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贺长龄，字耦耕，湖南善化人，清朝嘉庆十三年进士，历任山东巡抚、贵州巡抚及云贵总督等要职，是道光朝有名的封疆大臣。他曾组织编纂了著名的《皇朝经世文编》，以六部取掌为依据，大规模、有系统地整理了有关所谓“经世实学”的文章，被誉为晚清经世派的领袖人物之一。贺长龄留有《耐菴奏稿及公牍》，其中大都反映了他的经世主张。他与陶澍等人，不仅主张经世致用，并将他们的思想体现于为政实务之中。他们的思想承上启下，汲取了古代儒家积极的人世精神，继承明末清初顾炎武等人的经世主张，对后来的魏源、龚自珍以及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诸人思想有很大影响。对这样一位典型的封建经世派人物的思想进行分析研究，显然有助于认识鸦片战争之后思想界的新气象。

二

狭义的经世思想，一般是指一种学术思想或一种政治思想。考察一个人思想的整体体系时，往往发现个人思想的核心是基于他的自然观(封建时代的人物尤其如此)、价值观和认识论。其世界观正是其整体思想的内在部分。

贺长龄的自然观是积极的、朴素的、唯物的。他不相信鬼神可以决定人的命运，反对时人一般的“福禄为人命中注定”的认识，他认为“鬼神不所谄媚，福禄不由千求”。由此，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被动的人命由天定，福祸任天降。人应该善察天时，善尽地利，发挥自身能动性，可以破除迷信，不计风水，开矿致富。

以此为基础，贺长龄对现实社会认识也较为客观，分析问题着眼于务实。他的经世思想正是他对当时封建政权衰落现实正确认识的结果，因此他能客观对待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寻其根，究其源，切中社会时弊，抓住问题关键。道光时期存在于铨选、赋税、盐务、漕运及河工等方面的主要问题在他所辑的《皇朝经世大编》中均有反映。他在山东、贵州等地任职期间，其政绩也是集中在解决当时当地的主要弊政上。

贺长龄是个读书致仕的成功者。自幼接受了四书五经的熏陶，他的价值观是传统儒家式的。儒家占据统治地位的中国传统思想中，自古讲求“内圣”而“外王”的价值观，这即意味着政治秩序建立的前提是：身处这种政治秩序中个人的自身修养。因而贺长龄是讲求修身的，他倡导的是：文官为政应崇俭励节、清廉公正，武员拔举要素行体面、品质为先。这处处体现的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传统观念。宋明理学将“内圣”部分充分夸大，导致“心性修养”排斥了“外王”的最后目的，从而使道德代替了政治。但贺长龄不同意这种理学价值观，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内圣”是达到“外王”目的必要前提，修身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他的价值观中多多少少、或隐或现地闪烁着功利主义的色彩，提倡国家物质富足，同时强调个人的功名欲望，这种内在的价值观与他外在的经世观是相统一的。

他坦然地承认人是有物欲的，所谓“书称五福，一曰寿，二曰富，是寿与富是人之所大欲，断无恶此而反欲贫”。人应该大胆地追求财富，这是纯心性修养所不能替代的。基于这种认识，统治者就可以刺激并利用人们的功利心理，以致于私心也可以为国家所用，这很可能是受顾炎武“田功论”思想的影响。为治理山东地区的水患灾害，贺长龄劝谕百姓开沟修路时，就曾再三晓谕：水利工程的修复得益者首先是绅民。他在贵州任职时，曾筹银六千两，发商生息，每月亲自校阅兵士时，将他们的武技按优劣分等列第，将息银当面赏给优秀者，以物质奖励来刺激兵士的训练。时值清朝财政窘因，贺长龄筹措地方经费多是利用国家吏部的奖叙能带官民良好声誉，即能满足个人功利心理的办法发动官绅出资，捐修地方工程，筹措军费，甚至以此款整修炮位，置购军械。可见在处理财政、军费等大事上，他采取的是权衡利益，国家与个人分食其利的做法。

贺长龄所持的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讲求客观的认识论，以及“内圣”必致“外王”的价值观，这是其经世思想内在部分。这种种的观念外化于他处世为政的方法论中，表现为求实务世的经世之学，这是他经世思想的外在部分，这一部分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经世思想的内涵，包括：讲求制度的安排、政策的运用以及强调法令规范的约束，以种种外在的手段建立并维系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关注现实的焦点多集中于有关官僚制度的事务性和技术性的问题，涉及漕运、河工、盐务等等，采取的方法是积累经验与观察的结果，接受经验教训，“以成本功效或成本利润之计算为处理业务的原则”。

贺长龄的经世思想体系中，首先是讲求变通，或主张变革旧制度以适应新要求，或倡言制度运用的灵活性，以适应不同地区的不同需要。他主张的变通涉及司法程序、河工漕运制度、官僚体制以及军队的训练与管理，变革的目的是从制度上增强社会统治机制的效力。贺长龄承袭的是封建的变易观，是传统的“今昔情形不同，不得不量为变通……(为)兴利除弊起见”。增强军力，购置枪炮，办理的也只是传统的火器，而非近代西洋武器。在清理词讼案件时，也只是督促地方官提高办事效率，同时并不放弃儒家伦理准则，他坚决反对人们将争端诉之于法庭的行为。他还讲究因地制宜。一种制度此地可行，易地则应变。山东人彪、贵州苗悍，因而这些地区维护会社治安的任务重于其他地方，于是他建议改变清代仅只文职系统兵丁捕役维持地方治安的定制，抽调5%-10%的绿营兵专司治安，以增强统治者在这些地区的治安力量。道光朝不同意督抚大员征募地方兵，但贺长龄强调贵州不同于沿海，地势不平，苗情复杂，所以训练当地士兵以适应当时实际是十分必要的。

