时成为中立区。这个情报上报后，蒋介石对程潜产生了疑虑。

但又出乎老蒋意料的是，1948年7月24日，程潜发表了施政方针，指责共产党，大谈戡乱“剿匪”策略，并说：“我今年已67岁，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与牺牲与‘共匪’拼命，纵然到了100岁，我还有勇气与‘共匪’拼命到底。”8月10日，程潜又发表“告湖南民众书”，再斥共产党。蒋介石接到湖南站这两份报告后，对程潜极为赞赏，但仍令湖南站继续搜集湖南各界人士的情况。

9月初，内战战局变化极快，国民党大溃败已显端倪，程潜开始了新的行动。当时有人建议撤消“戡乱委员会”，程潜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在报上公开发表“撤消”命令。我即去省府大楼探望颂公，进言撤消“戡乱委员会”会引起蒋介石的怀疑和非难。颂公回答非常巧妙：“人民解放军节节进逼，蒋军已无抵抗之力，如果我们仅仅安上一个‘戡乱’的空名，自己又没有力量，势必会形成反‘戡乱’风潮。”我将程的答复向保密局作了汇报。毛人凤认为程潜摇摆不定，应加强对他的监视，并要杨继荣阻止进步人士接近程潜。我判断毛人凤对湖南站提供的情报产生了怀疑，于是以布置潜伏为借口，赴湖南站各组视察去了。

11月2日，我离开长沙，准备先到常德，然后去桑植、芷江出巡，目的是避免保密局向我施压。不料毛人凤竟派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中将主任委员张严佛来督导湖南站工作。11月10日我在常德接到宋世杰的电报：“张严佛先生已到长沙，有急事会商，请停止前进。”我于11日返长。12日上午，张严佛来到我家里，他说：“毛人凤要我来的主要目的是检查一下湖南站的工作。据我在局里了解，湖南站的情报不符合毛人凤的要求，最主要的是对程颂公在长沙的活动，没有具体审核，毛人凤对老头子不能交差。”他迟疑了一会又说：“颂公当年当第6军军长时，我是政治部秘书，颂公对我很好。我们都是醴陵人。我回到长沙，主要是看看颂公，视察不过是走过场而已。”我与张在重庆时关系较密切，这回他回长沙，独自一人住在旅馆里，我就邀他住到府后街静园我家的后客房里。他同意了。

张严佛住到我家后，每天晚上到颂公家去聊天。有一天晚上，他没有去看颂公，却坐在客厅里同我闲聊。他说：“这次到长沙，除了检查和督导湖南站的活动之外，毛人凤要我找一个合适的人接替你的职务。”我听了这话，不仅没有抵触情绪，反而觉得一身轻松。我处在保密局和颂公之间，左右为难，这下可好了。我向张提出，希望由金远询来接替。金在抗战期间，曾任军统湖南站站长，后经中美合作所保送去美国培训，1947年回国后闲居长沙，没有被委派适当的工作。他对湖南的情况比较熟悉，如出任湖南站站长，最为适合了。张严佛摇摇头说：“我已向金远询提起过，他声称将去南京任内政部警察总署主任秘书，所以他不会做省站站长的。”

最后，张严佛终于露出真意：“为了保护湖南三千万人民的安全，颂公主张湖南应走和平自救的道路，因此湖南站站长还是不动为好，这样可以使颂公的和平策略不受蒋介石的干扰。”这里要说明，金远询（湖南资兴人）此时已是保密局的设计委员，他对国民党的形势根本没有信心了，倾向程潜的湖南和平自救方针，明知保密局要他再度出任湖南站站长，是做替死鬼，所以坚决拒绝。张严佛，湖南醴陵人，与程潜、陈明仁等是小同乡。他早年在北伐军程潜6军里任政治部秘书，两人关系很好。此番毛人凤要他去监督程潜，并劝说程继续跟国民党反共到底。张十分反感毛人凤这一套，而且看不起毛学历低（仅自衢州中学毕业）、资历低（三次为张的部属），返湘后决定跟程潜走，同时试探我的态度。

程潜不愧是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他把自己掩盖得很好。10月初，程潜在应变的名义下，提出了“戡乱救国五项公约”。其主要内容是：1.以精诚团结捍卫国家；2.以公正廉明改良政治；3.以精忠勇敢整训军队；4.以勤俭朴实建立经济；5.以刚中干健“剿灭共匪”。对此，我向保密局作了汇报，并强调程潜有“剿匪”的决心，只是湖南兵力不足，应充实整编。程潜公布公约后，蒋介石竟批准湖南增编8个师的计划。由于蒋介石的败势发展十分快，“计划”没有实现。

