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1779——1839）生于乾隆后期，嘉庆时进入官场，道光初期，位登显赫，成为清王朝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其时，由于农民起义的冲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威胁，封建王朝日趋腐朽、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交织。在这种形势下，地主阶级中一些较为开明的知识分矛，开始面向现实，寻求改革，以图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在思想上他们举起“经世致用”的旗帜，要求摆脱传统经学的束缚。陶澍正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关心时局，留心民事，敢于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努力实践，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堪称清末前期颇有声望的思想家和改革家。
（一）
中国地主阶级中的开明政治家，都懂得“民心”和“民力”的重要性，陶澍也不例外。他从小生活在贫困闭塞的山村，其父以“舌耕”为业，是一个乡镇教师，其弟曾与“业耕者伍”，从事过田间劳动。因此，他对劳动人民的生活痛苦是比较了解的，也是比较同情的。他的一些诗作，就能真实地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如描写山区茶农的诗：
“尚忆茶始犁，时维六七月，山民历悬崖，挥汗走蹩躠。培根阅初冬，摘叶及春发。冻霜一夜鸣，蓓蕾颖欲脱。是名雨前香，采之日一撮。未几渐蒙茸，卓立钺抽铁。是名谷雨茶，香气弥勃勃。毛尖如鹤毳，挨尖类雀舌。黄花号晚出、味厚亦非劣。方其摘取时，篮筐偏山岊。晨穿苦雾深，晚焙薪火烈。茶成与商人，粗者留自啜。谁知盘中芽。多有肩上血。我本山中人，言之遂凄切。”
如果没有对山区茶农生活与劳动的深切了解和同情，这样的诗是写不出来的，“谁知盘中芽，多有肩上血”，每一片茶叶都浸透了茶农们的血和汗。这种深刻的写照，是陶澍后来能有为民请命言行产生的思想基础。
正因为如此，陶澍为官时比较重视人民生计。如他在安徽在江苏巡抚任内，主持兴修了两省水利事业。他认为农田水利是“覆参苍生”的大事，能使“舟楫畅行，早潦无虑，民生永资利赖，国赋愈乐输将”。在安徽，他“亲登涂山绝顶，复登寿州城北之八公山”，使“数百里长河支汊，瞭然在目”。从而总览全局，制定次第治理计划。先后“治寿州城西湖、凤台焦冈湖、凤阳花源湖。又怀远新涨沙阻水，并开引河，导之入淮。淮水所经，劝民修堤束水，保障农田”。在江苏，陶澍在林则徐等人的协助下，“以农田水利为国计民生要务，专意讲求”，“兴修水利普江南”，“丁亥浚吴松江，癸己浚孟读、澡港等河，甲午浚浏河，白茆河。旱涝无扰，东南永赖”。由于水利工程得力，江苏在一八三四年秋大水，一八三五年大旱。不仅未酿成灾害，而且得到丰收，父老皆欢，以为百余年来前所未有。陶澍着意兴修水是他“民为邦本”思想的重要实践，他深深懂得让人民安居乐业，与巩固封建统治是相辅相成的。
陶澍也比较关心人民疾苦，每逢遇到灾荒，他都能采取果断而有效的措施，赈济灾民，动员抗灾救灾，减轻灾害。首先，灾害发生后，陶澎即深入灾区，调查灾情。道光三年，长江“江水大涨，濒江三十余州县堤圩皆破，田庐荡没”，陶澍“乘舟偏勘，而以芜湖为总汇，羽檄交驰，寝食俱废”。其次，采取有效措施，安定灾区秩序，组织灾民恢复发展生产。道光十一年，他根据历年的救灾经验，制定十二条办灾章程，竭力推行，起了很好的作用。再次，陶澍在救灾中，注意动员和利用商人以及商业资本的力量，组织商人运粮食到灾区贩卖，保护商人合法利润，为商业活场的正常开展提供方便。更可贵的是，陶澍在组织救灾活动中，注意恢复发展生产。他认为国家“经费有常，以之养民，自不若使民自养”。在他制定的救灾章程中，就强调“劝施种子、以备种植”，“收牧牛隻、以备春耕”。要示“一俟水势稍退，凡可种之地与可食之物”，皆应“随宜布种”，“以养种植，而资迅济”。陶澍认为“安贫即以保富，而人心自贻矣”，灾民“冒法而为盗则死，畏法而不盗则饥。饥毙之与弃市，同是死亡，而赊死与忍饥，祸有迟速”。救灾，安定社会秩序，防止人民起来造反，正是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统治。
