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毛泽东称为中国民族工业界“不可忘记”的四人之一的范旭东,一生先后创办了久大盐业公司、永利化学公司、黄海化学社等企业,是我国民族化学工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抗战初期,他克服重重困难,将 “永久黄”企业迁入四川,于1938年在自贡重建了久大盐厂,给古老的自贡盐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范旭东重建久大盐厂,既是客观形势所逼,亦是其主观因素使然。探究范旭东重建久大盐厂之因,不仅可以认识到他对自贡盐业的巨大贡献,而且还可以加深了解他的伟大人格魅力和崇高精神境界,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述评。
增加盐产,以支持祖国长期抗战
抗战全面爆发后,我国产盐丰富的长芦、淮北、两浙地区各盐场相继失守,使靠海盐供应的湘、鄂等省食盐来源中断。为解决该地区军民的食盐供给,增收盐税,国民政府于1938年3月下令增产川盐,并特别强调:“增加产量先从富荣两场(自贡盐场)着手”。在这样的背景下,范旭东克服重重困难在自贡重建久大盐厂,其首要目的就是以积极的行动响应政府号召,增加盐产,以支持祖国的长期抗战。
国民政府西迁以后,为了能长期抗战,不得不加紧西南大后方的开发建设。鉴于沿海地区盐场沦陷,海盐供应被切断,内地川盐供应不足的严竣形势,国民政府于1938年3月下令川盐增产。为了增加川盐产量,国民政府决定首先增加自贡盐产,以图救急。在这种情况下,范旭东乃打算在自贡重建久大盐厂。在范旭东上呈四川盐务管理局局长缪秋杰关于久大在自贡设厂的呈文中说:“窃公司以丧失之余,猥荷增产任务,本年(1938年)四月,承指定富荣场张家坝模范盐厂旧址,令公司备价买收。”自贡盐场为了完成川盐增产的重任,除了动员本地盐商开工增产外,对范旭东的建厂行为也多采取支持态度。
范旭东素怀 “实业救国”的理想,重建久大盐厂实际上就是他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这也体现了一个爱国实业家强烈的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范旭东当初创办久大,是凭借着 “抵制洋盐,改良国盐”的强烈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而不是单纯的赚钱。他曾道出了在天津创办久大的缘由:“本公司成立于民国四年,当时寄居吾华的外人,藉口吾们的食盐恶劣,不堪食用,遂私运洋盐进口侵销吾人为求盐质精良计,创议设制盐工厂,以资改良。”抗战爆发后的次日,日本兴中公司就派浪人出面,要求天津久大盐厂与之“合作”,范旭东断然拒绝,结果该厂被日军霸占。
大敌当前,范旭东早已将企业利益置之度外,而考虑得更多的是国家的前途命运。久大天津盐厂虽被敌人掠去,但只要国民政府坚持抗战,久大就不会消失,于是范旭东决定在大后方重建久大盐厂。特别是当时沿海各省失守后,后方的食盐补给仰仗川盐救急,国民政府又发出了增产川盐命令,久大公司作为全国最有影响的现代化盐业企业在内地重建盐厂,自然是响应政府号召,增产川盐,支持祖国长期抗战。经过范旭东多方奔走,1938年9月18日,久大自贡模范制盐厂终于落成开工。范旭东选择这一天开工,就是告诉久大员工勿忘 “九•一八事变”,勿忘国耻。他在开工典礼的致词中道出了重建久大的部分原因,为了 “表示中国制盐工厂决不消灭于敌人的侵略,决不屈服于敌人的炸弹。同时为了由工业方面培养吾们长期抗战的力量”。
众所周之,企业家首先要有创业家素质,而企业家素质又可分为两种层次。第一种层次是指企业家应具备赚钱的能力,包括企业管理经营方面的各种能力。第二种层次是指企业家应超脱于单纯的赚钱,更多的考虑社会、国家、民族利益。范旭东不仅具备了企业管理经营方面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他只是将创办企业作为实现其人生理想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一种目的。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抗战之初他为何抵制了日军的威逼利诱和克服重重困难在偏僻的自流井重建久大盐厂。在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范旭东建厂就是爱国行为,而不能等同于简单的赚钱牟利行为。
推广先进制盐技术
