叮噹！叮噹！……沉闷、单调的驼铃声在干燥、炎热、广漠的戈壁中由西向东缓慢地传播，驼队迈着沉重的步伐，随着叮口当的铃声冉冉前行，驼背上驮着由内蒙碱湖中采掘！开发出来的盖满黄尘的碱块。驼队踏着熟悉的道路往返在碱湖和张家口之间已百多年了，在张家口集散的这种碱块就是久负盛名的“口碱”。我国北方人民多少年来就用“口碱”洗衣涤器和处理发酵面食的酸味，天长日久“口碱”就成了人民生活的必需品。
洋碱与卜内门
十九世纪后期，洋碱随着侵略者的炮舰和大量鸦片、工业品、日用品一起闯入我国市场。当时的洋碱主要来源于英国卜内门公司（Brunner，Mond & Co.Ltd.），美国杜邦公司，法国法本公司，其中以英国卜内门公司为主。
卜内门公司创建于1872年，由约翰•汤姆森•卜内和路德维格•门合资经营，是英国最大的碱厂，该厂设在英国Winnington，Northwich，厂房底下恰是盐层深厚的矿藏，富蕴浓卤，通管吸用（用空气压缩机抽取），成本低廉，非一般采用海盐制碱的工厂可比，又利用索尔维法制碱的先进技术，加上经营有方、创建时发展很快。随着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发展，卜内门在国内陆续并吞了理查德的沙白克碱厂，波门汤姆森公司，收买了氨法苏打公司的大量股票，昌汉公司也被逐渐兼并……，终于成了一个庞然大物，接着又独资创建阿摩尼亚公司，对生产石灰、烧碱、漂白粉、硼砂、染料等化学产品的公司也全力渗透。到1926年重新改组成立帝国化学工业公司（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Ltd.）。
19世纪末，英碱开始输入我国，卜内门公司1900年在上海设立分公司名“卜内门洋碱公司”，聘请在华传教多年，熟悉中国情况、精通汉语的李德立（E.S.Little）为首届总经理，统辖各省市营业，各大商埠的分公司都由他一手次第创设。当时我国民间一向惯用“口碱”，不识洋碱，洋碱初来时只在通商大埠开辟市场，李德立为了宣传推销洋碱，深入到廊坊等地，雇人肩挑洋碱，他手执铜铃招摇过市，沿街宣传，好奇的人聚拢围观，他则乘机演讲：洋碱用于发面如何速效、简便，如何卫生；用于洗涤如何去污除油……。手拿洁白的洋碱，边诱边送。次日再去亲自实践，边演边教，以验宣传不假，……。李德立为打开洋碱销路，在宣传广告上走街串巷，不辞辛劳。不到10年洋碱由于洁白、优质、廉价，逐渐使民间惯于使用，广为传播，当时我国新兴的肥皂、玻璃、搪瓷、造纸、冶金等工业也乐以洋碱为原料，洋碱销路广开，卜内门洋碱公司纷纷在哈尔滨、大连、天津、汉口等地设分公司，还建立了不少代销店，形成一张财源、货源畅通的商业网。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卜内门仅洋碱一项就在我国搜刮了近2000万两白银。“口碱”市场日益萎缩，至1914年欧战爆发之际，我国用碱量达30kt/a多吨，其中“口碱”仅占1/7，余则尽为洋碱，尤以卜内门为甚。从1913、1914、1915年间我国海关进口册所载洋碱数量得知，英碱所占比重见表1。
范旭东与永利制碱公司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亚交通梗阻，洋碱输入锐减（表2），卜内门乘机囤积居奇，碱价暴涨，最贵时竟高出战前售价七八倍，还有行无市。我国很多以碱为原料的工厂被迫停业，市民无碱只得以酸馍为食，给国计民生带来很多困难。
表1 进口英碱在洋碱中所占比重