　　七、策划陈明仁返湘

陈明仁以作战勇敢而闻名，1947年在东北作战时，坚守四平街，为蒋介石青睐，获“青天白日”勋章。但这位黄埔一期生因得罪陈诚竟以“贪污军饷”罪名被撤职，给了个总统府中将参军虚衔。陈一气之下，在南京闭门不出。张严佛与陈明仁是小学同窗好友，交往素密，因此张常去探望陈。陈并不因张是高级军统而见外，视为知己。张向毛人凤反映陈有反共决心，希望毛向蒋介石进言，起用陈明仁。此时适白崇禧到武汉主持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率有不少黄埔将领。白有心起用陈明仁，便向蒋介石推荐陈为武汉警备司令，兼29军军长。这时毛人凤倒起了作用，向蒋说，陈明仁是反共晓将，放在武汉可以钳制桂系，又可团结黄埔同学。蒋介石同意了。陈邀张严佛同去武汉，得到了毛人凤的同意。陈明仁于1947年10月到武汉就职。

张严佛到武汉后，将湖北站组织予以调整，并介绍站长余克剑兼任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

1948年11月初，毛人凤派张严佛去两湖视察，并督导湖北站。他乘机又与陈明仁接触，研究如何靠拢程潜走和平之路。两天后，张到长沙，也就是我从常德赶回来，与他晤面，他终于对我“亮相”的那次。他说，他同颂公交代，陈明仁愿回湖南，颂公表示欢迎。过了一天，张严佛交我一份电报稿，要我拍给陈明仁，内容是“颂公有事商量，望兄能来长一叙。如有时间，弟可去武汉面谈。”张严佛神色严肃地对我说：“颂公的大事不能误。为稳妥起见，他要我出面约陈子良将军来长沙。我们考虑再三，这份电报还是由你的湖南站拍给湖北站好，再由余克剑转给子良。”我听了立刻就领会了，心想这叫“釜底抽薪”，是蒋介石、毛人凤做梦也没想到的。我就用“家里”的密码给湖北站余克剑拍发过去。两天后，陈明仁通过湖北站发来了给张严佛的复电，云“弟因公不能离汉，希兄即来面谈。”第二天清晨，张严佛对我说，他将去武汉向陈明仁陈述颂公的意见，要我去代他买一张火车票，干万别向外声张。我意识到此举关系重大，所以我自去买了一张三等厢票，又亲自驾小车，将张送上火车。我还不放心，派人上车，一路暗中保护他。

三天后，张严佛回长沙。后来知道，他向陈明仁陈述了程潜的和平自救道路主张，希望他也回湖南，以武力作后盾。陈明仁认为，如果程颂公出面要他返湘，会引起白崇禧的怀疑，不如通过第三人，挑起白崇禧的过虑——对此人“以疑制疑”再好不过了。当时，张严佛要我湖南站多编些程潜“老迈昏聩，无所事事，在麻将方阵中度时光，有反共决心而无武力”之类情报汇报保密局。张又要余克剑湖北站反映陈明仁铁心反共云云。这些都麻痹了蒋介石与白崇禧，他们一时不会联想到程陈有何种默契。

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程潜派了族侄程星龄约请刘斐去汉口，面见白崇禧，以加强湖南御共力量为由，请调陈明仁返湘。刘说，子良是坚决反共的，他若能返湖南，湖南反共力量加强了，湖北就无后顾之忧了。白崇禧已尝到了陈明仁倔强脾气的滋味，也想乘机摆脱他，就立时首肯，并要他们去征求程潜意见。这时正逢1949年元月，蒋介石“引退”返溪口老家，李宗仁代总统登位。乘这一个难得“空档”，1949年2月，陈明仁率29军、71军回到了湖南。

八、程潜挂出了“湖南省党政军联合办公室”牌子

当时程潜手下有三个人是不支持他和平自救运动的：长沙绥署秘书长刘岳厚、参谋长刘嘉树、中将高参杨继荣。杨因协助程潜竞选副总统而得后者的信任，但他对颂公的左右摇摆并不赞同。杨自戴笠死后，对军统保密局三巨头都不买账。杨继荣掌握了程潜私章，秘参两长的批件，都要经他审阅后盖上程潜私章，方能生效。

