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陶澍（1779-1839）作为清王朝的地方大员登上政治舞台，是在道光元年到道光十九年（1820-1839）的二十年间。这时的中国，正处在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的前夕。
当时，清王朝正从所谓“乾隆盛世”的顶峰急剧地跌落下来，危机四伏。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极为严重，土地日益集中，朝廷的赋税不断加多，愈来愈多的人陷入贫困破产的境地。官吏贪污横行，社会经济破败，诸如漕运、河工、盐政等项，积弊丛生，多成痼疾。阶级矛盾更形尖锐，农民起义和民变斗争风起云涌，清王朝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正积极地向中国扩张，他们以鸦片贸易为主要手段，猖狂地对中国实行经济掠夺。鸦片的输入，使中国对外贸易由出超变为入超，大量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破坏了中国的财政，加速了农民、小手工业者和商贩的破产。而吸食鸦片的结果，又严重地腐蚀了清王朝的官吏、兵丁及广大劳动者。外国资本主义还积极准备发动侵略战争，以图征服古老的封建帝国。这样，中国的独立和中华民族的生存，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另一方面，嘉庆道光年间，从明朝中叶开始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又有了缓慢的发展。特别是东南沿海的某些部门，如丝织、棉纺、染业、制瓷、制茶、制铁、造纸等业，都得到了发展，并出现了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和作坊，带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和包买商也开始出现，市民阶层扩大了。这些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必然对人们的思想发生影响，促使人们对农商关系和商人的地位与作用进行新的探讨。
面对封建王朝的崩溃之势，在资本主义因素不断发展的启发下，地主阶级中的少数开明人士，为了保住封建国家的独立和地主阶级的统治，开始寻求兴利除弊、实行改革的道路。他们对内主张整肃吏治，广辟财源，强国富民；对外主张严禁鸦片，加强国力，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他们敢于面对现实，积极探求，认真思考救国匡时的办法，逐步形成了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陶澍、魏源、林则徐、包世臣、龚自珍、姚莹、黄爵滋、汤鹏等，都是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活跃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的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本末”关系的认识有了新的变化。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开始冲破陈腐的“重本抑末”的传统观念，试图正确处理农业和商业的关系，正确认识生长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正确对待正在发展中的商人阶层。有的还有比较鲜明的“利商”思想，陶澍就是其中之一。
（二）
陶澍“利商”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重视商业资本的作用，借助商人的力量，推行改革，消除封建经济的若干积弊，广辟财源，增加了清王朝的财政收入。
嘉道年间，漕运、盐政、河工的问题成堆，所谓“借问开捐何所润，中外度支或益罄，遭盐河兵四大计，漏卮孰塞源孰盛？”反映了当时财政的严重局面。
漕运，是当时积弊最多的严重问题。每年由江苏等省北运的漕粮不下四百万石，由于官僚机构的腐败无能，吏青的舞弊中饱，使漕运损耗很大，运输费用很高，往往运送漕粮一石，要实征数石，甚至十数石之巨。陶澍指出，漕运的最大弊害，是富豪劣绅“包漕，横索陋规”，化国家钱漕为私有，小民之负担则日增，因而，“病国病民，大为漕害”。由于负担太重，便出现了漕粮拖欠的现象，有的地方，甚至发生了“闹仓”事件，严重减少了清王朝财政收入和京畿地区粮食供应。
