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抗战时期的西部地区，包括西北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5省和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广西、西康、西藏6省，总面积61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亿。其中四川人口最多，约5400万人。其余各省则地广人稀，甘肃约600万人，西康仅300万人。自唐代以后，该地区一直发展缓慢，同东南沿海各省相比要落后得多。战前，川、康、滇、黔、陕、甘、宁、青、桂、湘10省的新式工厂仅占全国总数的8%，发电度数只及全国总数的2%，而工业用电数只占全国的0.45%。银行业同样如此。截至1936年6月，除湖南外的西部9省，共拥有银行总行及分支行250所，约占全国总数的14%，其中又多集中在四川省，达125所，占了一半。社会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平衡性，可见一般。

“七七”事变爆发后，华北及东南沿海大片国土很快沦入敌手。国民政府从南京迁都武汉，再迁重庆，大批工厂、学校及难民随之西移，形成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西迁运动。西部被国民政府视为抗战的后方基地，开始有计划地开发建设。随着产业开发，西部银行业顿呈繁荣。至1942年8月，5年之内新设银行达108家。到1945年8月底，西部银行总行已达415家，分支机构2566所。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及省、县银行增加幅度远较商业银行为剧，合计总行310家，分支机构1971所，分别占75%和77%。反映出国民政府战时金融政策的倾向性。

成立于1917年的金城银行，因总经理周作民经营有方，且善于应付政治局势的变化，业务发展迅速。1935年和1936年，存款额曾一举超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跃居全国商业银行首位；存放款数额在25家主要私营银行中的比重，也分别由1927年的8.71%和7.92%，上升到1936年的13.43%和13.05%。至1937年6月底，该行的纯存款总额为15900万元，放款总额为11083万元，工商企业的投资对象达95个，分支机构曾添设至65处。以稳健、有魄力著称于民国金融界的周作民，雄心勃勃，意欲仿效日本三井、三菱财团的经营方式，建立自己的金融王国。

卢沟桥的炮声，无情地震碎了周作民的美好梦想。战事发生后，金城银行一面在沿海省市撤迁机构，一面向西部扩设行处。如把保定、定县、石家庄等7地机构迁入北平分行，苏州、南通、常熟各行处撤至上海，郑州、广州、大连、哈尔滨各行相继裁撤。战前，金城在西南、西北只有西安、重庆2个办事处。随着战火的蔓延，国民政府的西迁，金城先后在成都、昆明等地设立分支机构。1941年4月8日，成立重庆管辖行，经理由原汉口分行经理戴自牧担任，统辖西部各行处，开始与上海总处划分资金，实行独立核算。1943年4月，重庆总经理处（简称渝总处）成立，形成与上海总管理处对峙的局面。渝总处下设西南区、西北区、东南区3个管辖行。

抗战期间，金城银行在西部（包括湖南省）先后设立的分支机构共有23处，具体分布情况是：西南区管辖行下设重庆分行，成都、贵阳、昆明支行，民权路、两路口、沙坪坝、华西坝、川大、乐山、泸县、自流井办事处及联大办事分处、威远寄庄，另有重庆信托部；东南区管辖行下设桂林、长沙支行，衡阳、梧州、柳州、沅陵办事处及辰溪办事分处；西北区管辖行下设西安支行，宝鸡、汉中、平凉、天水办事处。“大凡后方较大之城市，无不有该行机构之设立”，形成了系统的金融网络。

二

国民政府在抗战开始后实行金融统制政策，以中、中、交、农为首的国家资本银行势力急剧膨胀，私营行、庄则受到种种限制。

1940年8月7日，国民政府主要针对私营银行公布《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要点是：（1）确立存款保证金制度，增强国家银行资力。规定：“银行经收存款，除储蓄存款应照《储蓄银行法》办理外，其普通存款应以所收存款总额百分之二十为准备金，转存当地中中交农四行任何一行，并由收存行结以适当存息。”（2）限制银行资金运用范围，防止囤积投机。要求银行放款“以投资生产建设事业及联合产销事业为原则。其承做抵押放款，应以各该行业正当商人为限。押款已届期满，请求展期者，并应考查货物性质，如系民生日用必须品，应即限令押款赎取出售，不得展期，以杜囤积居奇”。（3）限制银行及行员（含官营银行经营商业。“银行不得直接经营商业或囤积货物，并不得以代理部、贸易部或信托部等名义，自行经营或代客买卖货物”，官办或官商合办等银行工作人员“不得直接经营商业”。（4）财政部可随时派员检查银行，并对违规银行进行处罚。

此项办法并未得到彻底执行。普通银行存款准备金迟至1941年12月才开始交存中、中、交、农四行，比规定时间晚了1年又3个月；银行的商业投机活动反趋兴盛，盈利居各业之首，诱使新设银行猛增，同时助长物价波动，影响社会经济的稳定。国民政府不得不对上述管理办法进行修正补充，于1941年12月9日公布《修正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15条，除原有规定外，又做如下补充：（1）“新设银行除县银行及华侨资金内移请设立银行者外，一概不得设立”，但“在本办法施行前已开业而尚未呈请注册之银行，应于本办法公布命令到达之日起一个月内呈请财政部补行注册”；（2）银行押款以放给经营本业并加入各该同业公会之商人为限，放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每户放款不得超过该行放款总额5%；（3）银行服务人员利用行款经营商业，以侵占论处；（4）非经呈财政部特准，不得买卖外汇等。

