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1779-1839年）是清末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同时，在学术上也很有成就。陶澍对历史学的贡献是零散的、不系统的；同时，也是多方面的。其中以方志学、谱学、考据学最为突出。
一
陶澍第一次参加修志的实践是嘉庆十年（1805年）。是年六月，他父亲陶必铨病逝，弥留之际曾留言，“此心光明，复何言。惟县志未刊，澍归，为我成之”。但有关具体情况，目前尚不清楚。嘉庆十四年（1809年），陶澍任国史馆纂修，参加了编修《嘉庆一统志》，“分任编辑”。当时“馆中正在纂辑儒林、文苑列传，湖湘自王夫之先生而外，得入者寥寥。弟虽极言之，而亦未能多收”，为湖南缺少入志的史事，深感遗憾。嘉庆年间，陶澍还为湖南编修省志提供资料。并应“沅邑诸君子”之邀，赴沅江“商榷志乘”。
陶澍对志书的最大贡献，是创修《安徽省志》。安徽原与江苏为一省，称江南省，雍正七年（1729年）曾有《江南通志》。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江南省一分为二，安徽独立为省，但一直未有省志。编修《江南通志》时，对安徽的记载“语不能尽具”。道光三年（1823年），陶澍任安徽巡抚，即“与僚属商修安徽省志，部居门目条举件，去甫定议”。后因当年安徽水灾严重，修志未能实行。道光五年（1825年），陶澍再次提出修志。他说：“安徽自分省以来，未有志书。既上下江合修之志，于乾隆元年告成，迄今已阅90载。愈久则事愈积，而搜访愈难。若田赋、水利、学校、兵制等项，尤关重大，未可听其散佚。爱即酌定章程，督饬道府州县，博加采访，妥筹经费，於省城设局纂修”。随后，在陶澍主持下，拟定志书纲目，“并手定体例，俾归划一”。同时，要求下属先修郡县志，为省志提供材料。又写信给他的好友董小槎，邀其来皖主持修志。到道光九年（1829年），终于完成《安徽省通志》，陶澍亦因此而得到朝廷奖励。
陶澍不仅有修志的实践活动，对志书和修志理论，也有重要贡献。
第一、强调志书是官吏施政的重要依据之一。陶澍认为各级官吏要治理好地方，必须掌握各地的文献资料以及有关该地的各种情况。因为要“举一方之利病而兴剔之，其山川、风土、人物、官师、学校、财富各大端，皆不可不周知其故”。他又说：“致治固宜于因地设教，尤重于观民。古者，小吏掌邦国之志，外吏掌四方之志。而士训、诵训，皆得以地图、地事、地俗入告，以施其政。诚以一方之掌故，即一方之人心风俗所系，经纬布置，藉资考镜。”宿县州牧苏元璐主修《宿县志》，陶澍十分赞赏，认为苏“异于俗吏”。由此可见陶澍对志书的重视。
第二、指出志书有利于维护统治，教育人民。陶澍认为，通过修志，树立典型，有利于宣传伦理道德，巩固秩序，而且对后世也会发生深远影响。他在列举创修安徽省志的原因时指出：“安徽夙称文物之区，涵濡德化，不特名臣、循吏、儒林、文苑、志行，多有其人，即岩乡僻壤，孝子、顺孙、贞女、节妇，例邀旌典者，亦复比比皆是。顾听其岁久湮没，非所以广圣化而昭来许也”。陶澍还认为编修志书，是“国家文物昌备，典章灿备”的重要表现。陶澍见到《宿州志》时，曾有诗说：“极知礼教能移俗，且喜田功已命倌”，就是指志书有“化成民俗”的作用。陶澍的这些观点，当然是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的，并不足取。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修志为政治服务的原则是可取的。
