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道光时期，江苏巡抚、两江总督陶澍重视水利的思想和务实精神，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给江南人民留下了永恒的怀念。

一、陶澍的生平及其政绩

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县人。父亲以教馆为业，家道清寒。陶澍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自幼过着“牧于斯，樵于斯，且耕且读”的生活，常和穷苦的农民在一起，深谙他们的疾苦。嘉庆五年（1800）中举，七年登进士第，授翰林院庶吉士，接着任江西道监察御史、户部给事中、吏部掌印给事中、四川兵备道、山西按察使、安徽布政使和巡抚。道光五年（1825）任江苏巡抚，十年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署两江总督，并兼管两淮益政，成为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东南半壁的封疆重臣。

陶澍为官，锐意力革弊端，整顿吏治，特别在抚苏时，治理漕、盐、河三大政上，政绩突出。魏源称他“为翰林能诗，为御史能言，及备兵川东，摘伏发奸，又为能吏。……其抚安徽，（前几任）厘库项亏空，以豁三十年之吏弊；举义仓、水利，以拯三十州县之灾黎。其抚江苏，创行海运，以苏苏、松、常、镇、太仓之遭困；大疏吴淞、浏河、白茆、孟渎，以洒三吴之积潦。其督两江，兼司盐政，汰浮费二百余万（两），以济淮南；去坝费、岸费各数十万，改行盐票，以苏淮北。”魏源为此赞陶澍是位“智不惑、勇不俱”的志士。”《清史稿》称陶澍“重百年之利，为屏为翰，庶无愧焉。”从陶澍生前的政绩看，评价是不过誉的，而他的政绩又集中反映在他在江苏巡抚和两江总督十五年任上的革弊除旧，特别是水利建设上的成就突出。

陶潮为官三十五年，十分重视水利建设，成为他主要政务之一，就连他的名字“澍”也与水有关。他父亲在《二子名字说》里谈到“天下之能苏万物者，莫如雨，戊戌之夏大旱，合骤贵，而长子适生，因名之日澍，而字子霖，盖期有以泽苍生也。”当然雨可苏万物，也可淹万物，而使雨水有利人民，唯有重视水利。所以陶澍说：“赋出于田，田资于水，故水利最关紧要。”

陶澍重视水利，关心民瘼，他在上任的途中，都不忘了解情况。道光五年六月，陶澍离安徽任所由水路去江苏赴任，途经清江浦就察看了漕运及旱情，并写了一首七言古诗，有句云：“不须听取老农吟，船底似闻虾蚌泣。”表达了他对严重的旱情的关心。陶澍到任的第二月，经过实地勤查，向道光皇帝上了《请拆除吴淞江口石闸附片》，提出了疏浚吴松江的重要性及具体施工方案。

二、历史上江南的水灾及其成因

我国古代的农业，收成的丰歉除了受天气变化的影响外，几乎全系在水利设施的好坏上。江南地区的经济命脉，在封建时代又系在太湖水域，以致人们认为“太湖地区农业和经济开发的历史，也是一部水利建设和治理的历史。”所谓太湖地区，指以太湖水系联结的太湖周围地区，其地域指长江在江苏段以南至钱塘江，东起自海，南界茅山、宜溧山和天目山分水岭。这里水网密布，土地肥沃，阡陌相连，桑禾相蔽，是江南般富之区，国家重要财赋之地。早在唐代就有“辇越而衣，漕吴为食”之称，明清又有“天下之计，仰于东南”之说。由于这里是“厥土涂泥，厥田下下”的低洼平原，加之湖泊密布，江河纵横，雨水集中，以及水利失修，致使历史上水灾频发，祸及生灵。仅在清代初中期的大水灾就记有：顺治十年（1653）“苏州大风雨，海溢，平地水深丈余，人多溺死”；康熙三年（1664）江南“大水害稼”，二十九年（1690）五月“江南十五州县，大雨一月，田庐俱损”；雍正二年（1724）“江浙海潮溢水”。据竺可桢统计，历史上江苏发生的大水灾，12世纪13次、13世纪2次、14世纪3次、15世纪3次、16世纪2次、17世纪28次、18世纪37次。”

