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初期，正值清朝的嘉庆、道光年间。清王朝的封建统治陵夷衰微，江河日下，面临着历代封建王朝覆灭前夕相似的社会危机。清王朝向何处去？封建统治还能否继续维持？这些问题引起地主阶级内一些育识之士的忧虑，他们呼吁变法，以挽救社会危机。在这严重的历史转拆关头，陶澍，以一个地主阶级改革家的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在清朝的吏治、水利、漕运、盐政等一系列大政方面，陶澍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是当时一位政绩卓著的地主阶级改革家。本文试图从陶澍的改革思想，以及某些具体改革实践，对这一历史人物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改革思想及渊源

陶澍，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县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出生在一个小康之家。少年时期的陶澍才华横溢，志向远大，曾就学于岳麓书院。嘉庆七年中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并历任四川乡试考官、御史，吏部掌印给事中，四川川东兵备道，道光朝担任过山西、福建按察使、安徽布政使、巡抚，江苏巡抚，官至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监政。道光十九年（1839年）鸦片战争前夕死去。陶澍生活在清朝的嘉道年间，其主要的政治活动是在道光朝。陶澍以一个普通知识分子身份步人仕途后，目睹清王朝政治腐败，纲纪废弛，贪污横行，军队腐化，银荒严重等社会弊端，感到忧心仲仲，企图探寻挽救社会危机的治国之道，然而汉学繁琐，宋学空疏，都无法适应于现实社会，而封建制度的改良者要改革现实仍然要从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去借鉴。于是陶澍在推崇学以致用之实学的同时，仍然恪守儒家的纲常伦理之说，认为这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法宝。“经者常也，所以纲纪之道之始终，而轨一世于和平者也”。反映孔孟之道的儒家经典之所以能对维护封建社会起重大作用，恰恰在于其内容本身。“古之所谓经者，致治之理也。”陶澍一语破的，指出经中所言，是治理封建国家的道理。既然儒家经典是治理国家的理论，那么如果不将这种理论服务于现实社会，而是象宋儒那样言心言性，空对空地阐发义理，那么封建社会就不会兴盛。如此看来，陶澍已经站在宋学的对立面上了，陶澍这一思想，上承顾炎武“儒家经典乃是‘天下后用以治人之书’”，下启魏源“经术为治术”的理论。

陶澍认为儒家经典是一成不变的，是封建社会中的“枢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能够“轨一世于和平”。那么导致历代封建王朝盛衰的原因是什么呢？陶澍把这一原因归结为各代封建王朝统治者对经是否尊崇重视，而对经的尊崇重视，则表现在统治者是否运用经中所阐发的治国之道去治理社会：“秦火而后知尊经，自董仲舒始。而茂陵表章之功，实不可泯。其后白虎鸿都之制，皆知以经为重，故汉治浑浑，犹为近古。自瞀儒有拟经之僭，而青牛白马家说皆称为经，经之名即不尊而政治因以大坏。宋儒崛起，经之旨乃昭然复揭诸白日，顾其时之若不能知，或知之不能用，用之不能尽，斯亦未可谓尊经者也”。陶澍从经学历史发展入手，把经学的盛衰同封建王朝的兴亡直接联系起来，以求说明统治者如果不按经中所讲的治国之道去治理国家，只是空谈义理，那么封建社会就不会兴盛，这就是经之体用的道理：“凡为天下国家，皆不外九经之目，若典籍则所以发明此理者也，名之曰经，而典籍中皆若有古人之守纲常名教之理。遂以维护万世而不敝，斯经之理，实经之用，宏而经之名。”陶澍在强调了经为致治之理之后，进一步指出经之理即经之用，“经”不仅仅是见诸典籍书本上的东西，更重要在于“经”为统治者所用，如果不应用，不实践，儒家经典便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了。陶澍虽然还没有跳出旧儒学的窠臼，但他重视实践，对当时理学家的只善空谈，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后世高谈性命，逃之于空虚，议论日多而无当于实用，学术之所以不能如古，盖在是矣。”又说：“夫世儒目不睹天地之全识未周古今之颐，果于执理，长于用疑，其视圣人自一二微言心法外，概弃弗道。”陶澍对当时宋学的批判，是同明未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的批判相一致的。顾炎武曾言：“今之君子聚宾客人数十万人，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之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抨击宋学空疏，强调实践，在这一点上陶澍与顾炎武是相通的。