年度 进口总数量（担） 英碱输入数量（担） 英碱占%
1913 488255 428738 87.81
1914 631687 566151 89.63
1915 481148 431970 89.78
表2 1914-1916年洋碱进口锐减情况
年份 进口量（担） %
1914 631687 100
1915 481148 76.17
1916 42136 6.65
我国北方素怀“工业救国”夙愿的范旭东，在创办久大精盐公司成功之后，见国内纯碱奇缺，在盐界朋友景学铃（韬白），张弧等支持下，欲乘西方列强忙于欧战无暇东顾之机，发起组织以盐制碱的事业事有凑巧，在即将行动之时，南方有志制碱事业的陈调甫、吴次伯、王小徐三人，慕范旭东之名到塘沽拜访、考察，彼此志同道合，旋即携手在塘沽创办中国第一个碱厂。
盐是制碱工业的主要原料，我国的盐经营上的特点是：盐价贱如沙土，盐税高昂惊人，当时塘沽海盐每担售价仅2角，但盐税为3元一担。使用长芦盐，每制碱一担需用盐二担，光盐税就得6元，而战前洋碱市场售价每担仅3-4元。所以，如不解决工业用盐的免税问题，则以盐制碱的工业，在洋碱盈市的情况下就无从谈起。鉴于世界各发展制碱工业的国家，无不实行工业用盐免税和以提高关税来保护本国制碱工业的，日本在碱业初创时期政府特设奖励金以扶助其发展等情况。在财政总长陈锦涛的支持下，由范旭东、景学铃等人联名拟成一文，要求成立永利制碱公司，申请特许：在工厂百里以内不得再设同样工厂，免除盐税。此文在财政部盐务署备案，获1415号训令，特许（用盐免税）立案。
袁世凯主政时期，专靠卖国借债维持生命，曾和以英国为首的五国银团办成善后借款计2500万英镑，规定以我国全部盐税作抵押。因此北洋政府财政部设盐务署，盐务署下设盐务稽核所。署长为总办，由财政部次长兼任，稽核所首长名会办，由英人充任，首届会办名丁恩。当时体制为盐务署主持行政，稽核所主持稽核税收，遇有关盐税增减问题，稽核所提的意见，有很大权力，总办无不唯命是听。
中国要自办碱厂，申请工业用盐免税，这对英国，对卜内门意味着什么？丁恩是很清楚的，为了保护英国卜内门在华的既得利益，他运用手上权力，极力阻挠工业用盐免税的实现，丁恩在永利申请备案的文书上批示：“永利请在塘沽设厂制碱，查长芦系海水盐，非矿盐，不宜于制碱。中国可以制碱者惟四川井盐为上，次之则河东之池盐始相宜”。范旭东等人接盐务稽核所的批示，均莫名惊诧。以盐制碱系极普通的事，且陈调甫等人在使用南、北海盐制碱均获成功，为什么丁恩对此等常识无知至此？范旭东即以一严正的书面材料质问丁恩：“何以海水盐不能制碱”？并要求其举出实例，说明理由。恩接信后，匆匆走访英籍理化专家，始知前批大谬，原来是丁恩把灰碱（钾碱，K2CO3，古时皆从草木灰中提取，故称灰碱）和碱灰（苏打灰Soda ash，无水碳酸钠）混为一谈，故出此笑话，从此丁恩再也不谈“海水盐不能制碱”的问题。但又节外生枝提出在申请文书中提到以200斤盐制100斤碱是一大错，说按化学反应式136斤盐即可制碱100斤（按转化率81%计），用来拖延批复。这次丁恩的批驳也是求教于英籍专家的结果，但他们不知：制碱反应的实际转化率达不到这样高的程度；他们所说的136斤是指纯盐，而长芦的储盐为有三成泥沙的杂货。由于理论脱离实际和对中国情况的无知，丁恩又一次失算。