造成灾难的原因，不外自然条件和社会因素两方面。所谓自然条件包括地理环境和气候。就太湖地区的雨量说，全年降雨量1000～1400毫米，夏季占35%～40%；就地理环境说，太湖地区地势低洼的湖荡平原与水网平原所占面积几达三分之一，是易涝地带。如就当年江淮间的里运河地形说，西部由北到南，大湖累累，亘三百余里，汪洋浩瀚，都穿过运河长堤而东泄；其上流北岭、尾闾以东的水，千溪万涧，都汇于高邮、宝应、邵伯各湖，洪泽湖的水也汇流在这里。因此里运河西堤外，储水过多；其流漕堤一段，西堤低于湖，东堤高于地；而下河七县，四面高中间洼，地形如釜，水由釜边流出，偶一泛滥，便为祸釜底田庐。这说明地里环境与水灾的密切关系。

社会因素方面，如政治的腐败、严酷的封建剥削、战争的频繁、生产力的落后等因素，使水利建设发展迟缓，或使已有水利设施遭到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森林也往往被滥砍滥伐，造成水土流失，促成自然灾害。我国历史上每一次农业大灾荒，究其根源无不与上述因素有关，而社会因素往往比自然因素更起破坏作用。特别是江南这个富庶地区，被历代统治者看成财富之源，予取予夺，剥削特别重。下面举几则明清时期关于太湖地区农民遭严重酷剥削的例子：

“顷者大水困城，闾阎骚然，十去九死。……蠲旧道矣，而新租未除，……且苦粮重……倒行而倍取，得勿困乎？”（《通纪会幕》）

“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其亩甚窄，而凡沟渠道路，皆并其税于田之中。……佃人竭一发之力……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顾炎武《日知录》）

   “农民朝纳粮，夕成饿莩，甚至有以田地白售于人而不取价值，而人畏其粮重而无肯收受者。”（《皇朝道咸同光奏议•请永减苏杭漕粮疏》）

类似这样的记载，史不绝书，不胜枚举，仅此三例足以反映封建社会的苛政和剥削的严酷。这种社会因素对自然灾害又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由此可见，不良的社会因素对灾害的形成，往往是凌驾于自然条件之上的。

我们了解社会因素和自然环境对灾害的形成及影响，便于我们了解陶澍等良臣对江南水利的全心治理的历史作用。

三、陶澍抚吴的水利建设八方面

陶澍主政江苏和两江时，不辞辛苦，勤于政务，廉政自律，勇于负贵。他到任时是江南三年大涝之后，又值干旱，第二年七月又逢淮扬一带发生水灾，许多州县被淹，而且又正在用心办理南漕海运。陶澍为了治理江苏水患，保全民生，复苏江南，他以非常的精力和才干，在抚江苏的十五年中，先后主持疏浚了吴淞口，治理了镇江的练湖、常州的孟渎河、太仓的刘河、白茆河等。下面分八个方面，对陶澍在江苏的水利建设作简要介绍。

（一）思想上重视，把水利看成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陶澍说：“民以食为本，事须预则立。”所谓“预”就是事先要想到事物的发展变化，未雨绸缪，做好预防准备。他对治水就是这个态度。江苏河湖密布，水利建设是第一要着。就以当年苏州来说，陶澍认为“苏州藩司所属之四府一州，均系水乡，且为财赋最重之区，年额应征地顷，漕运正耗银二百余万两，漕运米一百五六十万石。赋出于田，田资于水，故水利最关紧要。”陶澍在道光六年就淮扬地区的水灾，向清廷提出了速修水利以安民的意见。他在奏章中指出：“百姓颗粒无收，终年乏食”，“减坝虽开，只能暂缓目前之急，而高堰不坚，终非了局”；“下河久淤，水无出路，亟须挑挖，若视为缓图，则岁岁偏灾，所伤灾多”。“东南财赋之地，元气屡耗，非三五年所能复原，民既困苦，官亦赔累，亏空由此而起，国用因之而绌。”反映了陶澍对于水利在太湖地区的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和急切治理的心情。

（二）破除迷信，以愚公移山精神，力排浮议，敢除积患。陶澍到江苏上任的第二年，筹议开京口河（镇江）。朝野上下认为，京口河的猪婆滩有活沙，下积淤泥深，过去治理时，边浚边淤，终无所成，原因是有神灵之物在那里作怪。陶澍经实地勘察，力排众议，下决心动工，终于“积患除，浮言息，卒成其事。”陶澍为此写诗记之云：“或云隋皇始开凿，地脉虽断时嗡涨。或云其下通江海，喷沙塞谷非斗量。或云猪龙实作崇，两乳臃肿多湩浆。自来无人敢施锸，探之靡尽徒绠长。我谓此语悉妄耳，试穷其源庸何伤。同时诸君一心力，夙夜趋事诚黾皇。果然深入得底里，蛟宫一扫皆明堂。淤泥蓄积盖已久，欲语传说滋荒唐。百年疑案始一破，泻水到此如灌塘。香粳即日通禹贡，来往利涉同周行。愚公移山殆类此，莫讶智叟河之阳。”

