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清嘉道年间善名的政治家、改革家、爱国者陶澍逝世150周年。由湖南省社联、省史学会、省文史研究馆、益阳师专、湖南师大文史研究所、省书院研究会、安化县政协和县人才研究会等单位发起，于1989年10月16日至19日，在安化县召开了“陶澍逝世150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是迄今为止我国首次召开的陶澍研究学木讨论会。省内外约100名专家、学者及文史工作者参加了会议，就陶澍的思想与实践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一、陶澍的经世思想和改革事业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到嘉道年间，清朝统治者已不能和清初一样，对全国实行严酷的文化专制。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转向经世致用之学，主张面对现实，力求改革。陶澍就是其中的代表。

有代表认为：陶澍经世思想的形成，经过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从25岁到40岁的这段官僚生活，是陶澍经世思想形成的重要环节。嘉庆二十二年（1817）的《复王垣夫先生书》，阐述了他对一些重大政治，经济问题的观点，表明陶澍经世思想的成熟。从客观条件看，清朝封建制度危机的加剧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为经世致用之学提供了大气候；湖湘文化时熏陶培养和一批情趣、志向相同的文化人在政治思想上切磋砥励，是经世之学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小气候。从主观条件看，“爱国”、“亲民”、清正节俭的作风，铸造了陶澍“以天下为己任”的世界观、人生观。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下，经世致用之学的种子才能发芽，才能在合适的大气候和小气候的条件下成为参天擎世的大树。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在经世思想的指导下，陶澍江南为官时，努力推行了各项改革，特别是盐、漕、河、币制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就。陶澍就任江苏巡抚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理漕政。一方面大力整顿，严禁帮船加素津贴，禁止刁劣包漕，将衿棍陋规痛行裁革，一方面积极改革，首创漕粮海运。在创办过程中，他重新制定海运章程，招雇海运船只，调度装卸时间和码头，保障海运安全，终于取得巨大的成功。他开创的丙戍海运，远承元代海运之绪，但又不是元代海运的简单重复。而是在前代的基础上，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积极地利用了时代所提的条件，进行了新的改革。一方面减少了行政开支，增加了国家财赋收入，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另一方面，用商营代替官营、对促进当时南北经济的交流和帆船运输业的发展，以及沿海贸易和商业资本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与会者指出，陶澍兼理两淮盐政后，即拟定盐务章程十五条，采取了坚定的整顿和改革措施。其一是裁浮费以轻成本；其二是设立内外库制度，税款贮内库，杂费存外库严禁挪垫与鲸吞，其三是严禁粮船官船夹带私盐，使芦盐不能进入淮盐销岸；其四是淮北实行票盐法。票盐的实行，打破了纲商对盐业的垄断。规定无论何人，只要照章纳税，均可领票，认票不认人，散商也可经营。票盐制的实行，降低了淮盐的成本，增加了清王朝的财政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因而被时人称为利国利民利官利商的“百世之利”。

与会代表还论及了陶澍和林则徐联合提出的改革货币的建议。他们主张逐步限制洋钱的流通范围，自铸银币。这种主张，符合货币发展规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用计量的银币来代替称量的银块，由足值货币向纯粹的价值符号发展，是货币发展的客观趋势。同时，陶澍关于货币的主张，也是反对西方经济侵略、维护本国民族经济、维护我国货币独立自主的爱国精神。

许多代表认为陶澍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利用商人的力量。他们指出，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已开始冲破封建社会“重本轻末”的传统观念，开始将农、工、商看成是既有分工又互相配合，缺一不可的整体。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陶澍力图在他的改革事业中，正确处理农业和商业的关系，正确认识生长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正确对待发展中的商人阶层，从而逐步形成了他的“重商”、“利商”、“用商”的思想与政策。陶澍借助商业资本以消除漕盐积弊，鼓励私商经营，利用自利的原则，引导自由竞争来代替滞重的具有封建垄断性质的官运官销，否定与封建制度不可分割的浮费和勒索式的经济压榨等，都表明陶澍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了他思想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有的代表指出，陶澍的“重商”思想既是他经济思想的重要特征，又是陶澍本人经世致用哲学思想的逻辑发展，不仅是他对嘉道年间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客观反映，而百是陶澍对儒家“重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一些代表还分析了陶澍改革事业取得成功的原因。从主观上看有四个原因，其一是陶澍能赶上潮流，适应时代的步调前进。其二，陶澍不守成法，敢于革旧图新。其三，陶澍知人善任，人乐为用，团结了一批改革之士。其四，陶澍能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掌握真实情况。此外，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一批改革者的协助，道光皇帝的支持，则是陶澍取得成功的客观条件。

