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经过“康、雍、乾盛世”的回光反照之后，已气息奄奄、百病丛生。从专制政权来讲，一方面清朝皇权已集中到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顶点。另一方而，百官中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互相推诿的腐败风气，也达到了极点。整个官僚机构已有运转不灵之虞。统治阶级面临着全面的危机。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趋激化，各族人民不断起义。清朝统治者实际上已坐于人民反抗的火山口了。以陶澍为首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在清廷日益衰败、举步维艰之际，勇于改革，立意革新，给腐败的清朝封建政治带来一股清新气息。本文将试图简要论述陶澍在历史上所起的顺应历史发展的作用。

陶澍，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小淹镇人。生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十一月三十日。嘉庆七年（24岁）中进士，入翰林院庶吉士并授编修。历任四川分试副考官、江西道监察御史、户部给事中、吏部掌印给事中、川东岳备道道员、山西按察使，安徽布政使、安徽巡抚、江苏巡抚，道光十年加太子少保署两江总督兼管盐政。道光十九年（1839年）夏六月初二陶澍病逝于总督任上，享年62岁。陶澍一生，居要职，兼重任，作为清廷掌管东南半壁河山的封疆大吏，实为地主阶级国家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一生政绩卓然。在水利、财政、盐政、漕运诸方面都有新的建树。魏源曾这样评价他，说他一生政绩昭昭，别人只要得其中一项，便可名世。（魏源《陶文毅公神道碑》下简称《神道碑》）。

陶澍勇于革新的精神，在“河运改海运”一事上，充分地表现出来。漕粮是京城皇室贵族、王公大臣的口粮来源。也是驻扎在北京一带八旗军队的给养源。漕粮的运输，由于清初实行的海禁政策，所以一直是沿袭明朝的老办法致力于河运。但运河时通时阻，不能正常进行运输。而且在运输过程中，弊病很多。因此，漕运成为使清朝政府十分头痛的大问题。1824年（道光四年）冬，在淮安附近的高堰决口，河水大量泄出，运河水位下降，致使从高邮、宝应到清江浦河道，船只很难通行。1825年（道光五年）夏，“漕河大梗，万墙林束”，（《神道碑》）当时朝廷众多的大臣主张引黄河水入运河，以提高运河的水位。根据这种意见去做，虽能解决燃眉之急，但也存在大问题，因为黄河水挟带泥沙太多，长久以往，会淤塞运河，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协办大学士英和向道光皇帝上疏力陈海运，但是由于内臣外吏的反对意见太多，英和的建议拖延半年而无成议。持反对意见的人，不是说海运风浪太大，就是说海运遭到的海贼很多。不是说海运会使米质霉变，就是海运的费用太大。在他们看来，海运简直无法进行。道光皇帝在这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把敢于任事、颇具才能的陶澍由安徽巡抚调任为江苏巡抚。陶澍上任后，力排众议，与两江总督琦善总办漕运。陶澍在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等人协助下，认真地分析了形势，认为当务之急是应当筹办海运。并认识到漕运不能一步就转为海运，因为那样做，民力受不了，应该是海河并运。只宜以苏、松、常、镇的漕粮一百六十万石归海运，其余漕粮仍由河运。（《陶文毅公行状》陈銮著，下简称《行状》）随后，陶澍亲自去海上筹集商船，确定航线，核算运费。道光六年春，开始了这次官督商运的海上运输，第一次运了一百一十二万二千余石，第二次运了六十万石，航程四千余里，皆十几天内抵达天津。整个航程没有发生一起船只漂失损坏的事件。由于运输时间短，道光皇帝命令尚书穆彰阿去查验米质，皆比河运的要好。在陶澍的主张下，回程的海船装上了自奉天（今沈阳）出产的大豆。南运的卖豆钱，除解决漕运的费用外，还结余了银、米各十万。因此远较河运节省。第二年，陶澍将苏、松、太仓三地的漕粮永远划归为海运，并订立了章程。到光绪年间，海运兴旺，河运终于完全废止。陶澍倡导的漕粮海运之举，不仅在当时是利国利民的好事，而且它的更重大的意义是推动了我国近代海运事业的发展。