自贡盐场虽然产盐历史悠久,但由于交通闭塞,制盐技术落后,导致制盐成本高,不利于战时整个自贡盐业的发展。范旭东素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他深知:“中国今日不注重科学,中国工业有何希望?”久大公司作为中国现代化程度高、技术力量雄厚的企业,范旭东选择在自贡重建久大盐厂,不仅可以增加盐产,还可以在自贡推广先进制盐技术,带动整个自贡盐业的发展。
抗战爆发后,自贡盐场担负着川盐增产的重任,但自贡盐场的生产技术都显落后,不论打井,还是汲卤、煎盐,主要靠人力畜力,生产效率低,不利于川盐增产。反观久大盐业公司,早已实现了现代化作业,具有雄厚的技术力量。早在1922年,范旭东在久大化学实验室旧址,创立了黄海化学工业社,专门研究精盐副产品及化学制造方法。黄海化学社汇集了一大批技术精英,如孙学悟、郭浩清等人。1938年2月24日至27日,范旭东、侯德榜等人在川康盐务局局长缪秋杰的陪同下,参观了自贡盐场。自贡盐场制盐技术落后使范旭东感触颇深,深感改良自贡盐场之制盐技术,“知识分子个个都有责任,尤其是朝野靠盐吃饭的人们,应该不要完全漠视”。1938年3月14日,范旭东向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呈述了改进川盐的意见,并提出了改进川盐的三点建议:一是改用钢质平锅及新式炉灶以节省燃料,增加产量;二是用机器压制砖盐,以代替巴盐;三是修改水运河道,减轻折息,以轻负担。为了真正地推广制盐先进技术,1938年4月4日,范旭东在上呈四川盐务管理局关于申办久大自贡模范食盐厂的呈文中明确提出了久大办厂的两个原则:第一,本厂制造技术,可尽量公开,听凭同业仿效;第二,同行中有需要盐厂设计相委托的,久大厂在双方契约下将允为负责代办。抱着推广先进制盐技术的又一个重要目的,范旭东的建厂呈文获得盐局批准,久大盐厂的重建得以顺利进行。
范旭东在重建久大盐厂后,尽管面临着卤水不足,开工有限等困难,但对自贡制盐技术的改进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首先,在汲卤方面,自贡盐场开始由电力推卤代替牛力推卤,提高了汲卤生产效率。抗战以前,自贡盐场牛力推卤还比较盛行,费时费力。1940年久大自贡盐厂彭久生发明了电力推卤机,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而电力推卤比牛力推卤的成本也降低二分之一以上。其次,在制盐方面,平锅制盐技术推行,节能增产。自贡盐场原来一直使用旧式小圆锅制盐,既耗能也不卫生。久大公司则用平锅制盐,干净、节能。久大公司还为大盐商余述怀、刘瀛洲等修平锅,传授平锅制盐新技术,使平锅制盐得以迅速推广。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久大公司在自贡率先开创了盐化工业,即以制盐后的母液 (俗称卤旦水)中提取多种化工产品。1941年黄海化学社的无机盐专家郭浩清博士受范旭东派遣对卤旦水进行深入研究。久大公司根据郭的研究成果,于1941年冬从卤旦水中提取食盐副产品,生产的副产品有氯化钾、硼酸、酒精等十一种,自贡从此才开始有了真正的盐化工业。
构筑华西化工中心的需要
范旭东很早就意识到了化学工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他在1915年在天津创办了久大盐厂以后,相继于1917年创办了永利碱厂,1922年创办了黄海化学社,1937年创办了南京硫酸铔厂等企业,使“永久黄”企业的化工产品包括酸、碱、盐等部分,奠定了我国民族化学工业的基础。但抗战爆发后,范旭东的这些企业相继丧于敌手,于是1938年范旭东从沿海撤退以后,就决定建立华西化工中心,以开发华西,支持祖国长期抗战。他派员到四川、湖南等地勘查后,决定将华西化工中心设在四川。经过具体分析,他将永利碱厂和黄海化学社建在乐山五通桥地区,而久大盐厂则建在自流井地区,打算以自流井、五通桥地区为华西化工中心,建立华西化工基础,一来可以重振 “永久黄”企业之雄风,支持抗战,二来可以发展大后方的化学工业,响应国民政府开发大西南的建设号召。范旭东的这一举动的确具有其远见卓识。
鉴于盐是化工的基本原料,1938年范旭东委派唐汉三具体负责重建久大盐厂的具体事宜。范旭东重建久大也得到了国民政府和川康盐务局的支持。塘沽沦陷后,范旭东以及张伯苓等天津知名人士得到蒋介石的召见,范旭东代表久大、永利接受政府拨款一百万元,以备重建久大、永利之资金。当时的川康盐务管理局也支持范旭东在自贡重建久大盐厂,尤其是川康局局长缪秋杰热情邀请范旭东在自贡重建久大。1938年缪秋杰到重庆偶遇范旭东,他向范谈了川盐发展情况,并极力邀请他到自贡、犍乐一带参观。1938年2月间,缪秋杰陪同范旭东等人考察了自贡盐场,缪认为战时增产问题要紧,希望久大在自贡设厂。同时自贡地区的盐商们也表示如果久大能来,对于川盐技术改进不无裨益。政府和盐局的支持,加强了范旭东重建久大盐厂的决心,这也是他构筑华西化工中心的一部分。