接着永利请盐务署总办张弧向丁恩疏通，丁恩面告张总办，如中国政府能允许英人在四川自流井制钾特权，则永利免税案即可通过，俨然以此为交换条件。对此范旭东！景学铃等永利创办人竭力反对，宁肯永利制碱公司不办，断不能以四川钾矿让与外人。因当时全世界惟德国有钾矿，中国如有则价昂过金。丁恩就这样推三阻四，对永利免税一案一拖再拖，以此来扼杀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范旭东不畏强权，向政府据理力争工业用盐免税，终日奔走历时两年，延至梁启超任财政总长，始正式以总长命令稽核所批准永利用盐免税，丁恩只肯先免半税，范旭东诸人则说一文盐税也不能缴，否则不办永利。梁启超说：“盐税担保借款系指食盐税，非工业盐，况稽核所只有稽核税收之权，至于税率如何规定，系中国主权，洋员何能干涉?如彼坚持，当由政府公布农工业用盐免税条例，一律免税，断不能因盐税担保借款，而妨碍我国工农业发展”。随即邀盐务专家景学铃到财政部起草“农工业用盐免税条例草案”。景学铃迅速草成，并在草案上说明拟提出于国务会议议决，以大总统命令公布。丁恩闻讯，自觉再也无力抗拒，乃自动批准永利用盐免税，以此为下台阶。1920年9月，始获农商部批准以475号注册，定名为“永利制碱公司”，设厂于塘沽，资本总额定为银洋40万元。特许工业用盐免税30年。凡在塘沽周围百里以内，他人不得再设碱厂。规定股东以享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限。
盐税之争
1913年范旭东为考察欧洲盐务赴英、法、比三国各地盐场参观，顺及考察盐的工业用途，曾要求参观碱厂，多次碰壁，均未能进入现场，在英国卜内门碱厂始允入内，但仅被领进锅炉房参观，后就引出厂门。这对范旭东是莫大刺激，使他原来在日本求学时所树立的自力更生，实业救国的思想更坚定了。
永利制碱公司批准注册之初，卜内门对此是漫不经心的，认为永利的下场一定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山东青岛汝姑口建立的鲁丰机器制碱厂一样，必会因资金不继，技术无着而最终失败，永利采用的是技术先进的索尔维法，技术上的困难更多，成功的希望更渺茫。
1922年盛夏，永利正处于建筑厂房，制造和安装设备的过程中，范旭东去庐山某庄访友。李德立适避暑邻庄，无意邂逅攀谈，遂相结识。李初不知范为何人？所办何事？直到临别范始坦诚相告自己是永利制碱公司经理。李德立用手轻拍范的肩头说：“碱在贵国确是非常重要，只可惜足下办得早了些就条件来说，再后三十年不迟”。范旭东反唇相击：“恨不早办三十年，好在事在人为，今日奋起直追，还不算晚”。说毕相与一笑拂袖而去。范旭东回到塘沽把在庐山与李德立的对话向有关人员作了传达，用以激励职工的爱国热情，要求大家发奋图强，埋头苦干，把碱厂搞上去，吐出这口受洋人凌辱的恶气。
卜内门起初对待永利的态度是极轻慢的，后来逐渐了解永利的骨干都是些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多年来一直在范旭东领导下，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出碱已是指日可待了。这时卜内门开始对永利有点着慌了。1923年他们动员久大精盐公司的职员祁仍奚频频向范旭东表示卜内门愿与永利合作，并对祁说：“如果帮上忙，一定是值得的（Worthwhile）”。范旭东婉辞谢绝：“卜内门乃世界碱业大王，永利一小厂，且未出货，成败尚不可知，何敢与大王合作？”祁说：“是否必待失败后始求助于卜内门？”范答：“果然失败，当然迟三十年再说，更无合作余地”。
