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陶澍和林则徐同为清道光时期的名臣，总督一方的封疆大吏。他们不仅出身经历极为相似，而且在长期的共事中，建立了一种“志同道合、相得无间”的亲密关系。
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县人，比林则徐（1785-185○）长六岁。他们都出身于已经没落的封建地主家庭，门第不高。陶澍的父亲陶必铨（1755-18○5 ）“拾薪摘荈易米以就学”，每遇岁饥，要“采藜藿以佐食，或数日釜炊无颗粒。”林家则因“都无生业，家口浩繁”，不得不“将住屋售人，以偿债务”，落得“家无一尺之地，半亩之田”。陶必铨和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1749-1827）都曾饱读诗书，在乡里颇具才名，并有著述传世。但是，都失意于科场；屡试不第，连举人也没有捞到，赖“舌耕”为业，养家糊口。
陶澍和林则徐的启蒙教育，都各自从其父亲那里得来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铸造了下层知识分子对子弟灌输的唯一前途教育，只能是“学优登仕”。因而，家境穷困，父辈的不幸，加上长上的严格督导，陶、林从小就发奋读书，幼时均有文名。传说陶澍十二、三岁时，随父往市镇，见二木工锯木板，父命作破题，澍应声曰：“送往迎来，其所厚者薄也。”这年除夕，陶澍以父亲的名义拟联：“红芋、包谷、蔸根火，这点福老夫所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小子为之。”林则徐幼时，有人试他的才学，出对日：“鸭母无鞋空洗脚”，林则徐对日：“鸡公有髻不梳头”。又一次，老师以“山”、“海”为题，命拟七言联句，林则徐说：“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这些，都说明他们从小就才思敏捷，并有干一番事业的抱负。
功夫不负有心人，陶澍、林则徐终以科场入仕。陶澍二十三岁中举，二十五岁取进士，林则徐二十岁中举，二十七岁取进士。他们先后做过庶吉士、编修、监考、御史之类的小京官。一八二○年，陶澍任川东兵备道后，受到道光帝的赏识，从此青云直上，由按察使、布政使、巡抚一直升到两江总督，并兼理两淮盐政。林则徐发迹稍晚，一八二三年任江苏按察使后，在道光宠信下，也一帆风顺，连升布政使、巡抚、总督、钦差大臣。这样，他俩在道光年间，先后成了位极人臣、统率一方、举足轻重的人物。
陶澍和林则徐初交在何时，尚无法考证。一八○五年，林则徐第一次到北京，参加嘉庆乙丑科会试，在北京住了半年。这时，陶澍为按林院编修。但他们不是同乡，又无其他亲缘，估计不可能会面。其后，林则徐两度来京会试，陶澍都不在北京，当然无法会面。直到林则徐中进士后，一八一三年入翰林院庶常馆研习满文，陶澍亦在京任职，他们才有结交的可能，一八一四年冬天，陶澍等发起了复举消寒诗社，梁章巨（1775-1849，福州人，陶、林的好朋友）、李彦章（1794-1836，林则徐同乡，同科进士）都为诗社成入。随后，林则徐可能是经梁、李二人介绍，参加了诗社活员。他们的文字交，有资料可查的是林则徐的《题陶云汀给谏祷冰图》，根据诗中“行将出监郡”句，此诗作于1819年夏天。当时陶澍已受命为川东兵备道，即将赴任。诗中对陶澍在1816年以给事中巡视江南漕务时祷冰一事大加夸赞、勉励，并企盼陶澍“永怀条冰清，兼惕薄冰履。岂为筹漕然，治民尽如此。”可见，这时他们的关系已非常亲密了。
一八三○年，陶澍升任两江（辖江苏、安徽、江西）总督。时江苏连年水灾，由于素知林则徐在道光初年于江苏任官时治水救灾，颇有声望，陶澍奏请仍调林则徐回江苏任职。次年，道光任林则徐为江宁布政使，旋升江苏巡抚。从此，陶澍和林则徐以上下级关系，一直共事到一八三七年。
