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坛显要、两江总督陶澍不仅经世济民，政绩卓越，有口皆碑；而且仕不怠学，著述颇丰，创获甚多，晚年所著的《靖节先生集集注》是清代以传统考据学笺释魏晋六朝文学的代表作品。该书定稿于清道光十九年（1839），次年由其女婿周诒朴取陶澍手稿雠校后梓刻于金陵。光绪九年（1883），国立江苏书局据原刻本重加翻雕，始行于世。目前常见的有《四部备要》本和1956年北京文学籍刊行社出版的以道光本为底本的标点竖行本。

靖节先生指晋宋之际著名诗人陶渊明。陶渊明今存诗歌125篇、辞赋3篇、散文6篇、韵文3篇。最早为陶渊明编集的是梁昭明太子萧统，他将陶集“粗为区目”，分为八卷。北齐阳体之增补为十卷本，至北宋仁宗时由宰相宋庠刊刻行世。自南宋至清，陶集版本流传较广者有宋曾集刻本、元刻苏（轼）写大字本、明焦竑刻本、清毛晋汲古阁本等。较早为陶集作注的有南宋汤汉《靖节先生诗注》十卷与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十卷，均收入《四部丛刊》。明有何孟春注十卷本。清有黄文焕、吴瞻泰、蒋薰等数家陶集校注本。众多的陶集刻本与注本，为陶澍广收博引、参核考证而成此《集注》作了充分的资料准备。

陶澍《集注》共十卷，卷首有道光二十年庚子周诒朴序。正文前有《卷首》一卷，正文共十卷，分二部份。前七卷为按体裁分类编排的诗文：卷一为四言诗，卷二至卷四为五言诗，卷五为赋、辞，卷六为传、记、叙、赞，卷七为疏、启及祭文。后三卷为附录：卷八为《五孝传》，卷九为《集圣贤群辅录》，卷十为《诸本评陶汇录》。每卷正文单行排印，注文以小字双行夹注的形式列于正文下方。每篇之后，间有引各家对此篇义旨的评说以及陶澍进行考证的有关按语。

一、对陶集文字讹误的系统校订

自陶集问世以来，由于转相传抄，导致各种本子之间存在不少异文，鲁鱼豕亥，讹误百出。南宋《蔡宽夫诗话》称：“《渊明集》世既多本，校之不胜其异。有一字至数十字不同者，不可概举。”陶澍凭借其渊博的版本学、目录学知识，做了大量的辨伪与校理书目的工作。在此基础上，陶澍又据他所搜集到的李公焕、何孟春、焦竑、何焯诸家较为可靠的本子，对陶集细心揣摩，逐字逐句地审慎校勘，撰成“校勘记”293条，集诸家之长而各去其短，为陶集提供了一个精当的本子。

首先，陶澍采取对校法，用同一书的各种不同版本，互相对校，择优而从。“字句异同，固因转写多讹，亦半系凭臆妄论。今参各本，择善而从。”力求辞句通畅，文义妥帖。如《劝农诗》：“桑妇宵兴，农夫野宿”。陶澍校曰：“焦本作‘兴’，各本均作‘征’，误。”“兴”义为起，《诗经》有“夙兴夜寐”，“宵兴”与“野宿”对举，二句为互文，即“桑妇农夫宵兴野宿”，作“征”则于义不通。

其次，陶澍广泛联系陶著其他诗文，前后互证来校订原文。如《时运》“山涤余霭，宇暧微宵”句，焦本作“余霭微宵”，校曰：“一作‘余霭微消’。”陶澍于此句后校曰：“‘宇暧微宵’，即《归园田居》诗‘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景状，若作‘余霭微消’，则与‘山涤余霭’重复矣。”辨说透彻，确乎可信。又如《读〈山海经〉》中名句“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诸本多作“形夭无千岁”。宋代邵雍认为，“形夭”应为“刑夭”。陶澍校曰：“微论原作‘形夭”，字义难通，即依康节作‘刑夭’，既云‘夭’矣，何又云‘无千岁’？‘夭’与‘千岁’，相去何啻彭殇，恐古人无此属文法也。”大胆推断“形夭无千岁”应为“刑天舞干戚”之误。并且引《山海经•海外西经》：“奇肱之国，刑天与帝争雄。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而舞。”

有时，遇到义可两存的地方，陶澍只是客观地指出某本作某，而不强以己意判断。如四言诗《劝农》“熙熙令德”句，陶澍校曰：“汤本作‘德’，各本均作‘音’。”