张严佛初来长沙时，曾问过我湖南何去何从。那时我没摸清张的底细，只能含糊回答。通过搭桥引回陈明仁，我终于逐渐明白张严佛的不凡使命。后来张严佛告诉我，他的妻兄李石静是湖南大学校长办公堂秘书，中共地下党员。包括我与他的关系在内，他的活动，都是通过李向中共地下组织接洽的。

几天后，张严佛要我介绍一名靠得住的人替他办事。我就推荐了总务站员吴振楚。张与他秘密约谈后，就定下来了。张委吴办的事情，我从不过问。后来，张要求换一个人，我就介绍我胞弟黄康福。他做哪些事情，我也不知道，也从没有去问过。后来吴振楚略向我透露：“张先生要我送文件，将文件送往肇家坪一个围竹篱笆的楼房里。接头人住在楼工，每次我都把文件送给他，很少讲话。他到底是什么人，我丝毫不知道。”

程潜身为长沙绥靖公著主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和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主任委员，可谓集湖南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但实际上省政府由秘书长邓介松负责，绥署由参谋长刘嘉树负责，省党部由书记长莫萱元负责。此三人都各行其事，互相牵扯，不利于湖南的和平运动。张严佛、肖作霖等提出，成立以程潜为中心的党政军联合办公室。此事进展顺利，1948年12月中旬，“湖南省党政军联合办公室”成立，取代了原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长沙绥署，扫除了掌权的拥蒋派，宣布旧的统治机器实质已消亡。

这个联合办公室实际成了程潜湖南起义的办事机构。他委肖作霖为主任，程星龄、张严佛为副主任。这两位副主任，前者是中共地下组织的桥梁，后者则打着国民党保密局招牌而真心诚意为长沙和平解放工作。联合办公室下设机要组、秘书组、军务组、外事组、党政组、警卫组、总务组。

张严佛兼机要组组长，而且该组直接由程颂公领导。上述诸组都在省政府主席楼办公，机要组则设在市内蔡锷路易凤祥金号三楼，是省会警察局长李肖白拨交的。张严佛对我说：“我准备推荐你兼任警卫组长，负责保卫程颂公和参加和平自救运动人员的安全，但由于你尚未离开站长这个职务，不便安排。因为你公开进入联合办公室，不仅不适宜，而且还会给你的湖南站工作增加许多麻烦。也好，你就利用你这张虎皮，暗地里协助我们。南京方面绝不会甘休，所以颂公和他周围诸多先生如若受到生命威胁，你要努力化险为夷。这就是你对湖南和平自救运动的贡献。”当时警卫组长由颂公随身警卫长朱明章担任。

过不久，副站长宋世杰神秘地问我：“我也已经看出，程颂公已与中共地下人员有了联系。张严佛任务非同寻常，做了联合办公室副主任兼机要组长，成了核心人物。我一直跟着你工作，今后怎么办？”我此时实在无法保持沉默，宋是我的学生，又长期随我工作，如今他主动打听，实质为前途探路，我终于向他交了底，并强调只有跟颂公走，个人才有出路。宋世杰微微点了头。随后，我将此事向张严佛作了汇报。张兴奋地说：“你既向宋世杰说清楚了，我们就更省事了，但不宜再向外泄露，以防万一。总之，我们的活动还是一句老话，要保持秘密才能保证安全。”

　　九、机要组开展工作

张严佛在金号三楼办公，缺少助手，就将保密局少将设计委员任建冰邀来长沙，做机要组副组长，负责情报编审。任是湖南湘阴人，长期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叶开鑫的私人秘书。他靠复兴社进了军统，戴笠死后，做了保密局设计委员。邀任返湘，张严佛事先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同意。张对我的要求总的讲是，继续利用保密局湖南站站长职权，公开掩护湖南和平运动，具体是：

——保护颂公，以及协助颂公的湖南进步人士的安全；

——利用湖南站各方面的优势，摸清蒋介石、白崇禧对湖南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及时报告颂公；