陶澍推行的盐政改革在历史上也有一定的影响。清朝与历朝政府一样实行盐铁专营，盐课为清朝政府的重要收入。商人远销官盐，必凭户部所发的凭照，称之为盐引。政府将盐商所领的盐引编成纲册，允许盐商永远据有。这种盐引就又称为窝本、窝根或根窝。这种制度也就称为“纲盐制”，清朝的盐商大致可分为三种：一为场商，负责在盐场收购；二为运商，负责盐的运销；三为总商，负责整个盐业经营，并向政府纳盐税。因此食盐的收购，运销权都为盐商所垄断。有的盐商甚至可以根本不从事盐业经营，将窝根典质与别人，就能坐收厚利。道光初年，两淮等地盐商与蠹吏相勾结，他们假公济私、浮报开支、挪用公款用各种名义来征收杂费。如淮南的“窝价”；淮北的“坝杠”；两湖的“岸费”、“匣费”等等。这些浮杂费动辄以百万两，甚至上千万两银子来计算，全部摊入官盐成本，导致官盐价格昂贵（每斤合制钱约七十文，高出私盐三十文的一倍多）。这样一来，市场上官盐滞销，私盐畅销，政府的盐税收入大减：道光二年以前，两淮地方政府累计盐课亏空九百余万两银子，而盐课的正常年收入只有四百余万两银子。道光十年冬，陶澍任总督兼管盐政，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针对当时盐政的弊端，陶澍认为改革的关键在于减低官盐成本，使盐价低而畅销。这样方可以扭转政府盐课收入的赤字。陶澍提出了三条改革意见：一、裁浮费，以轻成本。一共裁去浮费几百万两银子，减去盐务衙门开支十六万两银子。他并带头上缴盐政养廉银五千两（养廉银是清政府规定官员在正俸之外，可享用的收入，用以养廉）。二、慎出纳，以重库款。设内外两库，内库专上缴国家，任何人不得挪用。外库归盐商和地方开支，并革去过去管库银的总商，以免总商乱挪用库银。三、严禁粮船夹带私盐。过去漕粮船回程时夹带芦盐（长芦盐场产的盐）。占去淮盐三个月销额，影响淮盐的销售。道光十六年，有官员提出，带芦盐，只要完纳淮盐课，就应放行。其收入还可以接济穷船丁。陶澍认为这样不行，不仅妨碍了盐政，而且滞阻了漕运。由于陶澍的坚持，粮船夹带现象得以禁止。四、在淮北实行票盐制由盐运司印制三联票，每票十引，每引四百斤，各地商民只要照章纳税，就可凭证运销食盐。这样就彻底消除纲盐商垄断食盐的运销特权，使盐畅其流。票盐制的实行，大见成效。以后票盐制就推广开了。陶澍的盐政改革改变了以前盐务的积弊，使当时严重的财政危机得到了一定的缓解。陶澍在兼任盐政的八年中，完成国家盐课收入二千六百四十余万两银子，而缓纳的尚不计算在内。每年的盐课收入都当年清算了结，并且还代偿了以前累年积欠的盐课五百万两一银子。（《行状》）陶澍在盐政上的成功，归结起来，是他注意了商品流通的规律，实行了票盐制。减少了中间盘剥，降低了官盐成本，加强了政府行政干预的能力，查禁私贩，开源节流的结果。当然不能否认，陶澍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使封建政府增加盐课收入。但其改革的结果，降低了官盐价格，使人民也受了益。陶澍当年进行这些改革是不容易的，据魏源说是“群议沸腾，奏牍盈尺”。（《神道碑》）陶澍顶住了巨大压力，顽强抗争，终于获得了成功。

陶澍在河工上的建树，更是令人称道。道光三年以来，江苏频患水灾，太湖水入海之道不畅。封建政府屡议修浚，但无结果。主持水利工程的官员认为，太湖水入海不畅是海潮挟沙淤塞的结果，因此要在入海处建闸御海潮。陶澍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较全面。他认为，要除水患，主要是要疏通河道。当然这种疏通不是条条河港都去疏通，因为那样干，人力物力都受不了。主要是要疏通太湖入海的正流吴淞江。疏通的程度也要把握好，不能使太湖水“一泄无余”，还要蓄水防旱。对于海潮要全面地看，它既能挟沙而来，也能挟沙而去。陶澍在这里的分析，颇有朴素辩证法思想，陶澍接着以黄浦江为例，指出它从来无闸，但海潮鼓荡，使江面阔而水深。于是陶澍以办海运节余的银子二十多万两兴河工，花了八年的时间，将吴淞江疏通。陶澍与巡抚林则徐还主持了浏河和白茆河的水利工程。这两条河工程是同时开工的，浏河工程用银十六万两，白茆河工程用银十一万两，都是用官民捐办的形式筹集起来的。这两条河过去都通海，容易淤塞。如果要疏通入海口，工程巨大。因此陶澍主持将这两条河改道与黄浦江、吴淞江通流。为了解决潮水挟沙而来的问题，陶澍主持在近海口建坝，潮水来由坝拦截，不能涌入内河；潮水退，内河水涨，由坝泄而归海。这样较好解决了入海口易淤塞的问题。道光十四年五月两河工程竣工，陶澍与林则徐分路验收，两岸老百姓欢声雷动，说是百年来首次解决了太湖水患的问题。（《行状》）由于这些水利工程的作用，使当年陡涨的太湖水，不消三日就退了数尺，农业仍获大丰收。以后陶澍与林则徐还主持疏浚了德阳河、练湖、孟渎河等水道，以利漕船通行。陶澍在兴修水利方面建立的“垂百年之利”的功绩，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值得一提的是，陶澍的改革没有也不可能挽救清朝封建王朝衰亡的命运，但却有助于历史的进步。陶澍周围的人，大都是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如林则徐、魏源、包世臣、贺长龄等。这些人都是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进步代表，是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先驱。清朝后期的所谓“中兴名臣”左宗棠则是陶澍的姻亲，胡林翼是陶澍的女婿，可以说陶澍的思想与作风影响了整整几代人，他代表着地主阶级中一部分较清醒、较开放的有识之士。因此，要想研究我国近代史早期的人物群体，陶澍则是我们首先需要研究的重要对象。本文仅从改革这样一个侧面对这一重要湖湘人物进行探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