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萍浏醴起义与洪江会》(载《史林》1988年第1期)一文中，论证了在萍浏醴起义前夕并不存在洪福会、武教师会、哥老会三个会党组织，龚春台于1906年开的“六龙山”也不是哥老会与武教师会的联合组织。萍浏醴起义是由同属洪江会系统的各山堂联合发动的。此后，王学庄、周秋光两位先生又发表了《萍浏醴会党起义檄文辨伪—兼论佚名<魏宗铨传>》,（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考证了所谓《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都督檄文》和《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布告天下檄文》均系托伪之作，指出了《魏宗铨传》中许多歪曲事实之处。同时，又看到了饶怀民先生整理的《萍浏醴起义资料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这些研究的进展和新史料的刊布，使我们有可能对1906年湘赣边界爆发的这次影响巨大的会党起义的发动和面貌作进一步的探讨。我在这里着重谈一下李金其在这次起义中的地位和这次起义的性质。

　　一  关于李金其在萍浏醴起义中的地位

据《魏宗铨传》记载，李金其(又作李经奇、李金奇、李振其)不过是龚春台所开洪江会“六龙山”的第三路码头官，策动萍浏醴起义的核心人物是龚春台、蔡绍南、魏宗铨、刘通一等人。一般的论著也以此为基调叙述萍浏醴起义的发动过程。王学庄、周秋光的文章对《魏宗铨传》的可靠性进行了质疑之后，使我们可以打开思路，重新审视一下以前不被重视的材料。从这些材料中，我们不难发现，李金其是发动萍浏醴起义的真正核心人物。

《江督赣抚会奏萍乡革命军起事情形折》指出：“湖南醴陵匪首有李经其者，为奴才端方向在湖南巡抚任内拿获正法之马福益死党。常游荡于浏阳、醴陵等处，曾与萍乡上栗市之匪首饶有寿、龙人杰，万载之龙定往还，纠合姜守旦、龚春台、沈益古、胡有堂、吕光华、廖椒保等欲为马福益报仇。适有游学日本暑假回籍之蔡绍南，乘间以革命演说，李经其等遂假以为名，自称为革命党。”因此，浏阳县于1906年10月8日派兵追捕李金其至溺死，实际目的是摧毁起义军的核心。

1907年春天，也就是起义刚失败不久，浏阳城郊民间艺人张新裕撰写的唱本《三荒记》也明确指出：“洪江会内人无数，分了东西南三路。”“三路头目本是他(指李金其)，醴陵算是第一家。”从“第一家”三字我们可以断定，“三路头目”是三路总头目，即使在李牺牲后，醴陵一路一度仍起过指挥中枢的作用。前引会奏指出：“李经其落水溺死，其党羽饶有寿等乃促令姜龚两匪，先期窃发。曾函致安源，著匪首萧克昌率领工党六千人以应。”

为什么李金其可以充当三路总头目的角色呢？这还要比较一下李、姜、龚三人在洪江会冲的地位。1902年“李振其们在安源开昆仑山，李振其是正山主”，可见他在1902年就已经是昆仑山主。有的回忆录把“昆仑山”说成是马福益自开的山堂，可见“昆仑山”势力之大。姜守旦虽然在江湖上成名较早，在1900年富有山堂中充香长之职，但是直到萍浏醴超义爆发，他还没有成为开山的龙头大爷。他在龙定大西山法宝堂中充当陪堂，是龙定手下的“码头伪官”。至于龚春台，也是到1906年春天开“六龙山”才成为洪江会内的龙头大爷的。因此，姜、龚二人在洪江会中的资格和地位是不能与李金其相提并论的。就李金其个人的素质而言，“倜傥多智”，因而被“推巨擘，专主军事。”

需要指出的是，原来的三路起义军并不是指李、龚、姜兰路，而是李、龚、龙(定)三路。前引会奏指出：“原约上年十二月间起事，军分三股，一踞浏阳以进窥长沙；一踞萍乡之安源矿路，以为根据之地；一由万载东窜瑞州、南昌诸郡，援应长江。”李金其的势力集中在醴陵、萍乡，为根据之地，也足以说明李在三军中的领袖地位。龙定是万载县人，“系江西大头目”。龚春台的势力集中在浏阳。作为龙定码头官的姜守旦在浏阳不能独立成为三军中一路。由于李金其的牺牲，打乱了原来部署，起义的时间由阴历十二月提前到十月十九日(阳历12月4)，万载一路未能及时发动，龙定本人参加了上栗市的战斗。在这种情况下，姜守旦自行担任东路的指挥，“将各码头官派作伪统领，纠党起事，自与匪目李世亿、赖明楚、贝益生等，号召义宁、万载及浏阳东乡之匪为东路一股。”