第三、明确了志和史的辩证关系。首先，陶澍认为史和志是统一的，“古者，列国无不有史，史所纪录，总谓之志。”但并不能在史和志之间划等号，志只是史的一种。所谓“志者，史之一体。州县虽纪一隅，将已备史峸之采”。志书可为国史提供丰富的材料，是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志和史又是有区别的。他说：“修志一事，与史不同。史善恶并书，志，则录其善者而已。”可见，陶澍认为志的内容，一方面是介绍本地的历史、地理、风俗等情况；另方面则是表扬好人善事，树立榜样，以激发人民积极向上，热爱家乡。
第四、提出了修志的几个原则。首先，陶澍认为修志最重要的原则，是“志以传信”，即志书取材的原则，必须真实可靠。其次，强调在民间采访。陶澍不同意只对名宦诸公，如巡抚以上才立传的规定，要求重视民间人物。同时，认为不必全信书本，要多听民间意见，只要是“外间访之，大约众口俱同，即可秉公载入，亦不必尽以见诸简策者为凭据。”再次，认为要区别往事和近事。“往事必须征诸前人记载，近事必参诸与人之采访，据舆论纂入省志。”又次，取材应严而精当。陶澍主张，编修志书“与其取之宽而或失之滥，毋宁取之严而其后犹可增”。上述原则，直到今天仍有参考价值。
第五、论述了各级志书的关系。陶澍说：“取郡县志而荟萃之，则有省志；取省志而荟萃之，则有一统志。”因此，他主张“郡县志之修尤宜先也”。他认为地方志可以为国家一统志提供丰富的材料，说“省志，即他日统志与史稿之凭据也”。
二
陶澍对历史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对谱学的研究。嘉庆年间，陶兰江（陶澍堂兄）主修安化《陶氏族谱》，陶澍曾参与其事，并为之作序。他说：“迄壬戍腊归，甫及杀青，综计始末，皆若有数焉。使澍得以赞襄其事。”以后，陶澍一直关心各地族谱。由于他位高名重，多有人请他为族谱作序。仅《陶文毅公全集》所收，就达27篇。这些序言，反映了陶澍渊博的谱学知识。
第一、陶澍对族谱的产生、发展深有研究。陶澍认为族谱产生于封建社会初期：“古者，诸侯世国，大夫世家，其世系皆小史掌之。”出现了《世本》、《周谱》、《五帝纪》之类的谱书。发展的结果，官谱中有了氏族篇。曹魏时，“九品中正之法行，氏族益重，虽卑姓杂谱，皆藏于官。”故“魏晋六朝，门阀相尚，谱掌于官。至五季之乱，故籍散亡，多有不知姓氏之源者。于是乎家自为谱，往往造作名字，妄譔爵里，溷真诬祖，而谱学遂以大坏。”“隋唐，有图谱局，朗令史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其时，官有簿状，家有簿系，盖纂重已。五代之季，渐即凌弛。观郑温仲所志谱系凡六种，一百七十部。至马贵与《文献通考》所载，仅存数家。阅时无几，而专门之学，已多不可考。”在陶澍看来，“谱学始于周而盛于汉”、“姓氏之学盛于唐”，五代以后，谱学进入衰落期。到明清时期，谱学又有所回升和发展，并兴起了个人年谱。
第二、陶澍论述了史与谱的关系，及修谱的原则。陶澍认为，谱与史是统一的，“表里为用”。互相补充。司马迁作《史记》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各种谱书。“古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若著《世本》、《周谱》、《五帝纪》之类。马迁据以修《史记》。”陶澍在谈到会稽陶氏的历史时说：“《太平郡志》谓，皆唐宋六朝以前陶氏之家，凡九十有九，而能举其名字者，数人而已。其余虽高官大爵，华表岿然，已无从而悉也。以此知史传多遗，而数典不忘，独赖有家谱存耳。”这充分说明，丰富的谱书资料，是对史书的有益的补充。同时，陶澍认为谱书必须忠于历史。因此，修谱必须掌握历史，并提出“不通历史之说，不足以言谱”的原则。他非常推崇欧阳修的《庐陵家谱》，说“欧阳子之谱尤善，以其精于史事。其谱亦全法《史记•年表》为之也。然则言谱学，必于欧氏，而尤以欧氏之史为断。”总之，陶澍认为谱就是历史的一种，必须以事实为根据。