二、陶澍的勤政清廉与爱国思想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陶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清官”，他以身作则，明于政理，勇于任事，不敷衍，不拖沓，不避劳怨，不计得失，表现出通达干练的优异才能。留下了很好的政声。与会代表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了陶澍的吏治。

第一、敢于面对现实，揭露封建弊政，而且敢于兴利除弊，同腐败官吏作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生产，并从一个角度上反映了中国历代政治的优良传统。

第二、关心民众，民为帮本的民本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兴修水利，其二是倡导救灾。陶澍之所以能以民为帮本，特别注意农民的切身利益，是有其原因的。一是陶澍所处的时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关系也发生了大变化。新的阶级力量的出现，促使陶澍重视人民生计。二是陶澍身低微，了解农民疾苦。三是陶澍入仕后，胸怀救民大志，并坚持调查研究，了解下情。

第三、整饬吏治，为政清廉。“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人无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是陶澍的座右铭。陶澍兼理两淮盐政，不要兼职的俸银，而且裁减盐政浮费每岁16万两。主持海运，节约银两用来重建苏州尹山桥。史称陶澍“服官数十年，起居如寒素”。

第四、注重调查研究，有务实精神。陶澍每到一地，总要普查遍访，力求真实地掌握第一材料，每行一事，总要先弄清它的来龙去脉，然后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且勇于革新，不因皇上的软弱和朝政的积重难返而退却，而是力挽狂澜于既倒，励精图治于危难。陶澍为政，着眼于民众。他用权，不骗人，他利导，并不迎合；他办案，不偏袒官吏，不轻视百姓。综观陶澍一生，求实精神处处可见。

第五、勤于政事，为官清正。这种精神和作风，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勤”字，一个“廉”字。惟其勤，就能勇于任事，不辞劳怨，艰苦深入，体察民情；治丝理芬，认真细致，主兼照顾，不惮勤劬；先公后私，以公为重；力疾从公，鞠躬尽瘁。惟其廉，故能正本清源，厘除积弊，统一法度，坚持原则；以身率吏，整顿吏治；严格操守，捐俸养廉。陶澍一生，勤政恤民，廉洁奉公，做出了利国利民的政绩，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了解，发扬光大。

与会代表还认为陶澍是一个爱国者，他深明民族大义，反对分裂，主张维护国家的统一，对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爱国人士有一种非常崇敬的心情。在对外活动中，陶澍警惕性高，始终坚持反对外国侵略、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经济的爱国立场。特别可贵的是，陶澍坚决主张禁烟。他认为鸦片的走私，既破坏了国家的财政经济，又损害了人民的身体健康。因此，他不仅向清廷提出了禁烟的八项具体措施，而且身体力行，在辖区严禁鸦片走私和贩运，收缴烟具烟土。

三、陶澍的人才思想和人际关系

与会代表一致指出，陶澍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不可多得的人才。有代表认为，陶澍是告别湖南风气闭塞，人才寥落的最后一人，也是迎接湖南人才辈出，绵延不绝的第一人。当时与陶澍交厚或得陶澍提携的湖南人中，有贺长龄、何凌汉、李在青、谢振定、李星源、唐陶山、唐鉴、严如煜、左崇棠、胡林翼等。可以说，湖南的英才，都聚集在陶澍的周围，标志着湖南人才成批成群地出现，真正形成了“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局面。