卜内门一计未成又施一计，利用帝国主义在我国的特权，卜内门英伦总行透过英国外交大臣和驻华使节，指令丁恩使用手上权力来扼杀我国制碱工业。盐务署竟屈服强权，采用丁恩主张，于1924年乘永利即将出碱之际，突然公布“工业用盐征税条例”，条例规定“工业用盐每百斤纳税二角”，即每担纯碱无形中要增加成本四角，妄图使永利无法和卜内门竞争而置于死地。
对于在帝国主义控制下炮制出来的豆荚相煎式的“工业用盐征税条例”，未经中国政府公布，仅以盐务署一纸公函，将从前立案时批准的“免纳盐税”原案根本取消。永利接到此函立即提出抗议：用盐免税是设厂的先决条件，如当初盐务署不批准工业用盐免税，永利即不开设，现在已募足资本200万元，所投资本将近300万元，经历多年的辛苦，始克出货，盐务署忽然翻案，永利要求赔偿。况永利之工业用盐免税不但经过盐务署批准，且与免纳关税厘金同时经过大总统命令特准，见诸政府公报。盐务署仅财政部的下辖机关，何以反抗大总统命令？可是盐务署对永利的抗议竟置之不理，依然行令长芦盐务分署对永利开征盐税。永利抱坚贞不屈的精神，向平政院起诉控告财政部盐务署背信违法，公布“工业用盐征税条例”，欲使我国新兴碱业功败垂成”几经周折，永利始获平政院胜诉。但由于平政院权力仅及盐务署，对洋人丁恩无多大约束力，也就不能对此案依法处理。后经财政部和丁恩一再协商，丁恩才勉强同意暂停一年执行“工业用盐征税条例”，仅就这“暂停一年”还附有“要调查永利碱的售价是否与洋碱一律，如售价高于洋碱，则可免税”。永利接到此项批示举厂大愤，即付一函痛快驳斥：“谓洋碱销于中国者，惟卜内门至巨，今贵会办欲保护贵国之洋碱，不惜摧残中国碱业，究竟中国非印度，岂能受此亡国条件，今贵会办之作用完全为保护卜内门，并非增加中国岁入。会办虽英人，现作中国官吏，何得以利用政权摧残中国实业”。盐务署接到永利抗议后，仍持不置可否的态度。
1925年“暂免一年”的期限，即将到期，永利一方面继续向盐务署重请维持“免税”原案，一方面利用由上海“五卅”惨案而引起全国反帝高潮的有利形势，由景韬白撰文“请看英人摧残国货毒辣手段”刊登在上海英文《大陆报》上，将英人侵犯主权，破坏我国民族工业的罪状尽情揭露，得到全国舆论的强烈支持。洋会办慑于舆情，不得已再次宣布“工业用盐征税条例”延期5年执行。
在这场盐税之争中丁恩赤膊上阵穷凶极恶；卜内门幕后操纵机关算尽。但在中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他们的阴谋都没有得逞。
削价竞销
1925年初，正当永利纯碱在产量质量稍有进展时，3月仅有的4口干燥锅全部烧裂，纯碱生产被迫停止。这时，卜内门伦敦总行营业首脑尼可逊（Nicholson）东来视察，一再表示愿和范旭东会谈，地点可由永利指定。范旭东鉴于永利产品初出，不过初具雏型，巩固发展还有待努力，如过于峻拒，可能遭致不必要的纠纷，于我不利。故接受邀请，指定大连为双方会谈地点，并偕侯德榜！余啸秋赴会。在赴连前永利领导曾几经会商，订出一个谈判底案：永利今日担负着我国民营化工任务，是成是败，全在于我本身的力量和奋斗结果。在任何情况下，我主权和制造上是万万不容外国人参加的，其可能变通程度，至多以营业为范围，事实上如能避免，仍当尽力予以避免。因此，在会谈中，尼可逊虽一再提出愿以资金和技术和我方合作，助我提前成功，用一套花言巧语相引诱。当时尽管我方经费万分困难，迫切需要援助，但范旭东始终婉言逊谢，一口推到我公司注册章程规定：股东只限于有中华民国国籍之人，无可变通。否则牵动政府所许特权，不独未能助我，反而害我。尼可逊见我方态度坚决，也无可奈何！最终相约有机会继续再谈。
