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源濂(1876—1928)字静生，湖南省湘阴人。早年就读于梁启超为总教习的长沙时务学堂，受到维新思潮的影响。以后留学日本，曾在日本开办速成学校，受到中国留学生的尊重。1904年动员12名湖南女学生到日本学习师范教育，是女生留学的最早倡导者和组织者。1910年任清政府学部参事，主张改革教育。辛亥革命后应蔡元培之邀出任教育次长，以后曾三任教育总长。任职期间，他根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坚持教育改革的方向，制订并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法规。他曾数次赴美国考察教育，注意吸收欧美教育经验，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改革主张，是我国一位有主张有实践的近、现代教育家。

　　一、坚持教育改革、制订现代学制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出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为了实施他的教育改革计划，1912年4月他不顾党派的纷争，决心邀请在教育界享有一定声誉的范源濂出任次长。那时，政局多变，但教育部的工作还是充满生机的，各司、各科都进行学术研究，大政方针的制定都进行充分的讨论。范源廉在回忆这一时期的工作时说：“在我们合作期间(指与蔡元培一编者)，部里的人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讨论很多却没有久悬不决的事，一经决定立刻执行，所以期间很短办的事很多”。蔡元培在谈到与范源濂的合作时说：“元年我在教育部，请范君静生相助，我偏于理想，而范君往重实际，以他所长补我之短”。在他们合作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教育部以惊人的效率开展着除旧布新的工作。他们积极筹备召开全国临时教育会议，组织起草会议议案，但会议开始不久，蔡元培却被迫辞去总一长职务，后来他在忆起当时的心境时深有感慨地说：“部中僚友，实有和衷共济之乐，猝然舍去，良用歉然”。蔡元培的去职给这全国第一次教育会议蒙上了阴影，会议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原定九十二件议案只议决了二十三件，会议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不管讨论什么问题议员们都要大起争执，经常吵骂得天昏地暗，甚至连调停都不可能”。可见，教育界受军阀政治、政党派系的影响极大。

7月26日袁世凯重新任命各部部长时，范源濂被任命为教育总长。摆在他面前的道路是极其艰难的。此时的袁世凯已大权在握，作为封建亡灵卫道士的嘴脸也日见端倪，在此背景下要坚持完成蔡元培教育改革蓝图无疑是困难的，但是，范源濂没有辜负蔡元培的期望，他依然坚持进行教育改革，在他任职期间，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规程。举其要如下：

9月2日公布民国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这一宗旨是根据蔡元培的思想提出的。它对于1906年清政府学部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半封建教育宗旨来说，无疑具有革命的性质。

9月3日公布《学校系统令》即“壬子学制”，此令与后来陆续颁布的各种学校令及补充令称为“壬子癸丑学制”，该学制规定了初小四年为义务教育。

在公布的《小学校令》中规定：“小学教育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需之知识技能为宗旨”；《中学校令》中规定：“中学教育以完成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大学令》中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师范教育令》中规定：“师范以培养小学和中学师资为目的”，并免收学费。

此外，还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学校规程，如：《法政专门学校规程》、《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外国语专门学校规程》、《大学规程》和《私立大学规程》等。1913年1月又颁布了《视学规程》，把全国划分为8个视学区，从而建立起对教有的督察制度。

范源濂任职仅半年，颁布法令、规程30余项，从教育宗旨、学制到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原则，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新的教育法规。这些法规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摒弃了尊孔、读经，有明显的反封建性；二是以培养适合国家需要的各类人才为目的，是适应发展资本主义要求的。为实施资产阶级学校体系奠定了基础。《民初风云人物》一书在评述蔡元培对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贡献时指出：“蔡先生的规划能够维持下去，其(指范源濂——编者)功亦不可没”，这个评价是公允的。

范源濂推行教育改革因与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方略是不相容的，1913年1月他以“政见不同”愤然辞去总长职务。此后，教育部在袁世凯的授意下，重新颁定以“法孔孟”为中心的教育要旨，并把读经重又列为中、小学必修课目。更有甚者，教育总长汤化龙公然鼓吹要以“孔教为国教”，使国民“居于教徒之列”。另一位总长张一麟则把封建宗法制度称为“中国社会之精神”。教育部成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御用工具。在这期间，范源濂发表了许多文章，阐发坚持教育改革的主张。1915年他毅然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曾任军务院驻沪委员。

袁世凯倒台后，范源濂第二次出任教育总长，表示要实行民国元年所制定的教育方针，并参仿英美的教育制度继续进行教育改革。范源濂十分敬重蔡元培的学识和改革精神，因此，当马叙伦等教授向他推荐蔡元培出任毫无生气的北京大学校长时，他欣然赞同，并极力向政府推荐，当取得认可后，他立即致电正在法国的蔡元培，敦请他回国担任全国最高学府的校长。正因此项任命，才导致了蔡元培对旧北京大学的改造，使北大成为“五四”时期称科学与“民主”的摇篮。

