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1802年）进士。历任安徽巡抚、江苏巡抚、两江总督等职。他在繁忙的政事之余，也勤于笔耕。道光二十年（1840），许乔林编成《陶文毅公全集》64卷。内有谱序27篇。本文拟就这些族谱序作些分析，以便对陶澍的谱学思想及其谱序的学术价值有所了解和认识。

一、陶澍的谱学思想

陶澍一生所作族谱序言之多，在历代封疆大吏之中是罕见的。考察这些谱序，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他的诸多谱学思想，概括起来，大约有以下几点：

（一）修谱应该写实，既不能攀附前贤，又要力戒溢美祖先。古代，许多家族为了强调本家族来自高贵血统，往往在编修族谱时，尽可能地把自己的祖先与中国先朝的某些名人、贤人乃至望族联系在一起，企图藉此达到提高本家族声望和地位的目的。其实，这种联系并不一定真有所据，大多只是牵强附会，与事实颇有出入。陶澍对这种做法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家之谱犹国之史，主于传信而已”。不能胡乱捏造，迷惑后人，“不得取倘恍无据之人以自诬其先焉”。基于此，他主张修谱者应该把握这样的原则：“谱以传信，断自其可知者，而不知者缺焉，君子之义也”。在其谱序中，他极为赞赏对追溯远祖较为谨慎的族谱。如在《徐湾邓氏族谱序》中，他赞叹曰：“邓氏之谱祖元太，而宗名楚以前者，则存而弗论，合于多阙疑之义，而尊祖敬宗之意，即寓于其中。”此外，在《益阳胡氏族谱序》、《田头萧氏族谱序》等中，他也都有所褒扬。

（二）族谱不仅可以用来敬宗收族，维系宗族的和睦相处，而且具有史料价值，与正史互为表里，能够补充正史的不足。陶澍多次谈及“谱之为道，上以尊祖，下以收族”。他指出族谱是维系家族血缘关系的一项重要措施，只有通过族谱，各个家族才能了解本家族的来龙去脉，婚姻状况以及其它方面的生活情况，并以此来加强族人的向心力，防止血缘关系的混乱，从而有效地联络已逐渐疏远的血缘关系，最终达到敬宗收族的目的。所以他认为修谱重要，尤其“世家大族不可无谱矣”。当然，在陶澍看来，修纂族谱的重要性，还在于族谱具有史料价值，可以补充正史和地方志的不足，他举例说，长沙陶姓自桓公长子庐江太守瞻以下，“迄今分居于长属十二邑及衡永各境者，谱碟所载贤豪魁硕，代有闻人，而征之史策，百不逮一”。《太平郡志》记载陶墓门有陶氏塚99座，但“能举其名字者数人而已，其余虽高官大爵，华表岿然，已无从悉也”。由此，他大发感慨道：“史传多遗而数典不忘，独赖有家谱存耳”。如果修有家谱，就可以弥补史传的缺漏，不致于使家族史上的大人物埋没无闻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修谱是很重要也很有意义的工作，不可不重视。他提醒道：既然“谱与史之表里为用，而学士大夫有志敦家族所宜急矣”。呼吁人们应该注意谱碟所具有的两方面功能，尽快行动起来，编修既真实又有价值的族谱。

