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谦(1842—1917)是晚清学界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庄子集解》是庄学研究领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书，和郭庆藩(1845—1891)的《庄子集释》可谓是庄学集注类的双璧。《集解》从字词训释方面集前人之解，也阐发自己对《庄子》思想和艺术的看法，即王先谦在《序》中所称的“旧注备矣，辙芟取众长，间下己意”。张之洞《书目答问》对《庄子集解》给予“简明便初学”的评价，认为是初学者比较好的选择。本文拟就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意见，以发明其学术思想和特点。
一、《庄子集解》和《庄子集释》的关系
郭庆藩《庄子集释》完成之后，曾请王先谦为之作序。《集释序》的写作时间是“光绪二十年岁次甲午冬十二月”(1894年)。而王先谦的《庄子集解序》作于宣统元年七月(1909年)，相去十五年。既然王先谦在作《集解》之前曾见过《集释》一书，那么《集释》对《集解》有所影响，就可以想见了。
考察《集解》直接引用书目，经部有《诗》、《释文》、《玉篇》、《尔雅》、《字林》、《埤雅》、《说文》等。子部有《老子》、《孟子》、《荀子》、《尸子》、《吕览》、《黄帝》、《山海经》、《淮南子》、《列子》等。史部有《汉书》等。集部有《文选》注、《本草》陶注等。而引用最多的是庄学研究的著作。其所引“崔譔云”出于《庄子志》；“李颐云”出于《庄子注》；“向秀云”出于《庄子解义》；“支遁云”当出于《庄子逍遥义》；“简文云”当出于《庄子义》。这些著述今已不传，考所引内容，皆在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中。其它如郭象《注》、成玄英《疏》、宣颖《经解》、李桢《注》、方以智《药地炮庄》、王夫之《庄子通》、姚鼐《庄子章义》、王念孙《庄子杂志》、俞樾《庄子平议》等，皆传于世。
郭庆藩的《集释》分“注”、“疏”、“释文”、“校”四个部分，全文引用郭象《庄子注》、成玄英《庄子疏》、陆德明《庄子音义》，还参考明清多家校勘和训诂的成果，对《庄子》中难读字词加以考释，引用繁多。对比《集解》与《集释》所引用文献，可以发现只有极少数不同。《集解》中引用夏侯湛《抵疑》、《本草》陶注、释湛然《止观辅行传》宏决引庄子古注、方、卢、俞、王夫之、王念孙之训释、郭氏父子的观点，皆见于《集释》的校注。因此，本文认为，《集解》是在《集释》的基础上删芟而成。
《集解》和《集释》处理文献的不同之处也比较明显，如姚鼐的《庄子章义》在《集解》中引用相当多，而《集释》仅于《杂篇》引用数条；又《集解》中多次引用苏舆之语，乃《集释》所无。苏舆（1874—1914）为晚清著名学者，曾受业于王先先谦，著有《翼教丛编》六卷、《春秋繁露义证》、《校定晏子春秋》等。从王先谦所引苏舆语看来，苏舆治《庄》颇有心得，今除《集解》存录之语，已不可考知其庄学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集解》也是研究王先谦与苏舆关系的重要资料。
二、对言和道的看法
《庄子集释序》主要称述《庄子》大义，王先谦对《集释》的评价颇有趣：“而其文又奇绝，郭君爱玩这不已，因有《集释》之作，附之以文，益之以博。使庄子见之，得毋曰‘此犹吾之糟粕’乎？虽然，无迹奚以测履，无糟粕无以观于古美矣！郭君于是书为副墨之子，将群天下为洛诵之孙已夫！”郭庆藩《集释》中主要引用郭象、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和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来阐发庄子义理，偶尔引用王引之、王念孙、俞樾、郭嵩焘之书以为补正，有些地方也有自己的发见。郭、成、陆皆为庄子学大家，后人几乎没有不受他们解庄思想影响的。学界对《集释》评价相当高，而王先谦竟无一溢美之词，和他对庄子关于言和道的认识不无关系。
