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我离开了湖南站

我们掩护程潜的活动，上报保密局掺了假，引起毛人凤的疑虑。张严佛为了争取毛人凤信任，就在撤换站长的问题上搞迷魂阵。他同我商量，要我提出合适的人选，我因一时不能判断张严佛的意图，就没有回答。张提出了张扬明。张是醴陵人，张严佛的族侄，抗战结束后，任上海稽查处副处长；我同张也很接近，认为他是合适人选。张严佛遂向毛人凤签请调张扬明为湖南站站长，得到毛人凤批准，但一直未见张扬明踪迹。

1949年2月20日，我家来了位不速之客，自称是军统参训班学生，叫我老师，说是局本部派到湖南站的秘书，夏松将来湘接任站长。他又说夏松因多年离乡，先返益阳探亲，不日将来长沙。我立刻电话通知副站长宋世杰，准备交涉事宜。不久，张严佛接张扬明函，告之已改任南京站站长。这样，我们的计划落空了。

夏松是湖南益阳人，中央警官学校毕业，曾任贵阳省会警察局局长、东北北宁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处长。东北解放后，他逃到南京，由保密局人事处长郑修元派任湖南站站长。夏松于2月27日到达长沙。28日，我在站本部楼上会议室，向夏松办理了交接手续。如此算来，我从1946年11月至1949年2月，担任湖南站站长整整27个月。

29日，我陪他见张严佛。张以督导身份，要夏调整秘密人员，安排潜伏。夏松初到长沙，了解情况很少。我有意要暴露他的身份，就引导他去晋见程潜。程颂公并不认识夏松，知道他是来接任湖南站站长的，就说：“只能稳定局面，不要引起白色恐怖！”夏唯命是从。

夏松没有人事基础，只好利用我的原班人马。我已在站里安设了内线：刘炳文负责情报，吴羽逵负责行动，唐名扬管经济，宋世杰、蒋祖述、吴振楚负责同保密局联系，主要任务是掩护颂公领导的和平运动。

副站长宋世杰是四川人，我的黔训班学生，我们一起在军统局人事处工作时，他是我的得力股长。我担任湖南站站长后，他自愿来长沙，做了副站长，可以说是我的心腹。我离开湖南站，他就请假打算不干了。正这时，他接到南京局本部同事密告，毛人凤已计划调派行动员到长沙搞暗杀活动。宋立即将此消息告诉我，要我、张严佛及联合办公室重要人员住地保密，出入加强防卫。

这时，宋世杰已递了辞职报告，夏松批准。夏任王宾为副站长。

我拒辞保密局给我另派工作，表面上闲居长沙，实际我将暗地赴湘西策反。出行前，我将家眷分别送往贵阳和杭州。同时，我邀请中央训练团警卫组组长唐光辉、江西辑私处处长喻耀离等住在我的家里。

来长沙搞暗杀的是谁？就是江山毛族人毛钟新。此事我不能不管。

　　十一、应付煞星毛钟新

毛钟新又名毛钟书，浙江江山保安乡人，父是银匠，母系戴笠母蓝月喜的侄女，共有兄弟五人：诗、书、易、礼、乐。他于1941年在上海搞地下活动，由于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叛变，逃回重庆，正好赶上军统局高级干部人员训练班选调人员受训，他参加了，并以前10名成绩毕业。当时我是军统局人事室人事行政科长，由我考核负责分配他们的工作。我将毛钟新调入人事室人事行政科工作，分派他在第一股任签办，负责有关上海和东南地区的组织人事工作。1943年，戴笠命人事室派一书记去上海工作。由于上海是军统的重点工作区，加之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叛变，因此对新成立的组，必须签派可靠人员。恰好毛钟新愿意去上海工作，我就签呈他任上海组书记。戴笠看了签呈后，并不认识毛钟新，面约去曾家岩公馆面谈。毛的普通话讲得不好，而且口吃，但样子较老成。通过谈话，戴笠不同意他去，却将他留在公馆当文书。以后戴笠每次出巡，都带着他。1946年，毛随戴出巡北平。毛好色，在北平逛八大胡同，得了性病，留下来治疗。戴笠于回沪途中，摔死在岱山，机上13人全部死亡，毛钟新因未同机，幸免一死。保密局成立后，他出任布置组副组长。1949年初，保密局准备撤退，在广州成立办事处，毛钟新任办事处副主任，主持两广和两湖的特务活动。毛钟新究竞到过长沙几次，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他来长沙至少有三次，目的是杀人。