1942年12月起，财政部又在成都、西安、兰州、桂林、昆明、贵阳等17个城市设立“银行监理官”，其职权是：（1）事先审核管辖区银行、钱庄放款业务；（2）事后抽查管辖区内银行、钱庄放款用途；（3）审核管辖区内银行、钱庄日计表及存放汇总表；（4）督促管辖区内银行、钱庄提缴普通存款准备金及储蓄存款保证准备；（5）检查管辖区内银行、钱庄账目并会同主管官署检查向银行、钱庄借款厂商的账目，等等。为强化统制，财政部又陆续颁布单项法令，划一银行会计科目，不准商业银行在25个城市添设分支机构，禁止各银行接受金类押款，存款准备金缴存办法由每3个月调整一次改为每月调整一次。在这种金融体制之下，一般私营行庄难有作为。金城银行能够立足并有较大发展，成为后方最为活跃的私营银行，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它采取了诸如设立暗账隐匿收入，转移存款逃缴准备金，以第二准备金名义集中各行处40%资金加以运用等手段，逃避管制；另一方面，与一些达官要人的鼎力相助也密不可分，其中如张群、吴鼎昌、钱新之、卢作孚、范旭东等，没有他们的支持，金城的命运是难以想象的。

张群被周作民视为生死之交，在中原大战期间北上游说张学良时，即与周建立了深厚感情。周能够与蒋介石拉上关系，发生政治危机时屡屡化险为夷，全赖张群之力；张在经济上亦时常得到周的资助，其资产大半交周经管。张为政学系领头人物，金城银行因此曾被人目为政学系的“大本营”。抗战期间，张群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对金城在后方的事业多有关照，对维护周作民在金城的最高主持人地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吴鼎昌曾任天津造币厂监督、段祺瑞内阁财政次长、盐业银行总经理、《大公报》社长，1935年12月，入阁南京国民政府，为实业部长。抗战爆发不久，被任命为贵州省政府主席。1944年冬被任命为国民政府文官长，成为蒋介石最直接的幕僚。吴曾参与发起创办金城银行，并入股3万元，被推为常川办事董事。四行联营后，先后担任联营事务所、四行储蓄会主任。1942年起，与后方的另一名董事钱新之（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代行金城银行董事会及董事长职权。国民政府财政部曾训令“公务员不得兼任商业机构董事监察人”，金城银行以难以召开股东会为由，未予执行。

范旭东是著名的实业家，被称为“化工先导”。从其1917年创办永利制碱厂开始，金城银行便甘冒风险，一直予以资金上的支持，初入股3万元，1921年起允许每年透支10万元，后增至15万元，1926年竟达60万元。1934年，范旭东筹建硫酸氨厂，金城与上海、中南3家银行承购永利化学工业公司200万元新股，并与中国、交通等银行合组银团，向永利提供1000万元借款，其中金城承担245万元。自永利成立之日起，周作民即被选为该公司董事长，直到去世；同样，范旭东从1932年起任金城银行监察人多年。二人相互信任、支持，交称莫逆。“七七”事变发生，永利塘沽碱厂、南京氨厂相继被日军占领，范旭东辗转到四川，开始新的创业，继续得到金城银行资金上的帮助。金城银行通过对著名爱国实业家的支持，也赢得政治上的声誉。1946年1月12日，周作民在重庆得蒋介石接见，会谈中特别提到他与范旭东及永利的关系，谓“该公司有于四年内完成十厂之计划”，请蒋“继续维护”。

卢作孚是同样著名的实业家。1926年，他创办民生实业公司，一直担任总经理。十余年间，民生公司发展为西南最大的航运企业，成为长江航线上颇具实力的轮船公司。抗战之初上海工厂内迁，大部分是由民生船只运输的。同时，民生还经营不少附属事业。1935年，卢作孚为发行100万元公司债，通过金城汉口分行经理王毅灵、副经理戴自牧（皆为四川人）介绍，结识周作民，周表示愿在资金方面予以协助。结果，金城认购60万元，加上其他投资，成为民生私股股本中最大的一户，周亦成为民生公司董事。卢作孚以其社会声望和地位，对金城在后方增设分支机构，拓展投资领域，提供不少帮助。1946年11月，卢作孚当选为金城董事，1948年改为常务董事。

此外，时任国民政府中央设计局秘书长的著名经济学家何廉，也和金城颇有渊源。他在战前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时，即被金城银行聘为顾问，出谋划策，在培养人才方面贡献尤多，曾亲自为金城主持开办银行训练班。抗战期间，何廉先任金城重庆分行顾问，1943年5月被渝总处聘为顾问，“月送车马费国币六千元”。