二、对陶集典故内涵的深入揭示

陶澍首先对前人笺注陶诗作了中肯的评价：“世所传者，惟汤文清、李公焕、何孟春三家最著。汤只注诗，颇为简要；李、何稍繁，然于意逆之处俱有发明。”陶澍《集注》，有时通过诠释词义揭示其文化内涵。如四言诗《赠长沙公》：“遥遥三湘，滔滔九江。”李注引《太平寰宇记》：“湘潭、湘乡、湘源为三湘。”今人多以潇湘、蒸湘、漓湘为三湘。而陶澍则认为：“湘水发源，会潇水，谓之潇湘；乃至洞庭陵子口会资水，谓之资湘；又北与沅水会于湖中，谓之沅湘。三湘之目当以此。”有时通过阐明语法特征来揭示文化内涵。陶澍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诗题下注曰：“‘怀古田舍’，古人文简语倒，当是于田舍中怀古也，观诗中称颜子、丈人、先师可知。王氏以旧居为古，则于文为不辞。”力辨陶诗题意乃“怀古于田舍”而非“感怀于古田舍”，洵为确论。

揭示陶诗典故内涵，陶《集注》不同于前人之处是不仅注古典，而且多次引用与陶渊明时代相近的今典。如注《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一诗时引《晋书•周访传》：“陶侃微时，丁艰，将葬，家中忽失牛。遇一老父谓曰：“前冈见一牛，眠山汙之地。其地若葬，位极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当世出二千石。’言讫不见，侃寻牛，得之，因葬其处。以所指别山与访，访父死，葬焉，果为刺史。自访以下三世，为益州四十一年。”这便是古代堪舆术中所谓“牛眠之地”的来历。

陶澍《集注》也保存了前人多种不同阐释，不肯妄下评判，留给读者自我选择，拓展了陶诗典故的内涵。如《和刘柴桑》：“春风转凄薄，春醪解饥劬。弱女虽非男，慰情良胜无。”对此四句诗，李注引赵泉山曰：“以弱女喻酒之酾薄，饥则濡枯肠，寒则若挟纩，曲尽贫士嗜酒之常态。”吴注则引王棠语：“柴桑是时有女无男，潜心白业，酒亦不欲，想必以无男为憾，故公以达言解之。”陶澍在兼收二家后注曰：“赵以弱女为比，王则赋矣。说并通，故两存之。”今人王瑶等四家陶集注本，两家从赵说，两家采王论，更可见陶澍“两说并存，不加评判”的学术眼光。

三、对陶诗风格特征的高度肯定

陶澍博览群书，又是宣南诗社的领导者，具有较高的艺术素养，《集注》篇末所引诸家评论以及所加的按语，有的本身就是一篇优美的赏析文字，较为深入地揭示陶诗的风格特征，尤其是对一些隐微曲折的诗的鞭辟入里的赏析更见艺术功力。陶《拟古》诗：“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初与君别时，不谓行当久。出门万里客，中道逢佳友。未言心先醉，不在接杯酒。兰枯柳亦衰，遂今此言负。多谢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气倾人命，离隔复何有。”此诗表面上文从字顺，其实寓意甚为深微。陶澍对此诗的诠释是一篇独具慧眼的赏析文字，全文引录如下：“此诗托兰、柳起兴，君即指兰、柳。初别之时本不谓久，因嘉友留连，至乖所愿，虚弃景物，有负前言。‘多谢诸少年’，乃兰、柳责望之词。言其所谓嘉友，皆非老成忠厚，徒以意气相倾，迷恋之深，命且不保，何有于离别乎？直斥之曰：‘相知不忠厚’，其亦可以翻然变计，久出知归矣。诗意似借兰、柳作《北山移文》，以为招隐，欲其谢外诱而坚肥遁也。”

《桃花源记》是陶渊明脍炙人口的名篇。陶澍《集注》篇未按语首引唐康骈之说，谓桃花源实指鼎州桃花观；复引宋洪迈、胡仔诸说以驳康骈之的结论，指出渊明所记，仅是寓言。尤以洪迈之说最为透彻：“窃意桃源之事，以避秦为言。至云‘无论魏晋’，乃寓意刘裕。托之秦，盖借以为喻也。”这些集注，一方面反映了陶渊明研究历史上众说纷纭的实况，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本书编注者的主观评判，对陶集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对陶渊明不同题材诗歌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及其人文学史的地位，陶澍均有深入理解，并加以高度肯定。

对陶渊明哲理诗如《形影神》、《五月旦作和戴主簿》，陶澍引葛立方《韵语阳秋》：“东坡拈出陶渊明谈理之事，前后有三：一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二曰：‘笑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三曰：‘善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皆以为知道之言。盖摛章绘句，嘲弄风月，虽工何补？若知道者，出语自然超诣，非常人能蹈其轨辙也。”