《庄子》中很多关于言和道的论述，可以归结为《齐物论》中“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在庄子看来，道浑沌无形，如水泻于地，东西南北无所不可，而任何对道的具体言说都只窥其一径，将遮蔽完整的道，使人不能完全体道。《庄子》之书固已是对道的发微，而解庄者之书又是对《庄子》的再次阐释。以道观之，言说只是糟粕，而以本原的《庄子》观之，任何阐释也只是《庄子》的糟粕。然而非言无以明道，非解庄者之书无以传《庄》义。王先谦发现了这重悖论。在他《集解序》中对言和道的关系说得更明白：“夫其不材，以尊生也；而其材者，特籍空文以自见。”“生言美矣，其不信又已自道之。”揭示了《庄子》中言和不言的关系。言说所展示的是“材”，而闻道之求“不材”以养生，庄子虽然知道这个道理，而不得不言说，是以将处“材”与“不材”之间。但是，这里他对言和道的关系有了新的看法，认为言一方面遮蔽了大道，另一方面也使大道敞显。《庄子》书中往往有“刺暴主”、“愤浊世”之言，皆为天下无道者而发，“设易天下为有道，生殆将不出于此”。庄子认为天下“德荡乎名，争出乎知”（《人间世》），人类文明的发展往往意味着器化的加深，这种思想往往为一般人所不理解，王先谦虽然认为《庄子》思想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但亦不主张用这种“其志已伤，其词过激”的“嫉时”之语，这大概和他在政治、文化方面的保守立场是相一致的。
三、对《庄子》一书性质的看法
《汉书•艺文志》继承了刘歆的说法，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班固认为诸子思想源出王官之学，是上官师之学的一部分。官师之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这对理解《庄子》性质和思想有重要影响。《天下》篇中所称“内圣外王”之道，成为“以儒解庄”的滥觞。（《杂篇》乃庄子后学所作，《天下》篇或可看作解庄之一说。）郭象、成玄英在《注》、《疏》中盛称“内圣外王”之道，郭注处处主张“适性”、“随性适分”以得逍遥，其实并不放弃有待的局限，而认为物得所待乃为逍遥，这样就背离了庄子“逍遥”的原意了。
这种从王官职能角度区分学术的方法曾受到后代很多学者的质疑，王先谦没有直接表示反对，《集释序》言：“彼庄子者，求其术而不得，将遂独立于参寥之野，以幸全其身而乐其生，乌足及天下。且其书尝暴着于后矣。晋演为玄学，无解于胡羯之分；唐尊为真经，无救于安史之祸。徒以药世主淫侈，淡末俗利欲，庶有一二之助焉。”以是知王先谦并不同意《庄子》为治国之书的说法。观之《庄子》内篇，并无一治国之言，而推崇“丧我”之说，乃知其不欲物物。从“尧杳然丧其天下”这个寓言可以看出，治天下并非庄子所谓的最高理想。
庄子的最高理想是人生的逍遥。要达乎逍遥，必须既不物物，也不物于物，对物无加以机心器械，对己则求无用于天下。唯闻道之人才能做到不用和无用，闻道之人因其行为合乎大道而“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养生主》）。随顺自然，乃可以长生养，如王先谦在《集解序》中所称：“余治此有年，得二语焉，曰：‘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窃尝持此以为卫生之经，而果有益也。”《庄子》一书所给人最大的启发在于它所主张的生存和修养的方式，而不是提供某些具体的应付人和物的办法，更不能拿它当作治理国家的妙方良药。
四、对《庄子》作者问题的看法
