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大门两侧悬有“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楹联。其实，中国古代的湖南人才并不多见。只是到了近代、湖南人才才不断涌现。更精确地说，近代湖南人才形成群体，是从情道光时期的陶澍开始的。

古代的湖南，素称蛮夷之区，山地荒僻、风气闭塞、人才寥落。春秋时代，“楚地不到湖南”，尚未开化。迟至汉代、湖南人才开始出现。章炳麟说：“湖南人才始后汉桂用蔡伦。伦诚宦者，然史称其有才学，校雠经典，伦实监理，斯图弘恭，史游之次。又始造树肤鱼网为纸，中夏文化升降之迹，伦有力焉”。皮锡瑞也说：“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三国时如蒋琬者，只一、二人。唐开科三百人，长沙刘蜕始举进士，时谓破天荒。军元欧阳厚功，明刘三吾、刘大夏、李东阳、杨嗣宗诸人，骎骎始盛”。直到明清之际。湖南人才都没有形成群体。据二十四史所列人物统计：湖南籍人才在汉代仅2人，占全国人才的0.3%；唐代2人，占0.17%，宋代24人，占1.16%，明代27人，占1.52%。又据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历代名人辞典》统计，鸦片战争前名人3332人（个别人名重复），湖南籍名人仅22人，只占0.66%。又据吴海林、李延沛《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统计：自陶澍出生前的2600多年间，共收历史人物5694人（个别人物未注明省籍），湖南仅41人，只占0.72%。上述资料表明，中国古代湖南人才稀少，在全国排不上名次，更谈不上人才群体的出现。

直到清代道光时期，湖南人才发生极大变化，开始出现人才群体。有人认为，这应该归功于曾国藩。清代史家张集馨说：“楚省风气，近年极旺，自曾涤生领师后，概用楚勇，遍用楚人”。当代史家林增平也认为“近代湖南人才之盛，始于太平天国时期，即起自曾国藩等筹组湘军”。其实不然，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的形成，应始于陶澍。而且，近代湖南人才群体，是以陶澍为核心形成的。关于这一事实，早已有人指出。张佩纶曾与张之洞“论道光末人才，当以陶文毅为第一。其源约分三派：讲究吏事，考订掌故，得之者在上则贺耦耕，在下则魏默深诸子，而曾文正总其成；综核名实，坚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蒋励堂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以天下为已任，包罗万象，则胡、曾、左，直凑单微。而陶实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二张学问渊博，才识一流，自持甚高，品藻古今、藏否人物，既不轻许时人，、也不厚待古人。他们所列9位人才，以陶澍为首位。其中湘籍6人，都与陶澍有密切关系。史学家钱穆认为清中叶以后，湖湘之学中形成了一个经世致用的重要学派。贺长龄“倡为经世致用，邵阳魏默深受知于安化陶澍，为贺长龄编辑《经世文编》。湘阴左宗棠亦客陶氏，相与缔姻，而胡林翼则陶之女婿也”。史学家孟森也指出：“嘉道以后，留心时事之士大夫，所谓首倡《经世文编》之贺长龄，亦善化人，而陶以学问为实行，尤为当时湖南政治家之巨擘”。他们都公认陶澍为湖南人才领袖，经实之学的倡导者。当时，清朝统治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局面，有识之士开始转变学风，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士林风气”的变化，以湖南为最盛。陶澍不仅带头面对现实，而且在自已权力所及之处，清除弊病，推行改革，成为湖南乃至全国的一面旗帜。

陶澍生于公元1779年，没于1839年。在这61年中，据《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统计，共列历史人物577人（其中176人未注明省藉），其中湖南43人，占7.5%以上（若只按往明省藉者算，则占10.7%。又据《中国历代名人辞典》统计：共收清代历史名人685人（个别人未注明省藉），其中湖南名人53人，占全国7.7%以上。又据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共收清代名人714人，其中湖南51人，占7.28%，名列全国第4位。而且湖南名人又集中在近代，嘉庆以前仅3人，道光及其以后48人。以上数字表明，从道光年间开始，湖南人才激增10倍以上，已占各省前列，真正形成了影响全国的近代湖南人才群体。

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的出现，和陶澍有直接的关系，陶澍是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的领袖和核心。

