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在回顾中国工业发展历程时曾说到“四个不能忘记”，其中就有“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范旭东，这位近代中国化学工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原籍湖南湘阴，相传乃宋代名相范仲淹的后裔。1883年，范旭东出生在湖南湘阴县一个清贫之家，他自幼酷爱读书，幼年丧父后，随母亲和哥哥到长沙定居，家中生活只能依靠母亲做针线活的微薄收入来勉强维持。1894年中日甲午战后，中华民族岌岌可危，不少爱国志士纷纷觉醒。少年时代范旭东曾就学于受梁启超思想影响较深的湖南时务学堂。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范旭东的哥哥范源濂（又名范静生）因追随梁启超亦遭通缉追捕，不得不亡命海外，因深怕离去会连累弟弟，于是范旭东得以随同哥哥东渡日本。

1901年范旭东到日本后，先后到清华学校和歌山中学、冈山高等学堂学习。1908年进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学习应用化学。目睹日本强盛的国势，为了拯救祖国，他决心在学业上和身体上作好一切准备。

1912年，范旭东以优异的成绩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范旭东曾在民国政府财政部任职，不久被派赴欧洲考察英、法、德、比等国的制盐及制碱工业，使他进一步开阔了眼界，他进一步感到中国的出路就在于要兴办工业，走“工业救国”道路的决心更加坚定。

“奋斗垂卅载，独创永利久大，遗恨渤海留残业和平正开始，方期协力建设，深痛中国失先生”——周恩来挽范旭东先生逝世

这幅周恩来为范旭东先生逝世亲笔题写的挽联，足以概括先生奔波辛劳的一生。

1914年，范旭东与盐政官僚景韬白创办全国第一家制精盐的塘沽久大精盐厂，自任总经理，开中国近代化学工业的先河。久大精盐厂所产的精盐，商标为五角形的海王星，寓意久大自强不息，象征为民造福。久大精盐品质纯净，色泽洁白，远销山西和绥远等省，受到极大欢迎。久大公司除生产精盐外，还有副产品，如碳酸镁、牙粉、牙膏等，为日后兴办制碱工业打下了基础。

由于市场上碱奇缺，因此与碱有直接关系的玻璃、造纸、纺织、染料、有机合成品等许多重要化学工业，都陷入垂危境地，许多厂家被迫停业。就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日用品如肥皂，食品如馒头，也因缺乏碱而无法制作。于是范旭东开始着手变盐为碱。1916年7月他在塘沽创办永利碱厂，并与侯德榜等成功地解决了制碱过程中一系列化学工艺与工程技术问题，制成洁白的“红三角”牌纯碱，碳酸钠含量达99%，突破了外国公司的垄断。

1926 年8月，“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费城参加了万国博览会，获得了金质奖，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中国的制碱工业因永利碱厂的成功而居亚洲的第一位，并且打入国际市场，令制碱先进的欧美国家，莫不刮目相看。1922年范旭东又在塘沽创办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这是国内第一个私人创办的科学研究机构。

1934年，范旭东偕侯德榜等人，选址南京六合卸甲甸，创办了今天南化公司的前身——永利铔厂。

1937年该厂建成，生产合成氨、硫酸、硫酸铵及硝酸，为当时具有世界水平的大型化工厂。酸、碱、盐是化学工业不可缺少的原料，世称“化学工业之母”。永利碱厂和永利铔厂的建设为中国自力生产酸、碱两大基本化工原料工业打下了坚实基础，开启了中国基本化学工业和化肥工业的先河。

然而，有了酸、碱这两个“翅膀”的中国化学工业，却没有能够起飞。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野蛮的侵华战争。范旭东历尽艰辛开创的中国化学工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国难当头，范旭东断然拒绝了日本军方提出的“合作”，也拒绝了英国卜内门公司的“保护”，并且不顾年迈，率领广大职工前往四川，致力于开辟西南化工基地，以支援抗战。其中包括：于自贡市创建久大盐厂及三一化工制品厂；迁建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及创建永利川厂于乐山县五通桥；并建立了纯碱、陶瓷、煤矿开采等企业及侯氏碱法中间试验厂。1944年，成立海洋化工研究室。此外，还建有炼油、翻砂、机械、陶器、动力等厂、煤矿、侯氏（侯德榜）试验工厂及土木、深井工程处等企业，并创设三一化学制品公司，从自流井卤水中提炼氯化钾和硼酸。

抗战胜利了，范旭东先生却一病不起。即使在病榻上，他还对前来探望的朋友们感慨地说：“抗战是胜利了，但建设国家还是任重而道远啊！”谁也没有想到，仅仅两天以后，这位为中国化学工业献出毕生精力的伟大开拓者，就离开了人世。

