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谦(1842—1917)是晚清学界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庄子集解》是庄学研究领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书,和郭庆藩(1845—1891)的《庄子集释》可谓是庄学集注类的双璧。《集解》从字词训释方面集前人之解,也阐发自己对《庄子》思想和艺术的看法,即王先谦在《序》中所称的“旧注备矣,辙芟取众长,间下己意”。张之洞《书目答问》对《庄子集解》给予“简明便初学”的评价,认为是初学者比较好的选择。本文拟就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意见,以发明其学术思想和特点。
一、《庄子集解》和《庄子集释》的关系
郭庆藩《庄子集释》完成之后,曾请王先谦为之作序。《集释序》的写作时间是“光绪二十年岁次甲午冬十二月”(1894年)。而王先谦的《庄子集解序》作于宣统元年七月(1909年),相去十五年。既然王先谦在作《集解》之前曾见过《集释》一书,那么《集释》对《集解》有所影响,就可以想见了。
考察《集解》直接引用书目,经部有《诗》、《释文》、《玉篇》、《尔雅》、《字林》、《埤雅》、《说文》等。子部有《老子》、《孟子》、《荀子》、《尸子》、《吕览》、《黄帝》、《山海经》、《淮南子》、《列子》等。史部有《汉书》等。集部有《文选》注、《本草》陶注等。而引用最多的是庄学研究的著作。其所引“崔譔云”出于《庄子志》;“李颐云”出于《庄子注》;“向秀云”出于《庄子解义》;“支遁云”当出于《庄子逍遥义》;“简文云”当出于《庄子义》。这些著述今已不传,考所引内容,皆在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中。其它如郭象《注》、成玄英《疏》、宣颖《经解》、李桢《注》、方以智《药地炮庄》、王夫之《庄子通》、姚鼐《庄子章义》、王念孙《庄子杂志》、俞樾《庄子平议》等,皆传于世。
郭庆藩的《集释》分“注”、“疏”、“释文”、“校”四个部分,全文引用郭象《庄子注》、成玄英《庄子疏》、陆德明《庄子音义》,还参考明清多家校勘和训诂的成果,对《庄子》中难读字词加以考释,引用繁多。对比《集解》与《集释》所引用文献,可以发现只有极少数不同。《集解》中引用夏侯湛《抵疑》、《本草》陶注、释湛然《止观辅行传》宏决引庄子古注、方、卢、俞、王夫之、王念孙之训释、郭氏父子的观点,皆见于《集释》的校注。因此,本文认为,《集解》是在《集释》的基础上删芟而成。
《集解》和《集释》处理文献的不同之处也比较明显,如姚鼐的《庄子章义》在《集解》中引用相当多,而《集释》仅于《杂篇》引用数条;又《集解》中多次引用苏舆之语,乃《集释》所无。苏舆(1874—1914)为晚清著名学者,曾受业于王先先谦,著有《翼教丛编》六卷、《春秋繁露义证》、《校定晏子春秋》等。从王先谦所引苏舆语看来,苏舆治《庄》颇有心得,今除《集解》存录之语,已不可考知其庄学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集解》也是研究王先谦与苏舆关系的重要资料。
二、对言和道的看法
《庄子集释序》主要称述《庄子》大义,王先谦对《集释》的评价颇有趣:“而其文又奇绝,郭君爱玩这不已,因有《集释》之作,附之以文,益之以博。使庄子见之,得毋曰‘此犹吾之糟粕’乎?虽然,无迹奚以测履,无糟粕无以观于古美矣!郭君于是书为副墨之子,将群天下为洛诵之孙已夫!”郭庆藩《集释》中主要引用郭象、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和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来阐发庄子义理,偶尔引用王引之、王念孙、俞樾、郭嵩焘之书以为补正,有些地方也有自己的发见。郭、成、陆皆为庄子学大家,后人几乎没有不受他们解庄思想影响的。学界对《集释》评价相当高,而王先谦竟无一溢美之词,和他对庄子关于言和道的认识不无关系。