首先，陶澍对近代湖南人才，大都有荐举提拨之功。贺长龄（善化人）与陶澍同为京官，又都是消塞诗社成员，相互有亲密无间的友谊。其弟贺熙龄，更与陶澍结为儿女亲家。1825年，陶澍任江苏巡抚，贺长龄为布政使，二人通力合作，开创漕粮海运，获得极大成功。黄冕（长沙人）为陶澍重用，“初行海运，巡抚陶澍使赴上海集沙船与议，尽得要领，授江都知县”。稍后，擢升知府、两淮盐运使，有关盐政、漕务、赈灾治水等“大兴作，大吏悉倚以办”。魏源（邵阳人）与陶澍两家世交，1814年魏源入京，时陶澍任江南道监察御使，从此开始了二人长达几十年的友谊。魏源说：“源自弱冠入京师，及来江左，受公知数十载”。陶澍多次荐举魏源，1822年，“默深先生应北闱获录，遂常居京师。陶文毅深器之，为之游扬于朝，又欲其投贽穆彰阿以取巍科”。1827年，魏源进入陶澍幕，二人共事14年。魏源深得陶澍的信任和培养，开创海运，改革票盐、整理漕政，治理江河、救济灾民等，均由其参赞筹划，制定方略。陶澍的某些文稿、奏章，亦由魏源起草、代撰、或提供意见。魏源在陶幕十分自由，吟诗、著书、交友、应考，兼做票盐生意，是其一生中经济最丰裕，心情最愉快、经世才干发挥最好的时期。在陶澍的提携下，魏源学识大进，经验大增，成为名倾一时的改革家，“凡有漕河盐兵等政更张，皆延与之议决而后行”。魏源对陶澍十分敬重，赞其“指挥当世事质朴古人风”，“树立甚宏远”，“申命控江东”。陶澍病逝后，魏源全力处理后事，撰写行状、墓志铭、神道碑铭，总结陶澍一生事业，给予极高而中肯的评价。陶澍在江南任职19年，许多湖南籍人士追随其左右，正如左宗棠所说：“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其次，陶澍在近代湖南人才中的核心作用，还突出地表现在对人才的发现与培养。1819年，陶澍在益阳见到年仅7岁的胡林翼，认为其“聪悟绝伦，目为伟器，以贺氏所生女琇姿字之”。随后，陶澍多方培养，并曾带在身边读书，使胡“综覈之才冠，绝一时”，成为一代名臣。同一年，陶澍闻湘阴秀才李星沅才名，特聘请其到川东道署，帮办文案。此后，李“客陶澍幕中，为掌奏章”。李星沅“历官江南，习于盐、漕、河诸利弊”，官至巡抚、总督。却始终对陶澍执弟子礼，终身师事之。1837年，陶澍回乡省亲，在醴陵见到左宗棠（湘阴人）所写对联，主动邀见，“目为奇才，纵谈至于达旦，竟订亡年之交”。左十分感动，认为陶“督部勋望，近日疆臣第一，虚心下士如此，尤有古大臣之风度”。第二年，左宗棠应考落第，绕道南京看望陶澍。陶待若上宾，并“以子妻文襄女而托孤”。陶澍病逝后，左感知遇之恩，进入安化小淹山区，为陶理家课子8年。左亦因此饱读陶氏藏书，学问大进。后左宗棠任两江总督，在南京为陶澍、林则徐建祠，题联”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诚不朽；卅载接音尘，鸿泥偶踏，湘间邛上，今我复重来”。以陶澍第二自翊，表示要追随陶澍、林则徐，继承和发展其事业。

此外，嘉道年间，湖南的有名人才，如汤鹏、刘蓉、李在青、谢振定、严如熤、何凌汉、周系英、李杭、唐仲冕、邓显鹤、何绍基、何绍业、唐鉴、曾国藩、李续兵、李续宜、江忠源等人，都与陶澍有交往，在不同程度上得到陶澍的帮助，或受到陶澍的影响。总之，在当时的湖南人才群体中，陶澍资格最老、威望最隆、地位最高、影响最大，处于巍巍群山，群峰环峙中的领袖地位。

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的思想，都受到陶澍的影响，而事业上的成功，又都待到陶澍的支持和帮助。因此，湖南人才群体有着基本相同的思想与事业。