一八三七年，陶澍六十岁。时林则徐已升任湖广总督，在武汉“撰成七律三十首，邮稿致祝”，对陶澍价极高。第一首说：
重镇南天半壁雄，良臣干国奏肤公。
许身稷契经纶大，度世佺乔位业崇。
弧宿联辉依斗北，海筹添苄耀江东。
廿年开府垂名久，才是平头六十翁。
在第二十五首中，林则徐认定陶澍的功业、才学可以和晋朝的谢安、明朝的李东阳相比配，鼎足而三：
公望公才帝股肱，威名彪炳岂心矜。
折衷群策奇功就，立断当几大勇能。
宠辱不惊盘石固，渟涵无际海波澄。
茶陵相业东山绩，先后三奇合并称。
在第二十七首中，林则徐自谦为晚辈后学，对陶澍十分尊重、景仰：
后尘曾步添琼林，赋政还依棨戟临。
培缕岂能瞻泰岱，沧溟何意纳涓涔。
勋高倍仰汪汪度，寄重同怀翼翼心。
此日邻光惭接迹。云台翘首竚为霖。
这一组诗为《云左山房诗钞》所不载，因此，很少人知。通观全诗，倒是研究他俩关系及其思想的好史料。
陶澍任两江总督期间，凡入京觐见，回籍省亲扫墓，多由林则徐署理。一八三九年陶澍因病请求开缺，推荐林则徐继任。说林则徐“才长心细，识力十倍于臣”。道光帝接受了这一意见，任命林则徐为两江总督。后因禁烟未及莅任，改委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去了。是年六月，陶澍病逝，林则徐从广东寄来了挽联：“大度领江淮，宠辱胥志，美谥终凭公论定，前型重山斗，步趋靡及，遗章惭负替人期”。
二
陶澍和林则徐出生于所谓“乾隆盛世”，但到他们走上政治舞台的时候，清王朝已急剧地由盛到衰。一七九六年，终于爆发了长达九年的白莲教起义，延及鄂、川、豫、陕、甘五省。一八一三年，豫、冀、晋等省又爆发了天理教起杯义，京畿附近的起义还向清皇宫发动了进攻。与此同时，南方各省则有天地会的反清斗争，这些起义，均严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标志着清王朝的衰落的开始。同时，世界局势也发生了极大变化，贪婪的外国资产阶级侵略魔爪正在猛击古老的中华封建帝国的大门。清王朝的统治面临外国侵略者的严重威胁，广东、江苏等东南沿海地区，更是首当共冲。
当时的两江地区，特别是江苏，河湖港汊网布，水足土肥，物产丰富，交通方便。远在宋代开发南方以来，就是中国的农业、手工业、商业最发达，富甲天下的地方，逐渐成为封建经济的重心，承担着封建王朝赋税的大半。可是自道光登基以来，“天下利权，非中饱于私家，即漏卮于海表”，朝廷财赋年年催征不齐。如何改变这一局面，关系全局甚大。作为道光帝倚仗的重臣陶澍和林则徐，为挽封建大厦之将倾，对内主张强国富锐，实行改革；对外主张严禁鸦片，抵抗侵略。他们通力合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严明吏治，整顿经济。其具体措施：
第一、整顿漕务。漕粮，为中国旧时历代政府规定由水路运往京师供官、军食用的粮食，是一种实物税。胡成化八年（1472），定年额四百万石，至清未变。江苏额占大半，因此，江苏漕务繁重，为全国各省之冠。嘉庆、道光年间，江苏漕务发生了严重困难。一方面，封建官吏大肆贪污，损公肥私。原来，因漕运途中耗费除正额外、还征耗米、轻赍等附加税，统称漕项；此外，地方还有额外浮收，因而，额定的漕赋，常常要多缴纳好几倍才能了结，多者达“七、八石，方能完纳额漕一石”。另方面，因连年水灾，河道失修，运输困难，有时要以十数石的代价，才能运粮一石。到道光初年，江苏漕政已是“不治之症”，“积重难返”，而且越来越“变本而加厉”。这样，整顿漕务，就成为陶澍和林则徐关注的首要问题。
整顿漕务从何着手？林则徐认为有治本与治标两途。治本者，即取消漕政，在京畿附近治水造田，努力发展粮食生产，尽可能做到京师粮食自给自足，以取代南粮北运。陶澍也指出这是“探本之论”。但是，他又认为“北方沙土既无引水之路，又无储水之区，种稻非宜……恐利未见，而民已扰矣。”因此，他们反复商议，决定从剔除弊端入手，整顿漕务。
