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族谱学就是其中之一。在林林总总浩如瀚海的族谱中，不乏优秀之作，是值得我们批判地继承和发扬光大的。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族谱也是如此，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即封建社会的产物。

中国的族谱源远流长，自周秦以至于今，约有三千年的历史。其时间之长、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就是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罕见能与之比较的。但是，研究谱学的文字却很少见到。清代两江总督陶澍（1779-1839）却是一个例外，比较重视谱学。他虽然位高权重，声名显赫，工作繁忙，却有亲自主修族谱的经历和审核族谱的实践，特别是他为许多族谱写了序言。陶澍的谱序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姓氏的起源、族谱的地位、谱与史的关系、修谱的原则。尤其是从我们现在见到的27篇谱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族谱发展的四个时期。

第一，周秦汉代：谱学的创始时期。陶澍说：“考谱之名，起于周”；“谱学始于周，而盛于汉”。又说：“谱者、类也，类其事也。其名昉于周代。若《世本》所载，于古帝王、列国诸侯、卿大夫之世系，皆能溯其祖先，以究夫得姓受氏之始，则即所以类其事也。后之君子，祖其意加递加详焉，而谱之学益广”。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商朝末年，西方的姬姓小国——周国不断强大，周文王施行仁政，禁止饮酒打猎，实行裕民政策，创立封建制度，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兴兵伐纣灭商，各地小国纷纷臣服，或被攻灭，从而建立了统一的周朝中央政权。为了统治辽阔的被征服地区，周武王大规模地分封诸侯，即所谓“封邦建国”。同时，设置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严格尊卑等级。规定各国诸侯和各种爵位都是世袭的，代代相传，历久不衰。并设史官掌管封册，纪录世系，从而产生了谱书。陶澍说：“古者，诸侯世国，大夫世家，其世系皆小史掌之。司马子长作《帝纪》、《世表》、《年表》、一则曰：‘予读谍记，稽其历谱谍’；再则曰：‘读《春秋》，历谱谍’。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世表》，旁行斜上，并效周谱，此谱所由昉也’”。这时，谱谍由政府统一记载、掌管，即“官有世胄，谱有世官”。到汉代，谱学进一步发展，陶澍说：“谱学始于周，而盛于汉”。“官谱世族谱，稍稍间出”。一些世家大族开始自行修谱，族谱渐渐在民间流行。

第二，魏晋隋唐：谱学的发展时期。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诸侯、世族和地主阶级出现了势力消长的不平衡。魏文帝曹丕为了巩固封建秩序，争取世家大族的支持，制定“九品中正法”。在政治上承认士族有做官的特权，在各州、郡、县设“中正”，选官以世家为重。在经济上则按公卿以下官吏等级分给牛畜和客户，予以优待。司马懿以晋代魏，进一步强化九品中正法，只依据士人的籍贯及祖先的官位，定门第的高低。从而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九品中正法成为世家大族操纵政权的工具。为了维护已有的特权，世族更加重视自己的出身，更加重视修撰族谱；为了选官的便利，族谱也完全由官方掌握。正如陶澍所说的：“魏、晋六朝，门阀相尚，谱掌于官”。“九品中正之法行，氏族益重，虽卑姓杂谱，皆藏于官”。隋唐时，族谱进一步发展和规范化，由政府设“图谱局郎，令吏掌之，仍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其时官有谱状，家有谱系，盖綦重已”。可见，这时期的族谱和秦汉时期相比，已经有了极大的普及和发展。

第三，唐末五代：族谱的衰落时期。唐末农民大起义，阶级矛盾尖锐，一些世家大族遭受打击，许多群众流离失所，随后出现了五代十国的全国大分裂局面，封建割据势力横行，掠夺攻杀战争连绵不断。社会的动乱，阻碍了谱学的发展，谱学进入了衰落期。这种衰落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族谱数量减少。陶澍说：“五代之季，渐即浚驰。观郑渔仲所志谱系，凡六种一百七十部，至马贵与《文献通考》所载，仅存数家，阅时无几，而专门之学已多不可考”。由于社会大动乱，国家大分裂，北方新起的小国侵入中原，政权忽起忽灭，频繁交替，官方根本无力修谱，连原有的族谱也不断流失。一些世家大族或政治上跨台，或经济上衰败，或忙于行军作战、争王称霸，均已无力量无心思修撰族谱。而广大老百姓更是被迫流亡、缺衣少食，根本无法关心族谱。同时，由于战争的残酷，文化典籍遭受破坏，族谱也在战火中散失毁坏。其二，族谱的质量下降。陶澍指出：“至五季之乱，故籍散乱，多有不知姓氏之原者，于是乎家自为谱，往往造作名字、妄撰爵里，混真诬祖，而谱学遂以大坏”。当时，一些有能力修谱者，多为争权夺利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新贵。为了光耀门庭，常常假说祖先荣贵以增加自己声望，从而将族谱引入弄虚作假的歧途。