贺长龄的变通思想主要是主张制度的变更，即以外在制度的变化来达到儒家所谓“治平”的理想秩序。这是晚清经世派人士思想主张的共同特点。在这方面，置身仕途的贺长龄更有条件将他的经世思想付诸于经世行为之中，他的思想与行为是一致的。

贺长龄经世思想体系的另一特点是，主张处理世务以经济实效与经济利益为标准来衡量得失。他的奏稿中有相当部分涉及到的是经济问题，这反映了他的思想着眼点和关注焦点之所在。他将许多政治问题、社会现象归源于经济，并采取经济的手段来解决。

道光年间，山东、贵州均属社会秩序混乱地区，词讼案件纷多，民间私结会社现象严重。贺长龄认为“盗繁源于穷”，民人贫困，无法谋生时最易沦为盗匪，成为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于是他劝农种棉植桑，耕地采矿，以民富而后社会安定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山东百姓中当时盛行敛钱结会，普遍农民将钱交给会团，以这种方法拜求神灵赐财降福，从而生活有望，这种活动严重影响社会的正常秩序。为此，贺长龄曾劝谕百姓：“(求神问鬼)何如为有用之积，即将所积钱文耀卖豆谷，以备凶年，总是防患未燃之谋。”

贺长龄与同他时代的其他封建官员相比，较早接受了商品经济概念，认识并试图利用其中的浅显的道理。道光十八年(1838年)，为反驳部分官员对钱票的否定，他上奏说明钱票有利而无弊，其使用方便并能补绌现钱使用中的弊端。钱票运输方便，又不怕溺水，不患被盗，且能消除钱质低劣带给民人的无端受亏。这种求实务世地看待问题的态度正是其经世思想的精华。道光十九年(1839年)，为解决贵州地区灾年的赈救问题，贺长龄曾在所设义仓管理中尝试了新办法。即：官与绅相互监督下的米谷耀耀制，当市场粮价承平时，用绅民捐集的粮款买回粮食储扮义仓，曰耀。当粮食奇缺，粮价飞涨时，由官绅共同监督将储粮以平价卖出，曰耀。待粮价下降后再耀，整个过程钱、粮分由官、绅掌管，整套管理方法合理且有较高的科学性。

贺长龄的经世思想特点种种归于经世实用，其思想特点决定了他的思想与现实的关系十分密切，其思想易行于现实，易得到实现的验证。讲求效验，善于总结经验构成贺氏经世思想的另一特点。这一思想的可贵之处尤在于接受教训，敢十承担后果，作到可行则行,不可行则止。清代户部铸币所用铅大多来自贵州，黔省每年所应解的京铅按例分为四次起运，每次派员一人，领船二十四只。道光十七年(1837年)，即贺长龄担任贵州巡抚的第二年，为节减财政开支，精简办事人员，贺曾上奏每年例解京铅四起，应改为二起，减员一半，可省开支。但这项改革试行三年后，发现这种偿试是不成功的，减少后的押运官员，常有力所不能及之处，而且长沙个别地段吐量不够大，不能同时接纳48只解船。于是道光二十年(1840年)贺长龄主动上奏，请复原制。

三

贺长龄是封建经世派人物，其思想自然是属旧式封建意识形态范畴的，其中近代因子绝少，这是他与魏源、龚自珍的不同。贺长龄主张经世致用，其关注点是经世行为，加之个人已置身清朝统治阶级的“庐山”之中，或许自身难以摆脱“不识真面目”之惑，因而他的思想理性化程度不高，也缺乏理性的批判精神，这是他与龚自珍、魏源思想的又一不同之处。

但正是贺长龄，陶澍等人的封建经世思想的变通、务实等思想影响了魏源、龚自珍，正是他们的行为唤醒了新一代的文人志士，他们的种种经世行为终于没能改变与挽救一代清朝的颓衰时，继之而起的龚、魏举起了揭露与痛斥时弊的旗帜，经世思想潮流的理性批判的意义更为强烈，龚、魏与贺、陶虽不曾有明确的个人师承关系，其年代时间的先后顺序也不很清晰（如：龚自珍早于贺长龄出世)。但从思想史的源流看，他们的思想具有先后的承袭性。旧式经世思想的脉络延续到鸦片战争，西方力量的冲击给思想界以外力的刺激，经世派晚些时候的代表人物，如魏源等人已开始挣脱封建因素的制约，闪耀出些许近代思想的光芒，“师夷长技以制夷”即为一有力的证明。

个人的思想或一定时期的社会思潮，终究不能超脱于时代与社会的环境之外。1840年后，中国社会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了，传统经世思想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已在改变，其思想脉络也渐消失，他们思想中某些因素又为后起的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人所承袭，洋务派与经世派所处的时代大不相同了，时代的变迁反映于思想领域，洋务思想比经世思想更接近了近代，其中近代的色彩浓重了，经世思想是纯中国传统思想的延续，而洋务思想显现的封建与殖民各色掺半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