早在嘉庆二十年（1815），当陶澍奉命巡视江南漕务时，即发布《巡漕告示》，决心裁革漕务陋规，“剔厘各弊，凡有漕政，理宜一体肃清”。道光五年（1825）陶澎任江苏巡抚，刚抵任，就明确提出整顿漕运，并主张改河运为海运，改官运为商运。
道光六年（1826），陶澍受命筹组漕粮海运。在魏源、包世臣、贺长龄等人的协助下，他制定了妥贴的政策，依靠商人的力量，出色地完成了当年任务，受到朝野上下的普遍称赞。
当时，上海一带有支力量强大的沙船帮，“大小沙船，江南沿海州县皆有。殷实之商，有一家数十号者，会于上海”。这个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沙船帮，主要从事于上海、东北之间的海上运输。从东北装运大豆、豆饼、药材等来上海等口岸，北行则多放空，甚至装泥压船，因此，有北运粮食的漕力。陶澍为了动员沙船运粮，多次到上海调查研究，解除船户顾虑，制定漕粮海运方案。是年，共组织沙船一千五百六十二艘，往返两次，运米一百六十三万三千石，顺利到达天津。沿途没有发生事故，米的质量好，没有霉变、亏损现象，运费也比河运大大节省。当时，人们普遍称赞海运，认为“其优于河运者有四利：利国、利民、利官、利商”。
海运的成功，显示了资本主义商业的优越性，事实本身还告诉人们，发展海运，能有力地促进南北物资交流和平抑物价。因为“荆、扬、豫、兖之货循运河而上，江、浙之货附海漕而北，物价必贱于前”。“物贱”，能提高人们的购买力，有利于通商；货畅其流，商品交换的扩大，也有利于商人和商业资本的发展。所以，漕粮海运充分体现了陶澍的“利商”、“用商”思想。
清代盐务，基本上延用了明代的纲盐制。盐课是清廷的重要财政收入之一。所谓纲盐，是一种由少数纲商垄断食盐购销，并由他们包纳盐课的制度。嘉道年间，纲商和官史进一步勾结在一起，形成一种封建垄断性的盐业集团。他们把持盐政，贪污中饱，致使盐价上涨，盐产下降，官盐滞积，私盐活跃，盐课则日趋短绌的局面。如“两淮盐务，凋敝败坏至今日，已成决裂之势。盖库贮垫占全空，欠解京外各饷为数甚巨。历年虚报奏销，总商假公济私，遮饰弥缝；商人纳课不前，日甚一日。现在每卯竟无课饷上库，紧急应发之银鱼欲挪垫，亦无款可挪。且口岸滞销，商远裹足，间有领运，无非籍官行私，弊端百出”。盐务之务成了清廷最感头痛的一大弊政，改革实在必行。
道光十年（1830），陶澍升任两江总督，次年，又兼理两淮盐政。当时，魏源和包世臣作为陶澍的幕僚，积极参与了改革盐政的筹划。道光十二年（1832），陶澍首先在淮北二十九州县取消纲商对食盐的垄断，改行票盐制。这一改革，也是依靠商人的力量实现的。
所谓票盐制，就是允许商人自由领票运盐。规定每票一张，运盐十引（特殊情况下，还可一引起票），无论何人，只要照章纳税，均可领盐运销。票盐制的实行，一些“挂名总商率多坐食盐规之辈”，大多被革退；使“从前之每年坐食数千金数百金者”，均“乾俸全裁”。朝廷的盐课收入也有了保障。陶澍兼理盐政八年，共“完正杂银二千六百四十余万两，而在岸缓纳之课，尚不在其内。从无铳纲借帑之事，库贮常实存三百余万两。”票盐被称为“百世之利”。
票法的积极意义，在于促进商业资本的发展。姚莹说：“夫票法之善，以去商贩之束缚而民便也”。魏源认为“纲利尽分于中饱蠹弊之人”，“票盐特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实行票盐制，使普通商人能够自由贩运食盐，从而打破了封建官商相互勾结的垄断局面，使商业范围扩大，商人人数增加，商业资本增厚，商业资本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所以，陶澍以票盐代替纲盐，是他“利商”、“用商”思想的又一鲜明体现。
第二，利用商业资本推行改革的同时，不仅照顾商人的经济利益，使商人有利可图；而且维护商人的政治权利，开始注意在政治上提高商人的地位。
陶澍在借助商人力量推行改革时，注意保护商业活动的正常开展。如在漕粮海运时，他明确规定：沙船“满载之后，任听俟便开洋，不加催促”，使“沙船行往自由，二不致掣肘”。实行票盐制，任何商人都有领票运销食盐的机会，价格、运销地区也不作硬性规定，商人可以自由竞争。在动员商人运粮到灾区时，陶澍说：“尔等来江卖米，原系将本求利，今灾区需米既多，销售甚易，尽可广为贩运”并规定“凡遇米船、麦船到境，听其自行投行，照时价公平粜籴，使商贩踊跃乐从”，他还发布告示，免除商人关税，明令告诫“不逞之徒”，如有“截阻留难”、“掯勒纠抢”，定当“尽法惩治”。