第四，宋明清代：谱学的回升发展时期。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到明清两代，中央集权政治稳定，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更加发展，文化也有较大的发展和进步。地主阶级纷纷寻找姓氏渊源，普通老百姓也希望认祖归宗，故而修撰族谱之风重新兴起。这时期的谱谍与以前相比，有了较大区别，其主要的特点是：第一，族谱由官方主修、掌握（或以官方为主、民间为辅），转变为各姓族人集资修谱为主。一般由该姓的族长、长辈、显宦出面主持，聘请有一定学识水平的士人撰修，经费由该姓公款或达官显贵捐赠。陶澍为之作序的20多家族谱，多系这类情况。第二，族谱由严格尊卑等级之别，逐步转变为以“尊祖、敬宗、收族”为宗旨。门阀世族所垄断的族谱，专重家世，崇尚虚名，仅有利于世家士族。随着族谱的普及推广和民间化，族谱也在更多意义上成为各姓各族的历史。第三，修撰族谱的同时，又兴起了个人年谱。年谱是按时间顺序、分年月记载人物生平的史书，谱主一般是有名望的人物。年谱起自宋代，盛于清代，据现代史家来新夏统计，有个人年谱1300多种。陶澍曾为《骆学博年谱》作序。

以上陶澍关于谱学四个发展阶段的分析，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清末，随着封建统治的衰落，外患不停、内战不息。辛亥革命后，又是长期的军阀混战，日冠入侵。族谱的修撰时停时起，发展极不平衡。建国后，族谱则被视为“四旧”，无人问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改革取得显著成就，农业经济迅速发展，农民生活普遍提高。到20世纪80年代，修撰族谱之风在农村兴起。现时的族谱修撰，一般具有以下的特点：一是修谱完全是群众，主要是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政府没有参与，更没有提倡。二是修撰族谱的经费由族人按入谱人丁平均分摊，与少数先富起来的本族企业家、知名人士自愿捐赠，没有任何公产公款资助。三是族谱的组织者和修撰者多为离退休的中小学教师、党政企业干部，是一些热心公事、不计报酬的老同志，但文化水平一般，历史知识较少，难有创新和突破。四是族谱的内容和形式均有新的变化，在内容方面，剔除了一些封建糟粕，增加了一些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在形式方面，则印刷、纸张、编排、装订均趋向现代化。五是族谱的兴起主要在农村，在普通群众，据了解，报刊上尚未见到有关对现代族谱的评论、介绍、消息，可见，尚未引起政府和学术界的注意。

那么，在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们对悄然而起的族谱热，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首先，谱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陶澍说：“谱谍之学，古有专门”。谱学作为一门流传几千年的专门学问，自有其丰富的内容。马克思主义认为，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是吸收和改造、批判加继承。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的历史”，是“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的创造”。列宁也主张对人类文化遗产要既批判、又继承，要“从粪堆中啄出珍珠来”。要“吸收和改造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发展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化”。毛泽东则一再强调，要“尊重历史”，要珍惜文化遗产，指出“新文化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对族谱，也应像对待中国其他古文化一样，“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使其古为今用。

第二，古为今用，利用族谱的形式，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毛泽东指出：“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吸收它，以利推进中国的新文化”。恩格斯在论述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时指出：“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同样的道理，中国新文化的产生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也必须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即中国古文化中吸取丰富的养料。族谱流行几千年而不泯灭，表明它的生命力已深入人民群众之中，为广大群众所接受。今天，族谱仍可发挥它的作用。陶澍认为，谱与史是统一的，应“表里为用”，互相补充。他说：“史传多遗，而数典不忘，独赖有家谱存耳”。谱是史的补充，我们经常看到许多讨论历史人物生平事迹的学术论文中，引用族谱资料。同时，我们还可以利用族谱这一形式，宣传同一地区、同一姓氏中的好人好事；表彰同族中杰出人物的历史功绩和社会贡献；加强人民群众的相互往来和思想感情的交流；谴责和批判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还可以利用族谱，在社会上、在群众中提倡团结互助、尊长爱幼、艰苦奋斗、热心公务的良好品德；培养热爱祖先、热爱族人、热爱家乡进而热爱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

第三，修撰族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地说，每部族谱，都是一姓一族的历史，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一部分。司马迁写《史记》，就从族谱吸取了丰富的资料，他说：“维三代尚矣，所记不可考，盖取之谱谍旧闻”。就是在今天，各种谱谍仍然是我们研究历史人物，地方风俗，社会经济的重要参考资料。可见，谱就是史，是史的一种。好的谱书，首先在于忠于历史。修撰族谱，也必须尊重历史、掌握历史。陶澍指出：“不通历史之说，不足以言谱”。又说：“谱以传信”，即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陶澍认为：“谱谍之修，系之地望而不惑，质之姓氏而无疑，缀之婚姻而有别”。强调要把谱当作历史来写，要认真搜集资料，反复核查，要“征信于古”，“其所为谱，则非数千里外所能臆说”，而必须“综举史传”，“以备采择”。他强调要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认真分析辨别资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不信传闻，不采臆说，不取惝恍无据之人，不写誉美拔高之词，方能成就一部真正的谱书。

陶澍的谱序，不仅论述了谱学的发展，撰谱的原则；而且对谱学理论、谱学的价值和地位，也进行了探讨。陶澍的谱序，文字简练，内容丰富，无一敷衍塞责之作，无一哗众取宠之词。对谱中的疑点和错漏，则直截了当的进行分析与批评；对各姓氏的历史渊源和家族变迁，则认真细致地考证和说明。这种态度，今天仍有积极的意义。陶澍的谱序，是我们应该借鉴和重视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