汉晋以来，《庄子》的篇数就有争议。《汉书•艺文志》载五十二篇，《吕氏春秋•孝行览•必己》篇高诱注云：“庄子名周，宋之蒙人也。轻天下，细万物，其术尚虚无，著书五十二篇，名之曰《庄子》。”正和《汉志》相符，而高诱注《淮南子•修务训》时又云：“庄子名周，宋蒙县人，作书廿三篇，为道家之言。”这或者是因为后人的篡改，或者东汉时《庄子》已有不同版本在流传。魏晋以后这个问题更加明显，《经典释文•〈庄子〉序》载：
“庄子者，姓庄，名周，梁国蒙县人也。……著书十余万言，以逍遥自然无为齐物而已，大抵率寓言，归之于理，不可案文责也。然庄生宏才命世，辞趣华深，正言若反，故莫能畅其弘致。后人增足，渐失其真。故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窃奇说，若《阏奕》、《意脩》之首，《危言》、《游凫》、《子胥》之篇，凡诸巧杂，十分有三。’《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即司马彪、孟氏所注是也”。
总之，《庄子》篇数经过后人整理，而何人划分内、外、杂篇的问题至今尚无定论，所以对内、外、杂的作者问题，学界还没有统一意见。王先谦和大多数学者一样，认为《内篇》是庄子作，而《外篇》《杂篇》则是后学的著述。
王先谦在《外篇•骈拇》下引苏舆言：“《骈拇》下四篇，多释老子之义。周虽悦老风，自命固绝高，观天下篇可见。四篇于申老外，别无精义，盖学庄者缘老为之。且文气直衍，无所发明，亦不类内篇汪洋俶诡。王氏夫之、姚氏鼐皆疑外篇不出庄子，最为有见。即如此篇，首云‘淫僻于仁义之行’，末复以‘淫僻’‘仁义’平列，踳驳显然。且云‘余媿乎道德’，庄子焉肯为此谦语乎？”可以看出，王先谦也不同意把所有篇目都归于庄子一人名下。今人多有论证外、杂篇出自庄子后学，是对该问题的继续探讨。
五、对《庄子》内篇主要思想的理解
“逍遥”是庄子的终极思想，也是其学说的旨归。然而什么是“逍遥”，解庄者有很多不同看法，这些分歧也导致了对庄子总体思想的不同理解。除了郭象“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的见解，成玄英在《南华真经疏序》中还归纳了三家，第一是顾桐柏“销尽有为累，远见无为理”；第二是支道林“物物而不物于物，故逍然不我待；玄感不疾而速，故遥然靡所不为”；第三是穆夜“放狂自得”、“至德内充，无时不适；忘怀应物，何往不通。”郭象注庄自成一家，后代很多解庄者或多或少都受到他的影响，但是这种“适性以逍遥”的见解也受到很多人的质疑，“适性”是在承认物皆有所待的前提下，对物得其所待然后逍遥。王先谦对《逍遥游》篇的理解比较接近庄子思想，笔者略举几条：
“生物之以息相吹”下注云：“见物无大小，皆任天而动。”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下注云：“无所待而游于无穷，方是《逍遥游》一篇纲要。”
“其神凝”下注云：“三字吃紧，非游物外者，不能凝于神。”
物的生存状态是任天而动，闻道之人顺其自然，无所待于天下，所以不劳神伤身，乃可以得到如“藐姑射山神人”般绝对的逍遥。《庄子》内篇以一种游于物外的姿态在写作，所以行文汪洋恣肆而不离乎大道。唯有游于物外才能无所待于物，郭象所谓的逍遥乃是游于物内的逍遥，虽独树一说，毕竟还没完全透视庄子思想的精髓。其他六篇都围绕如何才能达到生命的自然和逍遥这个主题展开。王先谦注云：
“天下之物之言，皆可齐一视之，不必致辩，守道而已。”（《齐物论》）
“顺事而不滞于物，冥情而不撄其天，此庄子养生之宗主也。”（《养生主》）
“事暴君，处污世，出与人接，无争其名，而晦其德，此善全之道。”（《人间世》）
“德充于内，自有形外之符验也。”（《德充符》）
“以道为师也。”（《大宗师》）
这些注解都比较准确概括了内篇的主要思想，当然还有些问题可以进一步探讨，如《齐物论》注中引苏舆的话“天下之至纷，莫如物论。”《应帝王》注引郭象语：“无心而任乎自化者，应为帝王也。”“齐物论”应该理解为齐“物论”还是“齐物”论，“应帝王”是否可以理解为“应为帝王”，都是可以商榷的。
