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长龄（1785-1848），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官至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是湖南近代人才群体和湘籍经世派的杰出代表。他关注民生，是当时著名的经世派官僚。他曾引魏源入幕编撰被当今学术界视为嘉道年间经世思潮形成标志的《皇朝经世文编》，从而引导魏源走向经世之路，“善化贺耦耕制军长龄，为江苏布政使，延（魏源）辑《皇朝经世文编》，遂留意经济之学。”同时，他积极推动并参与了1826年的漕粮海运改革，“贺长龄在嘉庆、道光年间久负清望。其任江苏江宁藩司，首创海运之议，原任抚臣林则徐、督臣陶澍以入告，奉旨允行。是时，江南要政如盐、河、漕诸务颓敝不治，陶澍、林则徐有所规画，均倚贺长龄赞助以济，吏材辈出，舆论翕然。”他主张兴办教育培养经世人才，认为真正的人才必须能从诸经中学得“真人品、真学问、真经济”，认为实学就是“人人可跂而及的布帛菽粟之学”。

贺长龄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烈的经世思想，是与当时的社会需求、自身的努力以及家庭和朋友的影响分不开的。

　　一、时代的召唤

经世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是历代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和优良传统。当社会生活平稳，封建文化专制强有力时，经世观念往往作为一种‘潜质’埋藏在士人古色古香的学术外壳内，隐而不彰；到了社会危机四伏的关口，文化专制有所松动，士人的忧患意识便会觉醒，其学术也在现实生活的磨砺下，沿着经世方向发展。

（一）深刻的社会危机的刺激。贺长龄生活于嘉庆道光年间，其时，清王朝已结束了其繁荣的康乾盛世，开始走上衰败的道路，天朝上国已处于“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末世”。深刻的社会危机唤醒了士人的忧患意识，促使他们怀抱经世救国之志，揭露弊政，倡言改革，寻求补救措施，以求挽大厦于欲倾。沉寂已久的经世致用思潮于是复兴。

（二）较为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提供了方便。18世纪以后，求实逐渐成为清朝士林队伍的显著特色，其时无论是理学还是汉学，均以实学相尚，纷纷“讲求正学，不事空言”，朝廷对士人也每以实学相期。嘉庆即位伊始，便屡降谕旨，整饬吏治，节约开支，并宣布广开言路，号召对政府的秕政进行公开批评。道光继位后，继续进行改革，特别强调“实心实力”，他重视选拔学有优长的经世人才，认为“国家以贤才为宝”，“是以圣王在上，宵盱劳勤，不敢以一人治天下，也不欲以天下奉一人。旁求贤才赞助枢要，一德一心，使世祚永固，万国咸宁，诚得治天下之要道也。”从而促进了士人经世意识的复兴。如钱穆所言：“嘉道以还，清势曰陵替，坚冰乍解，根蘖重萌，士大夫乃稍稍发舒为政论焉”。

此外，乾嘉汉学的日趋衰落与今文经学的兴起也促进了经世思潮的复兴。

　　二、自身的努力：以理学为主，兼采汉宋，吸取经世精神

贺长龄经世意识非常强烈，希望用儒家思想改造社会做一个有为的封建官僚。

（一）求学湖湘，任职四方，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贺长龄自小便刻苦用功，“生而岐嶷如成人，弱不好弄，读不释卷，年十六应童子试辄冠其曹。”后来，他入湖南文化重镇岳麓书院求学，学识大进。嘉庆十三年，他离湘赴京，参加了戊辰会试，“成进士，改庶吉士……次年散馆授编修，旋充庚午科广西乡试副考官。二十一年简放山西学政，二十五年保送御史……日讲起居注。”这12年中，他有大约8年的时间担任京官。一方面，贺长龄利用翰林院等机构丰富的文献资料和京师作为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优越条件，认真学习、历练本领；另一方面，他又积极和许多中下级官吏及知识分子结交，并与湘籍在京名人陶澍、唐鉴、魏源等人交往，畅谈经世实学。1816年，他出任山西学政，终于有机会把自己的书本知识化为可操作的实用之学，从而取得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1820年，35岁的贺长龄又回京任职，京官与地方实职的相互结合，使他的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这一时期，贺长龄经世思想已基本形成。

从出生到嘉庆十三年，贺长龄一直生活于湖湘之间，深受湖湘文化熏陶。“湖湘文化有笃于务实的传统，而且有开放精神，湖湘文化在学术思想上不偏一说，具有融合众家之长的特色。”湖湘文化这种开放精神深深地影响了以天下为念的贺长龄，而且贺长龄历官江苏、山东、云贵等地，辗转半个中国，因此，他能兼采理学和汉学之长，在实践中形成其独特的经世思想。

（二）吸取宋学的经世精神。贺长龄“平生笃宗理学，以导养身性为主”，他推崇理学名儒，认为：“昭代名臣，理学、经济粹然无疵者，汤潜庵、李安溪、朱高安三公为最，继起则陈桂林一人耳。陈桂林之后以至于今，几乎绝响矣。”他努力钻研理学，并注意从中吸取经世精神。

清朝初年，理学诸儒一改晚明侈谈穷理致知的空疏学风，反姚江，辟佛道，重主敬，崇躬行，成为清初理学的基本特色。清初理学始终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其出发点，强调“我辈惟务躬行，不在口讲”。清初理学这一重视躬行的学风对贺长龄经世思想的形成大有裨益。