陶澍认为“民以食为本”，因此，他很关心民众“有食”。为京官时，陶澍与夏修恕等创议在朝阳门外设“悦生堂”，于“每岁冬春，收养老病、残疾有余人，衣之、食之、宇以庇之，俾旦夕就殍者，得以出沟壑而跻于有生之域”。在抚皖时，陶澍创议设立“丰备仓”，提出在“每乡、每村各设一仓，秋收后听民间量力捐输，积存仓内，遇岁歉，则以本境所积之谷，即散给本境之人”。一八三三年江苏大水，陶澍与林则徐挺身而出为民请命，“据实入告，得旨缓赋，并设法劝捐赈济”。当道光帝被迫同意缓赋的消息传开后，“小民闻之，皆嗟欢聚泣，庆更生。”陶澍在笑心民食的同时，特别强调节约，他说：
“饥民一日得米兰合，便可不死，计一岁中每一石来可救一人不死。由此推之，省一筵宴之费，可活几人，省一交际之费，可活几人；省一土木之费，可活几人，省一簪珥衣被之费，可活几人，省一布施庸俗僧道之费，可活几人。兴言及此，是随时随地皆可以活人，即随意随缘皆可以造福人。”
这些都说明了陶澍对人民生活。他曾有诗说：“平生衣被志万家，自顾挟持无寸缕。一从制绵学牵丝，始识调谬多疾苦。年荒谷贵易伤民，仰面疮痍更谁数。尔来三月更无盐，淡食难修瓜齑谱”。作为一个封建官僚，能有这些认识和行动，确是难能可贵的。只有具有进步思想的政治家，才能产生这些明显的“为民请命”思想。
（二）
陶澍政治想想的另一个特点是敢于面对现实，主张兴利除弊，改革内致，以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
鸦片战争前夕，在中国社会中产生了两种新的社会力量，发生了两种严重的危机。新的政治力量是商人阶级的发展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不断发展壮大，商人队伍扩大了，他们拥有较多的财财富，具有生机勃勃的活动能力，开始寻求政治权力。外国商人和商品来华，迫切要求打破中国的大门，企图干涉和操纵中国的内政。两种危机，则是由于清朝封建统治腐败而产生的社会政治危机，以及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而产生的中华民族的危机。
新的政治力量启发了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思想，严重的危机则迫使他们认真检讨封建社会的弊病，努力探索匡时救国的途径。陶澍以他为官理财的具体政策和实践活动，为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政治思想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
第一，敢于面对现实，批评封建弊政、推行兴利除弊的改革。陶澍对清政府吏治的腐朽，官吏的无能极为不满，在河工、荒政、盐政、漕运等许多方有揭露了封建官场的腐败，抨击了封建制度的弊病。陶澍批评“江苏漕务疲敝已久，在闾阎则每苦浮牧，在洲县则又患刁抗”。漕运的最大弊害，是土豪劣绅和生监等“包漕，横索陋规”，“竟有田无一亩，而包揽至数百石者；亦有米无升合，而白食漕规自数十两至数百两者”。这些劣绅生监自订各种收漕陋规，吸吮“乡里穷黎之膏血”，化国家钱漕为己有，小民之负担则日重。又如河工，陶澍指出，由于用人不当，官吏不负责任，只图贪污自肥，各工员皆有“染指图利之心”，因此，“不肖之徒，先于雇夫时，暗讲折头，白吃乾分，甚至克扣工价，侵肥入櫜，遂为夫头把持挟制，首弊丛生”。至使国家和人民每年以巨大财力投入河工，却无实效，水旱连年不断，河款大都流入私囊。
盐课是清王朝的主要财政收入之一，也是陶澍任两江总督后，着力处理的经济问题，他对盐政弊病有深刻的揭露：
“两淮盐务，凋敝败坏至今日，己成决裂之势。盖库贮垫占全空，欠解京外各饷为数甚钜，厉年虚报奏销，总商假公济私，遮饰弥缝。商人纳课不前，日甚一日。现在每卯竟无课饷上库，紧急应发之银，虽欲挪垫，亦无款可挪。且口岸滞销，商运裹足，间有领运，无非藉官行私，弊端首出……当此山穷水尽不可收拾，实非补偏救弊所能转机。”
因此，陶澍兼理两淮盐政后，即大刀阔斧地整顿盐政，革除弊端，创行票盐制。
陶澍不仅敢于批评封建社会的弊政，而且敢于兴利除弊。在淮北，他坚决实行票盐，革除总商对盐政的把持。他向清延报告说：“挂名总商者率多坐食盐规之辈，名为盐商而并不行盐，徒为盐务之蠹。经臣前后革退数人，奸商渐少”。这些“蠹商被革，乾俸全裁，从前之每年坐食数千盘数百金者”权利俱失，盐政则大为改观，保证了国家的盐课收入，又增加了盐工和盐商的收入。当时，把持盐政的封建官僚甚至和朝廷大员勾结在一起，利用各种势力，对陶澍施加压力，大肆攻击。一方面向清廷诬告陶澍，一方面大造舆论，甚至“相斗纸牌，绘一桃树，另绘一人为伐树状，以寓诅骂”这些攻击并没有压倒陶澍。陶澍兼理盐政八年，始终在淮北坚持票盐，并准备将票盐推行到淮南。