在抨批宋学空疏的同时，陶澍也指责了走上极端的汉学，说某些汉学家“捃摭训诂诂，泛滥词章，以为弋钓科名之具，于风俗人心之本毫无与也”，陶澍对汉学的批判，旨在恢复汉学的本来面目，即顾炎武要崇实致用的实学。“夫学何以实？盖必从衣锦尚絧之始以驯致于不见，是无闷之域。而后读圣贤之书，恍若馨欬，接而声与通，故发之为文，悉如古圣贤之所欲言，而犁然有当于人人之心，亦如亲见古圣贤，而聆其意中之所欲言。以是出而应有司之知，其亦可矣，遇与否，则命也。有实学，斯有实用。非是，则五石之匏，非不枵然大也，其中乃一无所有，以中无听有之人，即倖邀有司一日之知，贵其实用难矣哉方。”在精通儒家经典之后，要去实践，否则即使你满腹经纶，也是毫无用处的。既认真读书，弄懂经中的道理，又要实践，所学所用相结合，才是实学，这一主张，亦与顾炎武如出一辙，顾炎武说过：“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天下国家，制之为一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思想上，陶澍与顾炎武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无怪乎陶澍极为推崇顾炎武：“夫亭林气节足嫓陶菴，其学问文章亦与震川分行而并峙，闻其墓在崖山城外，不封不树，为若若敖敖之馁，前此余在吴门，未及表章，至今缺然以为憾。”清朝嘉道年间的社会背景与明末清初时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顾炎武、陶澍在思想上的相同或相似，正说明了这一点。陶澍续承了顾炎武的经世思想和学风，听不同的是陶澍所处的时代决定他不仅要象顾炎武那样反对理学的空疏，同时还要对汉学矫枉过正，而在对汉、宋两学进行合理批判吸收方面，陶澍的思想又超过了前代。在对汉、宋两学批判的基础上，陶澍进一步阐述了汉、宋两学的关系：“窃以汉人言象数，宋人言义理，不可偏废。无义理则象数为诞，离象数则义理为虚，二者交饥，夫说经期经明而已，士有以是为门户域乎其中，龂龂相攻伐，为不可解也”。通经致用，首先是要通经，弄通经中所阐发的“致治之理”，而当时的汉、宋两学，都做不到这一点。因此陶澍折衷汉、宋，是在对汉、宋两学批判基础上的兼采两者长处，而绝不是简单地调和，只有“谈名理而不入于元渺，述象数而不失之支离”，才能真正达到通经致用的目的。陶澍折衷汉、宋的实质就在于此。

陶澍经世致用思想，表面上装潢着经学的门面，而实际的宗旨和内容是变革当时的社会，这一点我们虽未在陶澍的言论中找到明确的答案，但是在他一生致力的社会改革中，我们得到了最具有说服力的证明。

二、整顿吏治

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吏治腐败不堪。从部院大臣到下级书吏，从各省督抚到州县官僚，因循怠玩之风盛行，贪污行贿之百出，各级官吏不问民事、政事，而是到处投机钻营，瞒上欺下，营私舞弊，于民于国，贻害无穷。对此，陶澍痛心疾首。嘉庆朝陶澍为御史时，曾上书指摘吏部重签之弊，这篇奏折虽然得到嘉庆皇帝的赞许，但陶澍一点未满足，他深知清王朝“锢弊甚多，非一纸空言所能尽革”。担任地方督抚后，陶澍身体力行，他的每项政事活动，总是与整顿吏治联系起来。道光年间，陶澍调任安徽布政使，等待他的是经过五次清查尚轇輵不清的库藏亏空款目。接任后，陶澍满怀信心地表示“矢公勤，以效群寮，别贤否，以端吏治，除稂莠，以安良善；剔猾蠹，以慎勾稽”。他首先分析了造成库款亏空的原因，是由于官吏“疲玩因循”。接着又总结从前五次清查之所以未能奏效，是因为“五次清查，俱以州县开报之数入册定案”。在州县开报的数目里“多不实不尽”，根本无从发现亏款项目。针对这种情况，陶澍采取的措施是“检核司案，将州县款截清界限，俘欠款得实，而缺数自明……，以司库之档案，核州县之册报，虚实立见”，将藩司档案所记载的各州县欠款，核实州县册报之数，划清年限，一一清查核实。统计嘉庆二十五年以来亏银一十万三千一百四十四两，谷米麦豆一万八百二十六石，陶澍还详细地拟定了追补欠款章程。这次清查库款，用他的话讲，即“清旧欠即以杜新亏，庶几钱粮无紊，吏治亦可期澄叙矣”。