一八二六年，陶澍奏请明文禁止帮船加索津贴，并酌议调剂旗丁补贴，准许“于例带土宜之外，每船重、空二运各添带若干石，以资贴补”。严禁刁生劣监包漕，横索漕规。当时，他查得人数最多之处，这种刁生劣监达三、四百名，漕规竟达二、三万两，皆“取偿于乡曲之惇良小户”。因此，“包漕之经费日绌，小民之浮收日增”，他决定将“此项衿棍陋规痛行裁革”。以后，又会同林则徐制定章程，限制州县浮收和旗丁勒索，规定闸坝人夫用费，派遣精干官员验漕督运，修竣河道，保障漕运畅通。这些措施，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漕务的困境，但是，却能不误正供，保证了朝廷的需要，积弊也有减轻。
为疏解漕困，陶澍、林则徐一方面大力剔除漕务弊政，另一方面，积极主张漕粮海运商运。林则徐认为，上海有数千只沙船，往来于上海和天津、东北之间，均以南行为主，北行则多放空，往往要在吴淞口雇人挖草泥压船，因而有北运粮食的潜力。一八二五年七月，道光命陶澍筹办次年海运。陶澍受命后，在林则徐、魏源、贺长龄等的协助下，决定苏、淞、常、镇、泰五府漕粮归海运，并拟由林则徐具体负责筹办。后因林则徐“积劳店作”，未能就任，遂由陶澍亲自督办。第二年，海运成功，成为当时震惊朝野的盛举。漕粮海运被称为“利国、利民、利官，为东南拯弊第一策。”
第二、赈济灾荒。救济灾民、处理灾区善后，是陶澍、林则徐面临的又一个棘手的大问题。道光年间，江苏、安徽连年水灾，洪水泛滥，堤埂被毁，一片汪洋，许多城镇、农村被水淹没，房屋，田土被水冲毁，造成了“百姓颗粒无收，终年乏食”的惨局。而腐朽的封建官吏和土豪劣绅却乘机鱼肉人民，发水灾财，所谓“被灾地方，穷民最苦，而豪棍最强……吏胥最乐”。
陶澍、林则徐都比较关心灾民生活，能够深入灾区，慰抚灾民，了解灾区实际情况。对灾情严重的地区，敢于奏请朝廷减免漕赋。一八三二年，他们接连奏报常州灾情严重，迫使道光帝破例减免了常州各县的钱粮。对因生活无着而闹事的灾民，他们都反对武力镇压，而主张安抚救济，示之威，动之情，使其安于生活。同时，他们都能认真办赈。历来官府办赈，弊端根深蒂固，往往形成“册籍付之粮吏，银米委之劣衿，今岁已赈，明岁复然，真正灾民全无实惠”的局面。为了惕除积弊，林则徐还独出心裁地动员衣书院读书的生徒下乡散赈。由于这些生徒年岁较轻，追求的是功名仕途，贪赃枉法的习气较少，灾民能得到较多的赈给物资，因而颇受灾民欢迎。为了保证灾区人民的吃食，陶澍和林则徐动员富户商人捐赈，并自己带头捐赠银两；组织人员到湖广、四川等地采购谷米，供应灾民，动员商人赈运粮食到灾区，免其关税，使商人有利可图。以后陶澍还提出在乡村建丰备义仓，动员民间在丰年储备粮食，以丰补歉。
陶澍、林则徐在多次救灾活动中，注意总结经验，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较为严密的十二条《灾赈章程》：倡率劝捐；资送流民，收养老病，劝收幼孩，劝谕业户，殓瘗葬棺，多设粜厂，变通煮赈，捐给絮袄，劝施种子，禁止烧锅，牧养牛只。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个章程是从救灾和生产两方面来考虑的，注意从来年生产着眼。因此它对拯救灾民生命，安定灾区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重建家园，都发挥了一定作用。
第三、兴修水利。水害放赈，只能救灾民于一时，兴修农田水利，恢复与发展生产，才是利国安民的长治久安之策。陶澍与林则徐是认识了这一点的。
道光年间，江苏由于河湖水系年久失修，“旱涝俱无从灌泄，田畴即渐就荒芜。”陶澍、林则徐莅任后，几乎年年办理救灾，年年经营水利工程建设。凡是较大的工程，他们都亲自查勘，深入实际，分别轻重缓急，次第筹修。江苏水患，主要是三江（吴淞江、黄浦江、娄河即刘河）逐渐淤塞，水流通道受阻，泛滥成灾。一八二四年贺长龄主持挑竣黄浦江，一八二六年陶澍主持挑竣了吴淞江。而刘河以及在三江以北、与三江为表里的白茆河，却因工程浩大，费用较巨，一直无法治理。