陶澍对封建社会的批评，虽然没有打中要害，而且从他主观动机上说，不仅没有否定封建制度，相反，正是为了加强和巩固封建制度与封建秩序。但是，这种批评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一方面，他在客观上对封建制度起了动摇、瓦解的作用，减轻了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生产。另一方面，这种批评反映了在如何加强封建统治的方法上，他同顽固守旧势力有很大不同。他是主张重民、安民、利民的“为吏之道”的，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历代政治的优良传统。
第二，比较深入实际，了解下情。在封建官僚中，陶澍比较重视实际调查和接近下层群众，较少官僚主义，强调自己动手。陶澍自称“事必躬亲”，虽“案牍如麟，亦以一手治之，未尝假之书吏”。史家也称陶澍“公余手不释卷，奏议下笔千言，无能代其草者”。当时有人记载陶澍视察验收吴松江水利工程的情况，就反映了陶澍的这一特点：
陶澍“至则一肩舆，从者数辈。中丞（即陶澍，时为江苏巡抚）时下舆，杂众中徒走，见父老绅士，輙揖而慰劳之，详询风土民俗备至，观者忘其为中丞也。”
“中丞至坝所，亲以水尺量坝内外。深浅不符，吏支吾，严诘之。”
“是夕至旅邸，已二鼓。从者进酒食，中丞日：‘谁办之？’好为者咸失色。谓自来阅工者，无此认真也。今中丞尚留工所，令益集人夫，速加深广挑浚。”
陶澍为官，“留心文献，于地形水利尤究心。尝登涂山以望淮，登虞山以望海，登云台山以览淮海形势”。嘉庆十五年，陶澍主持四川乡试，途经河北、山酉、陕西、四川、湖北、河南等省，著有《蜀輶日记》四卷。对沿途山河形势，攻守战备，地理沿革，风俗民情，物产古迹都作了认真的考察和记载。当时，就有人评价说：陶澍对“一山、一水、一祠宇、一桥梁、无不考其名，究其原委，访之土人，参以传记、今事、古事，条例井井，齐瀚仲舒为一手”。认为“非寻常说部可与伦比”。日记中，陶澍不仅记载了地形地貌，考证了传说异闻，而且还表现了他对人民生活的关心。如这年六月五日的日记载着突降“大雹”，“有被击死者”，对农作物也造成了极大损失，他记录了道旁老农诉说的灾情：
“自言春徂夏，千里稀霮★。二麦己枯黄，野色偃营剻。惟余县东隅，地洼可用耒。半熟纵无多，亦得备粗粝。岂意介休王、轰鞫肆狡狯，一夜雹车耒，尽作冰花碎。”
在这首诗中，陶澍对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并向统治者提出，如果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壶桨计若空，何由展爱戴！”
当然，并不是说陶澍代表了农民。但是，陶澍这种重视调查，了解下情的，工作作风，对封建重压下的老百姓，确是有好处的。如救灾活劝中，陶澍强调放赈官员“口必亲点”，要求把救济粮放到真正灾民手中。也正因为陶澍的这种作风，使他能在实际生活中感到封建王朝的种种危机，亲自了解到封建社会的一些腐朽面，使他自觉不自觉地认识到，要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必须寻求一条新路。这就决定了陶澍在处理一些具体问题，如漕运、河工、盐课时，能够进行一些有条件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清王朝几的财政收入，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使人民得到了一些好处，缓和了当时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并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第三，讲究吏治，重视人才，在陶澍周围集合了一批有识之士。陶澍主张清正廉明的吏治，特别强调选任州县官吏。他说：“州县为亲民之官，州县得人，而天下咸理矣”。他刚就任江苏巡抚，就提出整顿江苏吏治。“由皖来吴，接见各属，非无留心实际之人，而才猷超出者颇少，即如州县为余民之官，必须得人而理”。他指出江苏官吏“进阶太杂，既难免无倖进之辈，滥厕其间。始基未立，安望其留心民事，有益地方？”举凡河工、漕运、盐政，陶澍都强调选贤任能。他曾批评河务废驰，虚耗国家钱粮，主要是主管上司“任意引用私人”，以至“国家数午百万有数之钱粮，填无底之河”。陶澍自己以身作则，苏、皖和湖南民间，至今都流传着不少“清官陶澍”的故事。他曾拟联作自己的座右铭：