第一次是1949年1月。他来长沙后，住在又一村五堆子三青团公寓。他对我这个湖南站站长讲，希望我们在长沙制造一次恐怖事件，杀一儆百，并提出将陈云章列为暗杀对象。我很为难，向他表示，如果长沙发生政治暗杀事件，可能会引起风潮或动乱。毛不吭声。接着，我要宋世杰设法让毛钟新离开长沙。宋与毛是同学，又是同事。宋请毛吃饭，席间宋对毛说，湖南人个性刚强，他们对特务暗杀社会知名人士最为痛恨，如果发现保密局派你这样的人来长沙杀人，到时闹起来，你走不了，我们也无法保护你，奈何？第二天，毛钟新就悄悄搭飞机走了。

毛钟新第二次来长沙是1949年3月，我已卸职。我以老师、老上司身份请他住在我家后客房。白天，我们各自活动，人夜一起聊天。毛说：“你交卸了站长职务，用不着再卷入长沙这个大漩涡，还是以离开为上策。”我未置一辞。他说，他已要王宾（副站长）在工运小组里选择潜伏行动人员。“不过这些人可能手软，我还是从武汉撤退下来的一些行动人员中，选一些留在长沙。”他还暗示，如果程潜想同共产党联系，那就将他身边人员干掉几个，以示警告。

我立即向张严佛汇报，张立即加强颂公的警卫工作。接着张严佛、任建冰分别拜访了肖作霖、唐伯球、刘邱厚等人。并请他们转告有关人员，注意保护自己。尔后，程星龄搬入司马里蒋琨住宅，张严佛暂返醴陵老家隐居。毛钟新的暗杀未能完成。

至于毛钟新第三次到长沙，是1949年6月，我刚从益阳回到长沙，因静园住宅已转租给汉口电讯局，就借住府后街公寓。恰好我去三青团公寓探望一个朋友，不意同毛碰头（据知，他此番来秘密布置夏松、王宾的潜伏工作和行动计划，不公开露面）。我说刚从益阳回来，拿几件存留在长沙的东西去贵阳暂住。他说是来湖南站督导工作的，并检查行动人员布置情况。我笑着对他说，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反正我已离开长沙了。他说：“你远离长沙，可以避免不少是非！”我很快将毛钟新三到长沙的消息告诉张严佛、任建冰，提醒他们保护好程颂公等人安全。毛钟新三到长沙，给他杀成了人。1950年，我在香港娄剑如家里遇到毛钟新。他对我承认，刘人爵在长沙被暗杀，是他布置行动人员执行的。他说：“你携带家属到香港是做对了，否则你也将有不测！”后来我知道，长沙解放后，刘人爵因疏忽，让潜伏行动员冒充送信人进入他的浏正街住宅的卧室，被枪杀了。

　　十二、湘西行：益阳策反潘汉逵

3月，我交卸湖南站站长之际，陈明仁的第一兵团已从武汉调驻湖南，程潜要他兼任长沙警备司令。夏松与陈明仁熟识，要求将我派在警备司令部任稽查处处长的吴建树调换，改任夏的学生毛键钧。毛是岳阳人，兰训班毕业，从沈阳调到长沙绥署任二处科长。因在沈阳随夏松工作过，故夏执意保荐他任该处处长。陈明仁就来征求张严佛的意见。我们认为，若坚持不调换，就是不给夏松面子，就会引起是非，使毛人凤引起怀疑。因此陈明仁就将吴建树调任长沙警备司令部高参，派毛键钧为稽查处长。当然这样的结果，必然便于毛人凤向长沙派遣、布置潜伏特务，于是关系到我的安全问题。

张、任经研究，与我商量，认为暂时隐居在长沙还不如走湘西。湘西有一摊子新编部队和土匪部队，现在找不到正确归宿，他们可以偏左，更有可能往右，还会成为流寇，深入大山，滋扰地方安宁。他们希望我乘这一“闲居”机会，运用军统资深前辈老长官身份，去进行策反，走省会程潜和平起义的正确道路。