一八三三年，江苏大水。陶澍、林则徐进一步认识到刘河、白茹河不治理，江苏水患一日不得停息。于是，他们开始筹议治理计划，决心以工代赈治理两河。这既可解决一部分灾民生活，又可以较廉价地完成这一巨大工程。其中刘河工程长一万零玉百余丈，估银十六万五千两，由官府借支兴办；白茆河工程长七千八百余丈，估银十一万两，由官民捐资兴办。陶澍和林则徐都带头捐银助修。这两项工程于一八三四年四月动工，八月完工。在此前后，他们还领导疏浚了徒阳运河、练湖、建筑坝闸，疏浚了孟渎河、得胜河、澡巷河，开凿了清水长河、维修了洪泽湖堰盱堤工、漫口堤工，改善了镇江运河河道，开京口河等。这些工程质量较好，能经受大旱、大水的考验。一八三四年七月“苏、淞一带，大雨倾盆，太湖附近诸山，陡发蛟水，处处盛涨，拍岸盈堤。”陶澍、林则徐“飞饬太仓、镇洋二州县，将该坝涵洞全行启放”，因而，洪水“滔滔东注，两日之内消水二尺有余，而秋汛大潮仍无倒灌。”是年，该地丰收，父老雀跃，认为百余年所未有，群众称颂为“陶青天”、“林青天”。
第四、改革币制。清朝除西藏等个别省区外，全国实行纹银和制钱并行货币制度，它们之间的比价一般是纹银一两兑换制钱一千文。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和鸦片走私的急剧增加，洋钱大批流入中国，白银则大量外流。一方面造成了银贵钱贱的局面，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纹银一两可换制钱一千六百文。另方面，由于洋钱流入中国，搅乱了市场。洋钱是计量货币，使用上比衡量的纹银方便，因而商民争相使用洋钱。洋钱供不应求，浮价流通，其价格远远超过了它的实际含银量。洋商藉此大量进口洋钱，换取纹银（银绽）运回本国，形成金融性掠夺。长此以往，必然危及金融的稳定，造成工商业的衰退和清政府财政收入的日益短绌。
陶澍和林则徐有鉴于此，在一八三三年联合会奏，提出了改革币制的主张。他们认为：银钱贵在流通，洋钱既已普遍为人民乐用，如果陡然禁用洋钱和抑低银、钱比价，“恐民间生计，因而日绌，非穷困停闭，既抗阻不行，仍属于公无裨。”因为，洋钱既已在“闾阎市肆，久已通行”，其比价当然有涨有落，只能“听其自然”。但是，他们也反对放任自流，而是主张“于听从民便之中，稍示限制”，办法是逐渐缩小洋钱流通范围（如规定漕费必须使用纹银），使洋钱和纹银、制钱的比价“不致过于轩轾”。同时，努力开拓正常的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藉以抑制洋钱比价。他们还以敏锐的眼光，提出“欲抑洋钱，莫如官局先铸银钱”的主张。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带有商业资本思想色彩的改良币制的主张。说明他们已从实际和理论上，开始认识到计量货币取代衡量货币的必然趋势，在思想上已具有为商业资本发展提供方便的要求。这一主张如能实现，必将有利于商业资本的发展，从而加速封建经济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可是道光帝却以官铸银钱“太变成法，不成事体”而否决。虽然如此，林则徐还是大胆地试铸银币，只是因为技术问题，“其制渺小，全无法度”，废而不行。
第五、革新盐法。清朝的“纲盐”制度，到道光初年，已积弊丛生，盐课大量拖欠，纲盐滞销，没有完课的私盐充斥市场，严重地影响了清王朝的财政收入。其中“两淮盐务，为东南财赋之区，国帑民生放关甚巨，自嘉庆末年，口岸滞销，商情困敝，大局难支，驯至道光十年，鹾纲废坏，已一撅不可复振。”