在封建社会，商业的发展受到重重压抑。各级封建官吏和地方土豪，往往在他们割据称雄的地盘内，任意添关加卡，巧立名目，对往来商贩货物任意抽税派捐，强加盘剥。在推行票盐制时，陶澍深知这些关卡对票盐贩运的危害，曾三令五申明文制止。他说：“向来商认口岸文武衙门，往往私设陋规，书役更多需索，本属违例。现行票盐，多系民人贩卖，资本无多。所有皖、豫两省滞岸及江苏食盐口岸各衙门，自不容向民贩素取陋规。惟胥役兵丁，仍恐籍端勒索。一经民贩讦告，或经发觉，即严行究办”。当时，清政府顽固地推行重本抑末和闭关自守的政策，商品经济不仅受到封建经济的强大的抵制和压抑，而且受到封建政权的限制和破坏。陶澍却能一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顶住朝野的压力，利用自己所掌握的部分权力，不准“地棍土豪私立盐关”，支持商品经济的发展，确是难能可贵的。
要用商，就必须照顾商人的经济利益。如在《筹办海运晓谕沙船告示》中，陶澍对海运船商的利益作了尽可能的维护。
“海船全凭风信，一交冬令，各沙船例应收口守冻，其时南货已卸，本系闲月，正值各州县征收漕粮陆续交兑之时，是沙船受雇不致等候也。
“载米一石，即有一石之价，另委大员当堂发给，丝毫不经吏役之手。虽装官米，仍与民雇无异，是沙船不致赔累也。
“本部院先委员在天津城东门外守候，沙船一到，即与卸装放回。是船户管运不管交，不思收米勒掯也。
“在上海受载装米之外，仍准捎带客货（后来具体规定：各船准带客货二成，并由海关查明免税放行）。到津装卸之后，仍准放回奉天揽装豆饼之物。是官给运价之外，更有余利也。
这些规定，在装运时间、价格、运行、交货等多方面都给船商以实际利益。同时，陶澍还派水师武装护送，以防海盗侵袭；严格纪律，申禁差役勒索；船户余米，允许在天津按时价自由销售。此外，陶澍还估计到商运途中可能发生的事故，规定“如在洋遭风，到津时验有砍桅、松舱及伤弊人口，其短缺米石，查照粮船失风之例，奏明免其赔缴，并照例优恤”。
特别可贵的是，陶澍不仅重视商人的经济利益，而且开始注意商人的政治利益，为商人在政治上争取地位。比如，海运漕粮时，陶澍就提出：“运米较多之船商，果能两运妥速，本部院定当奏请圣恩，赏给顶载职衔。耆舵、水手果能稳实勤慎，认真出力，查明亦酌加奖赏”。他还制订了“商船奖叙”的具体办法：运米一万石以下者，均赏给匾额；运米一万石至五万石的，分别情况，给予九品到五品的职衔、顶载。海运成功后，在他提出的请奖名单中，有的“以知县拣发各省补用”或“以教职尽先选用”；有的“赏给五品职衔”；有的“赏给六品顶载”，有的赏给六品、七品、八品、九品职衔等等。随后，陶澍谋议再次海运，同样规定奖叙办法，并申明凡上届已赏给五品职衔者，运载有功，其赏给职衔，“准其另给子侄”。
陶澍的上述做法，在客观上反映了商业资产阶级对政治的要求。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说陶澍突破了前人的认识藩篱，顺乎社会潮流的发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似乎是不过份的。
第三，主张自铸银币，用银币代替银锭，建立我国独立的银本位制，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金融掠夺，为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
清王朝实行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到道光初年，发生了严重的白银危机。一方面银钱比价失调，银贵钱贱。原定纹银一两抵制钱一千文，由于“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另一方面，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洋货大量倾销，造成了白银大量外流。洋钱进入中国市场流通，每枚含银量仅七钱左右，但在流通中却值纹银八钱、甚至一两。外商用洋钱收买纹银，运回本国，再将洋钱投入中国市场，一再获利，进行金触掠夺。特别是鸦片走私，是造成白银危机的主要原因。以广东省为例，由于“鸦片之流入中国”，“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
道光十三年（1833），陶澍和林则徐联名写了《会奏查议银贵钱贱除弊便民事宜折子》，提出了改革币制的主张，这一主张同样明显地体现了陶澍“利商”、“便商”的思想。
1.肯定了计量货币——铸币的优点。他们认为“银钱贵在流通”，洋钱是铸币，价格清楚，无须过秤和折算。“民情图省便，寻常交换应用银一两者，易而用洋钱一枚，自觉节省，而且无须弹兑，又便取携。是以不胫而走，价虽浮而人乐用”。根据货币的发展规律，由足值的货币向纯粹的价值符号发展，是一种客观的必然趋势。因此，用计量的银币来代替称量的银块，是一种进步的主张，它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2.反对禁用洋钱和骤平洋钱价格。因为洋钱在“闾阎币肆，久已通行，长落听其自然，恬不为怪。一旦勒令平价，则凡生意营运之人，先以贵价收入洋钱者，皆令以贱价出之，每洋钱一枚，折耗百数十文，合计千枚，即折耗百数十千文。恐民间生计，因而日绌，非穷蹙停闭，即抗阻不行，仍属于公无裨。且有佣趁工人，积至累月经年，始将工资易得洋钱数枚，存贮待用，一旦价值亏折，贫民见小，尤恐情有难堪”。这种看法，反映了平民的利益，洋钱在东南沿海地区已广泛流行，一般平民百姓都积存有洋钱，商人更多。一旦禁用或平价，吃亏的主要是这些人。