（三）既然修谱势不可缓，那么采用怎样的修谱方法呢？一般说来，宋代以降，以欧阳修和苏洵所创立的谱例即欧谱法和苏谱法较为盛行，“谱学至两公，称极盛矣。后之学者不师眉山，即法欧阳，咸莫能出其范围”。陶澍通过比较这两种谱法，认为“欧阳子之谱尤善，以其精于史事”。但他也不迷信欧谱法，指出“其谱亦全法《史记》年表为之也”，并不见得有多神秘。此观点与现代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不谋而合。潘氏曾批评道：“今之言谱者，莫不推祟欧阳修、苏洵为名家，前者作《欧阳氏谱图》及《序》，后者则有《谱例》、《苏氏族谱图》……等作品。其议论皆甚简陋，然后世莫不仿效之，名之曰‘欧谱法’、‘苏谱法’，实则二氏泰半因袭旧说，后世谱皆散亡，惟二氏者犹存其全集中，不察者乃谬以一切为二氏创说耳”。由此可见，陶澍对谱碟学还是很有研究的。另据潘光旦的研究，欧苏之后，言小宗谱法者，有二种不同之趋向。一即师承二氏之法，尤以欧阳法之通行为广，另一趋向则与欧苏无涉。宋代以来，因仕宦、商贾、婚姻而迁徙至他乡之子姓，后各自为谱，亦称小宗谱。此谱虽以得姓始祖为别子，以死徙不出乡之本宗为大宗，然与本族之血缘关系已相当疏远，其谱同本族谱毫无瓜葛，所以与欧、苏的谱法原则不同，别为一种谱法。通读陶澍谱序，可以发现他所序族谱的治谱方法当归属于第二种倾向，也就是说与欧、苏谱法无关。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陶澍并不惟欧、苏谱法是从。在《楚南梁氏族谱序》中，陶澍对“近世合谱之说”也颇赞同，认为只要能“以此收族即以此尊祖而敬宗”，“比谱之合也宜矣”。据此可知，他对谱法并不很讲究。

（四）姓氏作为家族的标志，自古即受到国人的重视。在夏、商、周三代以前，姓、氏有别，姓起着“别婚姻”，“别种族”的作用，氏则起着“别世系”，“别贵贱”的作用。因此，女称姓，男称氏，贵有氏，贱者无氏。后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姓氏合而为一，不仅数量明显增多，其来源也日益错综复杂起来。据研究，中国姓从12个增至6000多个，其来源除了来自图腾外，还有以出生地、居住地、出生时间为姓氏的；以封地、采邑、古国名为姓氏的；以封号、爵号为姓氏的；以天子赐姓或谥号为姓氏的；以及因避违或某种原因改姓和少数民族改姓等等。对此问题，陶澍也有所论及：“古者吹律定姓，以记其族。而又有氏者，《白虎通》之所以勉人为善也，或以官或以事，闻其氏即知其族也。惟天子能赐人以姓。如妫、姒、子、姬，皆尧所赐也。诸侯则赐氏，如鲁之展氏，东门氏是已。自马迁混姓氏为一，汉魏膏梁甲乙相矜以门第，而姓氏之源流弗讲矣”。鉴于此，他认为谱碟作品应该注意考订族姓源流，以提高其质量，丰富其内容，加强其真实性。陶澍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他的谱序中常常有“盖余考古姓氏之书”、“余考元亚书所载邓氏源流”等等之类的字句出现，并不时有所斩获。如在《益阳刘氏族谱序》中，他通过爬梳史书，指出并分析了刘姓“有始为刘而后非刘者，有始非刘而后为刘者，有同为刘而异其源者，有同为刘而异其委者”的四种不同来源情况，不禁发出天下“最难谱者莫如刘氏”的慨叹，并越发认识到姓氏来源的纷繁多样和考镜其源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在他看来，探讨姓氏来源问题，是谱碟作品应有的题中之义。