一八三一年，陶澍受命兼理两淮盐政。从此，陶澍锐意革新，整顿盐政，其改革的核心是“尽收中饱蠢蚀之权”。第一年即裁盐政陋规十六万多两，缴还盐政养廉五千两。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滞岸（淮北）多年无盐课，纲盐不畅销的状态，陶澍将淮北盐区的二十九州县“一律变通，改行票盐，以资补救。”票法规定：只要照章纳税，任何人均可领票贩盐、运盐、销盐。这种允许商人自由销运的办法，有效地废除了纲法中引窝世袭垄断中的各种积弊。
陶澍主持两淮盐政八年，基本上结束了盐课拖欠、国库亏空的混乱局面。据统计，“道光元年至十年，淮南行六纲，淮北仅行三纲。（陶）澍承积弊之后，自十一年至十七年，淮南已完六纲有余，淮北率一岁行两纲之盐，尽完以前滞欠，且割淮南悬引。两淮共完正杂银二千六百四十余万两，库贮实为三百余万两。”当时，“天下皆知票盐减价敌私，为正本清原之计”，是“百世之利，后之筹国者必将取法焉”。
林则徐一直积极支持和赞助陶澍革新盐法，并留心朝议，传递消息。在他代署两江总督兼理盐政期间，坚决贯彻陶澍的盐政方针。一八三七年，林则徐升任湖广总督，还积极与陶澍配合，严禁食用私盐，允许挑卖私盐的穷民改为贩运官盐，协助淮盐行销湖广。这说明，林则徐和陶澍关于盐政的主张是一致的。
第六、严禁鸦片。嘉庆末年，鸦片走私甘见猖撅，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身心健康。鸦片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禁烟与否，成为朝野人士关心的中心问题之一。陶澍和林则徐都是坚定的主禁派。
一八三二年，英船阿美士德号在东南沿海进行间谍侦察活动，陶澍、林则徐估计英船可能有“夹带违禁之鸦片烟土等物”，决定“派文武大员，前至该夷船严行搜查，如有鸦片烟等物，饬令尽数起除，传同夷兵当面焚烧，毋许稍有留剩，”表明了对禁烟的严正立场。一八三八年，黄爵滋提出严禁鸦片，在统治阶级上层开始了对鸦片政策的大争论。陶澍和林则徐分别在两江和湖广任上上疏，力主禁烟。他们认为：“鸦片之害，起自粤洋，留毒内地，中其引者，殃身废务，如醉如迷，久且竭中国之赀财，贻害及子国计。苟有人心，孰不切齿痛恨。”为了严禁鸦片，他们还分别提出《严禁鸦片章程八条》和《禁烟六策》。这年十月，陶澍在辖区内起获了大批窝藏的烟土上缴，得到清廷嘉奖，是影响当时时政的大事。陶澍病逝后，林则徐成了禁烟派首领，在广州领导了轰轰烈烈的禁烟斗争，成为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反帝爱国的民族英雄。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清末时期的东南半壁经过陶澍和林则徐多年呕心沥血的苦苦经营，元气有所恢复，生产有所发展，人民基本上可以生活下去，在一定程度上和缓了阶级矛盾。而且，他们努力清扫了财政上的若干积弊，为清政府提供了数额巨大的财政收入，给正在走向衰落的封建王朝带来了一线生机。他们不愧为地主阶级中很有作为的政治家和爱国者。
他们之所以能取得这般政绩，除了他们洁身自好，以清廉闻名（民间至今尚流传许多“清官陶澍”的故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震曾说在幼时听过陶澍的故事，很受感动），严于律己、严格要求下属外，主要是能注重实际的调查，思想视野开阔，能顺乎社会潮流，大胆破除“重本抑末”成法，敏锐地看到商业资本在社会经济上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强调了重本也要重末的思想。在他们推行的改革和实施的政策中，始终贯穿着这一主题思想。并在整顿漕务开创海运中，能肯定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沙船帮的作用，尽可能照顾到它的利益，尊重商人，并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商人致富。在赈灾中，动员商人贩运谷米，免其关锐，保护其合法利益，调动他们在灾区从事活动的积极性，而币制改革的提出，正是为了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维护国内工商业的发展。盐务部分地改行票法，推行自由销运，其实质也是打破商业中的封建垄断，让商业资本获得长足地发展，严禁鸦片的目的更为鲜明，除了反减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意义外，也反映了维护国民身心健康，繁荣民族经济的爱国主义要求。