依靠种种有利条件，金城银行得以开展各项业务。

三

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即开始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但在1940年以前尚不十分明显。1940年起，通货大幅度增加，物价因之腾贵。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后，迅速占领东南亚，国统区对外交通断绝，仅赖少数“驼峰”运输军事物资，一般日用品难获补给物价遂如脱缰野马，狂奔不止。仅以钞票发行指数和后方批发物价指数为例，如以1941年12月为100，则1942年12月分别为227和290，1943年12月为499和1056，1944年12月升至1255和3220，1945年12月更升至6834和10075。

1942年底，金城银行重庆管辖行所属各行处的存款总额已增至1.14亿元。面对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为“维护股东权益，保全资产价值”，金城银行采取开办工厂、囤积物资、套购外汇等方式，以运用资金，获取利益。抗战初期，金城银行鉴于存款的增加，即着手在四川建设所谓“基本事业”，主要有筹设嘉陵纱厂、联络迁川小工业、食盐远销和花纱布的经营等。1940年起，投资额度大幅度增加，涉及的领域也迅速扩展。到1945年，前后投资的企业达40多个，如煤铁矿业有复兴煤矿厂、恒丰煤矿公司、成都燃料公司，钢铁机械制造业有渝鑫钢铁厂、馥亚电机厂、利人机厂，化学工业有中国化工企业公司、大成化学公司、金川实业公司，交通运输业有民生实业公司等，其他如公用事业、面粉业、造纸业、百货业、保险业等，也均有涉足，投资总额达6718万元。内以煤铁矿业所占比重最大，为2447.5万元，占36.43%；交通运输业次之，952.7万元，占14.8%。金城银行的放款也主要集中在这些企业。为躲避国民政府在数额等方面的限制，该行投资以“生产事业投资”、“有价证券”等多种科目出账。

对企业的管理，根据投资情况采取以下几种方式：凡属单独开办者，其主持人均由金城选任，如金川、陕甘、乐昌、东南等公司；属发起创办者，其主持人由金城推荐，如天诚、富源、中化颜染、成都燃料等公司；属合营改组者，一般由原主持人管理，如渝鑫、新昌、恒丰等公司；投资额较少者，则以协助、监督、咨询等形式，参与企业管理。

金城银行投资兴办企业，对开发后方经济、支援抗战起到积极作用，如1940年独资创办的金川实业公司，“以供给运输动力原料，制造动力酒精代汽油及其副产品，办理关于农业化学之事业并开采煤矿，利用水利发电及附属之运输事业，为营业范围”，其酒精产量不断增加，1942年月产3万加仑，1945年增至9万加仑。

金城继续对民生公司投资，到1944年，累计已达1245.06万元，占其资本总额的15.56%。战事发生后，民生成为长江航运的主要力量，上海工厂内迁，很大—部分就是由民生的船只运输的。当时船只大多以柴油作燃料，而后方并不生产。民生靠金城银行的借款，得以抢购一批柴油存储，使船只能够继续在长江上游航行。此外，双方的合作项目还有渝鑫钢铁厂、嘉陵纱厂（投资后未建成）、中华机器造船有限公司（原中华造船厂）等。渝鑫钢铁厂系由上海内迁之大鑫厂改建，总资本1000万元。金城银行将其作为重点投资企业，投入395万元。该厂生产钢条、铁钉、合金钢，并承造机器，规模居民营钢铁业首位。

当然，有些企业则纯为囤积物资而开办。下面是陕甘实业公司1944年10月的存货清单：“查陕甘公司西安存毛呢1.1万码约值1100万，毛线值200万，熟革1.5万斤值560万，羊皮1820张值46万，榈子、烤胶等制革材料共值300万；宝鸡存生牛皮3万张值450万，熟皮值204万；广元存毛呢1350码值100万，土布、机布值120万；成都存纸、糖值250万，颜料20箱值1000万，生熟皮革值222万，毛呢6400码值580万；由宝运蓉途中毛呢3900码值520万；兰州、武威、西安三地存土布值900万。以上共计约值6550万元。”名为实业，实际是掌握物资、囤积居奇、运销牟利的商号。

套购外汇是金城银行的一项重要经营活动，也是其大部分利润的最终归宿。战事初起，周作民即指示各行处：“法币维持不了多久，在积累外汇和囤积物资方面必须全力以赴”，并提出“金城今后的生命线在外汇”。渝总处所属行处利用一切可以运用的资金购买外币债券，还通过美国驻重庆出售外汇机构主持人的关系，直接套购“教会美金”。到抗战结束，先后购买的美金债券有“民国二十九年建设公债”、“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英镑债券有“津浦铁路债券”等，最多时拥有美金250余万元。

事物往往是复杂的。抗战期间金城银行在后方的经营活动，为其自身赢得利益的同时，也对活泼后方金融，发展西部经济，支援对日作战，作出一定贡献。它所采取的一些非正当手段，应当说是特殊的环境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