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铁加同志在《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猛回头>写作年代辨》(载《湖北大学学报》一九八五年第三期)一文中不赞成翦伯赞《中国史纲要》、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说《警世钟》和《猛回头》写于一九○三年，也不同意初级中学《中国历史》说两书写于一九○四年。主张“《警世钟》一书当写于一九○三年”，“《猛回头》当写于一九○四年”。笔者接触到一些史料，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

陈天华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思想家、宣传家和文学家，了解他的作品的写作年代当然是有意义的。陈天华，湖南新化人。少时穷居乡里，一八九六年随父到县城入资江书院读书。一九○○年到省城长沙岳麓书院学习。一九○三年四月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当时沙俄侵占我国东北，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陈天华此时积极参加中国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并努力撰写民间弹词《猛回头》和通俗散文《警世钟》等作品，大力宣扬反帝爱国的进步思想。

关于《猛回头》的写作年代，一九八二年第二版《陈天华集》定为一九○三年。根据是一九○三年湖南留日学生所办《湖南俗话报》曾刊载此文。一九○三年十月，湖南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出版《游学译编》第十一期曾登有再版《猛回头》广告:“是书以弹词写述异族欺凌之惨剧，唤醒国民迷梦，提倡独立精神，一字一泪，一语一血，诚普渡世人之宝筏也。初版五千部，不及兼旬，销罄无余，因增订删改(视原本约增加四分之一)再版。”据此确定《猛回头》作于一九○三年是对的。我曾见一九一一年长沙理向街湖南演说科印行之《猛回头》的新书广告登载:“《猛回头》，此书是癸卯年我们湖南陈天华所做的。”癸卯年为光绪二十九年，即公元一九○三年。这些都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据，不能否定。

至于《猛回头序》记为“纪元二千四百五十五年”，这种推算纪年法欠妥。陈天华作品中采用过黄帝纪年法、孔子纪年法和耶稣纪年法三种。其中耶稣纪年法较为可靠。黄帝纪年法因对黄帝生日解释不同，计算年份差别较大。孔子纪年法也因孔子生日说法不同而有差异，一说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五五一年，一说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即公元前五五二年。如果陈天华采用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的说法，则五五二年加一九○三年，恰好是二四五五年。即便如此，依据这种纪年法而确定《猛回头》的写作年代不是很可靠的。

《警世钟》当时有两种版本，一是一九○三年初版本，一是一九○四年增补本。初版本除了“果然俄国到今年四月，东三省第二期撤兵的时候，也不肯照约撤兵”的话以外，还记有:“到了八月二十八第三撤兵的期，又违约不退。”八月二十八日为旧历，即公历一九○三年十月十八日。“今年有一个谭随员，无故被美国差役打死。”指一九○三年七月，谭随员惨死事。‘“明年皇太后七旬万寿。”慈禧太后七十生辰是一九○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又《警世钟》一九○四年增补本卷首载《印送<警世钟>缘起》中说:“此书原本出于日俄未战之前，今仍请神州痛哭人将近日情节补入，故与原本有出入，读者谅之。”所以才有“日本忍无可忍，于去年十二日下旬，遂与俄国开战”这样的增补文字。去年十二月下旬为旧历，即公历一九○四年一月，日俄战争爆发。由此可以断定《警世钟》当作于一九○三年。

《猛回头》与《警世钟》皆作于一九○三年，翦伯赞、胡绳的说法是正确的(虽然未作详细考证)。初级中学《中国历史》说两书作于一九○四年就全错了。而欧阳铁加同志认为《猛回头》作于一九○四年则错了，《警世钟》当作于一九○三年是对的。可见尽可能充分地占有材料是重要的，单靠一九五八年第一版《陈天华集》和一条不可信的纪年作为根据，必然会导致错误的判断，这对研究工作来说是应当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