首选是益阳的潘汉逵，目的地是常德的罗文杰与瞿伯阶。

4月初，我仅带一名警卫从长沙出发西行，到了资水下游、洞庭湖南的益阳。我住在26军134师潘汉逵师部。潘是湖南酃县人，黄埔军校五期毕业，中央训练团高级警官班毕业，曾任湖南省警务处副处长、广东揭阳县县长。他是军统分子，曾多次邀我去益阳作客，我当时因湖南站站长职务在身，抽不出时间去。这回我到了益阳，就与潘汉逵开诚公布谈话。我说，程颂公到湖南后，不顾湖南战火再起，田野荒芜，三千万百姓再生灵涂炭，主张走和平之路，颂公希望驻湘军队听从他指挥，顺大势，走正路。我又说，我和张严佛、李肖白、任建冰、唐光辉、金远询等都决定追随程颂公，不知你作何打算？潘汉逵答：“我今天晚上就写信给张严佛先生，明天请你带去，向他表示我拥护程颂公之意。”

驻益阳的湘鄂赣集团军司令霍国彰因高血压已去台湾疗养，副司令刘召东代司令。行前，张严佛曾告诉我，刘是贺耀组的部属，程潜已同贺耀组商量过，由贺给刘一电报，要他认清形势，不要死硬抵抗。因为大家都没有对过口，所以我见了面后没有对刘召东言明，以后让潘汉逵说。刘召东很客气地宴请了我，他讲话中不见很顽固，只是担心共产党来了，再没有讲话权力了。潘汉逵果然当我面建议刘召东与张严佛一致行动，服从程颂公、陈明仁的调遣。刘虽没有明言服从程潜，但表示了赞赏与敬重。潘汉逵私下向我分析，刘不会退据湘西抵抗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的。

这里要说明的是，后来解放军进军湘西时，潘汉逵并没有率部投诚，而是溃退到湘赣边界，做了俘虏。

　　十三、湘西行：桃源策反罗文杰

我在益阳住了十来天，潘汉逵派吉普车送我西行，到了武陵山区，沅水畔的桃源县。所谓湘西，常德是门户，地理与鄂川黔三省交界的上指永顺、保靖、桑植、大庸、古丈、花垣、吉首、沪溪、凤凰、沅陵、桃源、辰溪、晃县、芷江等县，向来是地方武装、土匪啸聚之地。张严佛希望我去湘西，联络地方武装，跟随程潜走和平起义之路，这对湖南全境解放颇有促进作用。我并不熟悉湘西，主要是依靠湖南站常德组组长罗文杰去开展工作。

罗文杰夫妇是湘西有名的帮会头目，罗文杰号称“罗二爷”，赫赫有名，有云“罗二爷的名片上走川黔边，下过洞庭湖”。他早年投奔川军师长贺龙，在北伐战争中打过湖南军阀，后又“围剿”红三军，被红军打得仓皇逃跑，抗战时他是军统湘西站站长，搜捕中共地下革命者，同时也掩护过贺龙的亲属。

我到长沙担任湖南站站长时，沅陵稽查处长黄加持向我介绍了罗文杰（黄罗是帮会兄弟），我便保荐他为常德组上校组长。当时湘西有几十支土匪武装，盘据在龙山一带的瞿伯阶部实力较强，经他策动，瞿部接受武汉行辕（白崇禧）招抚，被改编为行辕“剿匪”第一纵队，瞿为第一纵队指挥。这倒对安定湘西地方有积极意义。

尚在1948年11月，我视察常德时，鉴于他有收容湘西土匪的使命，就将湖南站仅有的200多支美式枪支并全部弹药交与罗文杰。罗因此扩充部队，人枪三千多，自称为“湘鄂川黔边区人民救国军”，设指挥部在桃源师范学校。华中“剿总”副司令、川鄂湘区绥靖公署主任宋濂收编他，拨番号为暂编4师，委罗文杰为上校师长，实际上该师归湖南站掌握。

我在桃源师范见到了罗文杰。罗盛邀我住在他的师部，召集团长、营长与我见面，表示欢迎，又讲了一番江湖义气行话。第二天，我把他与他的参谋长方天印找来秘商。他说：“黄先生有什么事吩咐，我当尽力去做！”我说：“长沙已不太平，想吃太平宴没有机会了，只好到湘西来吃百家饭了。”然后我以长官的口吻对罗一本正经说：“此来，我代表张严佛先生，也是我自己的意旨，希望你看清目前形势，到时不要跟解放军对抗，要跟随程颂公的和平之路。如果共产党军队来了，程颂公会指示你如何行动的，保证今后有生活出路。”方天印是湖南党政军联合办公室派出去的，原任县绥署上校参议（也是我的亲信），这时他插言说：“二爷，大势所趋，我们只有这一条路可走。”我强调说：“我们这个营垒的人，今天走这条路，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也是为湘西各帮会弟兄寻找的示范出路。”罗文杰听得十分认真，站起来，抱拳拱掌说：“黄先生说的是，你和张先生追随程颂公，我文杰当誓死相从！”

