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爆发的萍浏醴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由同盟会发动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在这次起义中，竟然出现了两道大相径庭的檄文，一篇是以龚春台为首的洪门会发布的《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一篇是以姜守旦为首的洪福会发布的《新中国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布告天下傲文》(以下简称“龚檄”、“姜檄”)，这实在是辛亥革命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值得注意和研究。

1906年春，留学日本的同盟会员刘道一、蔡绍南受同盟会总部派遣回湖南“运功湘军，重整会党’。行前，黄兴曾对他们说：“今之倡义，为国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洪会中人，犹以推翻满清，为袭取汉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为之心，未悉共和真理……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刘、蔡等到了长沙，了解到会党在浏阳、醴凌一带发展很快，并扩大到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中，便邀集革命党数十人在水陆洲中密商起义大计。会议认为：“今欲规取省城，宜集合会党于省城附近之萍浏醴各县，与运动成熟之军队”才能成功，从而确定了以萍浏醴的会党为主要运动对象的行动方针，分派任务，“联络防营，布署会党”刘道一留驻长沙掌握全局并负责联络萍浏醴一带会党。

蔡绍南到达萍乡，通过革命党人禹之谟(时已被捕)的学生魏宗铨，联络萍浏遭一带会党首领向他们反复宣传：“这次革命是国民革命……目的在求全民族的自由解放，而非个人争王争帝”，使“会党受其感化，益奋发鼓舞”。终于使以龚春台为首的哥老会及武教师会(哥老会别支)接受了蔡绍南的主张，将哥老会一律改你“六龙山号洪江会”，推龚春台为大哥，以“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神人共殛”为誓词，接受了同盟会的纲领，并于12月4日仓卒起义，旋以奉“中华民国政府命”发布檄文，从而使这次具有起义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

12月8日，以姜守旦为首的另一支哥老会起义响应，他们自称“洪福会”，表示“军事上愿意和江会合作，但不顾接受同盟会控制。并以“新中华帝国，名义发布檄文，宣布自已的主张，拒绝接受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使萍浏醴起义出现两道激文并见的奇特现象。

两道檄文鲜明的相同处，就是反满。龚檄明确宣称。“今者划清种界”，“专以驱逐鞑虏收回主权为日的”，并“特数挞虏十大罪恶”。(引文不注出处者，均见《辛亥革命》(二)第475-480页)。“姜檄”也声明“志在驱满”，而且通篇是种族复仇之辞，号召汉人排满，并引用明太祖北伐声讨元的徽文。“为戊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陷于夷狄”。清政府是满族建立的，因此反满必然要反对清政府。萍浏醴起义中两道檄文，在反满的旗帜下声讨清政府的罪行，号召人们推翻这一反动腐朽的封建王朝，无疑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和进步意义。虽然这两道檄文都存在着种族歧视、笼统排满的弱点，称满族为“犬羊”、“异种”、“夷狄”，表明起义者不能用阶级观点来分析民族问题，但两道檄文仍表现出它们之间的明显差别，反映出两支起义会党首领的不同政治倾向。

即以反满而言，“龚檄”的矛头对准了清政府，宜布清政府“十大罪恶”，历数清朝统治者对内实施种族压迫，对外屈辱投降，专制集权、奢侈腐化，造成“民生涂炭”。而“姜檄”仅从狭隘的民族观点观念出发，以种族划界，汉族什么都好，满族什么都坏，甚至抬出历代汉皇帝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为汉族张本，其中特别推崇推翻元朝蒙古政权的朱元璋，颂之为“志继虞舜，攻高陶唐”，隐然有“反清复明”之意，声称只要汉族人做皇帝，不管是谁，都“悃忱爱戴”，显示了单纯的排满情绪。

就檄文的格局而言，“龚檄”的题称是“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纪年用“黄帝纪元”，龚春台自称“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都督”，声称起义是“奉中华民国政府命”，表明这支队伍声是在同盟会领导下的一文起义军，遵循了同盟会规定的格局，并鲜明标出“革命”二字，引起了清朝官员的极大展惊。而“姜檄”，没有纪年，没有发布者的头街，题称是“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布告天下檄文”。洪福会首领要“恢复”什么呢？“姜檄”虽没有明确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但劈头就说：“自明室不兢，汉统中斩”，继之又大讲“人心向于明祖”云云，表明他们要“恢复”汉族统治的“大帝国”则是确定无疑的，实在于同盟会的革命纲领相去甚运。

   “龚檄”申述了发布者的严正态度：“本督师只为同胞谋幸福起见，毫无帝王思怨存于其间，非中国历朝来之草昧英雄，以国家为一己之私产省所比。并阐明起义的宗旨：“必破除数干年来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鲜明地以“共和民国”相号召，“龚檄”还注意团结和发动农民，提出农民迫切关心的土地问题，声明“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至富者愈畜，成不平等社会。’要建立一个“在挞虏宇下者所末梦见，即欧美现在人民，亦未能完全享受”的“乐园”。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龚檄”完全贯穿了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现了同监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梢神，表明了同盟会对这支起义军的思想上、政治上的领导。而“姜檄”却另树宗旨，拥护君主专制政体，而恢复建立汉族少为“大帝国”。“姜檄”宣布：“有能起兵恢复一邑者，来日即推为县公恢复一府者，来日即推为郡主，至外而督抚，内而公卿，有能首倡人义，志切同胞者……米日不惜万世一系，神圣不侵，子于孙孙，世袭新中华人皇帝之权利，以为酬报”，这正是在号召草莽英雄、汉族官僚米逐鹿争鼎，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实现自已的主张，并强调“勿扭于立宪、专制、共和之成说，但得我汉族为天子，即消形专制……犹当仰大三呼万岁”。明确地主张建立一个“新中华大帝国”，与同盟会的纲领格格不入，暴露出单纯种族复仇的思想，说明他们仍是旧式的会党暴动。

两篇檄文，两种宗旨，一个充满资产阶级近代革命意识，一个呈现陈旧的封建时代草莽英雄起义色彩，进步与落后，对比竟这样强烈，然而我们不能用简单的肯定和否定来评判它们。“龚檄”以“革命”和“建立共和国”相号召，确实吸引了一部分先进分子，引导了一批会党头目迈进民主革命的行列，使他们在“民主共和”的旗帜下出生入死，直到为“革命”而壮烈献身，但是，几个同盟会员和少数先进会党头目并不能代表众多的会党成员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和要求，一纸檄文改变不了整个会党的封建性和落后性。“革命”、“共和”的口号对处于闭塞状态的下层群众一时是难以接受的。因此，“龚檄”未能成为各路起义军的战斗纲领。“姜檄”虽然受制于单纯排满相封建帝制观念的局及，但质朴的种族复仇思想和恢复汉族天子的口号也能号召众多的群众，形成巨大的战斗力量，在“志在驱满”的旗帜下浴血奋战。所以我们在性质上肯定 “龚檄”进步，“姜檄”落后的同时，不能简单否定“姜檄”在动员群众方向的作用，而姜守旦正是在这次起义中英勇牺牲的。

从同盟会成立后发动的第一次起义中出现的这两道性质迥异的“檄文”，我们可以清楚地窗到，由于中国资产价级的软弱，虽然他们已经看到要实现“建立民国”的宏伟蓝图，必须改变维新派那种轻视农民、敌视农民的态度，必须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起来斗争，然而，他们不愿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做深入细致的组织发动工作，把希望寄托在会党身上，但同时又没有提出确实可行有效的改造旧式会党的方针和办法，只满足联络少数会党头头，即使这样还做得很不彻底，他们在发动会党起义工作中失败则是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