范源濂在实施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学制的改革。他认为只有在充分调查研究并吸取外国教育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才可进行学制改革。1917年1月教育部决定派遣黄炎培等6人赴日本、菲律宾考察教育。同年9月公布了《学制调查会规程》，规定该会任务是调查国内外学制，并向总长提出学制改革意见。他为了能亲自赴美国考察教育辞去了总长职务。1920年11月他第三次出任教育总长，在这期间，修订了教育调查会规程，规定调查会隶属于总长，以调查、审议教育上的重要事项为目的。他参加教育调查团体，并和蔡元培、张伯苓、陶行知等教育界名人发起组织“实际教育调查社”（该社与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合并，组成中华教育改进社，范源濂为九董事之一），该社1921年夏聘请美国教育家孟禄来华讲学并进行教育调查，历经十个省，极大地影响了我国教育界。“对壬戌学制的制定有重要的影响”。

从民国初年的“壬子癸丑学制”到1922年的“壬戌学制”是中国教育从学习日本转而学习美国的时期。在此10年期间，教育总长如走马灯一般更迭20余人。其中许多人都是所谓的“伴食阁员”，甚至有人对于教育毫无知识。范源濂三次担任教育总长，教育部大部分的重要法规是在他任职期内颁定的。他曾留学日本，出访美国注重吸取先进国家的教育经验，力图使我国教育符合资产阶阶级国家发展的方向。

　　二、主张首先发展普通教育和师范教育

范源濂与蔡元培研究教育的志趣有所不同。蔡元培的注意力集中于高等教育，认为只有首先办好大学才能为中学提供好的师资，只有办好中学才能为小学提供好的师资，因此，主张首先整顿大学。而范源濂的注意力则集中于普通教育，认为只有首先办好小学才能谈到办好中学，只有办好中学才可能办好大学。两人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蔡元培注重承高层次教育而范源濂则强调教育的普及。蔡元培认为两人的争论是有益的，他称之为“相对的循环论”，并且说：“把两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

范源濂关于首先发展普通教育的主张是很有见地的。民国初年许多人对于普通教育的“博鹜不专”和中学毕业后“无一艺之成”不理解，于是把子女送进私塾或工厂、商店当学徒，以图眼前利益。范源濂认为这是对普通教育的性质和功用不理解而造成的。他说：“今之学校，必由普通而进习专门”，他从人的身心发展规律出发，认为人的各种能力都必须予以“启发”，就像璞工需要雕琢，良种必待播植一样，而人在幼年之时，身心最适于“修练”，普通教育的功用就在于“从多种方而以活动其各部之机能，而助成全休之健全发达”，从表面上看普通教育“嫌于泛涉”，但是“察其内蕴，实足以统合学子之心身，而付与以调和均齐之效益。”他联系当时中国面对列强所处的危急境况，提出普通教育是“强固民志，伸张国力”的重要途径，要培养国民适合于生存的能力，也非发展普通教育不一可。他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提出只有发展普通教育才能够培养“后辈国民，跻身于进化之域”。范源濂根据先进国家的经验，认为利用法律手段实施义务教育是发展普通教育的重要措施，他说：“文明各国，莫不定普通教育之一部为国民义务教育”，而且“年限愈长者，其国势之发展亦愈强大”。他还专门撰写《论义务教有应规定于宪法》一文，文中论证了只有将义务教育规定于宪法，才能以法律的手段保证义务教育的实施，只有这样才能革新中国传统的家庭与国家的观念。他还认为，如不这样，势必“不足以追先进之前纵而挽国势于将来也”。他对于普及义务教育意义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他提出的义务教育应规定于宪法的理论具有超时代的意义，今日读来也可为卓识之论。

发展普通教育面临两大难题。首先是经费问题。范源濂痛楚地看到，在北洋政府统治之下由于财政艰难，民生凋敝，故而常把教育经费当作不急之需，列入压缩之列，致使许多中小学校停办，他对此十分气愤，指出：“若持省费之见，而不顾教育之何如，吾恐于问于家，其为利于今日者甚微，而损失于他日者将无限耳。”其忧国忧民之心跃然可见。不幸是范源濂的忠告不但北洋军阀政府不予理睬，就是后来的国民党政府也将其置诸脑后，大量的金钱花在打内战上，教育经费少得可怜。其结果是有目共睹的，文化落后，经济发展缓慢，国弱民穷，几近亡国，教训是惨痛的。其次是师资问题。他认为，学生成绩的优劣决定于学校管理和教师的教学质量，指出：“我国兴学之始，有最大之阙失焉，即未能致个力以储备师资是也。”由于缺少合格的教师因而造成“教授失宜”“误有为之青年，阻家之进步。斯其为害，何可胜言。”他认为，为发展普通教育应当“首重师范之养成以正本清源”，而且这是“事之不容或缓者”。1923年11月范源濂出任北京师范大学第一任校长，他决心为发展我国师范教育作出贡献。因此，当不久又一次任命他为教育总长时，他毅然决定留任北师大。在校期间，他主持修订了北师大组织大纲和各种规程，聘请了许多著名学者到校任教，他主张对学生严格要求，以培养出能为人师表的合格教师。可惜他任职仅10个月，终因经费竭蹶忍痛辞职。