在整顿盐治过程中，陶澍注意“正已率人”。任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后，进行了盐法改革，其中有一条是“裁浮费”。浮费之中包括盐政衙门的办公费用，以及盐政养廉银。以前负责盐政的官员，不用几年便家财万贯，而陶澍带头执行自己所料定的规章，主动交出盐政每年的五千两养廉银，为盐法改革的顺利进行开辟了道路。

陶澍十分注意选拨培养人才，他“于劝学造士之道，每兢兢藉为先务”。他认为人才关系家国天下之大计，如果“去取无方，教导无法，则人材日拙，异日任之以事而不胜处之，以位而不称，甚者，势利痼于中，苞苴溃于外，怨毒之不衅，刑戮之不威，虽从而为之制，业已无及矣。此生民之大命，而有国之通患也”。

陶澍批评当时的教育方法，不利于人材的培养。“世儒茫昧于古人教弟子之法，全未理会，但知课以诵读，其号为老师”。

陶澍主张实学，对当时不利于人才选拨的科举制度，子以无情地揭露和批判。“夫自八比取士之法行，虽魁才硕学，不能不降而就律令，至其文之高下，则随时随地为转移，要惟以实而不以华为能垂世而可久焉”。

明中期以降，兴办书院之风大盛，但由于这不利于封建集权的统治，不利于思想的集中，而遭禁锢。为培养造就人才，陶澍积极办书院，他认为“书院之废兴”关系到“人才之聚散”，把办书院看成是培养人才的关键，他“建惜阴书舍于江宁，震川书院于嘉定，孰善书院于海州”。教导学生以“通经学古而致诸用”的经世之学。

至于选拨人才的标准，陶澍主张“治理必资练达人才”，人才应该是具备真才实学的人，“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这样，才能有益于社会。而对于人才的使用，陶澍认为应当“因才任使”，把有真本领的人用到社会所需要的岗位上，“方克收治理之效”，陶澍自己时刻注重人才的选拨和使用，他“用人能尽其长，所拔取多至方面节钺育名，在江南治河，治漕、治盐，并赖王凤生、俞德渊、姚莹、黄亮诸人之力”。陶澍幕府中网罗了许多锐意改革社会，又有经世之才的人，其中最著名的要属魏源了，在陶澍许多重大改革中，魏源为其献计献策，给予陶澍坚决支持。魏源对陶的胆识、魄力和才干也极为佩服。特别感激受陶澍知遇之恩。自称“源自弱冠识公京师，中岁棲迟江左，受知至恳以笃”。鸦片战争前，魏源一直追随陶澍。

陶澍发现近代著名人物左宗棠，更被当时和以后的人传为佳话，道光十七年陶澍“乞假省墓”，路经醴陵，当地县令让左宗棠为陶澍馆食，作了一幅楹联，上写：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陶澍非常欣赏这幅楹联，问何人所作，知是左宗棠后，当即召见左“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最后“与订交而别”。后来左宗棠成为陶澍的家庭教师，左宗棠的长女嫁给陶澍之幼子陶桄，左宗棠由此发轫，只凭举人身份，跻身上层官僚，成为后来洋务派办实业的代表人物，正是与陶澍的影响分不开的。

陶澍爱惜、珍重人才，也深谙培养人才之道：“至于爱惜士子，自属我辈当然之理，但宜存之于心，不宜出之于口，恐俗士未能体会，或以爱惜长其虚骄，及至陷于罪良，欲救之而不能，是亦不可虑其终也”。