（三）在全面治理下，分轻重缓急，次第筹浚。陶澍对江南水利的治理，重点放在太湖水系，认为“江浙水利，莫大于太湖”。他分析太湖地形说：“太湖号称三百余里，……宽而不深，所收江浙及宣和诸水，发源不远，不过三五百里而止。东及海滨，亦止二三百里，源短而流亦短。非如洞庭、彭蠡，有千数百里之来源也。而所灌苏、松、常、太、杭、嘉、湖数府州之田亩以亿万计，漕粮居天下之大半，皆恃太湖为之润溉。”因而太湖水利在陶澍心目中列为治理的重点。而治太湖又首在吴淞江，他指出：吴淞江是太湖正流，“为江苏水利第一枢纽”。陶澍认为江苏连年水灾，关键在太湖入海之路不畅，而太湖尾闾吴淞江等河为众流入海之要津，东南水利之关键。陶澍在《太湖厅浚雕鹗诸河碑记》中又谈到：“江南之言水利，必先治太湖，不惟治其下流之吴淞、浏河、黄浦而已，其支流别港，亦必次第治之。”陶澍在江苏的水利建设就是这样分轻重缓急，次第治理。因此他到江苏巡抚任上第二个月，就向道光上了治理吴淞江的奏折，第二年（道光七年，1827年）十月即组织动工疏浚吴淞江。

（四）不畏艰辛，实地勘查，正确分析，抓住关键。深入实地勘察是陶澍一贯的作风。道光五年二月在安徽巡抚任上，为兴修皖省水利，亲自履勘淮河，登涂山顶，继又登寿州城北八公山，了解全省地形，制订出合乎实际的治理规划。当年林则徐写诗赞道：“直上涂山绝顶看，宣防规划众流安”。陶澍在江苏治河兴水利也是这样不辞辛苦，深入河地。他为勘查黄浦江和白茆河，亲赴上海，连夜工作，“片席未遑暖，轻舟又海滨”是他勤劳河工的写照。道光六年七月勘察孟渎河，寻其故道，陶澍写有《孟渎河》诗，从中可看出他的辛勤，其中一首云：“空原一雨送残秋，骑马轻衫古渡头。辛苦孟河寻故渎，依然朝暮望黄牛。”江苏发生大水灾，许多州县被淹，情景凄惨，他冒雨连夜赶往淮、扬一带视察水情，并写诗记道：“夜卧不能寐，推枕自起立，骤雨打篷莱，万溜射桅急。……岂知陈登湖，多年失修葺。一朝大雨行，浊浪恣卷吸。长堤亘一线，殆哉危岌岌。……惟闻儿女声，索食类吠蛤。哀哉斯时民，性命轻一叶。”诗中不仅记述了水灾成因及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也反映了陶澍对灾民的强烈同情，更促成他治水决心。陶澍深入实地勘察，取得了第一手资料，因而能作出正确的分析，提出符合实际的治理措施，上报朝廷，促成道光皇帝下决心批办。比如陶澍分析太湖之为灾时说：“一是民田浸占，争及尺寸，而江流日隘”；一是“自明末以来言水利者，不治其本，而别开津汊以苟一时之利，以致支流愈分，正流自塞”。对于吴淞江的淤垫，他认为是江口建闸使“泥沙停积数十里，水小如沟，船只往来反俟潮水之浮送。”因而陶澍治吴淞江，首先就是拆去石闸。最有典型意义的是道光七年（1821）陶澍谈到他勘察练湖情况说：“周历上下练湖，亲至湖亭，弥望荒烟，水深不及尺许。因思上练湖难浚复（在康熙年间已淤为农田），即下练湖亦未易言挑浚。第就现存之湖加筑堤埂，遏山水涨发，亦可蓄七八尺，果能严申决泄之禁，收蓄停涵，俟冬春浅涸时开沟引水，从湖东北角之张官渡启涵放入运河，将下游之吕城等闸坚闭勿泄，使水势洄激向北而西，纵京口潮来不旺，亦足资济急。”可是这样一来，下练湖蓄水到七八尺，则上练湖之田会淹至二三尺，为解决这一矛盾，陶澍提出：“惟有就水所经行处，两岸先筑堤埂，以次修复黄金闸，使水归下练湖，足资多蓄，而不致回漾增高，以淹上练湖之田，则济运之源裕矣。”但工程的关键又在黄金闸，因黄金闸上承马陵桥来水，下达范家沟入运河，是练湖的咽喉，因此，治练湖必须重建黄金闸和移建黄泥闸。这样练湖可在春夏蓄水，于秋冬济运。只要放湖水一寸以资擎托，使运河水可上涨一尺，再回济上游，徒阳运河的水源就得到了保证，从而“使之有农田水利之功，又有漕船运输之利。”在这个认识下，陶澍下决心借银动工。这个正确客观的分析，是建立在他的反复认真勘察的基础上的。