——向保密局编造假情报，虚虚实实迷惑毛人凤、蒋介石；

——机要组是没有班子的，湖南站协助调遣人员。

我几乎每天到金号三楼去，与张、任商议派人问题。当时机要组仅正副组长及编审（李人熙）、总务（阳宗文）、事务、勤务、人力车夫几人而已。我从湖南站秘密抽调中校刘炳文协助任建冰工作，又指定邮检组长蔺曦每天将邮检情报交刘炳文编审。为了了解白崇禧的军事活动以及其他势力在湖南的活动，我建立了三个工作队：长沙工作队（队长刘振平、副队长熊传慈）、岳阳工作队（队长陆独步）、衡阳工作队（队长阳之永）。张严佛在株洲建立了株洲工作队（队长刘士国）。他们的情报均直接报联合办公室机要组。任建冰则直接向程潜和中共地下组织提供情报。

机要组名义上是联合办公室的职能机构，实质上是张严佛直接向程潜负责的核心单位，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大多数人心里明白，它是程潜的策划机构，而张严佛则是替程颂摇鹅毛扇的。当时在长沙的军统人员都心照不宣，意识到张严佛的走向，即是随程潜投奔共产党。我们这批人便是：长沙绥署高参杨继荣，他原是代颂公批阅公文的：长沙绥署办公室代主任兼人事组组长曾坚（办公室主任文强已去徐州“剿总”任副参谋长）；长沙绥署二处处长王力，湖南省警务处副处长刘人爵，省会警察局局长吴利君，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李肖白，长沙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吴建树，警察总署两湖督导陈澍。他们大都对张严佛有好感。张严佛计划联合他们在长沙闯出一条路，就要我试探他们的动向。这些高级军统人员感到蒋介石的命运是长不了了，而毛人凤不是黄埔系，不为人所齿。现在，各人自找门路为上着。大家也认识到，程潜对湖南还有“元老派”的号召力，张严佛走程潜之路应是靠得住的。

张严佛了解这些后，要我邀约他们到易凤祥金号楼上开了一个谈话会。他们都来了。张严佛主持谈话会，任建冰作记录。张在谈过目前形势后说：“我们这些人原是共产党不肯饶恕的，现在要逃也没有办法逃。在这九死一生的时刻，唯有自找出路。颂公为湖南三千万人民所尊重的‘家长’，他有号召能力，能团结各方面保卫湖南。不问他走什么路子，对我们来说，是可以跟着他走的。”与会者都发表各自意见，大都同意张严佛的谈话。这时省会警察局长吴利君站起来说：“共产党要是来了，那我们一个也活不成！我不相信共产党会发善心！今天这个谈话会既然是颂公示意张先生召集的，我想请张先生向颂公请示一下，我们长沙目前惶恐不安，纷纷要向共党投降，共党还没有来，自己先乱了阵脚。只要颂公给我一个手令，我就会在一个短时间内把这些人抓起来！”大家听了，面面相觑，都有不满之色。由于我与吴利君多年在一道工作，有相约互助诺言，就示意他镇定下来，从长计议。谈话会由于吴利君的死硬发言，不欢而散。

谈话会后，张严佛、任建冰一起到我家里。张说，吴利君这样再做下去，恐怕要出乱子的，趁早撤换他。刘人爵做事稳当，做警察局长如何？他问我意见。我对这位老乡、老同事十分了解，他很想做长沙警察局长。于是我们用程潜名义，向南京警察总署署长唐纵拍了一个电报，保刘人爵为湖南省会警察局局长。也巧，两湖警察督导陈澍有报告给唐纵，谓吴利君在长沙人际关系处理不好。唐就将吴调任总署刑事警察实验室主任，任刘人奎（湖南益阳人）为省会警察局局长，但刘人爵（湖南长沙人）并没有派任。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前夕程潜任他为警察局长，但没有几天就被保密局特务暗杀了。

任建冰来机要组工作后，还没有与中井地下组织的人见过面，心里不大开心。他向我埋怨张严佛并不信任我们，这叫他如何干下去？可能是张向中共地下组织作了反映，中共策反组组长余志宏约见了任建冰。任向我保密这一件事。我也是在没有与中共地下组织同志见面的情况下一心一意地工作的。大概也是张严佛察觉到了，他陪我去拜访了程星龄。我完全了解程先生的重要性，虽然在他家晤面时仅作一般性交谈，但我因此意识到共产党对我的理解与宽大。回来后，我暗示宋世杰，在保护工作中要重视程星龄的绝对安全。

1949年4月，联合办公室主任肖作霖为白崇禧所忌，只好避走邵阳。临走时请程星龄继任主任。程潜批示由张严佛充任主任。不久，全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加上联合办公室目标过大，程潜下令撤消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