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丙戌（即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海运，拉开了清代改革家陶澍（1779-1839）的改革大幕，是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第一次卓有成就的改革。

漕运，即将东南各省的粮食，转输京师。在明清两代，被称为国家“三大政”之一，是维持封建王朝的生命线。陶澍说：“京师百万生灵，皆仰给于东南”。清代“国家建都燕京，廪官饷兵，一切仰给漕粮。是漕粮者，京师之命也”。顺治二年（1645）户部核定每年从东南各省征集漕粮400万石，其中江南省（包括江苏、安徽）179.44万石，占全国漕粮总数的44. 86%。江南漕粮转输，全靠运河，所谓“漕运之务在河。”运河由杭州北抵京师，全长3700里，在江苏淮安与黄河、淮河交汇。黄强淮弱，淮不敌黄，经常造成河水倒灌。“黄河南行，淮先受病，淮病而运亦病”黄、淮之水涌入运河，泥沙淤于河底，因而运河河床日高，水流日浅，漕运困难重重。

道光四年（1824），“南河黄水骤涨，高堰漫口，自高邮、宝应至江浦，河道浅阻，输輓维艰”。陶澍在清江浦视察，看到的景象是：“车声辘辘人如蚁，运来漕河无勺水。万竿楚舸与吴樯，涸向湖漘僵不起”。漕粮不能运抵京师，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极大恐慌。朝廷上下，“争言济运之策，或主借黄，或主盘坝，发言盈廷，罔所适从”。“吏部尚书文孚等请引黄河入运”，以助水势，“然黄水挟沙，日久淤垫，为患滋深”。可见，“借黄济运非计”大学士孙玉庭主张“盘坝接运，请帑至百二十万金”，却“因水势短绌，难于輓运”，“兵应行剥运军船，皆胶柱不能移动”。可见，盘坝之策不宜。河运派官僚主张的失败，为漕粮海运创造了条件。

漕粮河运与海运的问题，清统治阶级内部曾有过长期的争论。早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因“清口日淤，恐误粮艘”，“拟以沙船载粮”，改行海运。但河督张鹏翮坚决反对，认为“改载沙船，雇募水手，徒滋靡费”，且海上“风涛不测，实属难行”。嘉庆年间，包世臣根据民间商船承担南北货物运输和官雇民船运货的事实，再次提出“南漕海运”建议，并强调海运安全可靠，费用节省，是“裕国裕民之道”。这一建议得到改革派官员及广大有识之士的支持，一时海运之议大盛。但清廷宗室、两江总督勒保等人坚决反对，认为“大洋中沙礁丛杂，险阻难行，天庾正供，非可尝试于不测之地”。嘉庆帝也认为“海运既多窒碍，惟有谨守前人成法”，“断不可轻议更张”。这样，终嘉庆一朝，无人敢再言海运。

当文孚、孙玉庭等关于“借黄”、“盘坝”的河运主张失败后，海运之议再次高涨。道光五年（1825）四月，户部尚书英和建言：“治道久则穷，穷则必变。河道既阻，重运中停。河漕不能兼顾，惟有暂停河运以治漕，雇募海船以利远”。宣宗将英和的建议“诏下各省妥议，仍多诿为未便，惟……陶澍力行之”。在众多官僚的反对声中，陶澍独具慧眼，力主漕粮海运。六月，陶澍上奏：“臣细阅英和条议，诚识时之要著，目前筹运之策，无踰如此，自属可行”。并具体建议：“请以苏、松、常、镇、太仓四府一州之粟全由海运”，“其安徽、江西、湖广离海口太远，浙江乍浦，宁波海口或不能停泊，或剥运费巨，仍由河运”。道光帝接受了陶澍的建议，同时调陶澍为江苏巡抚，主持海运。

陶澍到江苏后，在贺长龄、魏源、包世臣、俞德渊等人的协助下，积极筹划海运：查阅历史文献，考察海运道路，招募海运沙船，调集各地漕粮，制定海运章程，建立指挥机构。道光六年（1826）正月，陶澍“亲莅海上，部先后，甲号令，各州县剥运之米，鱼贯而至，鳞次而兑，浃旬得百三十余万为首运，余三十余万为次运”。二月一日，船队出发，“万艘欢呼，江澄海明，旌旗飙动鼋踊跃”。陶澍有诗记一时之盛：“经营焉敢避迂疏，天府由来重积储。碣石旧程修禹贡，海滨新卤辟河渠。梯航远道归中极，溟渤多年奠左闾。香火乍收旗欲转，不惊铃语送吹嘘”林则徐、穆彰阿、卓秉恬、贺长龄、梁章钜、邓显鹤等，亦纷纷吟咏唱和。二月底，海运船队抵达天津，清廷派军机大臣穆彰阿为验米钦差，至天津验收。随后，陶澍为“顺趋风讯，妥速蒇事”，“摧饬沙船交卸漕米，迅即装货回南，赶装二运”。六月初，陶澍再赴上海，组织第二批海运，装运30余万石。月抵，安抵天津。总计沙船往返两次，“运米1633000石，用船1562只，途中屡遭风暴，履险如夷。自始至终，没有出现事故，不溺一人。虽间有松舱抛失，但为数仅800多石，不及运数千分之一，且于正额颗粒无损”。据验米大臣穆彰阿、仓场侍郎百春奏称：“米色始终干洁”，“并未露囤截卸，均得随时剥兑，全数运通，办理自属省捷”。粮漕“勺粒无损，视河运之粟莹洁过倍”。同时，运费大大节省。原苏、松、常、镇、太仓漕粮由河运抵京师，每石约费银3.15两；此次海运平均每石用银0.857两，只河运费的27%。事后，陶澍将丙戌海运始未编为《江苏海运全集》，并为之作序，总结了历代海运的规模和经验，比较海运与河运的优劣，批判了反对海运的保守观点，肯定了海运利国、利民、利商的巨大优越性。