（五）周详规划，积极筹款。陶澍在勘查的基础上，对水利工程作出的周详的规划里，有关工程的工期、进度、人工、石料、土方、经费、疏浚的宽深、堤坝的宽高等等，都有详细的施工计划和质量要求。如筹议疏浚吴淞江，陶澍和梁章钜、潘恭常等地方官往返勘察后，陶澍就劳力问题提出：“照业食佃力之法，于隆冬闲暇时，按亩出夫一、二名，挑浅浚深，即因出土以为圩围。每岁通力合作，以三月为率，约计出土可高一、二尺，越三、四岁，而圩围可成。”道光十四年（1834）筹议治理浏河、白茆河，陶澍指出浏河源出太湖，绵长七八十里；白茆河在常熟、昭义二县境内，绵长五六十里，均因淤塞多年，几成平陆，旱涝具无从灌泄，为不可缓之工程。他估勘浏河要整治的长度一万零五百十六丈，需银十六万五千余两；白茹河工程长七千八百四十丈，需银十一万余两。这都是他认真勘查规划出来的可靠数字。每项水利工程都需银十多万两，国家无法拿出这么多钱，陶澍就设法多方筹款。他筹款的来源归纳起来有：一是从缓漕米价银内借支。治浏河银，经奏准，拨缓漕米价银五万三千两。二是向官民募集。道光十年治太湖雕鹦河，所需银一万五千多两，就向官民募捐解决。三是利用原水利工程节余下的银两。治孟渎、得胜等河就利用了治浏河所节余银三万四千九百两。四是在封存的库银中借用。治练湖的筹款中，经朝廷批准借了库存银。五是向受益地方摊派，治浏河、白茆河就采取了这种办法。六是以工代赈，减少现银开支。治浏河和白茆河同年开工，需银多，就采用了以工代赈之法。七是将新增的沙地圩田归官有出租，用所得租息还所借公款。治练湖就采用了这一办法。陶澍为筹款曾说过，兴修水利“经费浩大，无从筹措，必须地方官实心实力为民信服者，随时督劝百姓办理，日计不足，月计有余，自可渐著成效。”陶澍多方筹集款项并使之到位，使工程能如期开工，顺利完成。

（六）克服困难，认真施工。水利工程，不仅工程浩大，而且只能利用水枯农闲的冬季施工，加上冰冻严寒的条件及太湖地区的水利治理又多是淤泥挑浚，因而困难多。如道光七年十月动工的吴淞江工程，开工后，这年冬天连遭雨雪，河道积水较多，虽经随时车戽，涸干之后又逢雨雪，上下河堤冰凌冻结，民工不能立足，施工十分困难。又如道光十二年（1832）修浚孟渎、得胜、澡港三河水利工程，碰上冬春两季雨雪连绵，加之土性多系澥淤，河心甫浚，泛沙复涌上浮；边土刚刚削齐，坍岸旋倾而下积；凿冰则昼开夕合，渗水则暮戽而朝盈，以致一段工程，有反复挑三、四、五次者，三个月的工期，历半载有余。民工可谓历尽艰辛，而督修的官员乡董也辛苦倍增。