当时瞿伯阶（收编后给番号暂编第10师）因病在湘鄂边龙山休养，暂10师由其族弟瞿波平代理，我因此请罗文杰去趟龙山，劝瞿氏兄弟在解放军进军湘西时不要对抗，不要乱窜，落成流寇下场，也跟随程颂公走，前途肯定是有的。罗答应去龙山转达我的意思。

我在桃源罗文杰师部住了两天后，开始返程，途经益阳（再与潘汉逵见面，又嘱咐他必要时可与罗文杰联合行动），回到长沙，向张严佛交了潘汉逵的信，同张严佛一起面见程潜，汇报湘西行情况。颂公肯定此行应是成功的。

我在长沙呆了个把月，此时南京已经解放，解放军逼近武汉，湖南旧人员人心惊慌。7月，任建冰到我住处说，他与张严佛以前没有在湖南工作过，长沙解放后可以避免清算，我可是湖南特务头头，虽然与程颂公在同一条路线上，但若是动了民愤，恐颂公也难帮助我……走为上。张严佛也有让我再去一次湘西的意思，他说：“人民解放军进入湖南后，如果我们不抓紧联络暂4师罗文杰部、暂10师瞿伯阶部，一旦他们散而成流寇，会给大军进军带来不便。颂公也希望你再接再厉，再去一次湘西联络。”于是我又启程了，没有想到此次湘西行，竟成了狼狈的流亡和逃避毛人凤追捕。

这里，我必须交代一下第一次湘西行的成果。8月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通电，脱离国民党“广州政府”，接受中共“八条”主张，宣布湖南和平起义。长沙和平解放后，湘西诸邑桃源、大庸、桑植、永顺等县相继解放。湘西诸股土匪汇集龙山、八面山，扰乱地方，对抗大军进剿。先期投诚的暂4师参谋长方天印受命于湖南省公安厅，来到西阳后溪，对罗文杰劝降。罗遵守诺言，弃暗投明，并只身走永顺、龙山、古文，向瞿波平暂10师等多股土匪武装策反，也获得成功。

　　十四、湘西行：流亡之旅

7月中旬，我再一次离走长沙去湘西。

我先到益阳，与湘鄂边区绥靖区28军134师师长潘汉逵见了面，就住在他家。当时湘鄂赣集团军已正奉命调驻湘黔边，刘召东军部、潘汉逵师也即将行动，调来30辆十轮大卡车，准备将司令部及各军、师的家属运往芷江。我来了正赶上这时候，潘汉逵对我说：“黄先生，我们会听从颂公的话。现在人心惶惶，我准备将家眷送到芷江，免得到时行动不便，去芷江车队须经过罗文杰、张玉琳的防区，我知道你和罗二爷关系不错，可否同行，去打个招呼，保护妻小？”我知道罗、张这两支杂牌部队是“自筹薪给”的，还有一些小股土匪，他们对过道车辆和客商很感兴趣。由于潘汉逵答应要等人民解放军进入湘西时才能行动，我只好答应护送家属车队。刘、潘十分高兴，就派司令部高参郑某和副师长黄虎为车队指挥。我随即密邀罗文杰的参谋长方天印来益阳，告诉他车队将经常德、桃源、辰溪、沅陵而达芷江，要他去与罗文杰、张玉琳联系，关照沿途关卡。罗自不用说，辰溪的张玉琳也系军统分子，他抢劫了辰溪兵工厂的枪支，装备了约一万人的土匪武装，自立山头，虽然长沙绥署给他“剿匪纵队”指挥的名义，但他仍靠抢劫补充粮饷。经罗、方联系，他同意给我面子。

我用潘汉逵的电台，以张严佛事先给我的波长和呼号，呼叫了两天，但联系不上。此后，我无奈与长沙失去了联络。7月23日，庞大的车队（卡车30辆、旅行车10辆、轿车5辆）从益阳出发。车队过桃源，我去探望了罗文杰。他再次表示追随程颂公，并告诉我己派瞿闵生去做瞿波平工作。临行，他派了一名参谋随车。到辰溪，我拜会了张玉琳。我要他继续与程颂公保持经常联系，因为名义上是长沙绥署“剿纵”指挥，张支支吾吾，态度暧昧。不过他让我们车队通过了他的防区。三天后，到达芷江。