三、主持海运

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形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赋税在明清以前是交纳实物。到明清时期，封建经济中心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而封建王朝的政治中心却移到了北京，所以尽管明清时期赋税的主要形式是货币，但是由于京城官俸、军饷和宫廷糜费的需要，清政府每年仍然从江苏、浙江、江西、湖广等省征收部分实物作为漕粮，通过运河转移到北京。元、明时期曾有过海运，但为官办。“元明海运矣，而有官运无商运”。且数量甚少（最多三、四十万石），主要还是通过大运河北运，嘉庆中，“洪泽湖泄水过多，运河浅涸”。河运漕粮难以进行。不得已，嘉庆皇帝下令筹议海运，受到章熙、勒保等人的极力反对，两江总督勒保言称海运之不可行竟有十二条之多。摄于顽固派“利不百不变法”的强大压力，嘉庆皇帝吓得宁可将受阻漕粮“起利盘坝或酌量截留，为暂时权宜之计”，也“断不可轻议更张”。漕运是封建国家的经济命脉，若非万不得已统治者是不会改变的。从此嘉庆朝“无敢言海运者”。

道光四年，“南河黄水骤涨，高堰漫口，自高邮、宝应至清江浦，河道浅阻，输輓维艰”，“河淮交病，漕运中阻”，情况比嘉庆时更为严重。迫不得已，道光只得下令筹议海运事宜，虽遭到两江总督魏元煜，江苏巡抚张师城等顽固派的反对，而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以及陶澍、贺长龄等一大批官员及其下属幕僚魏源、包世臣、齐产枢等坚决主张海运漕粮，道光帝接受了海运建议。

道光五年五月，陶澍被调任江苏巡抚，贺长龄任布政使，主持海运。陶澍亲往上海进行实地勘查，派贺长龄召集海商。陶澍亲自颁布招徕商船告示，主要内容是：1.“载米一石即有一石之价，另委大员当堂给发，丝毫不经吏役之手，虽装官米与民雇无异”。2.“沙船行往自由，不至掣肘也”。3.“船户管运不管交，不患收米勒掯也”。4.“在上海受载装米之外，仍准稍带客货到津，卸载之后，仍准放至奉天，揽装豆饼等物”。从这条告示看，给了海商很大利益和自由，告示一出“海商翕然，孑来恐后”。“当日即具到承揽七十余船”，商船很快便招募完毕。接着陶澍又制定了详细的海运章程，慎重地选择了航运路线，并绘成臻详的海运路线图，“海运水程系从上海至宝山，出吴淞口，由崇明十滧出外洋，正东过佘山，向北偏东行过大沙，转正北趋成山，又转西偏北至庙岛，达天津”。这段水程共长四千余里，对于漕船所经过的各段海程，陶澍都派人进行了实地测量，对各段海程水深，暗礁、港湾、风向、浅滩滩，都了如指掌。为了顺利实现海运计划，他在上海设立海运总局，天津设分局。

在周密的安排布置下，道光六年二月海运正式试行，一百六十万石分二批安全地运到天津，经验收大臣穆彰阿检查，米色莹洁，颗粒无损，海运获得成功，“共节省银十余万两（比河运），米十余万石”。

海运的成功，绝不仅仅是又快又省地解决了清政府的“天庾正供”，更重要的是避免了寄生于运河的一大批贪官劣吏对国家的勒索，减少了地方的浮收，使农民负担得到一定的减轻，并有助于财政危机的缓和。特别是海运利用商人进行运输，鼓励商运，客观上有利于商业运输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积累。“商业回空，载豆而南”，提高了商人投身海运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南北经济的交流，这是前所未有的。

海运的成功，经世派人物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次改革实现了他们的愿望和主张。魏源对海运给予高度评价，“其优于河运者有四利：利国、利民、利官、利商”。又道：“海运之利，非河之利，非河运比，本朝之海运，又非前代比，江苏之海运，又非他省比；而苏、淞等属之海运，又非他府比。诚欲事半而功倍，一劳而永逸，百全而无弊，人曰风俗日益厚，吏治日益盛，国计日益裕，必由是也，无他术也”。

陶澍是这次海运的领导者和决策人物，海运的成功，充分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和领导才干。陶澍原想使江苏漕粮继续实行海运，奏折上去，因“格于部议”而未允。究其原因是封建保守势力的强大，而根本原因在于封建制度本身的腐朽性，寄生于河运的官吏、旗丁、成千上万，砸掉他们的饭碗也许会引起社会动乱的加剧。海运虽然未能继续实行，但影响是很大的：“人知海漕利国、利民、利官，为东南拯敝第一策者自此始”。为经世派变法主张扩大了影响。

