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源濂(1876-1927)，宇静生，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1876年（光绪二年）出生于湖南湘阴，祖父曾任直隶大兴知县，父以教书为业。1889年，祖父、父亲相继去世，此后家道中衰，次年随母迁居长沙。

时值十九世纪末，湖南维新志士岌岌讲求救国之策。1897年，巡抚陈宝箴与熊希龄等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聘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范源濂于第二期投考人学。时务学堂是新派人物济济之地，广泛向学生介绍西学，传播维新思想，范源濂受教其间，耳濡目染，眼界大开，与蔡锷同为梁启超的得意弟子。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变法夭折，康有为、梁启超避逃海外。1899年，范源濂与蔡锷、唐才常一同前往上海，考人南洋公学，随后辗转接梁启超函约，东渡日本，就读于梁氏所办的东京高等大同学校。1900年，唐才常在南方筹组自立军，密谋起义，范源濂潜归祖国，回湘联络时务学堂师友，准备响应，后因事机泄露，遭到通缉，随即再次东渡。

1901年，清政府上谕诏布“派游学”，此后，负笈东渡的青年学子与年俱增。鉴于国内学校初创，学科设置不全，学生赴日后没有相当程度的学校可入，范源濂便向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建议，在法政大学附设法政速成科，自任翻译。国内学生闻讯而来，盛况空前。与此同时，清政府也派员赴日考察教育，范源濂乘严修一行在日本考察的机会，请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先生为他们介绍日本教育状况，并亲自“指陈各省教育教授之原理，以及普通、特殊各科之应用，并为译析日本全国之教育制度及其普被之方法”，颇得赏识。

不久，范源濂被清廷电召回国任事，因学部初创，无先例可资援引，范源濂以自己在日本得来的学识经验悉心规画，三四年间，即由主事而升至员外郎。尽职部务的同时，范源濂也热心于社会教育。1909年，他联合同志创设殖边学堂，同年冬，发起尚志学会，它附设的尚志医院，先后诊治一万四千人次，法政讲习所实行义务授课，并编译文化及哲学书籍，刊行尚志学会丛书。1909年7月，为办理庚款兴学事业，外务部与学部联合成立游美学务处，作为考选留美学少的机关，范源濂由学部派充该处会办，1911年2月，游美肄业馆迁人清华园，改名清华学堂，成为正规的留美预备学校，范源濂充任副监督。

辛亥革命后，范源濂以任职学部，与前清官僚均有交往，且与革命党领袖黄兴、宋教仁等有同乡之谊，加之本人生性谨慎，因此南北议和期间，颇得袁世凯倚重，被派定招待南京迎袁专使，又随唐绍仪赴南京接洽统一，斡旋其间，“于南北皆无迕。”

1912年4月，北京政府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范源濂任次长，7月继蔡任总长。任职半年，颁布了民国新的教育宗旨即“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陆续公布了学校系统令及各级各类学校令，合称“壬子癸丑学制”。均以培养共和国所需各种人材为目的，对民初教育界的稳定极为必要。此间，黄兴积极运动政党内阁，希望名列共和党的范源濂也能加人国民党，范源濂以“个人素性不适于政党生活”为辞，脱离共和党，并声明决不再人他党。1913年1月辞去总长职，4月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部主任，负责编定新式教科书。

随着袁世凯帝制野心的日渐暴露，范源濂对他一度效力的大总统逐渐疏远，进而追随梁启超、蔡锷从事倒袁活动。1916年5月，护国运动的指挥机关军务院在肇庆成立，因上海为全国交通的中心，于是派范源濂与谷钟秀为驻沪代表，范源濂奉梁启超之命奔走于黎元洪、段祺瑞处，“鼓其兴味及责任心”。袁世凯复辟失败后，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7月任命范源濂为教育总长。　　

范源濂二度出任教育总长，上台伊始即表示要实行民元教育方针，重整教育大业。他呈文大总统，陈明袁世凯颁行的各种教育法规应分别废止或修改，因为它们“与民国元年发布之学校系统不无抵触，且于国民教育特设阶级制度，施诸共和国家，亦为不合”。此后又颁布实施细则，再度明令删除“读经”一项，摒弃复古教育。