大连会议后尼可逊急欲拔除永利这个潜在的对手，再次派人向范旭东暗示，愿以高于永利全部投资一倍的代价收购永利。范旭东断然回答:“我搞不成碱厂，宁可自杀，也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
永利自1925年3月停工以来，经过1年多的努力，调整了工艺系统，安装了回转式干燥锅，并对上阶段的生产总经了经验教训，提高了技术人员和工人的素质。1926年6月重新开车，产品洁白，碳酸钠含量达99%以上。8月“红三角”纯碱参加美国费城为庆祝美国建国150周年的万国博览会，获金质奖章，得“近代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的评语，声誉大振，促使纯碱的产量！销量均有所进展。
卜内门眼看永利纯碱蒸蒸日上的形势，又是屡次引诱均不上钩，恼羞成怒，仗着有雄厚的财力，在经营上凶相毕露，使用在欧洲挤垮其他小企业，和压服日本太阳曹达公司时屡屡成功的削价竞销手段，执行以压垮永利为目的的大降价，每两三个月无故降价一次，逼使永利为保持市场被动跟随跌落。在1926、1927两年内，卜内门碱价直泄到原售价的40%才告终止。卜内门这一招确实狠毒，使永利在销售！资金两方面都发生极度困难，几濒破产。
卜内门威胁永利在经营措施上也使用特殊手段，他们所委托的代销店，每届年初订换新约，在条约郑重规定，该店不得兼销别家的碱，如其违反，年终佣金一律扣除，所交押金悉数没收，以示惩罚。因此凡属卜内门的代销店都不敢和永利接近，顾虑受到重大损失。
当时永利“红三角”纯碱本为每担6.5元，卜内门洋碱最后一次降价时仅以每担4.2元出售，永利仍按惯例每担比卜内门洋碱售价低3角竞销，可见应战艰苦情况。卜内门原以为在挤垮永利后仍旧一家垄断市场，不难在短期内回收跌价的损失，岂知永利上下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坚强不屈的与卜内门开展一场你死我活的拼搏，实出乎他们的意料。
永利和卜内门采取针锋相对的手段：
1）扩大舆论宣传，号召选用国货，广告“红三角”纯碱质优（金牌产品）价廉，突出“红三角”轻灰优点，占领了部分市场。因卜内门是重灰，而永利纯碱是轻灰，就使用上讲，工业用途轻灰不如重灰，而在制造块碱、晶碱，用于发酵和洗涤则重灰不如轻灰。
2）在经营上尽量在卜内门洋碱不到之处多开拓代销店，避免正面冲突，同时竭力启发代销商的爱国热情，使其中部分卜内门的代销商采用改换商店牌号与股东姓名的办法在代销卜内门洋碱的同时适销永利纯碱，永利则以此为契机打入南北市场开辟基地。
3）在价格上卜内门洋碱不论怎样降，永利保持每百斤纯碱比卜内门再廉3角，以此招揽顾客。
4）营销部同仁和爱国代销商紧密配合，使用掉包计来应对卜内门的挑战。当时永利纯碱每担成本和卜内门洋碱售价之差为2.3元，为了竞销红三角纯碱又减价3角，实质上永利售100斤纯碱至少要亏2.6元。现从市上大量收购卜内门纯碱，换上红三角包装则每100斤纯碱仅亏0.4元，大大减少了永利的亏损额，对支持永利和卜内门的斗争又多了一条节支的门路。
5）范旭东、李烛尘多年留学日本，熟悉日本情况，日本工业发达，用碱量大，但大多为进口，且以卜内门为主。当时日本国内三井与三菱两财阀相互争霸，三菱有旭硝子工厂产碱，三井无碱厂一向引为遗恨。范、李认定此中定有隙可乘，就近和三井津行相商，委托三井在日本代销永利红三角纯碱。永利的动议正合三井心意，协定顺利签订。当时三井急欲有纯碱和三菱比肩供售国内用户，并不计较取得佣金的高低。红三角纯碱用至低的价，请三井布满全日的分支机构散销，推销甚便。红三角纯碱有三井代为义务宣传，且质优价廉，用户无不称道。当时卜内门在日本销售的蛾眉牌洋碱，量大于我10倍，如也同样降价和红三角纯碱竞销则损失至巨，使卜内门更难堪的是永利的行动打破了卜内门洋碱多年来在日本一统天下的局面。