陶澍和林则徐在政策推行上，从重商思想出发，做到了用商、利商，这并不是说他们是商业资产阶级前身的代表，他们只不过是认识了商业资本的社会作用，而力图利用它来扩大封建财源，降低封建国家财政开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但是，在当时国外资本主义和国内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条件下，剔除任何与封建制孪生在一起的陈规陋习及超经济压榨，其直接结果虽是增加了封建财政收入，但最终却取得了瓦解封建生产方式的作用，为资本主义因素开辟了发展的道路。当然，后者是陶澍、林则徐还没有也不可能预计到并从理论上探索到的。
三
陶澍和林则徐怀着救国济世的理想，为保住封建国家的独立地位，为解决封建王朝的财政危机，不辞劳苦，办了一些好事，他们是有历史功绩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术界对林则徐高度重视，公认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杰出政治家和民族英雄。有关林则徐的论文、专著、传记、年谱以及宣传他的通俗读物纷纷出现，专门描写和再现林则徐的电影、戏剧、小说、诗歌等相继问世。这些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与之相较，对陶澍却是异常的冷淡，无人置喙，不仅没有什么论文、专著，就连论及陶澍的短文也没有，这就有点反常了。对两个同时代的杰出人物，为什么如此厚此薄彼，待遇不公？我们认为其原因有：
一、陶澍逝世较早，没有能参加和领导轰轰烈烈的禁烟抗英斗争，因此，他在历史上的成就，他的声望和影响，都不及林则徐。但是，这不是主要原因。
二、解放以来，学术界在“左”的思想影响下，重视对领袖肯定了的人物的研究，而忽视对其他历史人物的研究。此外，林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反帝爱国的民族英雄，宣传他是形势的需要。陶澍则不同了，人们往往只看到他是一个出身地主家庭，而又竭力维护封建统治的两江总督，似乎是个不能进行研究、更不能对他讲好话的人物。
“左”的思想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重政治，轻经济，重视对政治人物的研究，忽视或轻视对经济人物进行探讨。林则徐是著名的政治家，陶澍则主要是一个理财家，一个经济上的实干家。虽然陶澍在经济上的成就超过了林则徐，并且在禁烟问题上和林则徐一样的坚定，但他在政治上没有突出的成就。面对这样一个地主阶级的经济人物，人们裹足不前，望而生畏，在“左”的思想泛滥情况下，也就不足为怪了。
历史是不能切割的，那么，我们的研究也就不应专注于此、而不顾及于彼；何况诸如林则徐、魏源、左宗棠、胡林翼等都曾得到过陶澍的赏识、培养或提拔而崭露头角的。对陶澍理财经验的总结，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封建社会末期的特点，对今天也可以起到知古鉴今的作用。
陶澍应该得到公正的评价，学术界应该重视和研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