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嘉道年间在政治舞台上崛起的陶澍，堪称楚材之盛第一人。他践履笃实、务通进取，并以赫赫政绩留名后世，使湖湘精神得以发扬光大，开启了湖南人才辈出的新时代。

陶澍原籍安化小淹，家境不佳，但自幼聪明好学。1802年，陶澍时年25岁，会试获捷，成了清代安化县第一位进士。入仕之后，逐渐得到上司援引和道光的赏识。1819年，陶澍任川东兵备道，不久便政声大著，被四川总督蒋攸铦誉为“总督才”。道光立即拔擢他为山西按察使，随后青云直上，到1830年升为两江总督。

此时的中国已进入封建社会的末世，清王朝也由盛世转向衰微，社会矛盾尖锐，弊病丛生。士大夫的风气日益败坏，他们标榜义理，醉心考据，雕琢诗文，沉湎制艺，若问家国天下治安之计，则茫无所知。在这种背景下走入仕途的陶澍，没有随俗沉浮，而是致力于讲求济世利民的治国之计。还在求学之时，陶澍便受到湖湘士人 “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抱有经世之志。从政之后，他尤为留意经世之学，并随处扩充自己的经世才识。湖湘文化的浸润和长年的积累，培育了陶澍施展兼善天下的经世抱负的品质。当他成为封疆大吏，便将经世之学贯注于实际的政治之中，成了当时一个不可多得的政治家和改革家。

他改革漕运传为千古佳话。1825年，陶澍从安徽巡抚调任江苏巡抚，即毅然改革漕弊，推行海运。因为清代的政治中心在北京，南粮北运是一大政事，称为漕运。清代的漕运沿习明朝旧制，实行军运。由于吏治腐败，有关人员营私中饱，勒索、浮收等积弊极深，已成积重难返之势。更兼河道经常淤塞或溃决，不仅漕运费用高昂，而且京师地区还有缺粮之虞。漕弊成了朝野极为头痛的一大蠹政。在江南任地方官多年的陶澍，深知其中症结。他先是从各方面对这一弊政进行整顿，如禁收浮费，革除陋规，严格制度，疏浚运道等，收到一定成效。

但是，这些举措只是权宜之计，并不能根治漕弊。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弊端，陶澍毫无顾忌，大胆创新，进而试行海运。所谓海运，就是将东南漕粮通过海道运到北方。元代和明初均试行过海运，但至会通河凿成，仍改为河运。清代康熙至嘉庆年间，曾时有海运之议，由于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以及江南督抚们的梗阻，海运之议屡倡屡废。道光初年，海运之议又兴，陶澍刚调任江苏巡抚，便大力支持海运主张。他提出将大部分江苏漕粮改为海运，得到道光同意。于是，陶澍亲赴上海，实地考察，并查阅典籍，深入调查。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周密的方案，从各方面作好了扎实的准备工作。1826年2月1日，海运船队从上海出发，月底抵达天津。6月，又顺利组织了第二批海运。由于陶澍的努力，清代的第一次海运如时完成，共计运粮160万石，规模大大超过了元、明两代历次海运，而且粒米不损。海运成功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道光其后不再支持，海运随即中止，但陶澍开创的这一改革事业却给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经验，近代之后，海运逐渐恢复，最后完全取代了河运。

陶澍在财政改革方面也颇有建树。他在安徽、江苏担任布政使和巡抚期间，大力整顿财政，使江南的亏欠现象得以缓解。尤其是为了解决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货币危机，他又提出自铸银币，改革币制的主张。这一主张旨在建立本国银本位货币制度，以抵制外国货币的大量侵入，如果推行，无疑有助于缓解货币危机，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但由于道光以这一主张背离祖宗成法而予以反对，未能实行。此外，在兴办河工水利、清除水患方面，陶澍也是成绩显著。陶澍的锐意改革，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四大名御史之一的张佩伦称他是“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如果说，经世致用可以分为事功和思想两方面，那么，陶澍的贡献主要是前者。作为一个政绩斐然的政治家，他以自己成功的改革为经世致用作了政治上的论证。这些成功的改革不仅仅于国计民生有百世之利，而且以雄辩的事实说明了更法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不幸的是，1839年，这位改革家在中国历史即将跨入近代的前夕溘然病逝。陶澍虽然没有走入近代，但他拔擢了一批人才，倡导了一种新的风气，创造了利国利民的业绩，这些对于湖湘文化在近代发出更为熠熠的光芒，产生了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