芷江军事当局是17绥靖区司令官刘嘉树，其人曾是长沙绥署参谋长，由于反对颂公靠拢共产党，而又无实力，乃被派到芷江。其政治部主任就是被程潜撤职的坚决反共的吴利君。吴是刘嘉树的外甥。我同吴曾经共事过，在长沙时我同刘也较接近，因此我到芷江后他们客气地接待我。刘嘉树对我说，陈明仁曾有电话给他，表示要同战东北四平街那样殊死作战，“保卫长沙”。刘因此向我打听陈明仁近况。我为了迷惑刘嘉树，说陈子良将军一向反共坚决，已无退路，否则何以担当省府主席重任？他还将信将疑，私下又向长沙陈明仁挂了个长途。8月1日，此地传说陈明仁要放弃长沙，8月2日陈明仁来电话，表示“要与长沙共存亡”。刘马上要他的绥区政治部主任吴利君布置《芷江日报》出号外，宣传陈主席反共决心，吹嘘芷江军事实力雄厚，部署严密，各界不必惊慌云云。当天晚上，邵阳绥署主任黄杰偕同警务处长唐光辉专机飞芷江。黄、刘密谈后，黄将湘西防务交刘，自己率部，从贵州边境进入广西（后解放军进军广西时逃入越南）。8月4日，程潜、陈明仁响应共产党号召，举行起义，长沙和平解放。刘嘉树慌了手脚，他不愿走颂公和平路线，后来在与解放军交战中被俘。

我住在保密局湖南站芷江组组部里，组长张佛凡是我的学生，也是我派任的。和我一起而来的潘汉逵及唐光辉的家属也住在芷江组部。这时7日，传来了随程潜一起起义的长沙警察局局长刘人爵在家里被保密局的行动特务暗杀的消息。后来我知道，这一勾当是毛钟新布置的保密站行动员孙坤在浏正街刘宅内将刘人爵暗杀的。这时芷江一片混乱，人心惶惶，而我同张严佛也联系不上，思想只感到恐慌。8月9日，我让家属连同运输车队先行贵阳，随即率潘汉逵、唐光辉两家家眷及副官、随从等十余人向贵阳进发。

我到贵阳后，发现湖南省警务处处长李肖白已在贵阳了。他也是跟随程潜参加和平运动的。保密局贵阳站站长陈世贤是我多年老朋友，他将我抵贵情况报告毛人凤，并说明是担心共产党清算才逃来此地的。陈的反映是替我过去的湖南活动作掩护，减轻毛对我的怀疑。毛因此电贵阳站，发给我光洋100元作补助。李肖白赴重庆找了毛人凤，也得100银元补助，但他自渝还黔后对我说：“毛人凤发给你的特别费，不过是放铒垂钓，并役有消除对你的怀疑。”

我亟需与长沙联系，我派原长沙绥靖公署第二处秘书李叔晋（是我介绍给张严佛任此职的）从贵阳取道湘西去长沙联络，取得程潜指示，如何开展工作。我给了他50银元路费，并在他的笔记本里签了个字，作为代表我与张严佛联络的证明。但是李去后一直杳无音讯。

　十五、投奔昆明沈醉

9月间，贵阳临近解放，我还没有得到李叔晋的回音，遂与李肖白商量，决定携众家小离贵阳，去昆明。云南站站长沈醉兼任昆明的绥靖公署保防处长，毛人凤与卢汉都十分信任他。11月中旬我到达昆明后，在皇后饭店落脚。以后潘、唐的家属和喻耀离等搬走了，我夫妇与李肖白夫妇还住在那里。我们常到沈醉家里聊天。沈告诉我们，一个多月前，毛人凤曾在他家中住了一个多月，想在云南建立反共基地。毛说，张严佛、任建冰跟程潜“反叛党国”，决没有好下场。