陶澍多次强调修谱的原则，就是“谱以传信”。认为应该使“谱牒之修，去之地望而不惑，质之姓氏而无疑，缀之婚姻而有别”。搜集资料必须“征信于古”。他说：“家之谱，犹国之史，主于传信而已。”“谱牒为一家之学，而《隋书》、《新唐书》皆列入史部，征文考献，要诸直笔也。”因此，“谱不易为，而征信于古之尤难也”。陶澍坚决反对修谱时采纳没有根抿的说法。指出：“其所为谱，则非数千里外所能臆说，辄为综举史传……以备采摘”；更不得取倘恍无据之人，以自诬其先”。陶澍自己所作的谱序，无一敷衍塞责应付之作，亦无誉美拔高之词，对谱中的缺点和错漏，也敢于直截了当的提出来。
第三、陶澍对姓氏历史渊源作了认真考查。陶澍说：“古者吹律定姓，以记其族人。比五音，而五之转生四时，异气殊音，各二十有五，故曰百姓也。而又有氏者，《白虎通》云：所以勉人为善也，或以官或以事闻其氏，即知其族也。”又说：“自司马混姓氏为一”。这里，说明了姓氏来源和演变的过程。
陶澍的谱序，大都认真考查典籍，与族谱所述互为映证，缕述每一姓氏的历史渊源和演变过程，言之成理。现举几例：“邓氏之先出南唐李从镒，后主煜第八弟也，封于邓，为王。宋太宗初，诒捕南唐宗室甚急，其子天和逃之，易李姓而以父封国为姓氏”。陶澍对天和“远循以全先祀”十分赞赏，称其“节义”。而族谱却对此无知。陶澍稽查史籍，在序言中叙述：“陶之得氏，实源于济阳，所谓‘陶邱’者，帝尧初封于此，其后子孙居之，因以为氏。”并指出《风俗通言》和郑樵《氏族志》中关于陶氏来源的说法，都是“不学之甚”的“谬说”。“最难谱者莫如刘氏，有始为刘而后非刘者，有始非刘而后为刘者，有同为刘而异其源者，有同为刘而导其委者”，陶澍查证大量典籍，对刘姓的上述四种情况一一说明。
同时，陶澍对每一姓氏的演变、迁徙及该姓中的著名人物。特殊情况，都有考证。可以说，每篇序，就是该族的历史。这种治学严谨的态度、认真负责的精神和博大精深的学识，确实值得提倡和发扬。
三
陶澍对历史学的第三个突出贡献，表现在考据学方面。
清代乾隆、嘉庆两朝，考据之学发展到顶峰，许多学者从事繁琐的训诂考据工作，导致清代汉学的兴盛。陶澍也受到影响，工于考据，在史实考证方面尤其见长。
《陶靖节年谱考异》是陶澍在考据学方面最突出的成绩。陶渊明为中国古代大诗人，生前，不为当世所重，一生凄凉；死后，又为研究者忽视，作品散失。因此，学术界对陶渊明的生平和作品，进行了长期的争论。陶澍此书根据王质、吴仁杰二谱以及宋元以来名家之说，旁征博引，材料翔实。陶澍在考异中写了五十多条按语，对陶渊明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清理，内容涉及陶渊明的世系、出身地、名字、年龄、生平、著述等，澄清了不少问题，并有创见。故梁启超认为，“安化陶文毅公澍著《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二卷，备例两旧谱加以考证，至博赡矣。”朱自清说：“《陶考》旁征博引，辨析精详，其所发明，尤在出处一事。谱首论世系，亦甚周悉，甲子诸说则备载于靖节先生集集注第三卷前，断语独创一解。”可见，陶考不仅是清代考据学的重要成果，而且在陶渊明研究中独具一帜。
除对陶渊明的考证外，陶澍的其他文章，无论序、跋、说、记、书、辨，以至奏折、日记、诗赋，也多具有考据特色。如前述27篇谱序，都可称为极有见解的考据之作。又如《开梅山考》，指出最早开发梅山的不是章惇，而是宋将翟守素。在《杂说》中，指出《史记•郦食其传》所说“楚人多诈”，“乃谓齐人而非谓楚也”；又指出阎咏将孟子所讥讽的“南蛮鴃舌”许行，注为楚人，是错误的。《君山记》中，否定了舜帝二妃墓的存在，等等。陶澍关于桥的来源，也有一段精当的考证。这些说明，陶澍考据功底深厚，确是博古通今，见识不凡。
综上所述，陶澍在史学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他在史学方面的成就，根植于深厚而坚实的学术功底，来源于认真而负责的治学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