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作为中国清代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他的历史功绩是多方面的。然而，就其对我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影响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对杰出人才的发现和拔擢，而这一切，又是与他的人才思想，尤其是政治思想分不开的。

一

陶澍在人才问题上的实践是在他的人才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在《查议挑办徒阳运河章程折子》、《酌改提调知县并佐杂简要各缺折子》等文中，陶澍对此作了很好的阐述。其主要内容有：

1.以廉干为核心的用人标准。陶澍认为“大吏重廉能”，主张各州县都要善于提拔、荐举“其平素相结合廉干之员”。这就说明他在用人上反复强调的是廉、干二字。他曾自撰一幅座右铭式的对联：“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无人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他的一生确是以廉、干自守的。不言而喻，廉和干实质上是德和才的具体体现。不廉洁，无从谈到为国尽忠，为民谋利，德从何来？不干，不实践，才能从何体现，又何能不断增长才干。是贪还是廉，这是衡量人才的一个根本的最过硬的标准。它既是经济标准，也是政治标准；既可作定性分析，也可作定量分析。“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封建社会里贪官遍地，清廉的官吏极少。然而，“文官不爱财”，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优秀士大夫的好传统，历史上清式官也还是有的。陶澍本人就是一个清官。所以他非常强调：“古人语功名，首在敦廉洁”。

2.不拘一格，发现人才。“材大何须玉尺量”，这是发自陶澍肺腑之言。他认为对于杰出的人才，可以突破等、格的框框。“无论实缺、候补、佐贰，均准其详明调派。”这确属难得的。比如俞德渊原是苏州督粮同知，由于他熟悉漕运情况，陶澍要他负责起草海运章程，并破格提升他为常州知府，后来又协助陶澍改革盐政，在陶澍等人的大力推荐下，俞被擢升为两淮盐运使。陶澍还强调看人不能只凭一时一事，而要看他“平素”所行所为。他指出：“盖其人既系素信，自必结实可靠”。对于他们的缺点、弱点，要“去弊以严，而待士则宽”不求全责备。胡林翼是“湘军”的四大领袖之一，然而“少时负才不羁”。陶澍与他祖父关系甚好，发现他有非凡才气，便把女儿许配给他，从多方面给予培养、教育，后来，胡林翼升任为湖北巡抚，成为清代名将。《清史稿》称胡林翼“综覈名实，干济冠时”，“长驾远驭，驱策群才”。正因为陶澍能不拘一格发现人才，他对于诸葛亮善于发现和网罗人才更是景仰万分。他称赞诸葛亮“能从乱世收名士，毕竟英雄只识君”，主张时时处处留心发现人才：“路过荆山看玉献，网开沧海见珠盈。匆匆漫作庖人代，莫讶酸梅试鼎羹”。

3.因才任使，不妒贤，不忌才。陶澍强调“地方情形不一，人材优绌不齐，必须因才任使，方克收治理之效”。在他担任两江总督时期不仅聚集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杰出人才，而且他都能视为知己，扬长避短，给予高度信任，因而充分发挥这些人才的作用。比如他创办漕粮海运、改革盐政、广修水利等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就是与他充分发挥了王凤生、俞德渊、姚莹、黄冕等人的作用分不开的。在督办海运时，黄冕被陶澍派到“上海集沙船与议，尽得要领”，并因辅助陶澍创办海运有功，授予江都知县。《清史稿》称陶澍“胸怀洞无城府”，这确是那些武大郎开店式的领导者望尘莫及的。

4.以身作则，奖罚分明。陶澍指出：人是变化的，要注意在工作中去考察。“如果经理得宜，认真挑办，即予记功嘉奖，倘有草率偷减，立即撤参，亦责有攸归，各思奋勉。”特别是督抚藩臬等“上司”，应作出榜样来，“正本清源，以身率属”。他的这些见解，是相当精辟的。在人才上徇私舞弊，为害极大，是最大的不廉，更是不忠，必须从上面作起，以清吏治。他强调“宦情清自贤”。如果宦情不清，贤人就不出，要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办不到的。不难发现，陶澍在人才问题上敢于奖罚分明，罢掉、撤换了一批昏庸腐败的官吏；以身作则，坚持廉政的用人标准，反对吏部重签，反对“滥倖之门”、“贿许营求”和“趋避取巧”。正因这样，就使得他能够发现和提拔一批国家栋梁之才。离开清正，要发现贤能是困难的，或者简直是不可能的。

5.既善于发现人才，又重视培育人才。陶澍曾经指出：“致治必资懋学”，得人必先育人。“书院为教育人才之地”，“今日士子，即异日之官吏。”办好书院，兴育贤才，乃是治本之方。他不仅于1805年秋至1808年夏的三年内曾主讲过湖南澧县的澧阳书院从事“树人树木”的教育工作，而且在他担任总督、巡抚等行政官吏期间，也高度重视教育事业。他曾亲自捐款兴建书院，督导属员修建书院，提倡实学，改革书院教育，树立良好的士风。他个人捐款创建的惜阴书院，就在培养良好的士习学风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培养了不少人才。这也是陶澍人才思想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二