应该看到,范旭东建立华西化工中心的宏伟构想不仅符合其主观想法,而且也与当时国民政府开发大西南、建立大后方化学工业区的计划有一致之处。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支持长期抗战,1938年初,国民政府拟定了《西南西北化工建设计划》,规定新的工业基地及地域以川、滇、黔、湘西为主,并拟将四川沱江及岷江流域包括泸县、内江、五通桥、自流井地区建为化学工业区。范 旭东选择在自流井重建久大盐厂与当时工矿调整委员会的设想不谋而合。工矿调整委员是国民政府成立的专门负责调整工矿企业分布与产销的机构,由翁文灏任主任。1938年1月底,工矿调整委 员会派员到四川勘定工矿区域,结果选定两处为 工厂内迁地点,其中之一便是自流井地区。工矿调整委员会拟将吴蕴初创办的天原、天利等化工厂迁往自流井地区,以方便原料之供应,把自流井建成化学工业区。为了真正把自流井建成化学工业区,国民政府也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改善自流井地区的外部环境。例如,为了解决自流井地区电 力不足问题,工矿调整处(工矿调整委员会的演变机构)把龙章造纸厂内迁的一部分1000千瓦发电 机借与自流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自流井电力不足的问题。工矿调整处还计划在自流井设一大型发电厂,从国外添置发电设备,但这一计划并未实现。后来由于吴蕴初的 “天”字号化工企业并未迁入自流井,工矿调整处的这一构想便搁置了起来,但却为范旭东在自流井地区重建久大提供了许多便利。
开发利用自贡丰富的盐卤资源
自贡素以井盐资源丰富闻名天下,这是久大盐厂的理想供应地。1938年3月14日,范旭东向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上呈的文中说:“查食盐来源不外三种:(一)晒海水为盐;(二)采掘矿盐;(三)凿井汲卤,用火煎熬。吾国目前以第一第三种为限。”自贡盐场井盐丰富,开采这儿的盐卤资源不失为范旭东建厂的重要因素。
自贡地区盐卤资源丰富,但由于交通不便等原因,影响了自贡盐场的战时增产。久大盐业公司在此设厂固然可以推广先进制盐技术,但若自贡交通不改进,将不利于盐业发展。1938年4月4日,范旭东在写给川康盐务局局长缪秋杰的公文中就表露了这方面的担忧,他认为川盐不能发展的原因除了技术之外,“交通不便与燃料供给之不自如”也是重要因素,而且改善自流井地区的交通条件 “非民间力量所能补救”,他希望缪秋杰能迅速拨款,改善交通燃料供求,以求川盐增产。范旭东的忧虑得到缪秋杰的重视。缪秋杰在任期间对自贡地区的公路、河道进行了大规模整治,他委托撤退来川的 “华北水利委员会”担任盐区航道的勘测设计,由盐局工程处整治盐井河、威远河航道300余公里。缪秋杰的这些措施,使自贡地区的交通条件得到改善,方便了自贡盐卤资源的开发,也打消了范旭东的顾虑。
总 论
范旭东在抗战初期重建久大盐厂这一行为,在当时颇具典型性,这突出地表现在他自身经历的典型和重建动机的典型,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自身经历的典型性。范旭东早年留学日本,具有扎实的企业经营管理知识和开拓的视野。在日留学期间,他目睹了日本之强盛,回顾中国之贫弱,最后决定走“实业救国”之路。到抗战爆发时,范旭东已是声名显赫的企业巨子,是我国民族工业界的一名代表。他将企业内迁无疑是颇具号召力的,对动员其他爱国企业家将工厂内迁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尽管范旭东的“实业救国”思想有一定局限性,但在当时对于抵制日寇入侵,拯救国家不无积极意义。
第二,建厂动机的典型性。范旭东作为实业巨子,其建厂动机并不图谋私利,而是服从于抗战需要,这也体现了他崇高的精神境界,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初范旭东投身实业,已立志救国。抗战爆发时,在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激励下,以民族大业为重,重建久大盐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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