“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人无知者，
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
他兼理两淮盐政，兴利除弊，身体力行，“以本任总督，养廉己极优厚，所有盐政养廉五千两，应行恭缴”。不要兼职俸银。在他带动下，裁革盐政衙门各种浮费，每岁达十六万两。在封建社会，各级官吏千方百计捞钱自肥，挥霍浪费，陶澍却能退掉俸银，少讲排场，节约办公并支，可以说是不可多得的“清官”。史称陶澍“服官数十年，起居如寒素”。陶澍病逝，淮商以白金四百万两为赠，夫人黄氏不受，她说：
“夫子生无亏，死无歉，家世儒素，生计非所求。”
陶澍非常器重人才，《清史稿》称其：
“见义勇为，胸无城府，用人能尽其长，所拔取多至方面节钺有名，在江南治河、治漕、治盐，并赖王凤生、俞德渊、姚莹、黄冕诸人之力，左宗棠，胡林翼皆识之未遇，结为婚姻，后俱为名臣。”
在当时，陶澍团给了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官僚、学者。道光十一年，陶澍上奏清廷，请调林则徐到江苏主持灾赈事物，出任江宁布政使。从此，林和陶共事七年，一道处理了江苏的水利、漕运，荒政等大小政务，并结成“志同道合、相得无间”的友谊。陶澍病逝前，保荐林则徐则任两江总督。魏源、包世臣是陶澍的主要幕僚，为陶澍筹划方略，制定政策，参赞政务。陶澍对他们非常信任，包世臣自称海运、漕政、票盐等，“发之、收之、皆由鄙人”。“陶澍病逝后，魏源为之作墓志铭、神道碑铭、行状，对陶澍倍加称道。左宗棠感陶澍知遇之恩，在山区小淹陶家八年，教育孤子，化理家务。此外，汤鹏、龚自珍、黄爵滋、贺长龄兄弟，均与陶澍交厚。上述许多人物，大都是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陶不仅与他们政见相同、思想相通，而且许多改革的主张与政策，在陶澍的主持或支持下实现。因此，我们认为陶澍是一个改革家，在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中，是颇有声望的。
第四，借助商人和商业资本的力量，推行改革，并实行利商政策，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一反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而主张本末并重，鼓励工商业的发展，重视商人的作用。另一是一反传统的“闭关自守”思想，主张向西方学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后一思想主要是经过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而产生的。陶澍病逝于鸦片战争前，向西方学习的思想难以形成。但他推行改革政策的成功，却是依靠商人的力量取得的。
道光五年，陶澍将江苏漕粮由河运改归海运，就是依靠商人的力量实现的。当时承担海运的沙船帮，是一个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行业，“大小沙船，江南沿海皆有，殷实之商，有一家数十号者，会于上海”。陶澍在皖苏任内，出现水旱灾害，也是动员商人运米麦到灾区，平价粜卖给灾民。道光十一年，陶澍主持两淮盐务，根据“裕课通商”的原则，果断地取消世袭纲商对盐课的垄断，决定在淮北盐区的二十九个州县“一律变通，改行票盐、以资补救”，允许任何属意经营食盐的商人，领票办课，运销食盐。综上可知，陶澍已经自觉不食觉地认识到了商人、商业资本的力量和积极作用。陶澍长期为官的江南地区，是当时资本主义萌芽最发达的地区，资本主义的作坊、手工工场大量涌现，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自由劳动者已经产生。商业发达，人数集中的大小城镇也星罗棋布散于江南各地，一些地主阶级也开商业。商人的力量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可以感觉到了。这种实际情况，必然对人民的思想发生影响，因此，陶澍能够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农商并重，依靠商人的力量，来实现他的改革。