海运的成功，震动朝野，时人纷纷称颂陶澍改革之功。认为“举百余年丁费之重案，一旦释然如沉疴之体，岂非东南一大快幸事哉”。黄汝成指出：海运是“东南数百年之惠，国家亿万载之利”。穆彰阿诗赞陶澍“自经凤阁陈对事，便绘蛇山纪起程。此事创行非得已，肯沿前代泽功成”。林则徐亦有诗：“重臣规划赞中朝，飞挽云帆蜃气消……。真看鹏云搏溟渤，未觉鲸波荡沃焦……”。魏源称之为“东南拯弊第一策”。《清史稿》认为，陶澍“治水利、漕运、盐政，垂百年之利”。宣宗亦因此表彰陶澍“督率有方，可嘉之至”，赏赐孔雀花翎。从此，陶澍进一步得到道光帝的信任，成为朝廷重臣。陶澍的改革事业，从海运开始，进入项峰期。

陶澍倡行海运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陶澍本人来看，主要有三点：实事求是，利商用商，善于用人。

第一、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

首先，陶澍海运方案的提出，就是从当时的实际出发而制订的最佳方案。当时，运河阻塞，河运派的几套方案都在实践中失败，因此，海运的提出，乃“乘天时人事至顺而行之”。但是，对海运的具体实行，却有不同的主张。一派以英和为代表，并不主张海运代替河运，只是“暂停河运以治河”，海运只是“救目前之急务”的“一时之权宜”。另一派以魏源、包世臣为代表，主张彻底改革，废弃河运，“以海代河、商代官”。陶澍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强调海运优于河运，认为海运不是暂时之举，而是长远之策；另一方面又不同意将河运马上全部改为海运。他的主张是：河海并运。他说：“其于运也，可以海则海，可以河则河，不可以海，不可以河，则陆。如‘逾洛’、‘逾沔’而已。后之言运者，无所谓陆已而，又一于河则废海，一于海则废河，此所以相持不得其通也”。陶澍所批评的“相持不得其通”，就是指不愿意从实际出发，不重视调查研究，不实事求是。不懂得辩证法的思想作风。陶澍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如果“专办海运，则恐沙船之不足，专办河运，又恐清水之难持，惟有两者相辅相成，可期无误”。显然，陶澍的河海并运方案是符合实际的。是当时形势下最合理、最符合实际的方案。

其次，陶澍在组织海运过程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深入实际迸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为初行海运，陶澍作了充分的准备。他先考察了海运的历史，指出海运自古有之，“《禹贡》载，扬州贡赋，沿海达淮、冀州，即海运之始。秦、唐亦偶行。明则由内河转搬登州，实为劳费。惟元代海运最久”。接着，陶澍多次亲赴上海，实地考察，“筹商船、访道路、定价值”，查看海口地形、沙船状况、屯粮地点。并向清廷作详细报告：由于报告尽详细致，消除了道光皇帝对海运有“风涛”、“海盗”、“霉湿”之险的顾虑，坚定了进行海运的信心。

特别要指出的是：陶澍选择了最佳的海运航线。为此，他深入实地，考察海洋，查阅记载，搜集资料，“每遇熟悉海洋之人，详加询问，证以记载”。同时，亲自参加试航，察看水势，探明深浅，记录水性，查清暗礁，并绘制了详细的《海运图》。其路线共分六段，全程4400里，自上海黄浦江东行，出吴松口入外洋，北上直达天津。《海运图》对全程所经过的地名、里程、岛屿、风向、水势、水深、水性、水位、暗礁、沙线及沿海州县、村镇、汛地、均一一标明，记载详确。对泊船地点、船行方向、罗盘使用等细节，都有细致而具体的说明。这些深入细致的工作，是海运成功的可靠保证。

第二、用商、利商，依靠商人。

以陶澍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虽然保留着传统的“重本”思想，但对“本末”关系的认识，已有了新的看法，开始提出“本末皆富”、“兼利农末”的思想。陶澍在行海运时，更开始重视商人的力量，支持商人的活动，初步形成了“重商”、“用商”、“便商”、“利商”的思想与政策。当时，上海一带“大小商船，沿海州县皆有，殷实之商，有一家数十号者”。这支沙船帮，颇有经济势力，是带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船商集团。海运的成功，就是有效地依靠了这支力量。为了调动其积极性，陶澍亲自“招集商艘”、“许免税、许优价、许奖励，海商翕然，予恐来后”。并发布告示，明确规定，主要是：