（七）严格按工程质量要求，认真验收。这是为了防止工程舞弊，不讲质量，耗费钱粮。陶澍在吏治中十分重视这一点。他强调，对工程必须“标明宽深丈尺，使无混淆，亦为杜弊起见”，为了讲究工程质量，要求“挑浚自必宽深，费不虚靡，在工各员自不致赔累”道光九年（1829）六月疏浚练湖竣工，验收黄金闸，共长二十七丈，高二丈，连海漫石二十一层；黄泥闸共长五十一丈二尺，高一丈八尺六寸，连海漫石二十层。陶澍称此项工程“实属工坚费省”。道光十四年（1834）七月，浏河、白茆河水利工程竣工。陶澍、林则徐、陈銮等亲自到工地验收，他们认为“河身倍见深通，堤岸一律平整，闸坝俱臻坚固，涵洞最便蓄宣，均无草率偷减情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道光八年二月吴淞江疏浚工程竣工，二月七日陶澍赴工地验收。至坝所，他拿着水尺亲自丈量坝内外，发现有深浅不符之处，即严正查问，责令反工。昊淞江工程自青浦县头坝起至上海拦潮大坝止，共长一万零八百八十九丈，决曲岸二千余丈，震泽下游诸水可以渲泄，可由沪渎直达，泥沙地所壅，并新增不少圩田，工程共用银二十九万九千余两。二月十七日开闸放水，陶澍目睹了这一欢快振奋的场面，他记道：“丑刻，先将青浦上游头坝开放，使清水流注充满。午刻，将上海下游大坝开放，目击水势畅出，汹涌如雷，坝外淤泥立时冲散。未刻，海潮大至，水势台高，内外刮刷。……水深均有一丈九尺至二丈不等，实为一律深通，毫无浅阻之处。访询沿途耆庶，咸称百余年来未有如此开挖深通之工。”他以欣喜的心情写了长诗，记述验收放水的盛况，其中有句云：“今朝开坝息畚锸，万人邪许闻欢呼。涛头一线立海色，恬有静绿先平铺。樯帆乘风行客乐，鱼龙得意争归墟。推波助澜势未已，且喜百年民患除。”当年王步瀛在《开吴淞江纪事》中记陶澍在验收中，“时下舆杂众中徒步，见父老绅士辄揖而慰劳之，详询风土民俗备至，观者忘其为中丞也。”还说陶澍治吴淞“先事筹备，既极精详”，施工由各州县“公分河段，募夫挑浚，……毫不累民。其阅工也，屏舆从，徒步察观，不受属吏欺，风霜劳瘁弗惜也。”

（八）重廉节支，费不虚靡。每项水利工程，耗资几万或十几万银两，若不重视节约，讲求廉洁，耗款就更大了。陶澍为此事必亲躬，严控开支，提倡廉政，严以律已。他主持浏河、白茆河的水利工程，因浏河裁弯取直，减少工程长度，节省银三万四千九百两，除了奖励有功人员，把节约的银两用来搞别的河流水利建设。道光十三年四月验收孟渎、得胜、澡港三河水利工程，共用银十九万六千余两，比原计划节省一万余两，陶澍指示“节省之银归于武进、阳湖两县，发典生息，将息银解存司库，作为该河岁修经费。”

节约与廉洁是分不开的。陶澍在财经上廉洁自律，在治河、漕运，盐政上他经手上千万两银钱，能一尘不染。他说：“藩司为通省官员表率，於吏治尤关重要。”如他在道光三年为救济安徽水灾灾民，就带头涓银三千两。道光十一年，陶澍任两江总督后又兼理两淮曲政。盐政素来设有专职，自陶澍始兼任，这说明朝廷对他的信任器重。兼盐政，陶澍将按规定每年应给他的盐务酬劳及红利银两全部裁革；对养廉银五千两，陶澍说“本任总督，养廉（银）已极优厚”，“归入节省项下解交户部充用”，“身先节省，随事留心，以期省一分之浮费，即减一分之盐价，庶‘官引’得以畅销，民商均归便益。”陶澍在验收吴淞江水利工程时，白天验收，晚上至旅邸，看着为他摆设的丰盛酒食，即责问“谁办的？”并立今撤换。接待者都说从来检阅工程的吏员，从没见过这么俭朴自律者。为了杜绝水利官员及工程人员“图利之心”，他指出过去治水存在的弊端：“于雇夫时暗讲折头，白吃干分，甚至克扣工价，侵肥入囊”，因而每疏浚一次，虽钱粮耗费，工程却达不到质量要求。陶澍认为重要的是任事在于得人，有治人即有治法，只要官员认真督察，诸弊就可去除。防汛河工上存在着原有外工、家丁、河兵、料户、堆夫人等句串虚堆之事，任其盘锯，虚耗钱物，致滋蒙混。对此，陶澍要求地方官员“催漕防汛，往来清河，时时悉心查访”，革除存在的弊端，做到“工归实用，币不虚靡”。这样一来，河工费开支逐年减少了。道光六年为八百六十九万余两，十二年为六百七十三万余两，十三年为三百十四余万两，十四年为二百二十六万余两，十五年为二百九十四万余两，十六年为二百七十五万余两。这都是陶澍重视廉政，整顿吏治的结果。