对贺长龄影响很大的理学名臣陈宏谋是18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政治理论家之一，他“外任三十余年，历行省十有二，任督抚二十有一。所至于人心风俗，必有裨益。于其地之大利大害，必有兴革，殆近古所希有者。”陈宏谋积极主张经世致用，强调要“群务于有用之实学”。受他的影响，贺长龄在贵州时，组织人员刊刻陈宏谋编的《课士直解》，并写下《耐烦劳说》，发扬理学诸儒那种“裨益人心风俗，兴革大利大害”的经世精神。

（三）吸取汉学的经世精神。贺长龄认为汉学并非百无一用，“金石碑刻可以考校经史伪误”，他在学习实践中也吸取了汉学的经世致用精神。

1806年，贺长龄进入岳麓书院学习。岳麓书院素有笃于务实的传统，张轼主讲岳麓书院就倡导经世致用，清代时岳麓山长王文清更把“通晓时务物理”正式写进了《岳麓书院学规》。而当时岳麓书院山长、著名教育家罗典对汉学很有研究。乾嘉汉学反对理学空谈义理性命，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实事求是，但它也讲求义理，只是它是通过考据、训诂来求义理。汉学家认为：“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辩音读、释训诂，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汉学两位大师惠栋、戴震均满怀经世激情，惠栋晚年仍“拳拳论学术之升降，其识趣高迈，又雅不欲以经师自命也”；戴震的经世之志则更加明确，洪榜谓其“抱经世之才，其论治，以富民为本”。罗典继承了这些汉学大师的经世传统，提倡质朴、自然、实用的学风，主张“教学者以坚定德性，明习时务为要”。他重视学生的时文传习，但他并没有完全把学生束缚于制举之业，而又注意给予学生传授真正有学术价值的教学内容，在岳麓书院这样素有经世传统的氛围里，在罗典这样讲求经世之道的名师的指点下，贺长龄当然能够对汉宋两派学说兼收并蓄，扬其精华，去其糟粕，成为嘉道经世派的代表人物。

　　三、家庭和朋友的影响

在贺长龄经世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家庭和朋友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一）家庭的影响。贺长龄出身书香门弟，“祖父两世皆习法家言，佐郡邑治”。他父亲十分好学，“为州郡上客”时，“治事偶暇，辄取史鉴古文寻绎洛诵，或岁晚归家，亦手书不辍，夜阑人静，诵声恒琅琅然，见后进能力学者，诱掖之恐不至，盖生平意向未尝一日不在学”，而且，贺长龄父亲家教严格，母亲也对他寄予厚望，在贺长龄、贺熙龄先后成进士后，“太夫人驰谕不孝等曰，尔父在日，每痛念两世苦节未获显扬，不幸齐志以殁，未亡人常惧然无以报汝父于地下……尔等其益勉之，毋令余无以终尔父之托”。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中，贺长龄矢志向学，从而为其经世之学打下深厚的学术功底。

同时，与其弟贺熙龄的切磋交流对贺长龄经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是有帮助的。贺熙龄也是著名的经世思想家，小贺长龄三岁，他与贺长龄一起被人并称为“二贺”。他力主经世致用，反对不良学风。兄弟两人经常相互切磋，共同探讨经世实学。贺熙龄说：“余与令兄藕耕近究心于朱子近思录及薛文清读书录，以治其身心求寡过而已，余于是始知先生用功之深，而余之知有切己之学也亦自是始”，兄弟之间同志式的交流对两人的经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都是有裨益的。

（二）朋友的影响。贺长龄一生交游甚广，“其平生友朋，风谊之笃，以溆浦严如煜、安化陶澍、侯官林则徐……善化唐鉴为最”，严如煜、陶澍、林则徐、唐鉴都是当时相当有名的经世官僚，朋友之间的交流对他经世思想的形成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唐鉴是贺长龄的密友，历任翰林院检讨、广西平乐知府、贵州按察使等职。他尊崇程朱理学、倡言经世，“著书二百余卷，如《省身日课》、《易牖》、《读书小事记》、《学案小识》、《朱子学案》、《畿辅水利》，诸书皆多心得实践之言”，他摒弃空谈、讲求实用。“其见诸政事者，相其土宜谋其生聚，因其本明以除其固弊。”贺长龄与唐鉴既是善化同乡，又曾同为京官并同官贵州，唐鉴“京都供职日与戚蓉台、贺藕耕、陈午桥、贺蔗农（贺熙龄）诸年伯以理学相切磋，以经济相劝勉”，他们志同道合，因此，唐鉴之讲求“心得实践”、“谋生聚”、“除固弊”的思想无疑深深地影响了贺长龄。

同时，嘉道年间著名的湘籍经世派改革家陶澍，也对贺长龄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比贺长龄大六岁，两人过往甚密，他们也曾同为京官并同官江苏，经常在一起，共商经世大政，特别是在1826年漕粮海运时，他们通力合作玉成大事。“道光来人才，当以陶文毅为第一。其源约分三派：讲究史事、考订掌故，得之者在上则贺耦庚（长龄），在下则魏默深诸子，而曾文正集其成……”陶澍对贺长龄思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嘉道年间深刻的社会危机唤醒了晚清士人的忧患意识，而这一时期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更刺激了经世思潮的复兴，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贺长龄怀“求挽大厦于欲倾”之志，以理学为主，兼采汉宋，注意从宋学和汉学中吸取经世精神，并在朋友的帮助和影响下，最终成为名闻一时的经世大吏。后来，他延魏源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从而使经世思潮蔚为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