有代表认为，陶澍是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重要人物。近代改革派代表人物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清王朝的封疆大吏，如陶澍、林则徐等；一类是下层官吏和知识分子，如魏源、龚自珍、包世臣、汤鹏等。在这两类人物中，陶澍年龄最大、资格最老、地位最高。当时，他们大都活动在陶澍统治的两江地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陶澍的培养与提拔。改革派的主张得以在两江地区实现，全靠陶澍的批准和支持。可以说，两江地区是改革派思想的实验园地；陶澍是改革派前期的领袖和核心。博学多才的陶澍以当时特殊的经历和身份在与全国，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士人联系中，起了开辟道路、架设桥梁的作用。

陶澍与魏源的关系，引起了许多代表的重视。陶、魏二人不仅有同乡之谊，祖辈已有世交；而且两人都立志改革，志同道合，是终身挚友。作为政治家的陶澍，重在身体力行，大刀阔斧地推行实政，进行改革。作为思想理论家的魏源，主要是著书立说，借著代筹，来阐扬传播经世思想。陶澍主要体现为经世事功，魏源主要体现为经世思想。他们合作14年，魏源的经世才干在陶澍推行的改革中，获得充分发挥，经世思想也得到重要发展。而陶澍在魏源等人的协助下，改革力量更为充实、思想理论更为充分，从而有利于陶澍在江南的改革。他们的经世思想和实践是近代中国进步潮流的第一个阶梯，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与会代表列举事实，说明陶澍善于发现人才。如嘉庆二十四年（1819），陶澍在益阳会见胡林翼，认为其颖悟绝伦，目为伟器，以女许之。同时，又发现秀才李星源有经世才，聘为幕僚。以后，二人均成为封疆大巨，政绩卓然。道光十六年(1836)，陶澍在江西醴陵见到教书先生左宗棠的一首对联，与之纵谈古今，目为奇才，竟订忘年交。左宗棠继承和发扬了陶澍的改革事业，为国家建立了丰功伟绩。

陶澍善于使用人才，是与会代表讨论的另一个话题。陶澍就任两江总督后，立即请调林则徐为江宁布政使。从此二人共事7年。他们在重天的政治、经济问题上，都有共同的见解和政策，后来林则徐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民族英雄，是与陶澍慧眼识英才，多方培养，大力荐举分不开的。陶澍兼理两淮盐政后，大胆启用熟悉盐务的实干家俞德渊以及被革职的主夙生等人，很快改变了两淮盐政面貌。陈銮、梁章钜、姚莹、黄冕等都是当时英才，为陶澍部下。陶澍对他们非常信用，“倚如左右手”。包世臣是当时有名的思想家、理财家，陶澍网罗入慕，充分信用，使其经世才干得到了充分发挥。

与会代表对一大批人才聚集在陶澍周围的现象进行了探讨，有代表提出了“陶澍文化群体”的概念。他认为陶澍从小受湖湘文化的滋养，在长期的官仕生活中，团结了一批经世士子、官吏，形成了一个以岳麓书院学子为主干、领先于当世的高层次文化群体。这个群体的特征是：第一、陶澍德高望重，是这个群体公认的牵头人。陶澍一生，无所畏惧，一秉至公，善于识才、惜才、用才、举才。才学之士都乐于与他交往，在他手下做事。他也不耻下问，言听计从；第二、在陶澍大纛下聚集的这批人才，其能耐不同于一般凡响，其突出特点是：为官的是学者型官吏，为学的是官吏型学者。前者如陶澍、林则徐、贺长龄、姚莹、王凤生等。后者如魏源、包世臣、汤鹏等；第三、陶澍文化群休有如一座巍峨的金字塔，塔尖站着陶澍，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塔身、塔基日益增厚、加宽，那群体成员不断扩大，它既有横的伸延、扩展；又有纵的承继深化。其构建还有一个东上西返的过程。促进了湖湘文化与江南文化的交汇，并为中国走出自我封闭的文化体系，呼吸“西风”、“师夷长技”，提供了一个良好学风。为传统文化走向近代化承担了承上启下两任务，而且无愧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四、陶澍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