陶澍的人才思想与他的政治思想是完全一致并服务和服从于政治思想的。1830年陶澍在受命为两江总督兼署江苏巡抚，并升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江南江西地方军务时，道光帝就曾指示他：“三省重任，自不待言矣……当今之要，首在得人，汝宜殚竭心力，公慎察查。”陶澍表示要尽力之所能，“一寸血诚，矢诸寝寐”。

由于陶澍出生的时代，正是清王朝由盛到衰的时期。这时，政治黑暗，吏治腐败，经济凋蔽，财政拮据；军备废弛，士风日下，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其中尤以嘉庆初年（1796年）的白莲教起义规模最大，给清王朝统治以沉重的打击。道光以来，英国资产阶级加紧向我国输入鸦片，吸食者萎糜 不振，白银大量外流，各方面危机四伏，社会更加动荡不安。面对以上形势，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产生了伤时忧国的意识，企图在清王朝统帅下，启用一批经世致用、匡时救弊的人才，进行刷新政治的某些改革，以找出一条摆脱危机、巩固大清江山的出路。陶澍就是这样一批人士中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少负经世志”，大力提倡“通经致用”和“实学”。他说过：“经术明则人才蔚起”，“经正而庶民兴”。他在不少诗文中写道：“禄仕岂为身，时清值报国”；“世间花样漫新旧，努力为国收栋梁”；“欲采栋梁为国用，先舒桃李为公芳”；并一直表示：“惟有益励冰兢，实心实意以报皇上”。可见，经世致用，匡时救弊，报国忠君，这就是陶澍人才思想的实质。他所要得到的也就是有这样思想和才能的一批人才。

能否“察查”出这样一批人才，是关系当时清王朝危急存亡的大问题。这不仅因为当时形势需要一批这样人才来力挽狂澜，以走出危机；而且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政治特征之一就是皇帝驾驭下的官僚集团的吏治，也就是人治。所有法纪纲常，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通过人治来决定和进行的。为此，陶澍对人才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有着自己的认识和阐述。他在《乡试监临乙酉科文闱》诗中写道：“文章藻鉴归前辈，盛世英才重于旌”。这就是说杰出人才比起军队的旌旗还要重要。诚然，这时并非盛世。在《秋日怀古》一诗中，他就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但使可人能办贼，何妨豎子遂成名”。这就是说他最需要的是“办贼”，也就是镇压农民起义的人才，并且访求这种人才是多么雷急火燎、如饥似渴的啊！

由于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陶澍不可能认识封建社会纲纪法制的阶级实质和它存在的严重问题。他认为当时“立法实己周详，纲纪无难整肃。所以不能久而无弊者，则非法之未良，实以任事者之难其人耳。”他的这些看法不是没有片面性的。但他对道光帝讲的“当今之要，首在得人”是理解和阐述得相当透彻的。他指出：“州县为亲民之官，州县得人，而天下咸理矣。州县非其人”，“天下之未能悉协于理，实由于此。”人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东西。“千金易得，一将难求。”陶澍是这样看的，也是这样做的。1836年初，陶澍在由北京返回家乡湖南的旅途中，突然得到两淮盐运使俞德渊病逝的消息。他十分悲痛，当即中止回籍，从河南折回江苏，恸哭道：“斯人难再得”！并忧虑，俞德渊死后，两淮盐务“主持乏人，实恐甫经扶起之局，又有顿蹙。悼惜之余，转焦增灼”。可见，当时得人之难，也反映他失人之痛，对下属至为关心。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时势造英雄。人是环境的产物，但环境要靠人来改造。当政治路线决定以后，人才问题也就是干部问题是决定性的因素。陶澍作为地主阶级革新派的一个成员在人才问题上的成功，就在于他当时顺应了形势的要求，奋力寻觅和试行着一条经世致用、进行改革的路线，因而能够团结一批经世致用的杰出人才。这不仅使得他进行的一些改革赢得某些成绩，更为近代中国发现和储备了杰出人才，给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以影响。作为中国古代和近代之交的历史人物，在人才问题上，他可以说是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显然，陶澍在用人上并不是没有失误的。他曾以“心地明白，谨饬安详”力荐过李湘莲为河库道。但是后来李湘莲在任多年，款目牵混，轇轕不清，被查办革职。清廷指责陶澍“平日非隐受欺蒙，即意存瞻徇，于兴贤去不肖之义漠不关心”，并以保荐失职，降四级留用。这个处分看来是相当重的，然而陶澍对此并无怨言，说明他在用人问题上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严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