第一、提倡经世实学。统治清代思想界的是宋学和汉学，其显著特点是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不闻不问，学用分离。到嘉庆年间，各种危机交织爆发，封建统治面临重重困难。一些有见识的知识分子，开始举起经世致用的旗帜，面对现实社会，要求兴利除弊，刷新政治。陶澍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少负经世志，尤邃史地舆图之学”。一贯关心社会问题，提倡“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主张“通经学古而致诸用”，认为“不贯通乎易、诗、书、礼春秋而能用发四子，吾不信也”。强调“要惟以实，而不以华为能”，“有斯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带头掀起了以经时济世、匡时救弊为宗旨的经世致用思潮。同时，陶澍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实地考察，自称40年来，“于《禹贡》之九州，则足迹皆已及之，不止身行万里，半天下矣”。且所至山川，必登览形势，访察利病，“得以耳目所遇，盪涤其心胸”。他不仅对各地山川河谷、地理形势非常了解多而且对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生产民情，也成竹在胸。魏源是中国近代经世实学的主要代表，齐思和说：“晚清学不界之风气，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今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皆魏氏倡导之，或光大之”。魏源从小学而不倦，尤“熟于朝掌国故。论古今成败利病，学术流派，驰骋住发，四座皆屈”。魏源受贺长龄所托，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历时两年完成。将道光以前两百年间论学论治文献，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个方面，共120卷。它的编辑出版，是近代湖南人才的重要贡献，是嘉道年间经世思想形成的标志，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皇朝经世文编》数十年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榘矱，几乎家有此书”。其后，按该书宗旨、体例编续书的多达20余种。鸦片战争之后，魏源又编辑了《海国图志》，总结战争失败的教训，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对中国思想界和近代社会的发展，更产生了巨大的深远影响。

近代湖南人才对经世实学不仅有首倡和发展之功，而且有宣传和实行之功，陶澍所主持的盐、漕等项改革，就是经世之学的具体表现。在其他工作也以经世之学的思想作指导，如他主张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在漕运途径上提出：“可以海则海，可以河则河’，而反对那种“一于河则废海，一于海则废河，此所以相持而不得其通”的形而上学的思想。胡林翼“有经世志”，“所著《读史兵略》、《奏议》、《书牍》皆经世精言”。又创办《箴言书院》，“教人务世学”。左宗棠“目睹时务之艰棘，莫于荒政及盐、河、漕诸务，将求其书与其掌故，讲明而切究之”。此后，左“究心舆地兵法”以及“农学、盐、漕等经致世用之学”，终于抗外敌、收新疆、创洋务，建不朽功业。黄冕“时称其干济”，在江南佐陶澍兴海运、理盐政；在新疆同林则徐治水利；在湖南助曾国藩“建守御策”，“创厘税、兴茶盐之利”，“开东征局”，“以饷事自任，湘军赖以成功”。何绍基学问扎实，“旁及经史、图刻、律算，实事求是，识解精超”，“深得古今得失成败”。汤鹏于“时政得失，海内人才之贤否进退”，十分关心，乃“集经纬万端，成《浮邱子》”。严如熤“究心舆地兵法星卜之学”，“有干济才”，“著有洋防备览、汉江南北及三省山内各图”。总之，崇尚经实学学，开创经世事功，是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的一个显著特点。由于湖南人才的宣传提倡，终于促进了嘉道年间经也实学的兴起和发展。

第二、实行兴利除弊的改革。陶澍等人以匡济天下自命，立志“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对社会黑暗、封建弊端敢于揭露批判。陶澍批评漕政官吏与土劣、矜棍、生监勾结“包漕，横索陋规”，“吸吮乡里穷黎之膏血”。指责河工官员均有“染指图利之心”，“白吃干分”，贪污腐化。揭露两淮盐务“弊端百出”，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不可收拾”的“决裂之势”。谢振定“勇于任事，革事陋规，厘剔诸弊”。汤鹏以诗文为武器，批评社会黑暗，揭露官场腐败。在他的笔下，贪官污吏、名利小人被斥为蝎虎、苍蝇、蚊子及各种禽兽。魏源在一首诗中以辛辣的笔调，形象地揭露了封建官场：“边臣之瘾曰养痈枢臣之瘾曰中庸，儒臣鹦鹉巧学舌，库臣阳虎能窃弓。中朝但断大官瘾，阿芙蓉烟可立尽”。这些，正是对当时社会各种弊端的真实写照。　　