陶澍重视和依靠商人，在各方面注意关心商人的利益，这是陶澍思想与同时代封建官僚思想相比，而为后者所无的，一个突出的特点。首先，他粜籴照顾商人的经济利益，使其有利可图。海运粮食时，他保证商人运米一石，即有一石之价，而且不经吏役之手，以免从中盘剥。如果在途中遇到身到灾害，损失米粮。准“免其赔缴”，若“伤毙人口”，则“照例优恤”。商人运粮到灾区，陶澍允许“其自行投行，照时价公平粜籴”，并免商人关税，使其获利较高。实行票盐，使商人“获利三倍，虽从前枭徒贩私之利不能及此”。其次，陶澍开始注意到了商业资本的活动规律，允许商人自由活动，自由竞争。实行票盐时，陶澍放宽对于运销地区、价格等的限制，允许“票境之内，听其所之，不复问其卖价”。组织沙船海运，陶澍在装运时间、运行路线，交卸货物等方面都给商人自主权。再次，陶澍敢于利用行政权力，保障商业活动正常开展。使之“行销自由”，规定对“截祖留难”、“掯勒纠抢”者，一律“尽法惩治”。为了严禁“地棍土豪、私文盐关，索费包送”，陶澍规定“各衙门自不容向民贩索取陋规。惟胥役兵丁，仍恐藉端勒索，一经民贩讦告，或别经发觉，仰严行究办，以除积弊，以肃盐政”，在士豪称霸、随意增关设卡的封建社会，陶澍有如此作为，对商业活动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很大的促进，最后，陶澍还开始注意商人的政治利益，海运结束后，他上奏清廷，请求奖赏海运有功人员，在他开列的名单中，有的“尝加五品职 衔”，有的给予六品至九品职衔、顶带，有的“以知县拣发各省补用”，或“以教职尽先选用”。
陶澍利商政策的推行，本意是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客观上却使商业资本得到进一步发展，促使了封建经济的基础——自然经济的瓦解。这是社会的展的必然趋势，也是陶澍所始料不及的。
（三）
反抗外族侵略，热爱祖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有许多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继承和发扬了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爱国主义思想，在陶澍身上也得到了明显的反映。
陶澍对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爱国人士怀着一种非常崇敬的心情，对那些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小人，则是非常憎恨的。嘉庆六年，陶澍第一次离省北上赴考，途经河南汤阳，拜见岳飞庙宇，并做诗说：
“坏壁刓苔石碣存，英雄寂寞恨难吞。十年枉洒孤军血，三字难成万古冤。高庙无心图北伐，太师有力市中原。可怜桑梓庭前树，留得南枝见旧痕。”
这类充满爱憎分明的爱国主义诗篇，是陶澍诗歌的主要内容之一。道光七年，清廷平定英国煽动和支持的张格尔南疆西四城叛乱，巩固了祖国边防。陶澍在江苏闻讯，欣喜异常，写诗称贺。“弓刀催电影，鼓角动风声。异域神犹摄，同仇气自生。游氛戈壁扫，草木亦天兵”。
鸦片战争前夕，外国资本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一方面他们向中国输出商品，特别是大量的鸦片走私，使中国民病国贫，白银大量外流。另方面，资本主义国家正积极筹划，准备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陶澍长期在东南沿海为官（从道光元年任福建按察使到十九年在两江总督任所病逝）共十九年，深感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严重性。在这种情况下，陶澍坚持了捍卫国家独立，维护民族经济，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立场。
首先，陶澍主张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武力侵略，要提高警惕，严加防范。道光十二年夏，英船阿美士德号在东南沿海一带进行间谍侦察活动。陶澍当即指出：“夷性狡诈，贪图贸易，显违定例，兼恐内地奸民乘机勾串，别滋事端，不可不严为防范。”因命水师将英船“三面迎住，使之不得近岸，兼断其驶北之路。一面整顿兵威，严禁沿海小船毋许接近夷船，以防暗地销售夷货，并令海船多备巡船押护”，将英船驱遂出境。反映了陶澍对外国侵略者的高度警惕。
为了防止西方国家可能的侵略和挑衅活动，为了进一步巩固海防，陶澍于道光十四年向清廷提出了“巡洋会哨章程”，对部队的驻防地点毛巡查时间、兵力配备、奖罚制度等，都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特别提出要加强士兵的训练，他说：“督率弁兵随时训练，使其技艺娴习，不畏波涛，且豫识风沙、水线。一旦随同巡哨，自能驾船下海，若履平地。近可以缉盗捕贼，远可以威摄外夷。”