证诸其他材料，也不难发现《魏宗铨传》关于李金其是龚春台“六龙山”第三路码头官记载的失实之处。就两人的私交而言，“龚匪与李匪素不协”。作为一方的龙头大爷，也没有仅居外八堂码头官的道理。文献记载也表明，李的势力依附于龚春台是在李死以后。据清方奏报：“该匪投河溺毙，其党即隶龚春台名下。”但即便如此，龚春台、蔡绍南等人对他们的约束力也很有限。起义发动的前夜，12月3日，龚春台、蔡绍南等人到上栗去开会，实际上就是劝阻饶有寿、龙人杰、沈益古、廖椒保等人马上发动起义，“主稍缓以待后援”，但并没有成功。廖淑保于第二天到麻石自行起义了。龚春台不得不迁就既成事实，下令发动起义。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萍浏醴起义的组织者、策划者是李金其。在李金其牺牲以后，龚春台的“六龙山”才成为起义的指挥中枢。

　　二  关于萍浏醴起义的性质

有不少论著认为，萍浏醴起义属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领导的民主革命性质的会党起义。其主要论据是：一、这次起义是由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的，二、起义揭示了同盟会的、民主革命纲领；三、这次起义得到了同盟会的支持和响应。

由上文我们可以知道，李金其于1905年马福益刚牺牲就开始筹划这次起义，到1906年春天，起义的计划与组织已大体确定。蔡绍南、魏宗铨等人只是后来才参加了起义的准备和发动工作。对于他们工作的评价，主要的依据是以龚春台名义发表的《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这篇檄文既然是伪作，那么我们查遍了有关这次起义的原始文件和记载，则再也没有其他任何接近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政治主张的口号了。这就使我们有理由怀疑“出于个人之热心行动”的蔡绍南、刘通一等人对这次起义的政治目标有多大的影响力了。

毫无疑问，这次起义多少受到了革命宣传的影响，起义军打出了革命军的旗号。但是“匪号革命军，而头目尚不知革命作何解，无论胁众”。李金其牺牲后，其部下孙绍山开赴龙山，打出的旗号仍然是“扭转汉民复明朝”，蔡绍南也照样到场祝贺。可见，洪江会的头目们对革命的真正含义是不甚了解的。

人们比较注意刘通一、蔡绍南等人的活动及其影响，事实上，在姜守旦、龚春台的心目中，唐才常等人的地位要重要得多。起义爆发后，浏阳县捕获了姜守旦的部下王永求，“起获飘布会名不一，内惟自立社一飘并号衣革命先锋军汉勇字样，最为悖逆。”这个“自立社”的飘布，就是自立会富有票。因为直到1905年8月间，姜守旦还在散发富有票。当时他在义宁陈鸿宾的烟馆传会“取出红纸匪票，写富有山、树义堂、天下水、万国香、凭票发足典钱一千文字样。”龚春台原名谢再兴，他打出的官街是“洪命督办民立自志社会总统全军谢”。从龚春台于“起事先日，设谭嗣同、唐才常木主，杀牛豕，肆酒以祭”的仪式看，仅根据“革命”的旗号或“自立会”的旗号，并不能确定起义的性质。蔡绍南本人所宣传的“革命”是否弄清了与庚子时期保皇党人的界限也是很成问题的。

至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从这次起义中受到鼓舞，把起义者引为同志，积极设法支援，这应从这次起义的积极作用方面加以评价，但不能决定起义的性质，正如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从1902-1905年广西会党造反中受到鼓舞并给予高度评价，但却不能改变其“匪乱”的基本性质一样。

从起义发动的动机来看，洪江会众是充满了为大哥马福益复仇的激情的。从表而上，用“复仇”来解释起义的动机似乎过于简单，但这恰恰符合一般会党群众的心态。会党的结拜仪式强调对于大哥的忠诚，讲究“忠心义气”，“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因此，在近代会党史上，“为大哥复仇”之类的旧式会党起义是不乏其例的。如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四月，广西“兴安县哥老会匪唐燕亭等开堂放飘，欲图滋事，当经该县访闻拿获，会同委员讯明正法。于五月内，该匪悍党声言报复，纠众潜至灌阳地方，揭竿起事，阑入灌阳县城”。再往前推，嘉庆年间江西石城的廖千周起义也是为大哥李凌魁报复而发动的。会党文件中充满着为明王室复仇的宣传，这种民族复仇的意识甚至连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也不惜加以利用。所以，像马福益这样声望卓著的洪江会缔造者的牺牲，是不难唤起会众的复仇激情的。1906年中部各省的凶荒为起义的发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革命者的宣传，在洪江会首领的眼里，不过是在“扭转汉民复明朝”这类传统的“反清复明”口号中加了些新花样罢了。在他们得不到革命党切实的武器粮饷或军事支援的情况下，是很难谈得上接受后者的政治领导的。因此，笔者认为，萍浏醴起义虽然充斥着“革命”的新名词，但本质上仍然是一次旧式的会党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