与会代表指出，陶澍对历史、地理、文学、哲学、教育学甚至算术、音乐，涉猎甚广，是一个学问家。其治学特点，就方法而言，讲究严谨的考据，每言及一事一地，都必考其确实无误，就目的性而言，他的政治学和政治紧密相连，有鲜明的思想性。陶澍集政治家和学者一于身，他的学问为政治服务，使其更加政绩斐然。同时，他的政治活动又丰富了他的治学内容，扩展了治学领域，使他的学问更添光彩。

陶澍对地理学、历史学有重大贡献，他走过许多地方，常以文献典籍之记戴参照考察，提出了一些独到的新说，而且有理有据，是地理研究的宝贵成果。陶澍对历史学的贡献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十分重视地方志书，创修《安徽通志》，并对修志理论很有研究。第二、对道学的贡献，对谱史、姓氏的历史渊源都很有见解。第三、工于考据，在史实考据方面尤见其长，他的文章，无论序、跋、书、证，以至奏章、叙事论事，都有考据之笔。此外陶澍对辨析经义、论述诗书、议论史籍等，都有成就。可以用博古通今、识见不凡概括之。

有代表论述到陶澍的实学思想的特点：废虚返实，既求实证于古，又求实证于今，既求实证于文李，又求实证于事物。具体表现在：为学力主实用。作考据力图实证于事物，强调实地调查研究，既能通合古今，又能将书本与客观事物结合起来，因而克服了汉学家们凭空蹈虑的清谈；施政力图从实际出发。对祭祀主张以实而不以文。陶澍承认天命，但又认为感天惟在至诚。祭祀文反映了迷信思想，但多属为民请命性质。对一些迷信传说，也多予批驳。总之，陶澍的实学思想对对乾嘉汉学烦琐考证、脱离实际的一种反动，它开启了近代湖湘学者重实学和经世致用之学的新风。其在中国思想史、特别是湖湘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不可低估。有代表则认为陶澍把提倡实学的主张带到了江南，对当时江南盛行的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等乾嘉学派采取批判态度，倡导实学，推行实政，注重经世济民，开参与议政、倡言变法之风，引导一代学人走向经世实学。使江南学术界思想为之解放，学术空气为之一变。

有代表还指出，陶澍是一个有成就的文学家。其作品极富文采，散文《君山记》可与欧阳修的名篇《醉翁亭记》媲美。陶澍对陶渊明的研究，至今仍焕发出学术上的奇光异彩。他审慎校勘的《陶澍明集》，是《陶集》研究史上的第一个精本。今人所校注的《陶集》，大都祖述陶澍。他的集注简明，时出己意，要言不烦，颇有特色，大大超过了前人注《陶集》的深度和广度。他精当的汇评对陶渊明的人格、诗格和风格作了比较精当的评述，是我们研究陶渊明的一座贯穿古今的学术桥梁。他博赡的考异，很有特色。《靖节先生年谱考异》是陶澍精心结撰之作，不仅当时是异军突起，名震学界，就是今天也仍在沾溉学界，余响无穷。

与会代表对陶澍的诗进行了讨论，有的认为，以诗论诗，无论内容、境界和风格，陶澍的诗在清代诗坛上未占重要地位。陶诗多是些应酬之作，也有极少量之作能闪现出人民性的光辉。更多的代表指出，陶诗清新明畅，独具风格，且多有反映和关心民间疾苦，针砭时病之作，具有较高的现实意义。在当时，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而且传到朝鲜，倍受重视。从艺术上看，陶诗既有现实主义特征，又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他能一扫当时诗坛上造作、摹拟和片面追求华丽的词藻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歪风。大胆地以诗言志，以诗抒怀，以诗坦露自己的政见。陶澍还是《消寒诗社》（后改名为《宣南诗闷社》）的发起人和组组者之一。在他周围团结一大批诗人。在清代诗坛上，应给陶澍一席之地。

与会代表指出，陶澍对教育事业的发展有一定贡献。他总的教育思想是提倡“实学”、“通经致用”，即以“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具体方针是“立志”、“植品”、“经宗”、“亲友”四条。对于革除当时“舍本务未”的腐败学风、振兴书院教育起了积极作用。还有的代表指出：主张学以致用，因材施教，强调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是陶澍教育思想的两个特点，在今天仍有一定意义。