其次，为了抵制西方国家的金融掠夺，保护本国经济的发展，陶澍主张自铸银币，建立本国的货币体制。
鸦片战争前，英法帝国主义将鸦片大量输入中国，造成白银大量外流。同时，随着外国商品输入中国，外国银币也流入中国。由于洋钱是定量铸造的货币，使用方便，因而为民间所乐甩、供不应求。每枚洋钱的含量约七钱，但在流通中却值纹银一两左右。外国商人利用洋钱价高的条件，用洋钱收买纹银，送回本国加工，再以洋钱投入中国市场，再再获利，进行金融掠夺。
面对这种情况，陶澍、林则徐从保护本国民族经济出发，提出了自铸银币的主张。一方面，他们从有利于商业资本的发展和广大群众利益不受损失的前提出发，反对骤平洋钱之价和骤禁洋钱在市场上流通。主张对洋钱和纹银的比价以及洋钱流通的领域加以适当的限制。另方面，他们建议清廷自铸银币，“欲抑洋钱，莫若官局先铸银币，每枚以纹银五钱为准，轮廓肉好，悉照制钱之式”。这个主张，由于清王朝附昏庸守旧而没有实现，但却反映陶澍为维护本国民族经济，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作了努力，这种努力，正是陶澍爱国主义思想的又一表现。
再次，陶澍和近代伟大的爱国者林则徐一样，是坚定的禁烟派。道光年间，鸦片走私年甚一年，是造成白银外流的主要原因。“粤海关之税，所入者不过百万，而鸦片烟之银，漏出外洋者，不下二三千万”。鸦片不仅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极大地损害了人民身心健康，鸦片成了中国朝野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在清延官僚中，也分成了主张严禁鸦片和宣扬驰禁的两大派。道光十八年，黄爵滋上《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主张严禁鸦片。清廷将黄爵滋的奏章交给各省将军督抚讨论，反对禁烟的二十一人，赞成严禁的只有陶澍，林则徐等八人。
是年六月，陶澍再次上奏，指出：“鸦片烟之害，起自粤洋，流毒内地，中其引者，如醉如迷。久且竭中国之资财，贻害及于国计。荀有人心者；孰不切齿痛恨”。因此，他主张对吸食、贩奔、运送，开烟馆者都从严治罪。同时，他提出禁烟八策，村方施药并举；烟具烟土分别毁缴；挑选教官广为宣传教育；命地方保长查办鸦片；查办烟案必须本官亲自督拿；兴贩鸦加重罪名，审办烟案宜确审速办，对纹银出洋者定例严办。这些措施，如果认真实行，是能发挥实际效果的。
陶澍不仅主张严禁鸦片，而且身体力行，在两江严禁鸦片走私贩运，收缴烟具烟土。道光十八年、陶澍缴获大量烟上烟具，得到清廷嘉奖，成为对全国都有影响的大事。当时，对鸦片的态度，可以说是区分爱国者积投降派的试金石。清王朝的许多达官贵族，在鸦片走私中得到了巨额的贿金和经济利益，加以他们害怕和西方国家发生冲突，因此，竭力反对严禁鸦片。鸦片战争后，他们更为西方国家的武力吓倒，不惜勾结外敌，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成为可耻的卖国贼。陶澍等有爱国思想的官僚，则从国家、民族的前途出发，主张严禁鸦片，他们在鸦片战争中大都成为反抗外国侵略、保卫国家主权的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可以设想，如果陶澍不是在鸦片战争的前夕病逝，那么，由于他的爱国思想和主张严禁鸦片的明确态度，由于他在抗英前线的两江任职，他一定会和林则徐并肩作战，为自己的历史谱写最光辉的一页。
综上所述，陶澍是清代道光时期的开明的地主阶级政治家，是当时著名的改革家和爱国者。他强调吏治，主张欢英，在创行海运、兴修水利，整顿漕务，革新盐政，严禁鸦片以及反抗侵略等多方面都做出了成绩，在客观上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他敢于面对现实，揭露弊政，主张“经世致用”，是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先驱者，对林则徐、魏源等人的思想，曾有过深刻的影响，因此，探讨陶澍的政治思想，对理解清末社会的政治经济，分析近代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积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