四、改革盐法

盐政在清朝是关系国计民生之大政，“盐税之收入与田赋、国税并重”。清代前期，两淮地区实行纲盐制。纲盐制是一种官销商销性质的盐法制度。盐商向官府缴课领取盐引后，到指定的地点买盐，再运到指定的地区销售。所谓盐引“即运盐执照，盐商纳税领受，而凭以贩运官盐者也”。被指定的“盐场行销之地日引地”。盐引是食盐专卖权的体现，盐商垄断盐引，也就垄断了引地，垄断了盐的专卖权。因此纲盐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但也使监商获得了世袭的垄断特权，统治者为了保证财政收人，就要保护盐商的垄断特权，而盐商要维持垄断特权，就要以盐课、捐输等形式向清政府贡献巨额款项。例如：盐商为了支持清王朝对白莲教起义的镇压，自嘉庆四年（1799）三月，至八年（1803年）正月，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盐商连续六年捐输，共达银七百万两。

统治者与盐商互相勾结、支持和利用，朋比为奸，使纲盐制的垄断性愈演愈烈，而由此导致了一个极为严重的后果，就是盐价高涨。除了上述的正课、杂银和巨额捐输被打入成本之外，盐务机构的办公费用，引商出卖盐引的“窝价”，以及盐在运输过程中的各种费用，包括运费、岸费及沿途所受的各种盘剥费用，统统打入盐的成本，使盐价成倍俱增，盐的出场价格“每盐一斤，不及十文”，而运到销售口岸，“盐价每斤需钱四、五十文”，如果再分到各处销售，“近者六、七十文，远者竟需八、九十文不等”。食盐高额出售，人民无力购买，“以致江广氓膏血尽竭于盐，贫家小户往往有兼旬弥月坚忍淡食不知盐味者。”

盐价高涨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的生活，人民无力购卖官盐，就致使私盐泛滥，官盐要维持统治地位，保证收人，就要禁私。私盐泛滥，使得官盐滞销，“两淮岁应行纲盐百六十余万引，及十年（道光十年）淮南仅销五十余万引，亏历年课银五千七百万，淮北销二万引，亏银六百万”。盐课大量欠收，清政府财政濒于破产，引起道光皇帝的极大恐慌，急忙调陶澍为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陶澍肩负着改革盐政、救国救民的天下重任，他深深感到要挽救清政府财政危机的状况，救人民于水火，非彻底改革盐政而别无他策。早在任四川兵备道期间，陶澍就曾以减价抵私的办法，抵制私盐，保证官盐畅销，因此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担任两江总督后，陶澍对改革两淮盐政充满了信心，通过详细调查盐务敝坏的原因，采纳了魏源等人的建议，毅然决然地于道光十二年首先在淮北以票盐制取代了纲盐制。

所谓票盐制，就是取消盐商对盐引的垄断权，实行“招贩行票，在局纳课，买盐领票，直运赴岸，较商运简捷，不论资本多寡，皆可量力运行，去来自便”。盐票是“由运司刷印三联空白票式，一为运署票根，一为分司存查，一给民贩行运。……民贩纳税领票时，……票内填注民贩姓名，籍贯，运盐引数，经销州县”。票盐制立足点在于“改道不改捆”，运盐不走原道路，“运盐出场由卡验收”，不必改捆。而从前是要三改其包的，“每包百斤者，改捆至千二百斤，号为三并引，而重斤夹私不与焉”。“改道”避免了运盐途中关津胥吏夫役的需索克扣，减轻了盐的成本价格。“每引五两有奇，减于纲盐大半”。“不改捆”，抵制了私盐。

票盐制受到民贩们的欢迎，民贩争先恐后领票贩盐，“未及四月，请运之盐已逾三十万引”。二年之后，竟出现了盐少贩多的情况，“淮北票盐纳课者已有四十余万（引），而产盐仅止二十余万（引）可见票盐制对盐业生产发展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