　　三、提倡科学、尚武、爱国的“教育救国”论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的烟云殃及青岛等地，我国随时可能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品，每一个爱国志士都在为祖国的前途担忧。范源濂当年11月发表《今日世界大战中之我国教育》(《教育界》1914.11.23)，集中阐述了他的教育救国主张。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实力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发展起来的，必须靠平时的努力。发展实力可采取的措施很多，而发展教育则是其中最重要的。无论学校或是家庭在实施教有的过程中必须从四个方面下功夫，即：“明世界之大势，示科学之重要，振尚武之精神，阐爱国之真义。”

所谓“明世界之大势”，就是指导学生研究世界历史、地理和各国现状。他认为，各国的情形虽然复杂，但只要相互参照予以研究，都可寻其脉络。而世界大战中整个战局的发展与交战各国的疆土、气候、人口、物产及交通产业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教育者的目的就是要“就历史、地理之学科勤加考求，善为指点”，“使以往之陈迹复现于当前，远方风物宛若在亲睹”，那么学生“兴趣无虑其不厚、理解无虑其不明、记忆无虑且不固，他们的收获将不只限于书本，必将能“养成其观察世界大势之远识，引起其研究世界大势之心”，就是说，培养青年一代走出一己、一家、一国的狭小圈子放眼看世界。无疑，这一主张的目的在于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和面对世界的责任心。

所谓“示科学之重要”，就是倡导建立我国独立的科学研究体系。他列举了科学技术的优劣在当时世界大战中的效用后，指出：“医药精良而创病立起，电学昌明而应用无穷，以建海陆之声威，助攻守之势力者，何一非本于物质之科学哉”，并且“国业之兴，又必有赖于科学”，“科学之功用，无论直接间接，皆足以增进国力者也。”然而，对于科学技术的重要，当时我国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认识。他又指出“吾国人之为学，安常习故，骛于空泛，能致力于实用之科学者甚鲜”。并警告，现在我国的现状是：“全国之大，万国之众，心生活所需之物品，国命所托之武器，无一不仰求于外国，年复一年，愈演愈甚”，基后果必将是“陷经济于破产，危国家独立”。范源濂提出的有两条值得深思，一是应建立独立的料学体系，注重实用科学的研究，认为这是发展经济所不可少的，二是应建立生产体系，发展我国民族工业，改变一切仰求于外国的殖民地经济形式，否则就要影响国家的安危。其思想是极其深刻和高明的，对于我们今天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所谓“振尚武精冲”，就是增强国民素质。范源濂主张“尚武”是以卫国为宗旨的，他说：“吾国人以爱和平著称于世界，和平固甚可爱也，然独惜光荣之和平，非不武之国民所得而爱之者耳”，还提醒人们注意大战中的世界情势，“风云乍起，天地变色，杀入惟患其不多，制敌惟患其不甚”，因此，振起尚武精神是“当务之急”，要达到振起的目的，必须革除文弱积习，造成“不武者不足以为国民，不武者不足以为男子”的舆论。他认为“全国皆兵”是发展国民实力的最优良的制度。这一主张与蔡元培所大力提倡的“军国民教育”是一致的。

所谓“阐爱国之真义”，就是要求国民无条件地服务于国家。范源濂一反历来“保国即所以保身家”的传统爱国观念，他认为“国之为物属于公，而身家之为物则属于私”，以“保国即所以保身家”为号召，其目的“终在于身家，而不必在于国”，那不是真正的爱国。他对于世界大战中各国国民的从军精神深为赞叹：“一闻召集之令，无论其职为官吏、为农工、为商贾其居成远或近，皆立弃其一切私事。以争先入伍”，“呜呼！为国而先自弃其家，自危其身，……蹈万险而不辞，经重创而犹奋”，这种爱国情神反映在个人身上，可使软弱者坚强，怯懦者勇猛，反映在大众身上则可使分散者凝聚，歧路者归一。他主张向全国人民众扬这种“忘身舍家，急公赴难”的爱国精神。培养国民“公而忘私”的志气。当然，范源濂对于当时世界大战性质的认识有其局限性，对于各国国民从军的情形也有夸大之处，但他对于国家观念的认识，则是从资产阶级利益出发，目的在于增强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这对于改变我们这个刚刚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主朝脱胎而来的民族所固有的那种涣散和狭隘的小农意识而言，是有其进步意义的。

由于腐朽的政府和愚昧的社会积习，不会理解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范源濂的教育主张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在一篇文章中叹道：“教育之力固足于转移社会，然当其未至也，则常为社会之力所转移。今我国社会之风习，其力量固至深厚而莫与易也。”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范源濂能够参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经验对我国旧教育实施改革。虽然在北洋军阀政府黑暗统治下，他不可能有多大作为，但他所主持制订的学制和一系列教育法规，以及他的教育主张，对我们近现代教育仍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史上是有一定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