二、陶澍谱序的价值

陶澍谱序内容丰富，包罗广泛。综观这些谱序，可以发现它们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首先，为姓氏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在陶澍谱序中，他提到了古代姓氏学的研究者，“如鲁众仲、晋胥臣、郑行人子羽”对姓氏学“皆能因源竞委，了若指掌”；评价了古代的姓氏书，“邓名世之《姓氏书》，其书以四声分部，……于本姓之源流尤详，与林宝之著《姓纂》不能自言所出者迥异”；论及了姓氏的作用问题，“氏姓之著人伦之所由，叙风俗之所由，笃昔人以伊由”，“人之有姓所以崇恩爱，厚亲亲也”，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人对姓氏的研究及他们之所以重视姓氏等情况。当然，陶澍谱序对姓氏学研究最有价值之处，是论述或考订某一姓氏的源流问题。如在《徐湾邓氏族谱序》中，他罗列了关于邓氏来源的三种说法：其一，邓元亚《古今姓氏书》谓商高封季父于河南为邓侯，别赐姓曼，后并于楚，以国为氏；其二，罗泌认为邓氏为仲康子，国楚之北境，为姒姓：其三，《邓氏旧系》载邓为唐叔虞后，至吾离始封邓侯，其后为南阳之望。他经过一番论证后，倾向于第一说。在《安化邓氏族谱序》中，他又提供了一则因避难而改姓的材料：安化邓氏的祖先实为南唐后主李煜的八弟李从镒。李从镒“封于邓为王，宋太宗初诏捕南唐宗室甚急，其子天和逃之，易李姓而以父封国为氏。”除上述姓氏外，陶澍还考证了李、皮、胡、罗、陶、夏等姓的源流问题，均很有见地。他的这些研究工作确实为后人了解有关姓氏源流提供了很大方便。还值得一提的是，在姓氏源流问题上，陶澍还毫不客气地指出并抨击一些名人的错误观点。如批评明代散文家归有光“不知归姓之胡为后夔之裔且又杂引姬姓之胡”，混姬姓之胡为一；指出宋代历史学家郑憔所尊祟的《风俗通》“氏于事则巫卜匠陶”的说法是谬说，“谓虞思为周陶正亦为陶氏，尤不学之甚”；认为宋代理学家朱熹关于邓氏来源及世次的描述，“其辞之不可通者，阙疑焉可矣”等等。

其次，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宝贵史料。这可以分几个方面来看：（1）基本史实方面。他在《柳林黄氏族谱序》中，发现明初，黄氏家族中有黄元璋者以军功至指挥，在洪武时名同其君（明太祖朱元璋），“殊不可解”，经查阅史料才知道“明初避讳之法甚疏，”因此容许此种现象的存在。在《徐湾邓氏族谱序》中，提到了宋代地方行政区划的变化情况，“崇宁五年升邵州武冈县为军，理宗元年升邵州为宝庆府。”（2）社会史料方面。“吾邑之人皆安土重迁，群萃而州处，故每都各有著姓”；“平生宦游足迹遍天下，所见人民城郭大都非故。而吾邑介在山陬，其民郡萃州处，往往数百年不易其地，孙孙子子婚姻洽比，有桃源鸡黍之意”。以上两则可作为研究湖湘文化和湖南人性格特点的材料。（3）陶澍个人档案。“乾隆乙巳，余年八岁，先乡贤公始携之上学，其时馆二都王氏，得与其族之贤人俊士游，而义山先生来讲学尤密。……余时虽无知固已心识之，殆后从先公应试，数与先生晤，备闻绪论，迄今三十年如目前也”；“余年十二，随先乡贤公馆于虎文上舍家，嘉庆辛酋与万泉学授公车北上，旅邸同灯火者二载。……万泉举乡试之年，余始游于庠，其后十五年成进士，而余官于翰林，二人者出处相为先后。已巳卯冬余奉命备兵川东，顺道假归，而万泉方自宝庆教授”。上列陶澍自述是研究陶澍本人的第一手材料。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陶澍读书、交往及科考、出仕等方面的情况。（4）移民史材料。陶澍谱序中经常出现某家族的迁徙过程方面的内容，大可为移民史研究者所利用。现略举数例：“萧氏其居吾邑之田头，盖昭明太子之后有讳俭者，观察湖南，遂家焉。后因马氏之乱迁于江西，宋神宗时开梅山置安化县，其孙国清乃由泰和转徙于此”。徐湾邓氏“盖其祖元太于宋开宝中，由江西太和迁楚邵州之石牛塘。……遂世为宝庆府之武冈人。我朝康熙四年有讳名楚者，由武冈迁新化之油溪大塘，旋徒益阳十里之徐湾至今”。王氏之先“出自周灵王太子晋，有子宗敬为周司徒，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其后在秦为武城侯离，生二子曰元、曰威。元徒琅琊，即晋南渡后之乌衣王氏。威之后曰霸，迁居太原，传至后魏镇东将军琼，生四子，《唐书•表》所言四房王氏也。僖宗末，琼后避乱入蜀，迁居吴之庐陵，往来什香、荷山、合田诸处。明正统时，有讳琳者，携子锐授徒安化之栗溪，旋居益阳之洞冲，然犹返葬江西也。锐子济又由洞冲定居安化二都之相子坪”。可见，从这些材料中所提供的移民史线索是相当广泛的，应该引起移民史研究者的注意及利用。