五、陶澍的研究情况和历史地位

与会代表对陶澍逝世后，介绍、研究陶澍的情况作为回顾。有代表指出，建国以后陶澍一直没有被重视，学术界基本上没有研究陶澍。1952年，陈浴新在《湖南书林》上介绍了陶澍的藏书、字画。1958年，湖南省图书馆编辑湖南著者目录，收入陶澍著作二十余种。1963年，张舜徽在《清人文集别录》中，介绍了陶澍的《印心石物文抄》。直到最近几年，益阳师专历史科的同志在省内外刊物上公开发表了十多篇有关陶澍的论文，编辑了《陶澍年谱》，并和益阳地区教师进修学院合作，标点了《陶澍文集》，对陶澍的研究才算真正起步。

与会代表对学术界视陶澍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其原因是，陶澍是我国封建社会转折时期的历史人物，人们容易忽视处于临界时期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人们不敢研究历史上统治阶级人物，不敢研究封建社会的清官，陶澍死不逢时，恰好在1839年逝世，客观条件使陶澍的改革事业和爱国思想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影响了人们对陶澍的认识，陶澍著作没有得到认真整理，散失太多，影响了人们对陶澍的了解和研究；从中国传统文化着眼，认为在儒家思想影响下，一味空谈心性，重视理论，轻视务实，耻言理财。历史上的改革者都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陶澍也不例外。

与会代表对陶澍的历史地位作了充分肯定。指出：就陶澍的造福于民众的政绩而言，功盖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就作为一个封建政治文化优秀部分的代表者来说，堪与同时代的晚辈林则徐、黄舜滋、魏源相媲美。在陶澍的直接影响下，魏源、包世巨、林则徐、贺长龄等先后以革故鼎新的姿态，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形成了一个纵横阖于中国古、近史间的地主阶级改革派集团。陶澍适应时代的要求，在政治上、经济上致力于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称得上是中国破晓前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实干家、爱国者。

有代表认为，作为实干家的陶澍，并凭借他拥有的才能、胆略和日益增长的权势，多所建树，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一、陶澍是经世致用思潮的实力推行者和身体力行者。第二、陶澍是两江地区开发的促进者。第三、陶澍是近代经济改革的开发者。对近代的经济改革，有着前驱先路的作用。第四、陶澍是整饬吏治、注重人才的典范。从而对近代社会的发展，确实产生了重大影响。

与代表一致认为，这次陶澍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可以说是学术界的一件盛事。它开始打破了“陶澍研究较为冷落”的局面，是推向较大规模研究的开端。为了更好地研究陶澍，正确地评价陶澍的思想、实践和历史地位，代表们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第一、对陶澍的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既不能苛求古人，也不能溢美拔高。第二、研究陶澍，必须首先整理、搜集陶澍的资料。陶澍著作散失很多，解放后从未有人整理，更没有出版过。解放前印的《陶文毅公全集》仅陶澍著作的一小部分。据益阳师专历史科的同志估计，陶澍著作（不包括编辑的）当在300万字左右。陶澍资料的整理，必须得到有关单位的重视和支持。益阳师专历史科等单位受省古籍领导小组委托，标点了《陶澍文集》，现已交稿两年，却因经费困难，无法出版。第三、研究陶澍，同时要搜集、整理陶澍的有关文物。据了解，苏州、上海、南京等地，都散有陶澍的文物。特别是安化，是陶澍故居和坟墓所在地，现在都破坏得不成样子了，许多珍贵的文物、石刻、到处乱丢，有的甚至做了老百姓的猪圈。盗墓集团也开始盗挖陶墓，破坏极大。与会代表希望有关部门引起重视，采取措施，搜集、保管、整理陶澍文物。第四、必须努力提高研究陶澍的质量。许多代表认为，参加这次大会的虽有百人之多，但提交的论文仅40多篇，而且质量高的不多，大部分是陶澍生平事绩的介绍，缺乏理论上的提高和深刻分析。有的代表建议省历史学会下设陶澍研究会，建议益阳师专设立陶澍研究室，从而形成一个研究陶澍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