对陶渊明田园诗的风格与成就，陶澍在《汇评》中引录了前人的四则评语对之高度赞美。其一是“初视若散缓，熟视之有奇趣。”其二是“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的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其三是“古今尊陶，统归平淡；以平淡概陶，陶不得见也……钟嵘品陶，徒曰隐逸之宗；以隐逸蔽陶，陶又不得见也。”其四是“陶诗淡，不是无绳削，但绳削到自然处，故见其淡之妙而不见其绳削之迹。”四论从不同角度概括出了陶诗独特的平淡自然的美学追求，以及其难以企及的艺术成就。尤其是所引朱熹论陶渊明“豪放”，经陶澍揄扬后，对后世影响很大。如鲁迅所论“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同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肃穆’，所以他伟大。”

四、对陶生平及著作的精心考证

陶澍《集注》卷末所附《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二卷，是陶澍钩稽最勤、征引最博、考证最精、创获最大的一部研究陶渊明生平事迹及诗文著作的力作。共收按语56条，涉及到世系、籍贯、姓氏、出处、著作、年岁等方面。兹以世系、仕宦、著作书甲子为例，来看陶澍的精心考证。

《宋书•陶潜传》明确称陶渊明曾祖为长沙郡公陶侃。清代全祖望最早对此提议。阎咏根据《赠长沙公诗序》力辨其非陶侃曾孙。陶澍《年谱考异》称：“靖节自述世系，莫备于《命子诗》，首溯得姓之始；次述远祖愍侯舍、丞相相；然后颂扬勋德，即以祖承之，此士行（侃）为渊明曾大父之实证也。六朝最重门第，百家之谱皆上于吏部。沈休文撰宋史，在齐永明之世，亲见谱牒，故于本传书之。”[1]证据确凿，考证有力。《赠长沙公并序》诗，旧本多作《赠长沙公族祖并序》。陶澍据明杨时伟及何孟春、何焯本，指出“族祖”二字为衍文，因后人误读序文，将“长沙公于余为族，祖同出司马”句之“族祖”二字连读，因而于题中妄加“族祖”二字，以期与序文相合。陶澍又于篇末按语中考证出此长沙公乃延寿之子，在辈份上为渊明从侄，不可能有“族祖”之称。

对陶渊明出任镇军参军一事，前人多有考辨，而以陶澍《考异》所论最具发明：“考《晋书•百官志》有左右前后军将军，左右前后四军均为镇卫军。王恭、刘牢之皆为前将军正镇卫军，即省文曰‘镇军’，亦奚不可？先生《赠庞参军诗序》云：‘庞为卫军参军’，其时卫将军王弘，省文曰‘卫军’，即其例也。今为反复推寻，先生始作参军实在己亥（399年），镇军实为刘牢之……己亥十一月，孙恩陷会稽，牢之率众东讨。先生《饮酒》诗：‘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正追赋其尝从军讨恩，驱驰海隅事也，足为先生曾参牢之之军之明证。”

沈约《宋书•陶潜传》称陶渊明“所著文章，皆题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矣。”自此之后，陶入宋后仅书甲子便成了历代论陶聚讼纷纭的问题，大都认为陶入宋后不书宋年号仅书甲子暗寓对晋室的缅怀与对刘裕篡位的批判。对此，陶澍并不认为陶渊明书甲子体现了傲然正气，也不认为不肯出仕是出于对晋室的缅怀，所论极为通达。他在疏通各家论述后说：“集中诗文于晋年号或书或否，固不一概，卒无一字称宋永初以来年号者，以史氏所以者之也。”然后又论书甲子一事不可由文推广到诗：“史论其所著文章，不专为诗而发。而五臣辄更之曰：‘渊明诗，晋所作者皆题年号’，此所以启后世之误也。”更可见陶澍实事求是、不盲从古人的治学态度。

陶澍还据《五柳先生传》：“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发前人所未发，考证出《陶集》“必有自定之本。其目以编年为序，而所谓或书年号，或仅书甲子者，乃皆见于目录中。故约作《宋书》，特为发其微趣。”当代文学史家王瑶称赞陶澍称《陶集》“今本非其旧次”，“必有自定之本”为“所论甚确。”

陶澍《考异》创获甚多，在近现代陶渊明研究中影响甚大。梁启超称：“安化陶文毅公澍著《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二卷，备列两旧谱而加以考证，至博赡矣。”朱自清也称赞道：“陶《考》旁征博引，辨析精详。其所发明，尤在出处一事。谱首论世系，亦甚周悉。甲子诸说则备载于《靖节先生集集注》第三卷前，断语独创一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