《庄子》中很多关于言和道的论述,可以归结为《齐物论》中“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在庄子看来,道浑沌无形,如水泻于地,东西南北无所不可,而任何对道的具体言说都只窥其一径,将遮蔽完整的道,使人不能完全体道。《庄子》之书固已是对道的发微,而解庄者之书又是对《庄子》的再次阐释。以道观之,言说只是糟粕,而以本原的《庄子》观之,任何阐释也只是《庄子》的糟粕。然而非言无以明道,非解庄者之书无以传《庄》义。王先谦发现了这重悖论。在他《集解序》中对言和道的关系说得更明白:“夫其不材,以尊生也;而其材者,特籍空文以自见。”“生言美矣,其不信又已自道之。”揭示了《庄子》中言和不言的关系。言说所展示的是“材”,而闻道之求“不材”以养生,庄子虽然知道这个道理,而不得不言说,是以将处“材”与“不材”之间。但是,这里他对言和道的关系有了新的看法,认为言一方面遮蔽了大道,另一方面也使大道敞显。《庄子》书中往往有“刺暴主”、“愤浊世”之言,皆为天下无道者而发,“设易天下为有道,生殆将不出于此”。庄子认为天下“德荡乎名,争出乎知”(《人间世》),人类文明的发展往往意味着器化的加深,这种思想往往为一般人所不理解,王先谦虽然认为《庄子》思想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但亦不主张用这种“其志已伤,其词过激”的“嫉时”之语,这大概和他在政治、文化方面的保守立场是相一致的。
三、对《庄子》一书性质的看法
《汉书•艺文志》继承了刘歆的说法,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班固认为诸子思想源出王官之学,是上官师之学的一部分。官师之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这对理解《庄子》性质和思想有重要影响。《天下》篇中所称“内圣外王”之道,成为“以儒解庄”的滥觞。(《杂篇》乃庄子后学所作,《天下》篇或可看作解庄之一说。)郭象、成玄英在《注》、《疏》中盛称“内圣外王”之道,郭注处处主张“适性”、“随性适分”以得逍遥,其实并不放弃有待的局限,而认为物得所待乃为逍遥,这样就背离了庄子“逍遥”的原意了。
这种从王官职能角度区分学术的方法曾受到后代很多学者的质疑,王先谦没有直接表示反对,《集释序》言:“彼庄子者,求其术而不得,将遂独立于参寥之野,以幸全其身而乐其生,乌足及天下。且其书尝暴着于后矣。晋演为玄学,无解于胡羯之分;唐尊为真经,无救于安史之祸。徒以药世主淫侈,淡末俗利欲,庶有一二之助焉。”以是知王先谦并不同意《庄子》为治国之书的说法。观之《庄子》内篇,并无一治国之言,而推崇“丧我”之说,乃知其不欲物物。从“尧杳然丧其天下”这个寓言可以看出,治天下并非庄子所谓的最高理想。
庄子的最高理想是人生的逍遥。要达乎逍遥,必须既不物物,也不物于物,对物无加以机心器械,对己则求无用于天下。唯闻道之人才能做到不用和无用,闻道之人因其行为合乎大道而“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养生主》)。随顺自然,乃可以长生养,如王先谦在《集解序》中所称:“余治此有年,得二语焉,曰:‘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窃尝持此以为卫生之经,而果有益也。”《庄子》一书所给人最大的启发在于它所主张的生存和修养的方式,而不是提供某些具体的应付人和物的办法,更不能拿它当作治理国家的妙方良药。
四、对《庄子》作者问题的看法