票盐制实行的结果，挽救了清政府财政危机。“每年销盐至四十六万余引，除奏销淮北正杂课银三十二万两外，更协贴淮南银三十六万两，嗣又带销淮南悬引二十万，纳课银三十一万两，”“统计两淮共完正杂银二千六百四十余万两，库贮实存三百余万两”。票盐制不仅超额销售了淮北之盐，完成了淮北盐课，而且帮助淮南销售悬引，两淮盐政大大好转，淮北扭亏为盈。“非特完课有赢无绌，兼疏场河，捐义厂，修考院，百废俱兴”。

票盐制盐价降低，对人民生活大有裨益，“皖豫之民盐价减而无淡食之忧”。

陶澍盐法改革有利于国计民生，促进盐业生产的发展，扶植商业的成长。对盐商以及寄生于盐政的一大批贪官污吏，给予沉重打击，遭到这些人的拼命反对。被裁总商鲍有桓的近族，御史鲍文淳，首先跳了出来，攻击票盐制度。扬州的盐商对陶澍更是恨之人骨，在纸牌中“绘一桃树，别绘一人为伐树状，以寓诅咒”。他们还对陶澍造谣中伤。陶澍不为所动，力排众议，坚持盐法改革，并将票盐制逐步扩大推行，晚年还要将票盐推行到淮南，因病死而“未竟其施”。道光三十年，由陆建瀛在淮南推行票盐法，完成了陶澍未竟之事业。

五、余论

综观陶澍一生所进行的改革，不难发现封建社会末期地主阶级改革家的特点，特别是鸦片战争的前夕经世派人物的特点。历史上也有过许多地主阶级内部的改革变法，如十一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中期的王安石变法，主要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挽救社会的财政危机，而针对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所进行的改革。临近封建社会末期张居正的改革，推行一条鞭法，着重点同样是在赋税制度，虽对资本主一义萌芽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但主要还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尽管如此，由于这些改革不能根本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而不能最终解决问题，也由于这些改良有损于大地主阶级利益，而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陶澍受到前代地主阶级改革家的影响，对他们十分钦佩，他特别称道明末张居正的改革：“明至嘉隆时，上恬下嬉，气象荼然，江陵张文忠公起而振之，掣领提纲，综核名实，法肃于庙堂之上，而令行于万里之外，其时海内殷阜，号为又安。迄今读其奏疏及手牍诸书，洞中窥要，言简而虑周，卓然见之施行，其精神气魄，实能斡旋造化，而学识又足以恢之，洵乎旷古之奇才，不仅有明一代所罕观也”。陶澍的改革是在封建社会最末叶，在维护封建统治、挽救社会危机这一改革出发点上，与前代改革有着共同之处，这是由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相同决定的。但是陶澍改革又具有时代所赋予的新的内容。嘉、道年间，封建制的危机程度已超过了以前各代，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产生。西学逐步东渐，具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思想也开始传播，在这种形势的影响下，陶澍便不能不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形势，以经世致用思想为基础，思想上和作为上，都走上了一条与传统观念相抵触的道路。陶澍主张“通经”，是为了研究前人治理天下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为此，他既批判宋学空谈无实，又不满足汉学繁琐迁阔，拆衷汉宋是为弄通儒家经典，使之能够更好地为现实社会服务。在山雨欲来风暴将临的社会形势下，这种“折衷”对统一当时士大夫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陶澍注重培养和选拨人才，反对八股取士，主张“因才任使”，是值得后人借鉴和学习的。利用海商运送漕粮，利用商贩解决盐课，都是顺应时势，有利国计民生之举，在客观效果上促进了各地区经济交流，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积累，叛离了传统的“重农抑商”之道，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土壤。陶澍的改革是他“经世致用”思想的具体体现，他的改革实践证明，他所提倡的“经世致用”的目的，就是为了改革社会。

陶澍与当时经世派人物一道，着眼于关系国计民生诸大政的改革，反映了鸦片战争前夕经世派人物的特点，改革的经验教训证明，孔孟之道已无法维系封建统治。因此，鸦片战争爆发后，魏源、林则徐等人开始学习西方，寻求新的社会改革思想。

陶澍的一系列改革，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国家机器，有利于国计民生，但由于阶级的历史的局限，使他的改革难免带有不完备、不彻底的地方，加上顽固腐朽势力的阻挠，致使许多已取得成效的改革付诸东流，不能继续实行下去。千疮百孔的封建社会，已经不是靠改革家的几项改革所能弥补的了。