四、陶澍在江南治水对农业的贡献

陶澍抚江苏、督两江十五年，水利建设成绩突出。据当年他的同僚齐彦槐统计说：“公以农田水利为国计民生要务，专意讲求。乙酉（1825）兴安徽水利，丁亥（1829）浚吴淞江，癸已（1833）浚孟渎、澡港等河，甲午（1834）浚浏河、白茆河，旱涝无忧，东南永赖。”这里提到了陶澍主持治理的河道有五条，实际还有得胜、徒阳、雕鹗、京口、黄浦等河及练湖。这些河道的工程广及十五个州县，共挑挖一百六十六万多土方，整修河道长达五百九十三里。

河道疏浚治理后，无论对农业灌溉、排泄防洪，还是对运输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加宽加深了的吴淞江、浏河、白茆河，能蓄能泄，从而抗拒了水灾，为农业丰收提供了条件。如浏河、白茆河刚竣工的当年七月，陡发洪水，拍岸盈提，太仓、镇洋二州县的涵洞全部启放，洪水滔滔东泄，两日之内，消水二尺有余，使“吴田大熟”。就是春汛大潮，也无倒灌。这是浏河、白茆河的容纳与涵洞渲泄的作用。这年，这个地区稻作丰收，父老欢庆，称赞这是近百年从没见过的好年景。道光十三年四月，孟渎、得胜、澡港三河水利工程竣工，陶澍验收后向清廷上奏说：“可灌溉武进县田二十九万四千六百余亩，而且阳湖、无锡、金匮、宜兴、荆溪各县均可分沾其利。从此运道无虞浅阻，而农田亦免旱涝之伤。”对吴淞江疏浚工程，陶澍总结它的作用说：“从此舟辑畅行，旱潦无虑，民生永资利赖，国赋愈乐输将。”  

魏源写的《东南七郡水利略叙》提到陶澍在江苏治水的功绩说：“道光五年，安化陶公抚吴，承三年大涝之后，继以南漕海运之举。七年，遂奏请浚吴淞江口，开新道以利其流，去旧闸以畅其壅，江溜大放，敌潮东下，故九年江、镇、淮、扬复大涝，而苏淞之灾少焉。又以次浚镇江之练湖、常州之孟渎读、太沧之浏河、白茆，以济运溉田。”在主持这些水利工程中，“云汀先生借国帑为之经理，分年摊征还课，上无亏于国，下有利于民。民既利，而国家之财随之。盖先生治江苏之精神在焉。其新涨沙洲归官者，不独息争端、杜讼源，储其材备修理河道之用，所以为江苏水利无穷之谋也。”不仅如此，陶澍对每项水利工程，都“图度于事前，而不旋踵收功于事后，其经费则皆结据于财赋劳惮之余，视昔人尤不易。非大府洞民瘼，断莫之举也。”魏源还为此总结陶澍治水“功效异昔人者二”，其一，“道光十一年、十三年江潦连岁横溢，而吴田不告大灾，皆吴淞江泄水之力”。其二，道光十四年“太湖发蛟，江水骤涨丈余，急决海口大坝，不三日水骤退，吴田大熟。而海啸风潮时作，亦不致倒侵内地，太仓、常熟、昭义沾溉数万顷。”同在江苏为官的陈銮，在陶澍于任所病逝后，上奏道光皇帝，请为陶澍建祠，奏中评价陶澍时说：“全活生灵百万，凡益上益下之成效，皆实心实力所讲求，泽被三江，淮民尤为戴德。”道光皇帝准陶澍入祀江苏和海州的名宦祠。道光也给了陶澍极高的荣誉，生前给陶澍在家乡读书的“印心石屋”御书了此四字赐之；殁后，为陶澍颁发了《御制祭文》、《御制入贤良祠文》、《御制碑文》等，道光称陶澍“裕国而安民，通商而除害”，是“才储干济，力矢精勤”的“干国良臣”。这些评价和赞誉，陶澍都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