汉晋以来,《庄子》的篇数就有争议。《汉书•艺文志》载五十二篇,《吕氏春秋•孝行览•必己》篇高诱注云:“庄子名周,宋之蒙人也。轻天下,细万物,其术尚虚无,著书五十二篇,名之曰《庄子》。”正和《汉志》相符,而高诱注《淮南子•修务训》时又云:“庄子名周,宋蒙县人,作书廿三篇,为道家之言。”这或者是因为后人的篡改,或者东汉时《庄子》已有不同版本在流传。魏晋以后这个问题更加明显,《经典释文•〈庄子〉序》载:
“庄子者,姓庄,名周,梁国蒙县人也。……著书十余万言,以逍遥自然无为齐物而已,大抵率寓言,归之于理,不可案文责也。然庄生宏才命世,辞趣华深,正言若反,故莫能畅其弘致。后人增足,渐失其真。故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窃奇说,若《阏奕》、《意脩》之首,《危言》、《游凫》、《子胥》之篇,凡诸巧杂,十分有三。’《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即司马彪、孟氏所注是也”。
总之,《庄子》篇数经过后人整理,而何人划分内、外、杂篇的问题至今尚无定论,所以对内、外、杂的作者问题,学界还没有统一意见。王先谦和大多数学者一样,认为《内篇》是庄子作,而《外篇》《杂篇》则是后学的著述。
王先谦在《外篇•骈拇》下引苏舆言:“《骈拇》下四篇,多释老子之义。周虽悦老风,自命固绝高,观天下篇可见。四篇于申老外,别无精义,盖学庄者缘老为之。且文气直衍,无所发明,亦不类内篇汪洋俶诡。王氏夫之、姚氏鼐皆疑外篇不出庄子,最为有见。即如此篇,首云‘淫僻于仁义之行’,末复以‘淫僻’‘仁义’平列,踳驳显然。且云‘余媿乎道德’,庄子焉肯为此谦语乎?”可以看出,王先谦也不同意把所有篇目都归于庄子一人名下。今人多有论证外、杂篇出自庄子后学,是对该问题的继续探讨。
五、对《庄子》内篇主要思想的理解
“逍遥”是庄子的终极思想,也是其学说的旨归。然而什么是“逍遥”,解庄者有很多不同看法,这些分歧也导致了对庄子总体思想的不同理解。除了郭象“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的见解,成玄英在《南华真经疏序》中还归纳了三家,第一是顾桐柏“销尽有为累,远见无为理”;第二是支道林“物物而不物于物,故逍然不我待;玄感不疾而速,故遥然靡所不为”;第三是穆夜“放狂自得”、“至德内充,无时不适;忘怀应物,何往不通。”郭象注庄自成一家,后代很多解庄者或多或少都受到他的影响,但是这种“适性以逍遥”的见解也受到很多人的质疑,“适性”是在承认物皆有所待的前提下,对物得其所待然后逍遥。王先谦对《逍遥游》篇的理解比较接近庄子思想,笔者略举几条:
“生物之以息相吹”下注云:“见物无大小,皆任天而动。”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下注云:“无所待而游于无穷,方是《逍遥游》一篇纲要。”
“其神凝”下注云:“三字吃紧,非游物外者,不能凝于神。”
物的生存状态是任天而动,闻道之人顺其自然,无所待于天下,所以不劳神伤身,乃可以得到如“藐姑射山神人”般绝对的逍遥。《庄子》内篇以一种游于物外的姿态在写作,所以行文汪洋恣肆而不离乎大道。唯有游于物外才能无所待于物,郭象所谓的逍遥乃是游于物内的逍遥,虽独树一说,毕竟还没完全透视庄子思想的精髓。其他六篇都围绕如何才能达到生命的自然和逍遥这个主题展开。王先谦注云:
“天下之物之言,皆可齐一视之,不必致辩,守道而已。”(《齐物论》)
“顺事而不滞于物,冥情而不撄其天,此庄子养生之宗主也。”(《养生主》)
“事暴君,处污世,出与人接,无争其名,而晦其德,此善全之道。”(《人间世》)
“德充于内,自有形外之符验也。”(《德充符》)
“以道为师也。”(《大宗师》)
这些注解都比较准确概括了内篇的主要思想,当然还有些问题可以进一步探讨,如《齐物论》注中引苏舆的话“天下之至纷,莫如物论。”《应帝王》注引郭象语:“无心而任乎自化者,应为帝王也。”“齐物论”应该理解为齐“物论”还是“齐物”论,“应帝王”是否可以理解为“应为帝王”,都是可以商榷的。