3.主张采取适当步骤，逐步限制洋钱流通范围。陶澍认为听任洋钱漫无节制的流通，不利于财政金融的稳定，且有碍商业的繁荣与发展，他主张一方面限制洋钱的价格，根据洋钱的成色与重量参照白银作价，使洋钱与白银的价值大致相等。另方面限制洋钱的流通范围，他倡议首先在数额巨大的漕运款项支付上禁用洋钱，行之有效后，逐步扩大范围。
4.主张自铸银币。他们指出：
“欲抑洋钱，莫如官局先铸银钱。每枚以纹银五钱为准，轮廓肉好，悉照制钱之式。一面用清文铸其局名，一面用汉文铸‘道光通宝’四字。暂将官局铜钱停卯，改铸此钱，其经费比铸铜钱省至十倍。先于兵饷搭放，使民间流通使用，即照纹银时价兑换，而藩库之耗羡杂款，亦准以此上兑。计银钱两枚合纹银一两，与耗银倾成小锞者，不甚参差，库中收放，并无失体。盖推广制钱之式，以为银钱期于便民利用，并非仿洋钱而为之也。且洋钱之一枚，即抑价亦系六钱五分，如局铸银钱，只重五钱，比之洋钱，更为节省。”
上述主张实际上是要在中国建立近代银本位币的制度。但为顽固保守势力所反对，道光帝以“大变成法”为理由而予以否定。
5.提出了解决白银危机的具体办法。他们认为白银危机的主要原因是鸦片进口。“鸦片烟由洋进口，潜易内地纹银，此尤大弊之源，较之以洋钱易纹银，其害愈烈。盖洋钱虽有折耗，尚不至成色全亏。而鸦片以土易银，直可谓之谋财害命”。鸦片“竭中国之资财，贻害及于国计”。因此，杜绝鸦片进口，是防止白银外流的根本办法。其次，主张严格法纪，制定处分白银出洋章程。据此，清廷拟定白银治罪条例，对偷运白银出洋者，分别处以充军、流放、杖责、枷号等刑罚。
5.主张统一钱法，严禁各地私铸小钱。这样，就可结束制钱的混乱状态，不仅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有利于商品的流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
综上所述，陶澍的主张明显地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商品经济和商业资本发展的要求，尚能付诸实施，是能有效地取得抵制外国货币侵入、维护本国独立货币体制、促进商业资本发展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作用。无疑，它具有积极、进步、爱国的意义。
（三）
陶澍是清王朝的封疆大吏，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封建秩序。但是，他为推行的改革而制定的“利商”政策，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有利于封建经济的解体。
陶澍利商思想的产生，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众所周知，嘉道年间，资本主义萌芽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陶澍长期为官的江南地区，不仅是当时经济发展的中心，而且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作坊比较集中的地方，中小城市和集镇星罗棋布，商业资产者云集，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市民人数不断增加，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众多地主和工商业有了较密切的联系，有的还投资工商业。农村自然经济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也出现了某些瓦解的趋势。这些，都使陶澍有较多的机会了解商品经济的发展情况，较清楚地看到商人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陶澍利商思想的产生，还可以从他自身思想发展中找到端倪。他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但其祖父一代，曾从事商业活动；到父亲一代，则已经破落。每遇“岁饥，要摘采藜藿佐食，或数日釜炊颗粒”。父亲以舌耕为业，母亲要参加劳动，弟弟则因家贫，一度“废学，与诸从兄业耕者伍，长镵短锸，朝出暮归”。陶澍从小随父在农村和小集镇搭馆就学，比较广泛地接近了农民和下层劳动群众。他又接受了严格的教育，有较好的学术素养，讲究经世之学，注意社会经济问题。他为官以后，注意吏治，廉洁自奉，能深入实际，了解下情，比较关心民间疾苦。因此，他不仅能发现封建经济的一些弊病，而且能比较正确对待新生事物，利用商人的力量，来推行他兴利除弊的改革。