本来在中国卜内门的削价竞销仅是一种忍痛手段，目的在于压倒永利重新垄断中国市场。没想到一年多来的斗争搞得卜内门在中、日两国市场腹背受击，形成经济！信誉具损的骑虎之势。在此卜内门再度领教了永利制碱公司的不可欺！同时卜内门又看到红三角纯碱价廉质优，估计中国纯碱在技术上已妥善过关，如再僵持下去，则卜内门在经济上将受到更大的损失，为了不在赔本的泥坑里越陷越深，卜内门主动来永利声明：今后在中国市场决不再搞廉价竞销，将来碱价如有调整必先与永利协商，联合进行。后来永利根据国内供求情况，对碱价作了合理调整，掌握了纯碱市场的主动权，差堪自慰。
在1926-1927年永利和卜内门削价竞销阶段，还有三件事应该提及：
一、在双方交恶之初（1926年8月），卜内门津行有一王姓中级职员，年龄50上下，曾于某日夜访永利营业部主任余啸秋住宅。当时彼此不相识，问以何事？答：“我是卜内门津行经理小李德立（E.S.Little，Jr.即老李德立之子）派来塘沽刺探永利生产情况及机器、人事种种消息，写成报告备作参考，余不愿作此卖国求富的勾当，故来相报”。余啸秋认为卜内门这种行为很不道德，决定将计就计，予以利用，许王为月津贴银元30元，相约以后卜内门有何消息一定前来相告，如有派遣也必来报。王自动约定出入余宅必走后门，时间必在黑夜。后来他不时被派遣去碱厂侦察，事实上他从未去过碱厂。王对卜内门的“密报”都出自余啸秋的口传，余乘机夸大粉饰事实，无一不对永利有利（当然其中无关紧要部分说永利一些坏话，免其怀疑），而卜内门的内情，永利反得知不少，对抗击卜内门的削价竞销，起到有利作用。如此历时二年余，竟未被发现。
二、在永利和三井谈判在日本代销红三角纯碱之时（1927年夏），卜内门侦知此事，他们私下运动长芦稽核分所，分所英人经理突然下令，说永利存货过多，负债超过股本，不能继续作久大精盐公司的担保人。因久大原盐入厂，照章须先缴期票，由银行或大公司担保，当时塘沽并无银行，向由永利担保，施行多年，始终保守信用。这次长芦稽核分所英人经理的目的不在为难久大，而在借此损坏永利名誉。果然这里下令，那里卜内门就电告三井洋行，谓“中国官方已有令不准永利为久大担保，可见永利已将关门，贵行何必再与永利订此代销合同”。幸亏三井深知内情，仍然与永利签订了在日代销合同。
永利对长芦稽核分所的行为很愤慨，上书稽核所，责问何以损害永利名誉，要求赔偿损失。可至此稽核所并不知有此事，证实此事完全是长芦稽核分所受卜内门运动所至。直到长芦稽核所英人经理调离时，还对来接任的日本经理再三强调此案“切勿放松”。后经稽核所派员调查，证实永利经营良好，并无亏闭之事，始批准由永利担保久大60万元为限，作为下台阶。由此可见卜内门在与永利的斗争中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三、在永利和卜内门商战过程中，幸赖全体职工顾全大局，全厂艰苦奋斗，公司为减轻负担忍痛裁员，而员工中自动要求减薪者大有人在；股东虽多年未分过股息，仍一致坚决支持，对主持人不加责难；久大精盐公司和金城银行在资金上仍予源源接济。由于大众的努力，使永利在与卜内门的艰苦斗争中终于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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