面对封建社会的各种腐败现象，近代湖南人才纷纷提出了“变法”、“改革”的主张。陶澍求学时曾作《虱赋》说：“物必朽也，而后虫生，人必秽也，而后虱成。秽苟能除，虱岂敢居！蠹香毒洁，虱则弗如”。虱随秽生，要除虱，就得改变环境，实行除秽。可见陶澍从小就萌生了除弊改革的思想。魏源认为：“一祖之法无不弊”，“天下无百年不弊之法，无穷则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汤鹏强调“君子不能毋尚变”，一连提出了“变”’主张从各方面进行改革。他认为不敢“变”者，是怯者、陋者、懈者；敢于“变”者，则是勇者、智者、仁者、义者。只有大胆地“变”，才能“乱塞、治兴”。怎么变呢？魏源认为其原则是“利民”，“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则不可复”。主张“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以“祛寐患”；“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毋冯河，毋画饼，”以“祛虚患”。即主张面对现实，不虚假浮夸，从当时大政入手，以经实世学为武器，除弊更法，兴利改革。

近代湖南人才所推行的改革，从地区来看，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究其原因，是陶澍长期在江南主政，所有改革，也大多由陶澍主持。同时，贺长龄、魏源、黄冕、李星沅、曾国藩。左宗棠等也长期在江南地区活动，或主持两江政务。从特色上看，所有改革大多利用了商人的力量。海运是由商运取代官运，优点在于用商、用舟。票盐是变盐业官营为盐业商营，实行盐业的自由贸易。在改革中，陶澍等采取各种措施，实行利商、便商政策，照顾商人利盐，重视商业活动规律，促进商业资本的发展。从改革的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漕、盐、兵、河等当时的“大政”。如陶澍、贺长龄、左宗棠、曾国藩先后在两江主持漕粮海运；陶澍、魏源、黄冕、曾国藩先后在两淮改纲盐为票盐；陶澍、魏源、李星沅在两江治河；陶澍、魏源、左宗棠、黄冕等关于“开捐”、“除弊、节用、塞患、开源”以及屯田以解决兵饷的主张；陶澍、魏源等关于“自铸银币”、“采金”、“更币”的货币改革，等等。总之，在嘉道咸年间，湖南人才大力推行改革，取得了显著成就，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王朝的财政危机，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改善了人们的生活。  

第三、关心民间疾苦。近代湖南人才大都懂得“民心”、“民力”的重要，具有“民为邦本”的思想。陶澍家贫，从小参加一些劳动，打过柴、放过牛、捕过鱼，荒年吃过野菜。因而懂得民间疾苦，能吃饭不忘耕夫，“常恐七尺身，远悔一囊粟”穿衣不忘织妇，“天公巧试丁娘手，新样开成顷刻花”。喝茶不忘茶农，“谁知盘中芽，多有肩上血”。比较关心农民，“平生衣被志万家，自顾挟持无寸缕”调。多次强“民以食为天”，十分注意发展农业生产。为了改善人民生活，陶澍对兴修水利、救济灾荒、恢复生产等方面，都有贡献。齐彦槐称陶澍“以宽厚孚民望”，“为畿辅急储粮，为东南兴水利，拯灾黎，化枭徒、恤慈孤幼，数干里帡幪荫庇，何殊菩萨心肠”。汤鹏十分关心民众，提出了富民政策，即：“发展生产，要视农业，增加生产第一线劳动力，制止土地兼并，实行限田，救济灾荒，帮受灾民渡过难关，提倡屯垦，使野无旷土”，“国无流民”。魏源一方面提出了人人平等的命题，认为“人者，天地之人也”，“故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视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皇帝也只是人民中的一员。另一方面，魏源强调民众最为重要，他说：“天下其一身与，后元首，相股肱，诤臣喉舌。然则孰为鼻息？无非庶人与！九遁百骸四支之存亡，视乎鼻息”。没有民众，则“鼻不一息”，生命没有了，就不会有天子百官和国家的存在。严如熤任汉中知府，常“问民间疾苦，农事兴撤。盖行赤日中，奖勤惩惰，行区田法，制纺车式，俾民务耕织，绕生计”。并兴修水利，救济灾民，捐建书院，教授文化。贺长龄任云贵总督时，见“民多菜色，衣又穿空”，深表同情。决心“一日位孚其位，则一日业孚其官”，“有实政以裨国是”。只要居官一天，就为人民尽职尽责，教导人民种桑棉、学纺织，改善生活条件。