作为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一员，陶澍同其他成员相比，有着明鲜的特点（正是因为这些特点，使人们在评论和研究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时，忽视了陶澍，甚至连他的名字也不题）。
首先，在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中，陶澍的资格最老，地位最高。陶澍是嘉庆七年（1802）进士，到道光十年（1803）时，任两江总督，成为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统率一方的重臣。这时改革派中的重要成员如魏源、包世臣、汤鹏等人，仅是布衣举人，龚自珍、黄爵滋等，也刚刚成为进士；就是较早进入官场的林则徐，此时也仅一介布政使。陶澍的这种地位，使他同封建王朝的上层有较多的联系，和当时地主阶级顽固保守派人物（如谢阶树）也有较多的接触，他的思想也相应地多一些保守性，这可能是陶澍容易被人忽视的第一个原因。
其实，在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中，陶澍处于一种领袖地位。林则徐、姚莹等是陶澍的下属，魏源、包世臣等是陶澍的幕僚，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陶澍的培养和提拔。陶澍和林则徐在改革币制、严禁鸦片、兴修水利、赈济灾荒等一系列问题上，有着共同的主张和一致的行动。陶澍开创海运、改革盐政、清除漕弊等项政策的成功，全靠魏源等人的参赞筹划、制定方略；同样，魏源等人兴利除弊、改革经济的思想主张得以实现，也必须依靠陶澍的批准和支持，否则，就只能纸上谈兵。可以说，在鸦片战争以前，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重要人物，都团结在陶澍的周围。
其次，陶澍身居高位，忙于处理政务和官场应酬，在经济方面没有系统的专门著作，他的经济思想是从一些奏折、书信中反映出来，是分散的、片面的就事论事，没有理论上的分析提高。陶澍不是一个理论家、思想家，而是一个实干家、理财家。
魏源、包世臣、汤鹏等人则不同了。他们虽然没有提出系统的经济理论，但是有不少著作是专门讨论经济问题的，他们的经济思想比较集中，易于发现和整理。这可能是人们重视魏源等人、而忽视陶澍的重要原因。
再次，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产生于鸦片战争之前，发展放鸦片战争之后。林则徐、魏源等人由于鸦片战争的教训，思想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都大大地前进了一步。陶澍在鸦片战争前夕（1839年）去世，不可能有这个进步。这可能是人们容易忽视陶澍的主要原因。
在鸦片战争以前，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主要关心封建社会内部危机，力图兴利除弊，缓和阶级矛盾，解决财政困难，以图挽救日渐崩溃的封建统治。这些主张虽然于国于民有利，但并没有超出封建主义的范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极大地震动了地主阶级改革派。他们睁开眼睛看世界，开始了新的思考，认真探讨本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开展，并产生了从抵抗侵略出发而向西方学习的思想，魏源更明确地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命题。这些都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开始突破了封建主义的范畴，有力地冲击了闭关自守的封建传统思想，是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陶澍的思想，当然不可能有这一进步。但是，正是由于陶澍利商思想的产生、利商政策的实行，且行之卓有成效，为改革派思想的上述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也不应忽视陶澍作力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