一、给足运价。“载米一石，即有一石之价，委员当堂发给，丝毫不经吏役之手”

二、行船自主。漕粮“满载之后，任听俟便开航，不加催促”，“沙船行往自由”。同时，事先“委员在天津城东门外守候，沙船一到，即与卸装放回。是船户管运不管交，不患收米勒掯也”。

三、准带客货。“在上海受载装米之外，仍准稍带客货（后来具体规定，各船准带客货二成，并由海关查明免锐放行）。天津卸装之后，仍准放回奉天揽装豆饼等物。是官给运价之外，更有余利也”。

四、水师护航。为防海盗侵扰，派水师护航。对其他意外事故，也照例优恤。

五、给予奖励。“运米较多之商船，果能两运妥速，本部院定当奏请圣恩，赏给顶载、职衔。耆舵、水手，果以稳实勤慎，认真出力，查明亦酌加奖赏”。并附奖励的具体办法。

以上主要规定不仅照顾了商人的经济利益，尊重了商业活动的客观规律；而且开始提高商人的政治地位，为商人走向政治创造条件。因此，能够充分调动船商海运的积极性。海运得到了商人的大力支持，同时，海运也促进了商业资本和商业活动的发展，促进了南北物资交流，又能平抑物价。

陶澍在漕运改革中，敢于启用封建保守势力瞧不起的贱民——船商，表明他有过人的见识，能及时看到商人、商业资本的力量，承认它的存在，并利用它来为自己的改革服务。这正是陶澍高于同时代人的胆识的具体表现，也是海运能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

第三、因才任使，驱策群才。

《清史稿》说：陶澍“见义勇为，胸无城府，用人能尽其长，所拔取多至方面节钺有名，在江南治河、治漕、治盐，并赖王凤生、俞得渊、姚莹、黄冕之力”。倡行海运的成功，就是陶澍善于因才任使、长驾远取、驱策群才的结果。

贺长龄（1785-1848），经世思潮的主要倡导者，与魏源一道主持了“风行海内”的巨著《皇朝经世文编》的编辑。当时为江苏布政使，是陶澍倡行海运的主要助手，多次到上海了解情况，招募沙船，参与海运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并对海运事宜作出了适当的具体安排。贺因海运政绩昭著，旋升任江苏巡抚。魏源（1791-1857）和包世臣（1775-1855）是漕粮海运的倡导者和设计师，陶澍幕僚，并被引为心腹。陶澍与魏源“以文章经济相莫逆，凡海运、水利诸大政，咸与筹议”。魏源不仅参与了海运的具休工作；而且写了《筹漕篇》、《道光丙戌海运记》等一系列文章，宣传了海运的优越性，批判了保守派的错误观点，为海运作了理论准备和经验总结。包世臣是当时“善经济之学”的著名学者，“江苏督抚遇大兵大荒河漕盐诸政，无不屈节咨询，世巨亦慨慷言之”陶澍对其十分信任，使其在海运中放手工作。黄冕（1789-1860）有经济才干，为陶澍重用，“初行海运，巡抚陶澍使赴上海集沙船与议，尽得要领，授江都知县”。后又提升为知府，两淮盐运使。俞德渊（1778-1836）时为苏州督粮同知，热悉漕运情况。陶澍在上海设立海运总局，委俞德渊主持，后成为陶澍改革的得力助手。正是因力有了这些改革派人士为陶澍所用，通力合作，海运才取得了震惊朝野的成就，成为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第一项改革成果。

海运的成功，给陶澍以极大的鼓舞。道光七年（1827），陶澍先后与两江总督蒋攸铦、军机大巨穆彰阿联名议定海运章程八条和海运事宜五条，“欲以永甦三吴之漕困”。却因运河渐通，保守派反对，宣宗态度变化，“以近来河湖渐臻顺轨，军船可以畅行，不许”再行海运。在封建社会，皇帝的旨意是最高指示，任何人也不能违背的。但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却不是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即使贵为皇帝，也不能长期逆历史潮流而动。海运中止后，“各省岁运额漕，逐渐减少，太仓积粟，动放无存”道光二十六年（1846），宣宗不得不“诏复行海运”。第二年，“议淮苏、松太二府一州漕白粮米，自明岁起改由海运”。到咸丰元年（1851），买行“河海并运”。稍后，海运多于河运。到光绪年间，运河淤塞，河运完全废止。上述海运代替河运的事实说明：历史上的任河进步和改革，都会遇到守旧势力的顽强抵抗，都不可能一帆风顺，甚至还可能出现暂时的倒退和失败。但是，社会总是在发展，历史总是在前进，任何有利于民，有功于国的进步与改革，总是能冲破重重阻力，取得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