1917年1月，范源濂兼署内务总长，本欲整顿民政礼俗，有所作为，无奈军阀操戈，政客结党营私，虽勉力图维，然“忽忽数月，成绩茫然”，4月辞内务部职。其时，黎元洪与段祺瑞在是否参加世界大战问题上发生冲突，相持不下，范源濂四处调解，毫无结果，段祺瑞被迫去职，12月，范源濂也提交辞呈。

1918年春，范源濂赴美国考察教育，接受了美国教育家孟禄博士的学说，认为只有从调查人手，才能改进中国教育。同年冬回国。次年3月，教育部组织教育调查会，范源濂出任调查会会长。1921年夏，他与蔡元培等人组织实际教育调查社，聘请孟禄博士来华调查中国教育。12月，该社与教育杂志社及中华教育共进社合并组织中华教育改进社，专设筹划全国教育经费组，分研究、关税、公债、赔款四部，范源濂任赔款部主任。

范源濂旅居在外，仍时时关注湖南政局。1918年张敬尧任湖南督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湖南士民忍无可忍，掀起驱张运动。1919年11月，范源濂领衔与徐佛苏、刘揆一等湖南旅京士绅向国会提交弹劾书，控诉张敬尧祸湘六大罪状，要求政府“先去祸湘之人，更施福湘之政”。驱张运动成功后，赵恒惕又称霸湖南，以“援助湘省自治”为借口出兵湖北，范源濂即刻电责他放弃行动。

1920年8月，直皖战争结束后直系组阁，范源濂三度出任教育总长。在任期内，建立了高等专门以上学校视察委员会，公布教育资料采集委员会规程，筹办教育博物馆，公布国音字典，通令各省推广蒙养院，订立教会所立学校立案办法。1921年4月，北京八校教职员因政府积欠薪金，愤而罢课。范源濂身处教员与政府之间，难以措置，只有苦苦劝告:“教育乃精神事业，动辄罢课，则精神方面之损失，宁有限量。”6月，示威学生与军警在新华门前发生流血冲突。目睹政府横行无理，学生坐废光阴，范源濂心急如焚，邀汪大燮、傅增湘、张国淦、张一麟等四位要人出面调停，奔走于交通、财政诸部之间，疏通关节，谋求教育经费的着落，缓解教职员学生与政府间的对立情绪，风潮才得以平息。

1922年6月，他再度赴美，考察农业及公民教育，后转道欧洲，与英国政府商洽庚子赔款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此次出洋，历时年余，对西方教育情形见闻颇多。

1923年2月范源濂漫游海外时，教育部发布范源濂为北师大第一任校长的任命，师大前身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自治会、学生教职员联合会、学生评议会等团体立即发表宜言，掀起迎范热潮。他们一致认为:范源濂服务教育界最久，无论学识经验，都足以楷模国人，作为教育界名流，他生平提倡师范教育，成绩显著；对于我国教育抱有改革的决心，其进取精神令人佩服。因此，师大校长非范莫属。1923年10月，范源濂自法国归来，1924年1月到校就职，谢绝四度出任教育总长而专心致力于师大的经营建设。他一方面厉行严格主义，实施严格考试、严格管理制度；一方面注重人格教育，培养师生、同学之间健康友爱的关系。又邀请学界名流梁启超、蒋方震、黄郛等来校讲学，事无巨细，均用心备至。仅历时半载，成绩已大有可观，全校精神上、物质上都焕然一新。9月，又因经费短缺，“困迫情形、莫由解救”，恳请辞职。全体学生组织挽范委员会，多方挽留，终未续任。1924年，美国国会两院正式通过第二次退还庚款一案，9月，中美共同设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保证庚款用于文教事业，范源濂为董事长，旋被推为干事长，负责实际工作，奔走筹划，积劳成疾，1927年12月23日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