第三，梳理了谱学发展史，对后人了解谱碟学知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陶澍认为谱碟学始于周代，那时就有“谱之名”。在《桥头刘氏支谱序》中，他不惜用大量篇幅介绍了谱学发展史：“谱碟之学古有专门，自周小史奠系世，郑司农谓‘世’即《世本》之属，其在《鲁语》则曰：‘工史书世’；在《周语》则曰：‘司商协名姓’。《白虎通》曰：‘古者圣人吹律定姓以记其族人’。秦既灭学，诸侯子孙失其本系。是以刘汉之兴，虽云尧后而太公以上莫洋世次，则谱学失官之故也。魏晋置九品中正，隋唐有图谱局，郎令史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其时官有簿状，家有簿系，盖綦重已。五代之季，渐其凌驰，观郑渔仲所志谱系凡六种，一百七十部，至马贵与《文献通考》所载，仅存数家。阅时无几而专门之学已多不可考。奈何后人言谱者，顾欲凿汉唐而征名，规秦越而缀属乎？”此外，在其它谱序中，他也零星谈到了有关的谱学知识。如“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并效周谱，此谱所由昉也，嗣后官谱氏族篇稍稍间出，九品中正之法行，氏族益重，虽卑姓杂谱皆藏于官，而欧阳修《卢陵家谱》则全法《史记》年表为之；“古者官有世育，谱有世官，不通历代之说，不足以言谱也”；“谱碟为一家之学，而《隋书》、《新唐书》皆列入史部，征文考献，要诸直笔也”；“尝考谱之名起于周，唐宋以来以谱名者众矣，义例多本之杨氏。但称某氏谱，其曰家谱者，自《隋书•经籍志》杨氏家谱始也。唐以后家各有谱，其曰支谱者，自《通志•艺文略》杨氏枝分谱始也”；等等。应该说，上述这些论述乃陶澍一家之言，但对有志于谱碟学研究或于谱碟学有兴趣者来说，多少还是有些帮助的。

第四，藉此可以了解陶澍其人。陶澍谱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求真的态度，务实的作风。潘光旦先生曾对历史上谱序作者进行尖刻的批评，他说：“论谱之文，应酬文字，大率摭拾二、三口头禅，曲意发挥，此固文人通病，不足为怪，然间亦有学殖甚深，而犹未能免俗者”。又说：“近世谱学退化亦多端矣，……读元代以来号称通人者所作之家谱序跋而知之。若辈……仅仅于粗象之意义与浅薄之比喻上用功夫。故一则曰‘敬宗睦族’，再则曰‘木本水源’，辗转传抄，千篇一律。纪文达号称赡博，每序必及谱学由来，然于隋唐以上之谱官谱局，则始终未提只字。不知之耶？抑知之而不重，故不言之耶”。但揆诸陶澍谱序，不难发现陶澍没有犯上述毛病。他所作谱序数量众多，内容丰富，要么表彰美行善举，要么考镜姓氏源流，要么描述家族变迁，要么讥评缺失，纠正错谬，几无雷同之作。而且他作谱序态度十分认真，很少敷衍了事，马虎应付。他常常为探究某一姓氏或家族的来龙去脉，不怕麻烦和浪费时间，大量翻阅史料，力求真实可靠，言之有据，这从其谱序中经常出现的“余考”、“余尝考”等字眼以及大量引用的姓氏学或谱碟学著作可见一斑。有时，他还实地考察，搜集第一手材料。在《资江王氏族谱序》中，他披露说：“今上即位之初，余首被恩命，擢授晋桌，地居太原，故王氏郡望所在。下车之始，即询其风土人民，而王氏之族罕有存者。”由此可以看出他做事认真负责，为人踏实肯干的风格。这也就难怪他能够在清代历史上以事功突出显著而见称，并与林则徐一道被后人盛誉为“道光朝群吏昉茸中的两个最杰出的人物”。

通过以上对陶澍谱序的粗浅探讨，我们应该认识到研究谱碟作品的序跋，不仅可以了解前人的谱学思想和有关谱碟学知识、理论，而且也能够为历史人物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