对范旭东的逝世，社会各界深感扼腕痛惜。当时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毛泽东，为他题写了“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挽联。周恩来代表毛泽东亲往南园吊唁 。1945年10月21日，许涤新在《新华日报》发表悼念文章，表彰范旭东对发展中国民族工业所作出的贡献，痛悼失去“一位可以携手为中国经济建设而奋斗的友人”。

潇湘之地，人杰地灵。匪气、霸气和灵气三气齐聚，让这片山水走出去的人成为各自领域里的佼佼者。而“湖南驴子”式的执著，却可以道出他们成功的秘密。

古今中外，潇湘大地出过匪气十足的响马大盗，近代史上霸气凌人的军事家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更有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刘少奇等人，近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湘西派作家更以灵气逼人著称。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熟悉范旭东的人都说，他身上最典型地体现了“湖南驴子”的执著。然而，沐浴在今天和平环境中的企业家们却难以体会，在当时那种动荡的年代里，要想办成一件事，将会遭遇怎样的坎坷与艰辛。执著创造奇迹，但有时候，光有执著还远远不够。

范旭东坚持要建立一个酸碱并举、强大的“永利”化工王国。于是他将建于天津塘沽的碱厂命名为“永利沽厂”，将建于南京六合卸甲甸的永利铔厂，命名为“永利宁厂”。抗战时期，他在重庆五通桥又建立了“永利川厂”。后来，为纪念已被日寇侵占的中国第一个化工基地天津塘沽，改名为“新塘沽”，为的是“燕运在望，以志不忘耳”。

1943年下半年，二次世界大战仍在激烈进行中，但战争前景已经明朗。范旭东预见到战后工业建设的繁重任务，向国民参政会建议成立经济参谋部，提出战后建设的规划纲领，并制定了建设十大化工厂的规划蓝图。同时他还让侯德榜领导在美国的工程师开展战后工业建设的研究，着手进行十大厂的设计工作。这个十大厂规划包括：扩充塘沽碱厂；修复南京铵厂；完成“新塘沽”合成氨厂工程；建设五通桥硝酸、硝酸铵和硫酸厂；建设株洲水泥厂；建设青岛电化厂；建设株洲硫酸铵厂；成立株洲炼焦厂；建设株洲玻璃厂和建设南京侯氏法碱厂等。

  　计划虽好，但当时搞建设可能的资金链条几乎都遭到破坏。经过战火袭击的永利早已债台高筑；要想寻求国民政府的资助，必须先接受对方提出的苛刻附加条件；国内金融界的高利盘剥也是永利所不能承受的。在这种情况下，范旭东积极探索开发战后民间贷款的渠道，将目光投向了国际银行贷款。

1944年11月，国际通商会议在美国召开，范旭东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工业代表赴美，在开会之余，积极投入筹集资金的忙碌工作中。对此，著名的《海王》杂志在 1945年1月1日有如下报道：

范先生在美公务大忙，通商会议一结束，即与侯先生、解先生去华盛顿，一夜赶回，越日飞芝加哥，住一天又返飞纽约。他们极看中时间，一刻不敢放松，各地会谈都事先约时间、地点，谈话扼要简单，生怕断送时间与机会。┅┅他们总是忙来忙去地不停。而他们的身体则更见健适了，尤其是范先生，他比在国内还要健啖健步，赛得过壮年、青年朋友们。

经过努力，美国进出口银行破例首次同意向中国私人企业直接贷款，贷款额为1600万美元，取息低廉，且无需任何抵押，只要中国政府同意担保，即可履行放款手续。这样的一个好机会，无疑让饱经战火的范旭东看到了一丝曙光。

1945年抗战胜利后，年逾花甲的范旭东认为复兴“永利”的机会已经来临。为了获得美国提供的建设十大化工厂的贷款，他不得不向当时的国民政府递交呈文，申请由政府担保向美国贷款的事宜。在呈文递交之后久无回复的情况下，范旭东亲自登门拜访当时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没想到这位以贪污敛财著称的“财爷”，以各种借口推诿，对申请之事不作答复，反而在言语间流露出投资入股、侵吞“永利”资产的意图，申请之事不了了之。

范旭东倍感失落，他与侯德榜谈到：“若不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何至于受他们的挟持、欺压呢？……而今为了十大厂计划的实现，我们还得去当孙子，去求那些大老爷。我们一定要争取在不丧失‘永利’权利的前提下，让他们在保证书上签字！”

在侯德榜的陪同下，执著的范旭东又一次敲响了当时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的家门，正在跳舞打牌的宋子文当然无暇顾及他们，于是让秘书以“公务繁忙、不便会客”的简单几句话予以打发。经过这两次打击，梦寐以求的建设十大化工厂的计划彻底落空，这让本来就已经积劳成疾、心力交瘁的范旭东受到严重的精神打击，从此一病不起。