《庄子》从形式上看是由众多隐喻构成，很多隐喻可以独立成章，并且通常都没有明确的过渡，所以读起来不免有“片段”之感。但是众多隐喻之间有内在隐秘的关联，由“道”这根隐线串缀起来，形成有机的整体结构。王先谦努力把全篇贯穿起来，使其意思连续完整，虽然他的解释有时不够正确，我们还是不该苛责他的。
六、对《庄子》文章的分析
《庄子》以其深邃奇诡的思想和恢诡谲怪的行文而成为哲学和文学中的奇葩，在解庄者中，王先谦可以说是最注意从文章学角度来看《庄子》的人。
首先，王先谦很重视对《庄子》文章结构的分析。如：《逍遥游》开篇以物寓理，至“夫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句，王注云：“此庄子自为说法，下又列四事以明之。”“四事”即是指“尧让天下于许由”、“肩吾问于连叔”、惠子和庄子的两次论辩。《齐物论》以南郭子綦隐机开始，至于“此之谓葆光”，之后他指出庄子连续用“五证”来证明齐物我的理论：尧、舜一证；啮缺、王倪二证；瞿鹊、长梧三语；罔两、景四证；现身说法证。《养生主》“可以尽年”下，王注云：“天所与之年，任其自尽，勿夭折之，则有尽者无尽，从正意说人，一篇纲要，下设五喻以明之。”以“庖丁为文惠君解牛”为“一喻”，“公文轩见右师”为“二喻”，“泽雉”为“三喻”，“秦失吊老聃”为“四喻”，“薪火”为“五喻”。《人间世》篇“颜回见仲尼请行”中，仲尼在评论颜回“将之卫”的行为时，以关龙逢、比干和尧、禹为喻，阐明颜回将适乱国而治之的不可靠性。《集解》在其下分别注明“一证”、“再证”，提示论述的结构。在“螳臂当车”、“养虎者”、“爱马者”三个寓言下又注“一喻”、“再喻”、“三喻”，以梳理头绪烦乱的隐喻论证。《德充符》篇以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哀骀它、闉跂支离无脤、瓮◇大瘿等奇丑之有德者来寓托，得出“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的结论，王先谦注云：“总上”，可谓的评。《大宗师》篇以说理开篇，反复描述真人的逍遥状态，甚至直接论述“道”的特点，而后以南伯子蔡问乎女偊、子舆有病、子来有病、子桑户死、孟孙才其母死、意而子见许由、子舆与子桑友等七个寓言，比喻大道恒常，而生死物化无穷无尽。《集解》在“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下注云：“下引七事以明之”，以提示结构，《应帝王》篇以啮缺告蒲衣子、肩吾见狂接舆、天根遭无名人、阳子居见老聃、季咸相壶子等五个寓言，隐喻大道浑沌，无为而无不为之理。王先谦在“一以是终”下注：“以上引五事为证”。王先谦对文章结构的分析有助于读者更好把握《庄子》的艺术和思想。
其次，王先谦对庄子的语言也有所论述。庄子擅长形象性的描述和铺陈，王先谦用“拟议之词”来概括这种语言艺术。如“是其言也，犹时女也”下注云：“案时，是也，云其言也，犹若处女者也。此人也，此德也云云，极拟议之词。”正是因为《庄子》中有如此多的“拟议之词”，才使得全书富有文学的魅力。《庄子》主要由寓言构成，《寓言》篇认为“寓言”是“藉外论之”，也就是寓托之言。王无谦注云“意在此而言寄于彼”，指出了庄子寓言的表达功能。《庄子》各个隐喻之间有并列和叠合等关系，王先谦在《逍遥游》“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下注云：“上语明显，设喻骈列，以掩其迹。”又指出隐喻“骈列”的特点。《庄子》文章的妙处古人多有称道，但是很少像王先谦这么细致地去分析。
总之，王先谦治《庄》的时间非常长，最终集结为《庄子集解》一书。这本书既集前人的注释和见解，也包含着他自己对《庄子》的理解、评价。它最主要的价值不在于给读者提供一个简明读本，而是凝聚了一位学者解《庄》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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