我在沈醉这里还获得了余乐醒的去向消息。余是湖南醴陵人，沈醉的姐夫。三十年代初任杭州警官学校教官，常去杭州我家搓麻将、吃湖南菜。后来在临澧班，他是我的上司，训练班副主任，继任军委会运输统制局西南运输处少将处长，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善后救济总署汽车管理处处长。沈醉告诉我，余与李立三在苏联留学时是同学，又很接近。战后在上海，他们俩恢复了联系，余还掩护过中共地下党的活动。上海市警察局长毛森获悉后，企图密捕余乐醒，但派去特务却扑了个空。毛认为余是碰巧外出，又派去大批特务，包围余的住宅，却一直不见余回家。特务破门而入，才发现余乐醒的行装，乃至书房里的书籍，全都搬走了。这位杭州警校的技术总教官，对毛森这名学生留了最后一手。姜究竟是老的辣，沈醉讲，余乐醒要做事情，常早作准备。余宅后花园围墙上长满爬壁藤，而藤中有一扇后门，余就是从此门里搬运东西的。  

1949年12月初，云南局势日趋紧张，情况十分复杂，毛人凤很注意我的行动，沈醉希望我和李肖白去香港。我同意了。

12月8日，沈醉为我买了飞香港的机票，我带着妻儿到候机厅等待上机。在候机厅突然见到全副戎装的沈醉，急急匆匆从我身边走过，却目视左右，连正眼也不瞧我一下。初，我以为他是来为我送行的，我正欲起身与他道别，他却一本正经往前走了。见此，我只好不动声色。解放后，我们都在抚顺，我问起这件事，沈醉说：“你到达昆明后不久，我就接到毛人凤密令，说你投靠了共产党，要我将你押解重庆。我一直在拖时间，后来实在不行了，只好动员你们去香港，但又不便直说。我又怕在机场，你们被‘通天’的特务扣押，放不下心，才穿了制服去机场巡查，暗中保护你们，以防万一。”沈醉后来参加了卢汉的云南起义。

　十六、滞留香港，为人民工作

11月9日，我到达香港。我决心为共产党服务，为人民工作，整理了一份国民党在香港活动情况的汇报，于1950年3月，交我胞弟黄康庭送回长沙，经张严佛，转呈人民政府。这份材料，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夏印审阅后，即接见黄康庭，进行政策教育，根据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原则，要我在香港继续为人民做工作。一个月后我弟返港，向我传达上述情况。

7月，任建冰受人民政府委托，来香港与我联络。首先，他转达有关领导意见，希望我利用军统少将身份，侦察保密局特务组织在港活动和对大陆进行破坏的情况。接着，他告诉我自我离长后的有关情况：

——我写的材料，他也看了：李叔晋至今还未到长沙可能在途中出事了（后来，我在审查处调材料上看到，李被捕了）。

——毛钟新和夏松布置在长沙的应变潜伏组被一举破获，但刘少、爵不慎，被潜伏特务冒充程潜信使进人卧室，而遭杀害。人民政府为刘开追悼会，发给刘的家属抚恤金，并安排工作。当时张严佛住在长沙八卦巷马茂青家，有解放军武装保护他。

——湘西反动武装的归宿分别是：长沙解放后，益阳刘召东、潘汉逵部残军退到湘黔边，被人民解放军一一击溃，潘汉逵没有联系上，被俘关押。桃源罗文杰率部退浏水顺老家，后张严佛派方天印去做工作，遂向解放军投诚。龙山瞿伯阶病死，其侄瞿波平也率暂十师投诚。政府对我的湘西策反工作给予了肯定。

——长沙和平解放时，保密局湖南站长夏松将人员和档案转道益阳，从水路向湘西人山转移。他在木船行舟途中，发现远处有人民解放军在运动，即假装腹痛，上岸大解，立即逃跑。这一伙人全为我军俘获，仅夏松一人漏网。他逃到香港，隐声匿迹，后又逃往台湾，做台湾“保密局设计委员”。夏松和湖南站就此划上句号。

1951年11月，我接到中南军区公安部广州负责人的通知，离港返广州，从此结束我在香港的活动。

虽然保密局在大陆解放前夕，曾布置了一些潜伏组和潜伏特务，妄图乘“第三次世界大战”来临时“里应外合”，但很快被人民政府一破获，还有个别组与人，慑于无产阶级专政威势，同时失去对蒋介石效忠信念，向人民政府自首或投诚了。军统组织在大陆的残余，就此消灭。

毛人凤后带了一批军统特务逃到台湾，但由于蒋介石的独裁心理作怪，将军统组织几度改组，最后将所有的特务组织控制权都交给了亲生儿子蒋经国。蒋经国掌握特务大权后，毛人凤就被监禁了一次。军统组织在台湾，实际上也是完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