正像当时重庆《新华日报》悼念范旭东先生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范先生的半生坎坷，象征了数十年来中国民族工业的坎坷！中国如不能独立自主，中国政治如不能走上民主的道路，则民族工业是没有方法发展的……假如范先生的心血是灌溉在民主国家的土壤里，我们知道他们的果实一定比现在更加丰硕，更加美丽！”

“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天不能死，地不能埋，世不能语”——郭沫若挽范旭东先生逝世

今天，当人们还在为“企业家应被赋予怎样的社会责任和道义使命”而争论不休时，范旭东，这位受人尊敬的民族实业家，在他去世半个世纪之后，被人们重新记住。

2003年10月24日，占地1万平方米、总投资1亿多元的“范旭东主题休闲广场”工程在南京化工产业基地六合沿江工业开发区长冲街建成竣工。五月的广场花团锦簇，成群的孩子在绿地上嬉戏。步入广场，最显眼的就是那座连同底座高达10.24米的范旭东先生铜像，这也是南京市目前最大的名人雕像。而这一天，恰恰是范旭东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广场除建有范旭东浮雕墙、铜像、史料馆外，广场周边还设有步行街、商贸综合服务区、英语角和艺术沙龙角。或许，让这位老人看着年轻一代在他身边愉快地生活，对于那些至今怀念他的人来说，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

商场如战场，“打虎还需亲兄弟，上阵要靠父子兵”的说法，在饱受农耕文明影响的近现代工业发展史上，一直被奉为经典。即便在全球化的今天，在许多家族企业里，还能够看到这句话的影子。有人还在羡慕“桃园三结义”式的歃血结盟，如果用在今天的商场，肯定会无往而不胜。在范旭东身上，我们却看到了另外一种景象，一个企业家，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折服了身边的员工，让他们无怨无悔跟随他。支撑他们的，是早日让中华民族工业强大起来的信念。而他们之间，也早已超越了老板和员工之间简单的雇佣关系，变成了朋友，甚至兄弟。

范旭东十分注重把发展实业与服务社会、报效祖国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从他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制定的共同信条可见一斑，“凡遇有国家与个己利益不尽符合之事，必须让国家享受利益；凡遇有公私利益相冲突之事，必须绝对以克己精神自制，勿令公 家吃亏；必须以理智主持公道，爱护事业；应相互砥砺学行，勿自甘暴弃；尤应勿忘以善意待人，巩固团体生活。”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一信条在今天看来，仍不过时。

范先生生前的企业里，英、德、美甚至瑞典等各国专家云集，在先生的妥善安排下，大家各尽其职，合作融洽。一位美国专家曾经说过：“在美国需要5个工人可以完成的工作，在永利有7个工人也完全可以做到。”他们在时局动荡、工业落后的旧中国，看到永利高效率的管理和企业运作，非常佩服。

侯德榜生前经常深情地回忆范先生对他的支持与爱护，没有范先生，就没有“侯氏制碱法”的诞生，范先生的确是他事业的坚强后盾和良师益友。他忘不了在工厂资金紧缺的情况下，范先生顶住压力，通过裁减工人和开展职员节约开支，挤出资金支持他到美国学习制碱技术；他忘不了七七事变之后，范先生拒绝与日军合作，“宁举丧，不受奠仪”，携带永利物资和员工，远迁大西南的抉择；他更忘不了抗战胜利后先生四处碰壁，内心的彷徨与失落。

于是在范旭东先生逝世后，侯德榜在其遗像前沉重宣誓：“同仁们，继承先生遗志，遵先生之计划进行，一切无变化。将来若小有成就，非同仁之力，乃先生掣划之功。若其无所成就，非先生之计划不善，惟予等小子无良。”侯博士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中国化工界的成就，无不印证着范先生临终前“齐心合力，努力前进”的遗志。

翻开范旭东先生史料馆的档案，我们发现，他不仅兴办实业，还十分热衷于学术活动和教育事业，曾担任中国自然科学社理事达30余年之久，该社编辑出版的《自然科学》杂志，解放后还在继续出版；他还曾受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的聘请担任评议员达10余年之多；他曾被推选为中华化学工业会副会长、中国化学学会副理事长。该学会出版的《化学报》是我国发行较久的化学专业杂志，迄今仍持续出刊；他还继兄长范源濂之后担任过中华书局董事，对出版事业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他是天津南开大学和湖南私立隐储女校的校董，对南开大学化学系和经济研究所捐赠过奖学金，以鼓励优秀学生深造；他对隐储女校也曾多次给予经济上的支持……

“东北三省是中国的领土，我们的产品不仅要在东北销售，还要向整个世界市场销售！”这是1938年与德国谈判购买察安法专利时，针对德方提出的“将来使用察安法专利的产品，不准在东北三省出售”的苛刻条件，范旭东先生大义凛然做出的回应。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句话在今天听来，仍然令人震聋发聩。今天的中国技术在许多领域都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准，有的甚至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中国的产品早已销往五湖四海。这一点，我们可以无愧告慰这位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