这种“民为帮本”的思想反映在吏治上，则是勤政廉洁，克已奉公。陶澍明确提出：为官之道，“莫重于廉”，“六事廉为首”。他的座右铭是：“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人无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史称陶澍“服官数十年，起居如寒素”。任总督，退回盐务衙门常例赏需银二万两；理盐政，缴还兼职奉银五千两。每遇灾荒，带头捐银赈灾；家乡文教公益事业，经常资助。陶病逝淮商以白金四万两为赠，夫人黄氏认为“夫子生无亏，死无歉”，不可收受钱财而“污吾夫子”。平时。陶澍勤于政事，“事必躬亲”，虽位至封疆，仍然“手不释卷，奏议下笔千言，无能代具草者”。大小兴革，均奋力推行，不仅指挥决策于帷幄，而且检查督促于实践左宗棠官高功著，却“廉不言贫，勤不言劳，钦符十万捻，从未开支公费。官中所入，以给出力将士及亲故之贫者”。胡林翼“自从政以来，未尝一文给家”，不收礼、不好利、不营私，表示“只要不饥寒，即可了足一生”。贺长龄讲求吏治，勤于职守，“生平取予，一准于义，陋规多所屏却，其于朝中权贵亦无所馈献”。何凌汉为顺天府尹时，勤于办案，按月结讼，“无留狱”。李星沅不谋私利，“素以忠勤著”以。上陶、左、胡、贺、何、李等人，均位至巡抚、总督、尚书尚且廉洁勤政如此其他湖南人才可想而知。

第四、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嘉道年间，英、法、俄、德等资本主义国家先后染指我国沿海边疆各省。外患的严重，民族的危机，激发了近代湖南人才的爱国热情。他们一方面关心边防、海防，筹划御患之策。另一方面，则身体力行，积极投入到严禁鸦片和反抗侵略战争的实践活动中，陶澍就是这种爱国主义的思想突出代表。他非常关心国家的统一与完整，积极从事边防和海防建设。清廷平定英国煽动的张格尔在南疆的叛乱，他吟诗庆祝，英船阿美士德号在东南沿海进行间谍活动，他以武力驱逐，进逻国通事在内地购买幼童，他予以截留。为了巩固海防，陶澍制定了《巡会哨章程》、《沿海州县港汊村庄设法稽查巡辑章程》，训练水勇兵丁，“以威摄外夷”、“以肃洋政”特别可贵的是，陶澍主张坚决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提出自铸币，禁止白银出口，以抵制外国的金融掠夺。他认为鸦片“不但耗天下之财，且伤天下之元气”，力主严禁鸦片，并提出禁烟八策，严惩吸食，贩运鸦片者。在林则徐虎门销烟前一年，陶澍在江苏大力禁烟，收缴大批烟土，震动朝野。此外，陶澍的爱国思想，还表现在大量的赞美祖国河山，歌颂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的诗歌中。

陶澍以筹固海防、严禁鸦片等实际行动，为湖南人才具立了爱国的楷模。鸦片战争爆发后，左宗棠远在安化陶澍家中，提出了御敌抗战方略：“省兵节饷，为固守持久之谋”。主张“练渔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塞、省调发”，建设船厂，制造大炮，准备持久作战。进入官场后，左宗棠更以保卫祖国为已任，北上抗俄，以武力收复新疆，南下抗法，奔赴福建前线，倡办洋务，力图富国强兵。他认为“自洋务兴，中国为岛族所轻侮，耻不能振，言之慨然”，为了抗俄，他曾“兒榇以行”，抬着棺材去和侵略者拼命。1885年，左宗棠病死于福建前线，“福州城中巷哭失声，丧归之日，江、浙、关、陇士民闻之，皆奔走悼痛，如失所亲”。反映了广大人民对这位爱国者的哀悼。他自已则在临终遗折中表示：“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末大伸挞伐，张我国盛，遗恨平生，不能瞑目”。强烈的爱国主义的语言，锵锵声声。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毅然投身国难，先后在宁波、镇海、定海等地参加抗英战争，并提出了“以守为战”，“坚壁清野”，“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之养兵练兵之法”等军事作战原则。稍后，又秉着“欲制夷匪，必筹夷情”的精神，编撰《海国图志》一书。该书广泛地介绍了各国的历史地理，以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该书冲破了“中国中心说”的陈腐观念，树立了新的世界体系，是一部探求抗击外国侵略、谋求国家富强的爱国主义的政治著作。它代表着新的一代向西方寻求真理，对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以及日本的明治维新，都发生了深刻影响。

总之，以陶澍为核心的近代湖南人才群体，以其崭新的姿态，鲜明的特点，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改变了中国人才格局。从此，湖南人才走向全国，影响全国，真正是“惟楚有材”，“振支那者惟湖南，士民勃勃有生气，而可侠可仁者惟湖南”。至于近代湖南人才群体对中国近代社会所产生巨大影响和作用的具体情况，将在下一篇文章中专门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