《庄子》从形式上看是由众多隐喻构成,很多隐喻可以独立成章,并且通常都没有明确的过渡,所以读起来不免有“片段”之感。但是众多隐喻之间有内在隐秘的关联,由“道”这根隐线串缀起来,形成有机的整体结构。王先谦努力把全篇贯穿起来,使其意思连续完整,虽然他的解释有时不够正确,我们还是不该苛责他的。
六、对《庄子》文章的分析
《庄子》以其深邃奇诡的思想和恢诡谲怪的行文而成为哲学和文学中的奇葩,在解庄者中,王先谦可以说是最注意从文章学角度来看《庄子》的人。
首先,王先谦很重视对《庄子》文章结构的分析。如:《逍遥游》开篇以物寓理,至“夫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句,王注云:“此庄子自为说法,下又列四事以明之。”“四事”即是指“尧让天下于许由”、“肩吾问于连叔”、惠子和庄子的两次论辩。《齐物论》以南郭子綦隐机开始,至于“此之谓葆光”,之后他指出庄子连续用“五证”来证明齐物我的理论:尧、舜一证;啮缺、王倪二证;瞿鹊、长梧三语;罔两、景四证;现身说法证。《养生主》“可以尽年”下,王注云:“天所与之年,任其自尽,勿夭折之,则有尽者无尽,从正意说人,一篇纲要,下设五喻以明之。”以“庖丁为文惠君解牛”为“一喻”,“公文轩见右师”为“二喻”,“泽雉”为“三喻”,“秦失吊老聃”为“四喻”,“薪火”为“五喻”。《人间世》篇“颜回见仲尼请行”中,仲尼在评论颜回“将之卫”的行为时,以关龙逢、比干和尧、禹为喻,阐明颜回将适乱国而治之的不可靠性。《集解》在其下分别注明“一证”、“再证”,提示论述的结构。在“螳臂当车”、“养虎者”、“爱马者”三个寓言下又注“一喻”、“再喻”、“三喻”,以梳理头绪烦乱的隐喻论证。《德充符》篇以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哀骀它、闉跂支离无脤、瓮◇大瘿等奇丑之有德者来寓托,得出“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的结论,王先谦注云:“总上”,可谓的评。《大宗师》篇以说理开篇,反复描述真人的逍遥状态,甚至直接论述“道”的特点,而后以南伯子蔡问乎女偊、子舆有病、子来有病、子桑户死、孟孙才其母死、意而子见许由、子舆与子桑友等七个寓言,比喻大道恒常,而生死物化无穷无尽。《集解》在“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下注云:“下引七事以明之”,以提示结构,《应帝王》篇以啮缺告蒲衣子、肩吾见狂接舆、天根遭无名人、阳子居见老聃、季咸相壶子等五个寓言,隐喻大道浑沌,无为而无不为之理。王先谦在“一以是终”下注:“以上引五事为证”。王先谦对文章结构的分析有助于读者更好把握《庄子》的艺术和思想。
其次,王先谦对庄子的语言也有所论述。庄子擅长形象性的描述和铺陈,王先谦用“拟议之词”来概括这种语言艺术。如“是其言也,犹时女也”下注云:“案时,是也,云其言也,犹若处女者也。此人也,此德也云云,极拟议之词。”正是因为《庄子》中有如此多的“拟议之词”,才使得全书富有文学的魅力。《庄子》主要由寓言构成,《寓言》篇认为“寓言”是“藉外论之”,也就是寓托之言。王无谦注云“意在此而言寄于彼”,指出了庄子寓言的表达功能。《庄子》各个隐喻之间有并列和叠合等关系,王先谦在《逍遥游》“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下注云:“上语明显,设喻骈列,以掩其迹。”又指出隐喻“骈列”的特点。《庄子》文章的妙处古人多有称道,但是很少像王先谦这么细致地去分析。
总之,王先谦治《庄》的时间非常长,最终集结为《庄子集解》一书。这本书既集前人的注释和见解,也包含着他自己对《庄子》的理解、评价。它最主要的价值不在于给读者提供一个简明读本,而是凝聚了一位学者解《庄》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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